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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党史
第八章 陳獨秀出獄後的政治活動與政治見解。
中共誣告「托派漢奸」。
陳獨秀與托派中央臨委的爭論
陳獨秀出獄後的政治活動與政治見解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出獄，國民黨極力拉攏陳獨秀。國民黨中統局處長丁默村去接待陳獨秀，企圖把陳獨秀拉入國民黨組織，向陳獨秀提議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居住，為陳獨秀所拒絕。陳獨秀暫住在陳仲凡家裡。
周佛海等人請陳獨秀參加「國防參議會」。陳獨秀拒絕之，回答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今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要陳獨秀組織一個新的共產黨，給十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五個名額，並委任陳獨秀為勞動部長。陳獨秀拒絕之，笑說：「蔣介石是異想天開！」。
陳獨秀於9月9日離開南京去武漢。有人勸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組織，他拒絕了。
據鄭超麟說，陳獨秀出獄後不能回上海，是因他已公開，租界已不能住，會被捕。托派中央機關是在租界，上海租界快要被日軍佔領。南京政府已撤退，上海駐軍也撤退了；另一方面，托派中央臨委為彭述之所把持，陳獨秀和彭述之不和，在獄中就時常爭吵，陳獨秀不願與彭述之在托派組織爭雄，故不願回上海參加托派組織工作。
陳獨秀出獄後，游離於托派組織之外，他沒有參加托派組織生活，沒有進行托派活動；但他的心仍是向著托派，他把自己作為托派的一員向托派提意見，向托洛茨基提出自己對中國托派活動的意見。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政治局面。中國共產黨宣稱，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其實，共產黨只能說取得十分之一的合法地位（上層人物可以公開活動）。實際上國民黨並不與共產黨合作。1939年4月國民黨秘密訂立《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不容許共產黨在各地「有任何公開或秘密組織」；「否則，一經發現，即以戰時非常活動論罪」。故此，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不能公開活動，只能是秘密的「地下黨」。禁止共產黨所有的機關報及雜誌出版。國民黨不是把槍口對著日本敵人，而是包圍共產黨部隊，以「不服從軍令」為口實，製造了包圍並殲滅了共產黨的新四軍的「皖南事變」。共產黨員、共產黨部隊的指揮員被國民黨逮捕、關禁的不少，不少人被國民黨槍殺了。
原是中國共產黨員，後為中國托派的羅漢，1937年8月間在南京以個人身份拜訪了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要求：一、中共幫助在國民黨釋放政治犯時也把陳獨秀以及其他在獄中的托派政治犯釋放；二、1932年2月，托派中央曾向中共中央建議合作抗日，中共一直沒有答覆，未知中共是否同意這個建議。同時羅漢要求恢復組織關係。
葉劍英對於第一點「欣然允諾」。關於第二點合作抗日之事，及恢復組織關係回歸共產黨之事要電告中央定奪。並請羅漢親赴延安。9月初，羅漢到了西安，與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負責人林伯渠聯繫去延安問題。因山洪暴發，公路被毀，汽車不通，沒有去延安，決定用電報協商。9月9日，羅漢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五點建議和要求，其中提到請中央勸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回黨工作。
陳獨秀出獄與中國共產黨無關。陳獨秀出獄後，於9月間曾和中國共產黨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秦邦憲）談過話，他聲明他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不代表任何黨派，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9月，到武漢後，先後和董必武、葉劍英、博古談過話。陳獨秀一再提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問題。陳獨秀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只是覺得共產黨在未轉變之前的路線未免太左，既轉變後的路線又未免太右一點，陳獨秀不是提出回歸共產黨。
中共中央就陳獨秀、羅漢的要求，以毛澤東張聞天署名的電報作答覆。答覆的電報交給羅漢。中共提出三個條件：「一、公開表示放棄和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參加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關於其他關系〔回黨工作〕，則在上述三條件實現之後，可以再行考慮。」118
羅漢表示不能代表陳獨秀接受條件，願代為轉達。
1937年10月16日，羅漢偕同董必武拜訪陳獨秀，沒有把中共答覆的電文交給他，只是口頭轉達中共中央「三項條件」。陳獨秀立即表示：「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即，陳獨秀不認為參加托派是錯誤的）陳獨秀不接受這樣的條件。
托派中央聞得羅漢在南京、西安與中共洽談合作抗日的事，立即發表聲明：指出中共的「聯合陣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制動機。」聲明：托派與中共無「妥協」之可能。羅漢早已脫離托派組織關係，無代表托派資格，「其行動與本同盟無關係」。119
羅漢應托派的要求，致函彭述之，聲明「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此次赴京及西安之行，與中共洽談「純本朋友之誼」，援助老戰士出獄及武裝抗日之事，是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無關。
中共誣告「托派漢奸」
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登載《陳獨秀先生往何處去》一文，希望陳獨秀「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裡來」。把陳獨秀稱為「老戰士」，並沒有把陳獨秀看作漢奸。公開誣告托派，陳獨秀為「漢奸」、「特務」是從王明、康生開始的。
