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晓得在基督教中，有好些因素都是从犹太民族发生的，如一神主义，弥赛亚主义，复活之信仰，敬虔的共产主义等。而犹太人的一部分下层阶级，在这些因素的结合中，很满意地找着了他们的希望和感示的表现。我们又已晓得罗马帝国的整个社会机体，具备着各种条件，它自己——尤其是它的无产阶级的部分——很容易为这些犹太根源的新倾向所感动，不过这些倾向，一当它们服属于一种非犹太环境的势力之下时，它不特不仍和从前一样，效劳于犹太教，而且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以对抗犹太教了。这些倾向，现在混和于正在死亡中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各种运动之内，从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犹太人盛行的民族活泼的精神，摇身一变，而成为其反对面，在一种无助的退让之中，一种沮丧的谄媚之中，一种等候死亡之中，把犹太人的运动冲淡了。
和思想之领域一同变迁的，教会之组织也大大地变迁。
最初，它是为一种蓬勃的然而朦胧的共产主义所感示，非难一切私有财产，希望有一种新鲜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其中，以财产之均分为手段，一切阶级区别，尽应泯灭。
基督教会在最初的时候，其目的，原是一种战斗的组织，假如我们假设在“福音书”中很多难于解释的地方，都是原始传说之遗痕，这一种假设是真确的话．而这种特点，实和当时犹太民族的历史背境恰相谐合。
但假如我们假设一种无产阶级的宗派不会和当时一般的革命潮流发生接触，那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最初的犹太基督教会，必侵透于革命的期望中，浸透于弥赛亚来临的期望中，浸透于社会提升的期望中。当时对于现状的注意，换一句说，对于实际的日常工作，大抵是鄙弃的。
但在耶路撒冷灭亡之后，这种情境变化了。对于弥赛亚的教会而提供以一种叛乱的性质的各种因素都失败了。弥赛亚的教会，逐渐成为反犹太的教会了。教会中所包含的非犹太人的无产阶级，既没有斗争的能力，也没有斗争的想望。当教会渐渐成为老去之时候，它逐渐明白，它实在再不能够成全“福音书”中所包含的预言，因为这些预言，说在当时的犹太人，会于生前看见大大的变动。“天国降临地上的信仰，渐渐消失”。本来他们以为天国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现在却以为不然了，他们以为天国纯是在天上的；肉体之复活，现在变为灵魂之永生，只有灵魂才能够体验一切天堂之快乐或地狱之痛苦。
当将来弥赛亚的希望，渐渐成为非世闻的形式时，政治方面，便成为守旧主义和漠不关心，而对于当前的实际利益，却必然地渐渐成为显著了。
但因为革命热情的减退，于是实际共产主义自身也经过了某种转变。
在原始时，它是一种非常热烈然而含糊的希望，要把一切私产，加以毁灭，它希望把一切产业聚合起来而救治他的同志间的贫穷。
不过我们已经指出基督教和敬虔派不同，因为基督教会的原初性质是城市的，而且以首都大邑的教会为主体，这便造成一种阻碍物，阻碍它们的共产主义的充沛和恒久的发展了。
在敬虔派中，也像在基督教中一样，其共产主义，原来就是一种消费的共产主义，商品所有者的共产主义。不过消费和生产之在今日的乡村区域中，是仍有密切关系的，而在当日，尤其如此。所谓生产是为私人消费而生产，并不是为交易的；农耕，牧畜，房屋——一切都是紧相密切的。农耕的大量生产，在当日，是很可实行的，而且比之小量生产更为优胜，因为它容许一种更完美的分工和更充分利用各样不同的器具及结构。自然，它由于奴隶劳动的损害，便发生了妨碍。不过即使奴隶制度盛行于大规模的农耕中，而奴隶劳动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我们已经见过大规模的农业的成立，其运用之者，为多数农业家族。在农耕进化开始之时，便是如此。所以敬虔派在旷野中，设立了庞大的半僧侣式的新移民地的时候，大概他们是以家族合作来从事大规模农业的，这种移民地和死海（Dead Sea）旁的移民地相同，柏连尼（Pliny）在其“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第五卷中，说他们“生活于棕榈的社会之中”。
