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后代之基督徒，不能够因为耶稣要具有神圣之根源的缘故，而把弥赛亚的王室的族谱完全抛弃，但他们却费了很大的苦功，要把他的犹太人之别一种特性，加以消灭，这种特性，就是他的反叛的精神。
基督教到了第二个世纪，已经被一种消极的服从精神渐渐地加以驾御，而这种服从性和早代犹太教之性质，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这些等候弥赛亚降临的犹太人的反叛的性质，尤其是耶路撒冷城中之无产阶级，与乎加利利之游行的盗摹，而这些因素，就是基督教所由托根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在基督教之起源，是含有破坏的特性的。这种假设，当我们在“福音书”中追寻这种情形之遗迹时，更被证实，虽然在事实上，这些书籍的后期著作者也很焦急地小心，要把那些会冒犯有权势的人们之少许因素，加以删去。
在一般地看来，耶稣是温柔而且谦逊的，但他却常常在他自己的演词中，表露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这些演词，便令我们假设，在原始的传说中，他——无论他是一个实在的人物，或只是人们意象中之一个理想的模范——是一个叛徒，是一个谋叛未成而被钉死于十字架上的叛徒领袖。就是他的态度也是很可注意的，他常常对有那些法律上的善义的人们说道：
“我来非召善义之人，只召罪人而已。”(“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七节）
路德·马丁把这一句话，译如下面：“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而已。”这或者是他所用之原本，不同于我们。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基督徒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晓得，若承认耶稣所号召的人们，都是些反对法律的人，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路加在“召”这一个字之后，便加增有“懊悔”的字眼，而这种增加也可以在几种马可的手本中找出。但是他们把“召来悔改”这一句话，来代替了原有之“招致”，或“号召”，他们已把这一句话的原意，完全隐去了。谁可以说要唤召那些路德从译为“义人”的人去悔改呢？他们还须悔改么？而且，还不止此，这样的一种修改是和上下文冲突的，耶稣当时说出这一句说话，是因为当时之人们谴责他，说他好和那些为人所轻蔑的人们同食，他是和他们联合，而并不是恳求他们变换他们的生活行为。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他招致罪人来“悔改”的。
伯伦诺·保尔（Bruno Bauer）在他讨论这一节书中的意见，如下：
“从这一句宣言之原始的形式观之，它并不讨论那一种要直接忏悔的罪人的问题，而只是接受他的宣召和服从那一个向他们宣传改之道的人而得获天国的权利的问题。所谓罪人者，，是他们有特权上升到义人的地位。所谓罪人者，是他们蒙受宣召而接获福祉，无条件地以恩宠的侍遇，施给他们。上帝国之创造，全为罪人，而对着他们的宣召，全是因为他们的财产权，他们便像罪人一样，承袭着这些财产权了。”①
这一段指示出一种对于传统法律之轻蔑，而耶稣所宣传弥赛亚降临之言语，实为一种属于破坏性质之提示：现存的罗马帝国会在一种残杀之欢宴中毁灭。它又显示圣者在这一个历程中，并不只扮演一个消极的角色而已。
耶稣说道：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烧起来，不是我所愿意的么？我有当受之洗礼，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分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路加”第一二章，第四九节）而“马太书”中，则有下面很明白的文句：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第一○章，第三四节）
在逾越节（Psasover，注见前）的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了，他把圣殿中之商人及银钱找换者驱逐，这样的动作，若非得有他所鼓动的大多数平民之直接帮助，是不可思议的。
离这件事情不久，在最后之晚餐时，那就是在祸灾临身之前不远，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如今，有钱袋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圣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αναμψν）。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请看：主啊，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在这以后，他在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便和国家之武装军队，发生冲突了。耶稣于是被捕。
“内中有一个人，伸手出刀，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
但在这一本“福音书”中，耶稣又表现得是一个反对流血战争的人，他温和地愿意被缚，后来便受死刑，于是他的同行者，便绝对地安静下去了。
在我们现有的形式中，这一宗故事是一件非常可以注意的故事，其中，充满着在原始时候有极为不同的各种矛盾的叙述。
耶稣叫人预备刀剑，似乎直接行动的时间已到；他的信徒便带刀在手，以为准备——但在同一时间，他们遇见了仇敌了，他们便抽刀手上，然而耶稣竟忽然声言，他在原则上，反对借用一切武力——自然在“马太福音书”中，他的陈词，更为尖锐了：