正當陳獨秀與中共接觸洽談合作抗日的時候，就是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國工作的時候（他們是在1937年12月上旬回到延安）。王明得知中共中央正與陳獨秀洽談合作抗日的事後，在1937年12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堅決反對。他說：「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說，陳獨秀每月領取日本特務機關三百元津貼，充當日本間諜。會上有人說，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不同類，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不是事實。王明立即拿出斯大林這張「王牌」出來，反駁說：「斯大林在雷厲風行地反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他蠻橫地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日本間諜。」同時，王明指張國燾部屬以前第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和秘書長黃超都是托派。又說，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也是托派，這次路過新疆捕審他們，直供不諱，被處決了。120
王明一回到中國，就寫污蔑托派的文章。1937年12月4日出版的《解放》第26期，登載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寫道：在抗戰開始的條件下。「日寇偵探機關，必然更加設想安插自己的偵探、奸細、破壞者、暗殺兇手和暗害者等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他們首先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他說，托匪分子按日寇偵探機關的指令，在上海、南京、西安及其他地方進行破壞和偵探工作。還說薛農山、任卓宣和鄭學稼是托派。黃平、徐繼烈、屠慶祺（杜畏之）等，每月從日寇「華北特務機關」，「領取五萬元的津貼。」
康生於1938年1月28日在《解放》週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長文。文章寫道：「日寇每月津貼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五萬元，要他組織所謂『新黨』，來對付共產黨，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廣西托匪徒黃（王）公度，李血淚等，叛賣祖國，破壞抗戰。「托匪的政治綱領是『不妨礙日本侵略中國』。」「托洛茨基匪首給他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們的指令是幫助日本侵略中國。」「1931年『九一八』事件……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的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組織。談判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領取了。」121
所謂「托匪的政治綱領是不妨礙日本侵略中國」，是康生從蘇聯1937年1月「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控告托洛茨基指示平行中心「絕對不去妨礙日本侵略中國」借用來污蔑中國托派的。
「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是編造出來的假案，指控托洛茨基的各種罪行都是捏造的。
康生這篇文章一發表，社會輿論嘩然。傅汝霖、段鍚朋、高一涵、陶希聖、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等人，就致函報社，「為陳獨秀辯誣」。聲辯函寫道，共產黨的《群眾》、《解放》及《新華日報》「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生平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的言論行動，亦全國所共知，漢奸匪徒之銜頭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陳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代為表白。」122
陳獨秀在入獄之前及在獄中，就曾寫過不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文章，在托派刊物上發表。出獄後，又寫過《抗戰大綱（七條）》（曾由羅漢交給中共）。在武漢各間大學的演講及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抗日的文章。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而康生不顧事實，誣稱托派、陳獨秀是漢奸，他編造出來的根據是：「明明為日寇的偵探機關效勞，而他們都假借反日招牌，這種漢奸是不易識破的。而托洛茨基匪徒，在日寇所稱贊的『高明』技術掩蓋之下，使成為這種暗藏的日寇偵探最出色的工具。」123
康生誣告人的手法的確是「高明」的。用這樣的招數就可以把托派、陳獨秀所有抗日救國言論及抗日活動一筆抺煞了。不過這個手法並不是康生發明的，而是從斯大林那裡學來的，斯大林稱反對派是「兩面派」。於是康生就用這個「兩面派」結合中國的「實際」加在托派身上，蠱惑人心，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閉了。
其實，中共從各方面進行反托運動，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令而進行的，1938年3月5日，中共《解放》報發表《共產國際關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奸細——托洛茨基分子作鬥爭的決議》，要求共產國際各支部把托洛茨基分子清除出去，在報刊上開展有系統的反托洛茨基的鬥爭，反托洛茨基的鬥爭是日常的鬥爭任務。在此期間，《新華日報》發表一些文章、短評，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這就激起陳獨秀極大的憤怒。於是，他於1938年3月17日寫《給〈新華日報〉的信》，表明自己對中共所提出的「三項條件」的態度。他寫道：我自出獄後，曾與葉劍英、博古談過話，「從來未議及我是否漢奸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你們說我接受日本津貼當間諜，由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是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問題。你們對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與漢奸匪徒為伍，他應該公開坦白地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並在實際上反對托派漢奸行為』。我坦白告訴你們：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含血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經過長期入獄和戰爭中的交通梗塞，中國是否還有托派組織存在，不甚知道。「我在南京與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脫離托派，「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124
