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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刘平梅

熊安东



  在监狱里,我见到的同案中,始终不承认反革命罪的只刘平梅一人。为此,他少不了经常挨批判,甚至被逼迫低头认罪,他都是沉默不语以示抗拒。批判他的人与他无私人仇恨,批判一个不认罪的活把子是个机会,出于自我保卫本能,借此向专政当局表态。
  被判刑、关押二十年后,1972年8月28日,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调离监房。只刘平梅一人没被通知,他仍留在监房里。他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地走了,他不知道我们被调到那里去,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调到那里去。到了一间办公室,我们才知道:宽大释放,但不放,从监狱关押转移到劳改农场受管制。
  我们到农场安顿下来二十多天,一部小汽车把刘平梅送来了。我立即猜想,把他一个人关押了二十多天,一定是经受了精神压力或其他,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了,才放他出来。
  我的猜想完全错了。
  刘平梅被送到农场的第二天,来了许多干部,有公安局的,有监狱的,还有一穿军装的可能是军代表。农场的专职管教干部陪同他们到刘平梅住的房间找刘平梅谈话。管教干部叫我去烧开水准备泡茶,叫其他人都回到自己住的房间里,不要随便走动。
  灶间在刘平梅住室的对面。他的屋门关着,屋里的谈话,我听得不十分清楚。屋门开了,干部们准备走出时,一位干部高声地说:“你这种态度,叫我们怎么向上交待!”这句话我听得清楚,到现在都不忘。从这句话里使我知道刘平梅的态度没有改变,他仍然耿直、坚持、“顽固”。“顽固”得使政府干部都感到棘手。
  判刑、关押、强制改造了二十年,都没有把一个刘平梅改造得自觉地说假话,做假人。最后单独关押他二十多天才从监狱释放出来,再找他谈话,他仍然“顽固”,使“对罪行有所悔改,宽大释放”的政策不能自圆其说,使政府干部无可奈何地讲出:“怎么向上交待!”
  我提着开水到管教干部住的房间兼办公室去沏茶,那位高声讲“叫我们怎么向上交待”的干部问我:“你说说,刘平梅是怎么回事?”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使我立即想到二十多天前在监狱办公室的一幕。一位干部把我叫到身边讲:“你的改造表现不怎么好哇,还要继续改造思想。”现在叫我说说刘平梅是怎么回事,明摆着是考察我的思想。我回答:“刘平梅脾气怪,对他,我不十分了解。”我沏好茶,又灌满保温瓶后迅速离开了管教干部的住室回到自己屋里。
  回到屋里不久,看到两名干部从我窗外走过,又去刘平梅屋里,不一会功夫,他们又从我窗外经过,回到办公室。来去匆匆,不知他们向刘平梅交待了几句什么话。他们回到办公室不久,就听到干部们乘车离去的马达声。管教干部随即在院子里巡视一圈后,也出门去了农场场部。我们住所的院子里又恢复了宁静,我呆坐在自己屋里,好半天心情没有宁静下来。
  我们由监狱关押转到农场受管制七年后,1979年6 月5日,刘平梅同其他人一样拿到一份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裁定书上写有: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宽大释放,给予公民权,等语。真是解铃系铃,笔下生花。一场为洋大人祝寿的闹剧谢幕,留给后人评说。
  把我们安置农场受管制期间,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六十元,花不完的。响应政府号召,把多余的钱存到银行里,支援国家建设又生利息,公私两利。从1972年到1979的七年间,刘平梅在银行存了二千多元,是我们六人中储蓄最多的。1979年6月离开农场时,我们把存款本金和利息全取出,银行收回存款单据。刘平梅认为利息属于剥削,他分文不要,只取出存款本金,银行没有收回他的存款单据。
  2001年5月刘平梅到温州参加陈独秀晚年思想学术研讨会后,来上海逗留两天,我曾陪他到附近小公园散步,他谈起了狱中被批斗事。树林里挂着几只鸟笼,画眉鸟在笼里鸣唱。刘平梅说:“看到这,有点条件反射。”时已过,境已迁,心灵上一道伤痕难抹掉。
  六年前相逢又分手,竟成永别。

写于2007年冬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