但是生产之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往往是各种社会构造的决定的分子。唯有这种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才有势力，才能持久。
所以当基督教源起的时候，社会化的及合作化的农耕事业是可能的，但是城市工业的合作，却没有必要的先备的条件。城市工业中的劳动者，不是奴隶，便是自由的家内劳动者。自由劳动者像那些大规模的农业家族，能够创设大规模的事业，我们还前所未闻。奴隶，家内劳动者，负贩者，叫卖商，小店主，流氓无产阶级——这些都是当时城市居民的下层阶级，而共产主义的倾向便在其中发生起来。但是这些分子却不能够把商品的共同占有扩展而为一种共同生产的机能。一般的情况只遗留一种消费的团体。而且这种团体，其最主要的，还不过是共同用膳一事。在基督教的发源地，也像在意大利的南部和中部一样，衣服和居室，并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就像敬虔派那么彻底的共产主义也不须设立一种公衣的制度。从衣服方面说来，私产似乎是很显然的。在城市中共同居住的还有别一些的困难，因为商店中的各种职业不同的同志，散居于城中各个地段，而且又因为早代基督教的时候，已经有地产之投机事业，把大城市中之屋宇价值，抬得极高。因为没有交通的便利，于是便把大城市中之人口，奋集在一个小小的地点中，而且令到这种地点之所有主，成为它的住客的绝对主人，这些住客便要被人加以可怕之剥夺。房屋之建筑，高入云霄，成为建筑师的技术表现；在罗马，它们之高度是七层或在七层以上；屋租达到惊人的价格。不动产的利益便成为当时资本家投资之最有利的形式，在罗马共和政体所产生之三头执政中，特别是革拉苏（Crasseus）的财富，便是从这种投机事业得来的。
所以，大城市中之无产阶级决不能够在这种情境中，从事斗争；并且，这样便令他们不能采用公同住所的制度。更有一层，因为罗马大帝之猜疑的性质，所以，基督教会除了是秘密集会之外，便不能存在了。而公同住所，却是很容易令它的组织被人发见的。
由此，基督教会，除了以公同膳事作为表现之外，便不能够有为大多数会众而设的一种永久而普遍的形式了。
几本“福音书”中，描写“天国”，将来的国家，也只是一种公同的用膳；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快乐的希望；这种福祉，确是存在于早期基督教徒的脑中的。
这种形式，实际共产主义的形式，在自由无产阶级中，虽属重要，但对于奴隶，其意义便较小了，因为他们常是他们主人家内之一部分，他们有他们桌上的膳事，虽然是非常节俭，但这是实在的情形。只有少数之奴隶是住在他们主人家宅之外的，例如那些专看管在城市中设置之商店，而售卖他们主人之乡村产品的奴隶。
对于奴隶群众们，将来弥赛亚之希望，一般福祉的国家的希望，是非常吸引其注意的，这种希望之吸引其注意，比之实际的共产主义重要得多，因为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践，当他们仍是奴隶时，其实现于形式中的价值，是很小的。
我们不晓得第一代基督教徒对于奴隶的态度是怎样的。至于敬虔派便反对奴隶的使用，这在上面，已经看见了。菲罗之言如下述：
“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奴隶，一切都是自由人，彼此互相合作。他们以为奴隶之所有者，不特不公义，还且破坏人类的敬虔心，又是一种无神的态度，破坏自然律，因为自然律是早已规定一切人类应当平等……如兄弟一般的了。”
大抵耶路撒冷的弥赛亚教会的无产阶级，其思想是与上述相同的。
但是社会革命之期望，跟着耶路撒冷之毁灭，一同消灭了。基督教会中之代表者便很焦急地注意，切不要引申对于在上者权力的仇视之猜疑，他们也必然地企望和缓那些加入他们队伍中的背叛奴隶的热情。
举例言之，保罗致哥罗西人（Colossians）书信的著作者——这本书的扩大的编集，大抵在于第二世纪，而且或是该时的一种伪作品——对于奴隶，便有下面之陈请：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欢喜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上帝。”（第三章，第二二节）
又“圣彼得第一封信”(Frist Epistle of Saint Peter，也是“新约圣经”中的一卷——译注）——这卷书之编集时间，大抵在图拉仁（Trojan）时代——更用明白的话，说道：