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信中，要中國共產黨拿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證據。但是中國共產黨沒有把證據拿出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沒有掌握到證據呢？還是掌握到的「證據」有毛病，會把真情「露餡」，而不能把證據拿出來嗎？中共說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是在1932年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的托派中央。在1936年4月，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把接受日本津貼的托派聯合於「人民抗日統一戰線」之中呢？還是控造者在1936年4月以後才製造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又把事情推前到1932年春發生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捏造者就沒有把事做得「天衣無縫」。其中一個很大的破綻是，介紹人國民黨的外交次長唐有壬於1935年12月被蔣介石特務刺殺身亡。
直至到八十年代，陸續出版了有關托派的書藉，對陳獨秀評論的文章在黨史刊物，各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不少。特別是對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進行批駁，否定王明、康生對陳獨秀托派的誣告，其中林青山：《康生外傳》（在香港出版）中的一節（該書的第61頁－77頁）詳細分析了王明、康生對陳獨秀、托派誣告為漢奸的事情。
林青山分析道：唐有壬在1932年是蔣介石任命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那時，他未成為親日派，只是到了1933年8月汪精衛為外交部長，唐有壬為外交次長，成為汪精衛心腹後，方成為親日派。而此時，陳獨秀已在國民黨監獄裡。康生說，唐有壬介紹陳獨秀等托派分子同日本特務機關「談判」之時（即1931年「九一八」之後），恰恰是唐有壬唱著「抗日」高調之時。後來1935年12月，唐有壬在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的矛盾中成為犧牲品，被刺身亡。康生把死人唐有壬請出來，讓他扮演「日本特務機關代表」這個決定性的角色，無非是唐有壬不會站出來提出抗議吧了。
康生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裡有說，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給蘇聯「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的信中有「我們應將庫頁島之煤油讓與日本……同時也絕對不去阻礙日本的侵略中國」。林青山指出，這是「移花接木」。既然，托洛茨基是1935年給他俄國信徒的指示，而中國托派陳獨秀並不是未卜先知者，他怎麼可能在托洛茨基發出指示之前四年，即1931年就已執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呢？
林青山對王明、康生誣告陳獨秀的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事情，引用了「一位頗有頭腦的中共高級領導人」的話：「純粹是栽贓！這不是瞪著眼睛說瞎話麼？太不實事求是了。」
這位領導人，一言「道破了天機」！這也適用於1939-1940年華南的「胡蘭成事件」。
中共反托的陰謀，延伸到處於日軍大後方上海。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當了漢奸，當上了招商局的總辦，為抗日的地下特務暗殺了。數日後，在上海由中共主持的《譯報》發表一則新聞，說，李國傑被殺前，曾與托派彭述之同行云。這則新聞顯然有兩個目的。1.企圖捏造一個罪名：「托派與漢奸勾結」。2.然後，就由中共特工直接行動刺殺彭述之，或假手國民黨特務來暗殺彭述之。故此，托派為了防範不測，彭述之暫時躲避。並且立即請了一位外藉律師德藉猶太人，喬維孝夫，致函《譯報》提出抗議，要求更正。結果，譯報「照登來函」，以此了結這段卑鄙齷齪的反托神話。125
陳獨秀與托派中央臨委的爭論
1937年12月中旬，王文元來到武漢，與陳獨秀長談。陳獨秀攻擊上海臨委「只會背托（洛茨基）文，於實際政治鬥爭一無所知。」陳認為，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須拋棄，應採取新的工作方法，走新的道路。中國抗戰引起革命是不可能的。將來城市與鄉村的不滿日益增長，而能領導這些運動的只有那些主張民主與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辦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以自由與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革命的可靠保證。
陳獨秀這樣想，就這樣做。
陳獨秀在武漢，結識了在武漢養傷的國民黨陸軍一七九師師長何基澧。何基澧要在漢口招募一些革命青年到部隊，對士兵進行政治教育工作，他這個想法對陳獨秀說了，深得陳獨秀的讚許，陳獨秀與何基澧商擬，在軍隊駐地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增強軍隊的力量，爭取抗日的勝利。
準備王文元、濮德治和馬ｘｘ三人先去設在內黃的一七九師部，可是臨動身的前夜，突然得到通知何基澧被免去師長職。於是，陳獨秀到部隊去工作的計劃落空了。
此外，陳獨秀和譚平山的第三黨、救國會以及一部份民主人士接觸，企圖組成聯合戰線的團體，「不擁國，不阿共」，以爭取民主、自由為目標，後來民主派人士受王明、康生誣蔑陳獨秀為日本間諜的影響，斷絕了與陳獨秀的來往。
