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判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拿不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尽量想忘掉)国际上有过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以确实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方式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范例。他们简直想象不出什么“新”方式,而对利用议会的“旧”方式、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市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作这两种工作的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党员,那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也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工作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无论在哪一种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进而彻底改造这个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完成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它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像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还不典型吗?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勾当,按照资产阶级方式来享用议会肥缺,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庸俗的市侩式的因循守旧,──凡此种种,毫无疑义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征.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通常在复活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在工作上的一切领域,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你们觉得自己“极端革命”,但是事实上你们却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被一些并不很大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就是说无产阶级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的多、大的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像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眼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仍然必须学会,必须补上一课来学会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的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的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员,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它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