“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①。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若因犯罪而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来，是可喜爱的。”(“彼得第一封信”第二章，第一八——二○节）
至于第二世纪开始的基督徒机会主义还以为基督徒之全人，蓄养他们教会中之兄弟为奴隶，也是适当的事情，这可由保罗寄提摩太（Timothy）的书信中，得获证据：
“凡在軏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上帝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的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①
所以，若以为基督教反对奴隶制度，这种假设是最错误不过的；恰巧相反，它反给奴隶制度以新的支持。在上古的时代，奴隶只以“敬畏”而安于其位。但到基督教，则竟以一种“道德之责任”，以加强奴隶之盲目的服从，欢欣喜乐地做奴隶去。
基督教，最少在其消失了革命性质的时候，再不对于奴隶给以自由的希望了，而其实际的共产主义也很少有包含奴隶的利益。其对于奴隶仍旧有吸引力者，完全是在于“在上帝之前，一切平等”而已，换一句说，在教会中，每一个同志，都有平等权，假如奴隶也是教会中的一个会员，则在公同用膳之时，他也可以坐在他的主人之侧而用膳。
有一个原来是基督徒自由人之一个信基督教的奴隶名加利多斯(Callistus)，后来成为罗马城的主教（纪元后二一七年到二二二年）。
就是这种平等的形式，在后来不久，也没有什么奇怪了。读者应该记忆自由无产阶级和奴隶的地位是怎样地相近，在奴隶分子中，会产出几许无产者，但在另一方面，则帝国家族中之奴隶又能够得获国家中的崇高位置，并且常常为贵族所谄谀。
假如基督教虽有它的共产主义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情绪，仍不能消灭其范围内之奴隶制度，则在上古的“异邦”中，虽然从其整体看来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又虽然它的伦理学往往和生产方式互生关系，然奴隶制度，仍有它的很坚固的基础。所以弥赛亚教会中所宣布的爱邻，博爱，上帝前之一切平等，其对于奴隶制度之矛盾，比之美国独立宣言中之“人权”，更为厉害了。基督教在其出发点，是纯粹一种自由无产阶级的宗教，然而，在上古时代，虽然无产阶级和奴隶是非常接近的，但两种阶级之利益，却仍旧大有区别。
从其开始的时候，自由无产阶级，在基督教会中，已成为一种大多数，所以便制止奴隶利益在教会中找得一种充分的表现。这样，教会自然对于奴隶的吸引力，比之对于自由无产阶级的吸引力为少，并且更增加自由无产阶级在教会中的势力。
经济之革命也在同一方向进行。当时基督教会中的革命因素，正受了一种极大的打击，这就是说，耶路撒冷之灭亡，然而罗马帝国，也开始一个新时代，一种普遍和平，国内和平，同时在某种限度上的国际和平的时代，也在开始，因为罗马帝国之在当时，早已失去它的开疆辟土之能力了。不过战争，国内战争和帝国战争，原先是得获廉价奴隶之手段；这种情形，现在却已消灭了。奴隶之身价渐贵了，数量渐少了；奴隶之运用，再不能继续供给了；在农耕方面，以农业之殖民(coloni）为之替代，在城市工业方面，则以自由劳动者为之替代。奴隶渐渐不再为必需品的产生者，而成为奢侈品之产生者了。于是那时奴隶之主要功能，在于为大人权贵之个人的服役。奴隶之精神和仆从之精神，渐渐便变为异名同实的东西了。
奴隶和自由无产阶级的对抗，因为奴隶数目之日渐减少，而大城市中自由无产阶级的数目，日渐增多——这种事实而更加尖锐。这两种趋势都令到基督教会中之奴隶分子，渐被抛弃于外面。所以，到了后来，基督教完全不保障奴隶之利益，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了。
假如我们把基督教当为某种阶级利益的沉淀物，则这种演进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假如把基督教只当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那便不可能了解了。因为从基督教的基础主张而发生的逻辑发展言之，它应该发生奴隶制度之消灭的结果；然而当阶级利益执行决定的时候，逻辑的力量便决不能够运用于一般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