陳獨秀在武漢甚為活躍，他在華中大學、武漢大學、漢口青年會演講，及在各種報章雜誌上發表抗日文章，他首先認定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革命戰爭，要喚起全國民眾擁護這一戰爭，他提出十條抗戰綱領：（一）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的目的；（二）各黨派及人民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三）聯合蘇聯及全世界的工農民眾（日本的工農也在內），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四）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財產，沒收漢奸貪官汙吏的財產，充作救濟傷兵及難民的費用；（五）強迫富人認購救國公債，徵收財產累進稅和加重營業所得稅，不把戰費加在工人、貧農及小商人，小職員身上；（六）解除人民痛苦，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制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徵工、拉夫等；（七）恢復各業群眾選舉自己的工會、學生會、商民協會、農民協會；（八）改組全國軍隊，直隸中央政府，加強軍隊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軍隊和駐地民眾親密合作；（九）武裝人民，尤其要武裝工農民眾，以肅請漢奸，組織前線失業工人的特殊軍隊，加入作戰；（十）迅速召集國民大會，主持和戰大局。126
陳獨秀認為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國民黨應該承認在野黨的合法存在，而各黨派應該擁護抗日戰爭，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抗日的軍事統率權。127
國民黨在抗戰時期，提出「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陳獨秀與之針鋒相對的，提出反對國民黨的統一思想。128
上海淪陷，南京失守，日軍長驅直入。1937年12月間，外報盛傳中日言和停戰，外交部辟謠「謂於今日而與日本言和，即為漢奸」。陳獨秀要人民「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129
陳獨秀這些抗戰的言論，立即受到托派中央臨委的批評：（1）陳獨秀公開宣稱他「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這是完全採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2）國民黨政府只是『應戰』，不可避免的會中途妥協投降；故此，準備它真正投降時推翻它。而獨秀卻要民眾『相信政府有抗戰決心，不會中途妥協的』，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欺騙民眾，這與我們的基本政策毫無共同之點。（3）陳獨秀要各個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為一談』。這就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是完全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4）陳獨秀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這實際上是否認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這根本是反動思想。（5）陳獨秀在給《新華日報》的公開信中，宣稱他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即公開宣佈他已脫離『托派』。這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6）陳獨秀離開第四國際的立場走向機會主義，主要由於他出獄後妄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國民政府妥協，不得不向斯大林黨表示讓步，而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陳獨秀要想重新回到革命隊伍裡來，首先必須考慮他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發展到不可收拾。」130
約在1938年7、8月間，中國支部彭述之、劉家良，寫信給第四國際書記處，說陳獨秀已離開了托派。（就是根據陳獨秀公開宣稱：「我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而確定陳獨秀脫離了托派的）。1938年9月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主席在報告中，提及離開第四國際的名單中，就有陳獨秀的名字。
其實，陳獨秀說：「我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話，托派是為國民黨鎮壓的黨派，陳獨秀不能說與托派有關係，否則陳獨秀就會再次被捕投入監獄。他只能說：「沒有關係」，「我不知道托派是否存在」。而陳獨秀是確實知道托派是存在的，而且知道托派中央機關在上海。陳獨秀仍然與托派有關係，陳獨秀的言論托派中央臨委多次作出決議予以批評，而陳獨秀寫信給托洛茨基，申說對中國托派的批評意見。中國托派中央，一直到陳獨秀死，沒有開除陳獨秀。
直至最近，2003年2月在比利時舉行的第四國際第15次代表大會上，日本高木圭（得到與會香港代表支持）向大會提出糾正第四國際1938年成立時有關陳獨秀已離開第四國際的錯誤紀錄，高木圭的動議獲得大會通過。
1938年10月底，中央臨委書記陳其昌，繞道香港入川到江津看望陳獨秀，帶來了托洛茨基1938年6月25日給李福仁的信——要陳獨秀去美國，以及臨委《我們對獨秀同志的意見》。陳獨秀拒絕臨委的批評意見並立即寫信給托洛茨基，交陳其昌帶去上海，托李福仁寄去托洛茨基。
陳獨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寫道：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意志，倉卒應戰，「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並非意外的事。」日本佔領中國廣大地區，「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佔住了中國幾處重要據點和交通線，日本國內和國際如果沒有發生巨大的事變，中國是沒有力量趕他出去的。」
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不滿五十。全國游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我們沒有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多大發展，如果政策比較正確些也不致於現在這樣衰萎。「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傾向。例如，有些人認為民主革命在中國已經完結；有些人認為下次革命性質是單純社會主義的沒有民主成分；有些人認為中國下次革命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有些人認為國民會議口號沒有階級意義；有些人認為國民會議是反動時代和平運動的口號，不能用為奪取政權的口號，無產階級只有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有些人認為民族民主鬥爭是資產階級的任務，不是無產階級的任務，攻擊同志中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應負起解決民族民主任務的人是左派資產階級意識；「有些人認為任何時期任何事件任何條件下，和其他階級的黨派協議對外國帝國主義或對國內獨裁者的共同行動，都是機會主義。這些極左派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者。」那些極左派的人，雖然說參加抗戰，卻認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是革命的；「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著，不但無法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更加狹窄。「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
我們「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佔領的環境中開始工作……只有在組織得相當數量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現時遠離群眾，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頭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關起門來自立為王，那麼，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131
在上海的托派中央臨委看到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立即寫了《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1939年1月29日）。
《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寫道，抗戰已到決定的階段，「因此，我們也得對一年來抗戰失敗的經驗及我們過去的政策，有重新加以檢討的必要。恰在這時，我們又看到D.S.同志致托同志的一封信，其中主要是攻擊我們整個組織在抗戰中的策略是『極左派』的，因而他把這次抗戰失敗的一部分責任加在我們身上，……這迫得我們不得不立刻將我們過去的政治路線，重新加以檢討，並根據現時抗戰的情形和趨勢，以確定我們今後的策略和工作方針。」國民黨自開戰以來，一直是「應戰」，其意在於以「應戰」來達到最後的妥協。我們不管國民黨政府的「應戰」目的怎樣，我們認為這個反帝國主義的戰爭是進步的，含有革命的意義，因此，我們自始「決定擁護這個抗日戰爭，主張參加這個戰爭」。初時，我們還保留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不久，我們便把這個口號取消了。1937年11月，召集一次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案中，明確地指出了中國這次抗戰中的任務和策略「我們的政綱是：一、立刻宣佈對日絕交和宣戰，沒收日帝國主義在華的租界及一切財產；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完全自由；三、工農兵普遍組織抗日委員會；四、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及高利貸債務；五、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貧農和抗日士兵；六、反對藉口戰爭增加工時和減低工資，失業工人由資本家維持；七、八小時工作制；八、反對資本家怠工破壞生產，工人監督生產；九、在戰爭時期內免房租（至少必須按一定比例減低房租）；十、沒收日帝國主義者、漢奸、奸商的財產救濟難民；十一、徵收累進稅撰充抗日經費；十二、締結中蘇軍事同盟，聯合弱小民族共同抗日；十三、國內一切弱小民族自決；十四、解除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完成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十五、取消國民黨的軍事獨裁，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我們對斯大林黨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派別的態度是，斯大林黨澈底投降國民黨政府，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賣。「必然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的天然工具，無產階級先鋒隊為了爭取群眾的抗戰的革命統一，必須無情地打擊小資產階級改良派，以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鬥爭政綱，去抵抗斯大林黨為首的欺騙虛偽的機會主義（放棄階級鬥爭）的潮流。」但是，我們「為了統一民眾的抗日行動起見，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與斯大林黨及其他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派別根據當前最實際迫切的任務訂立共同行動的綱領，共同組織抗日委員會，共同進行鬥爭」。就是對於國民黨左派，只要沒有放棄「應戰」的行動時，我們也應與之訂立臨時事務性的協定，共同抗日，但在共同行動中，必須揭破國民黨各派的妥協投降企圖，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如果它實行妥協投降時」。132
托洛茨基從1937年12月、1938年1月、1938年6月三次寫信給在中國的李福仁，要陳獨秀去美國，在托洛茨基讀到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以及看到中國臨委1939年1月29日《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之後，托洛茨基於1939年3月11日寫信給李福仁，寫道：「我讀了你1月19日從上海寫來的信，以及收到從四川方面寄來的意見，心裡感到很大的興趣。我們終於獲得過去所缺乏的那種消息了。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陳獨秀〕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現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確度來判斷這些可能的分歧。」
「當然，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的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的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最後，托洛茨基再次要陳獨秀去美國（那時，第四國際設在美國）。
中國中央臨委看到托洛茨基於1939年3月11日寫給李福仁的信後，再次發出《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志問題》批評陳獨秀，並進一步說明托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政策。
《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H.（即D.S.陳獨秀。下同。）同志問題》寫道：「D.H.同志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採取取消主義的觀點。」「主要原因就是他對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及社會主義的信心根本動搖，他之屢屢鄭重『無保留地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於民族民主鬥爭！』」是接近於「階段論」。他說，中國現時還是「初期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發展的餘地，要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他在他提出的政綱中，把『八小時工作制』降為『減少工作時間』，把『沒收土地歸貧農』降為『解決貧農耕地問題』，D.H.同志出獄後對組織採取冷漠態度，他表示『各人幹各人的，將來再說』。他在敵人面前公開表示他和托派無關係，這足以窺知他的取消組織觀點，『我們與D.H.同志的取消觀點，也陷於不可調和的地步』。」
「他批評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例子，大半是過去數年前的爭論（從前的爭論多份限於少數上層同志，包括D.S.同志），這種爭論早已結束，而他所列舉的那些幼稚的見解久已在過去爭論中淘汰掉了，現在組織內部沒有任何同志輕視民主民族鬥爭的意義，沒有任何人懷有D.H.所列舉的那些陳舊不堪的意見。雖然他列舉的後面幾個事例（如「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等）純然是他道聽途說或憑空臆造的。……臨委一再最後負責聲明：D.H.攻擊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罪名，沒有一條是真實的！」
臨委說，並不是說我們毫無缺點和錯誤，我們最大的弱點，便是老同志差不多大半消極、腐化、墮落，而留在組織內的幹部大半是後起的年青分子，往往因政治鬥爭和工作經驗較淺，不能拿原則活用到事變中去，其次，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於孤立、受迫害，一貫與群眾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不能及時反映群眾心理的變化，這些缺點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更不是「極左派」的表現。
臨委同意托洛茨基對待陳獨秀的意見。「我們對D.H.同志是尊重的，他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對他採取審慎的步驟。去年上海十一月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案要求他恢復組織生活，和我們進行澈底的討論，以期達到最後的結論。我們認為他的言論已非常嚴重，已發生很壞的影響。有些同志主張與他決裂，但我們仍極力抑制，僅以內部批評為限。『我們自得托同志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到美國去』，我們現在特別請求同志注意：假如我們這次不從D.H.同志的錯誤中得出真正的教訓，我們無法保障D.H.同志不在事變的下一階段或將來事變中不走得更遠，做出更大的錯誤，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D.H.同志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澈底的討論。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133
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9月1日，德國侵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7日，蘇聯出兵，佔領了波蘭東部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28日蘇德兩國政府簽訂劃定邊界條約。德國共得七萬二千八百餘平方公里的土地；蘇聯獲得東部波蘭的七萬七千六百餘平方公里的土地，這樣，也就是德蘇瓜分了波蘭。11月蘇軍攻佔芬蘭，德軍橫掃歐洲。
1940年3、4月間，陳獨秀寫了三封信給濮德治，表示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他認為不應該抄襲列寧對1914年大戰策略——失敗主義，現在有人把失敗主義應用於此次世界大戰，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質。「不但在德國，即英法普羅政黨固不應採用『保衛祖國』的口號，卻應該採用『共同攻打法西斯的希特勒』的口號。……若在英法取失敗主義，只有促成人類浩劫。」
在此次大戰或戰後短期內，大眾的民主革命無實現之可能。「必須首先必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社會主義與格柏烏政治。因此，一切鬥爭（反帝鬥爭也包含在內）比起這個鬥爭，都屬於次要的地位，若是有害於這個鬥爭的鬥爭，更是反動的……即令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動的，民族鬥爭一脫離世界鬥爭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動的。」
這次世界大戰與上次世界大戰有所不同。「上次大戰的結果無論英敗或德敗，人類命運無甚變化，此次若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法西斯主義和格柏烏政治，是大眾民主運動的制動機……誰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頭，我情願做他的奴隸。」134
托派臨委對陳獨秀給濮德治三封信所表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見，立即作出決議，批評陳獨秀「公開的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國主義方面反對革命的『失敗主義』，反對『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認為不但在英法美國內反對戰爭是反動的，即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動的』，——這明顯地完全承襲了過去斯大林『以民主陣線反對法西斯陣線』之荒謬立場，……這與第四國際對第二次大戰的基本立場和策略毫無共同之點。」第四國際對第二次大戰所通過的綱領《第四國際與戰爭》，明確地指出：「這次戰爭是為著重新分割世界而在不同陣營的帝國主義奴隸間進行的」，我們沒有半點理由，把列寧1914年和1917年對戰爭的原則（失敗主義）加以改變。
決議寫道，這也正是我們自大戰開始以來所採取的立場，這是與D.S.同志的意見完全相反的。「因此，我們鄭重聲明：D.S.同志對於這次大戰所持的意見是根本錯誤的，是赤祼祼的英法帝國主義的思想，是根本違反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尤其是違反英法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利益的。D.S.同志如果不立即放棄此種錯誤的危險的思想，勢必完全離開第四國際」，我們希望D.S.同志慎重考慮，我們準備繼續與D.S.同志討論這個根本問題，但望D.S.同志不要將自己的意見公開向外發表，以免引起我們中間的嚴重糾紛。135
陳獨秀並不接受臨委的勸告，他仍然抱持自己對第二次大戰看法和反對採取失敗主義的立場，而且繼續對外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
他在《給連根的信》中反批評臨委的意見：「你們的意見一致，我都見著了，不得不力疾簡單的，覆你數語：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上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都是如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狹廣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民主。」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國主義者階級作用不同。英法美能容忍無產階級組織至某種程度，法西斯則根本鏟除無產階級組織與宣傳，德意俄的格柏烏政治和英法美的議會政制是不同的；第三、不懂得「中間鬥爭」的重要性；第四、英法失敗後，革命起來推翻整個資產階級之假定，這完全是幻想。你們反對民主國的英美，不攻擊法西斯，擁護蘇聯這三個政綱合起來，「第三、第四國際理應合併了。為此你們以後再反對斯大林，便是無政治原則私人權位之爭了。……你們的意見若無望改變，和死狗妥協只是時間問題。」136
陳獨秀把他的政治見解集中寫在《我的根本意見》上。他寫道：「此次大戰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它發展到第二階段之始，即是由多數的帝國主義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集團之開始」。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廿餘年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斯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問題。」在他《給西流的信》中對此問題，他是這樣說的：「我根據蘇俄20年來的經驗，深思熟慮了6、7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一）我認為非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斯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斯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試問斯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籍著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秘密的政治員警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產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致政治消亡之間，各個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致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的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民主制度，只會出現「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汙、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在《我的根本意見》，陳獨秀談到此次世界大戰，自然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但不能否認英美民主國尚有若干民主自由，而希特勒納粹黨只許有它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許任何異己之存在。希特勒勝利，將使全人類窒息，甚麼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民族解放，一切無從談起，所以「消滅希特勒的納粹黨徒」為各民族共同進攻之總目標，其他一切鬥爭，只有對於這一總目標有正的作用，而非負的作用，才有進步意義。
故此，陳獨秀認為，對民主國家方面不應該採取失敗主義。在中日戰爭中，對中國方面也不應該採取失敗主義。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只有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結合起來，才能取得勝利。137
在《給S和H的信》中，說到「第七條（《我的根本意見》第七條）主張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內）之價值」。要做一個「終身反對派」。138
陳獨秀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提出的。139那麼，也要重新估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價值了。故此，陳獨秀《致鄭學稼》的信寫道：「列托之見解，在本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弟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澈底推翻。」140也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澈底推翻的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臨委會通過《關於D.S.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意見和決議》：（1）D.S.根本否認了無產階級專政，認為斯大林的罪惡是無產階級專政邏輯的發展，這和美國小資產階級自由派一樣，把斯大林官僚專制的一切罪惡歸咎於布爾什維主義、馬克思主義，歸咎於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因而是服務於資產階級從根本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2）托洛茨基在第四國際的綱領中特別重申無產階級專政。D.S.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表示他在思想上已離開了第四國際，離開了馬克思主義。（3）D.S.把民主主義看成是超歷史的，超階級的，在任何時代任何條件之下都是進步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的。（4）D.S.把斯大林官僚專政的罪惡歸咎於無產階級專政，把斯大林專政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專政等量齊觀，因此否認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度的進步，以致把蘇聯和德國放在同一層面上加以攻擊和詛咒，並站在擁護英美的「民主制度」之下反對它，其昏亂和反動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毫無二致的。（5）D.S.根本否認在這次大戰中會發生革命的可能，這種見解也是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在第一次大戰初期所堅持的老調，是為反對「以國內戰爭去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失敗主義政策。現在D.S.抄襲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老調，以此阻止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相信這次大戰的後果一定要證實他的錯誤與欺騙的。（6）D.S.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意見，對於民主與專政及蘇聯等問題的意見，已經發展到頂點，發展到完全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馬克思主義，離開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的立場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D.S.完全放棄他的荒謬的意見，就是他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革命，中間道路是沒有的」。141
陳獨秀最後的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他認為落後民族自己的經濟條件，談不上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如何發展也談不上。「在今天，落後民族無論要發展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非依賴先進國家不可。……如果有一個領導國際集團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於納粹失敗後的德國，先進國和落後國不久便會融成一個社會主義的聯邦。」
陳獨秀特別贊揚俄國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全俄絕大多數人民集合在共產黨「解放勞動者」，「解放農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幟之下成功；革命勝利後，三樣都——實現了，並非俄國共產黨的空頭支票，並且對外國把帝俄時代被壓迫國的不平等條約自動的宣告廢除，把它在被壓迫國家的特殊權利如租界、領事裁判權等，一一宣告放棄了。所以當時全世界勞動人民，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都看著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燈塔，是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參謀部。如果有人根據近來蘇聯對於日本戰爭及此次大戰之初對於波蘭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懷疑到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態度，這乃是他自己不明瞭有班人詆譭我們所擁護的前期蘇聯，和有班人所吹拍我們所痛惜的後期蘇聯，大大不同，前期蘇聯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後期蘇聯則站在俄國民族利益的立場。自蘇俄領導者，因為西歐革命之頓挫，乃中途變節，放棄了以世界革命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國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政策，各國頭腦清醒的人，乃日漸由懷疑而失望，直到現在，人們對於蘇聯雖然內心還懷著若干希望，而在實際上只得認為它是世界列強之一而已，若要硬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便未免糟塌了社會主義！142
陳獨秀曾經宣稱要寫《俄國革命的教訓》，要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理論及其領袖的價值，要把我輩以前的見解澈底推翻，做一個終身反對派。可是陳獨秀始終沒有把《俄國革命的教訓》寫出來。他所以沒有寫《俄國革命的教訓》，是由於思想改變了。
他在最後一篇論文（寫於1942年5月）所說的「有班人詆譭我們所擁護的前期蘇聯，和有班人所吹拍我們所痛惜的後期蘇聯。」也就是說我們擁護蘇聯前期——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我們反對蘇聯後期——斯大林官僚專政時期。從而陳獨秀走了一段歧路，又走回到原來的地方：肯定無產階級專政。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於江津病逝，陳獨秀至死仍然是托派，沒有做「終身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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