“收刀入鞘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么？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不过假如耶稣在原则上，反对应用武力，则他为什么叫预备刀剑呢？为什么当他和他的朋友同行之时，准许他们携带武器呢？这种矛盾，我们只可以从下面的假设得到解释，这就是在基督教的传说的原始方式中，实包含有一种很详细策划的“政变”(coupdetat）的记录，而在这一种政变中，耶稣却被俘获了，这一种政变，大约在他驱逐圣殿中的商人及银钱找换者之时，时机似乎成熟了。但后代的编辑者，因为要根据传说，所以也不敢把这种记载，完全抛弃。所以他们便巧妙地加以切断及重新装置，说使徒违反耶稣之意志而采取武装之行动。
我们还要注意这一种冲突，发生于橄榄山。这是攻击耶路撒冷的每一次非常事变之起事的地点。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约瑟福斯的书中，关于一个在代理行政官花力斯（Procurator Felix）时的埃及籍的犹太人之失败的叛乱，如下所述①。
这个人是从橄榄山之旷野来的，同行者凡三万人，他们袭攻耶路撒冷，把罗马之守卫兵赶去，把政权抢夺过来。花力斯和这一个埃及人开仗，击散他的群众；而这一次埃及人却逃亡去了。
约瑟福斯的历史中，充斥看同样的事实。它们指明这是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之方式。然则这一个为加利利的先知耶稣所领导的计划成熟的反叛，总不会和这种方式，完全冲突罢。
假如我们承认他的工作就是这种谋叛的企图，则我们又可以了解犹太（Judas）出卖其领袖的事情了，这件事情是织入我们现在正要讨论的记载中的。
根据我们现在所留存的版本看来，犹大之卖师，以接吻为记号，这样便对于那些缉捕耶稣的人说，这个就是要拿捕的犯人了。不过这种行动，是全无意识的。根据四“福音”所说，耶稣在耶路撒冷名声很大，识之者极多；他每天都在大众之前说教；他是为群众所熟识的；然而我们到这里，却忽然地相信，必须犹大之指示，才能认出他和他的使徒的分别。用一种同样的滑稽事情，可以在这里加以对比，这就是说，柏林城的警察，却要用一个线人，才能够指出那一个是倍倍尔(Bebel）。
但假若我们承认这是一种小心准备大举的非常政变，那事情便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境之中，的确值得有一个卖其领袖的人，值得有收买秘密的消息。所以，假如曾经计划的非常政变之记载，既经加以删去，则犹大卖师之故事也成为无意义了。不过因为这种卖党求荣的行动，太为当时同志所熟悉，而他们对于这一个卖党求荣的人，又非常僧恨，所以便连以传道为目的而编集的人，也不能够把这种事情，完全抹去。不过这一个编纂者，却不得不在他的想象之中，构造出一种新的卖师事实，然而他之构造，却不能成功。
耶稣被捕的记载和犹大卖师的记载，同样地失败。虽然他宣传要用和平之手段，即已抽出刀来的使徒也不得不听命而安静下去，然而耶稣究竟被仇人拿去了。那一个削去了马勒古（Malchus）的耳朵的彼得，跟随着警察步行，在大祭司长的大院中，坐在椅上，而且和他们和好地谈话。我又要读者运用你们的想象了，你试想像有一个在柏林城内的人，因为警察拿捕他的一个同志，他以强力加以反抗，自然他的同志是被人认为一个反叛者，他为保护他的同志的缘故，伤及一个警察，但他后来，却很安静地步行，和警察们窃窃私语，而且还和警察们坐在公安局之中，烤火取暖，和他们共同饮一盅麦酒，啊！读者！你能修相信有这宗事情么？
我们大抵不能够再发现有比之这种记载更为愚蠢的情境了。然而我们从中更可以晓得，这些记载的失败，其中已包含了一种努力，这就是无论用何种代价，都要把那些应该删去的，加以删去之努力。实在说来，而且就人们所容易理解的说来，这是一种自然的行动，因为犹大卖其秘密于仇敌，经过一次冲突之后便失收了，其首领还被捉去，于是它便成为一种绝对无意义而不可理解的历程，这便是所谓“成全圣经所记载”的历程了。
耶稣之被杀，倘如他是一个叛徒首领，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现在也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憎恨之绝对不可思议的行动，因为书中说，罗马总督是会释放耶稣的，但其后，卒违背他的意志，而耶稣受死刑。这种不可理喻的事实之积集，其唯一的解释，只可以说，由于后代之编辑者，总想把真实的事情，加以涤洗的要求而已。
就是那些主张和平而反对一切冲突手段的敬虔派徒，在当时，也被投入于爱国主义热狂之大波浪中。我们在犹太将军最未一次反对罗马人之战役中，找出有敬虔派徒在其内。约瑟福斯对于战争之发端，报告如下：
“犹太人已经选出三个有能力的将军，他们之所以被选，并不单因为体魄强壮而勇敢，同时也因为智慧和智力，这三个将军就是巴利亚之尼格尔（Niger of Peraea)，巴比伦之西罗斯(Sylas of Babylon），及敬虔派的约翰（John）。”①
耶稣被杀是因为他的反叛行为，这一个假设，不特令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福音书”之记载，还而且和当时当地之性质相符合。从普通人认为耶稣去世之时代起，直至耶路撒冷灭亡为止，耶路撒冷并没有安静过。巷战是平常的事情，反叛者受死利，更是家常便饭一样。这次的巷战是由一小队无产阶级构成的，跟着而来的，就是把巷战之领导人钉死于十字架，这一个领导人是时常发生变乱的加利利土人，这种事情，对于那些后来还是存留而当时曾参加于其内的人，是有很深切的印象的，然而从当时之历史自身看来，这样的一种日常事故，便不值得记载于其内了。
观察当时整个犹太民族生活于其中的反叛的扰乱，则这种企图背叛的宗派，自然很注重这种事情，其目的为的是宣传而已，因此，这种变叛的事实在民族之传说中，便占着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并且自然地把其中的英雄人格之详细情形，加以夸张，加以崇敬。
但在耶路撒冷灭亡之后，形势便变迁了。犹太社会既经毁灭，以前在罗马帝国下仍旧留存的民主主义式的反抗之最后痕迹，也全毁灭了。大约在这个时间，罗马帝国之内争也停止了。
在马加此叛乱直到提多（Titus）毁灭耶路撒冷城，其间两个世纪之内，地中海之东岸，总在一个不断的骚扰之情境中，其中一个政府倾覆之后，接着便是别一个政府倾覆，前仆后继，一个国家失了它的独立性及它的优越地位之后，别一个国家也跟着覆亡。但是在这些一切骚动的后面之直接的或间接的权力，便是罗马国家，在那个时候，它也为最重大的灾祸所分裂，从革拉古（Gracchi）到惠思葩西安(Vespasian)，这些该撒们从军队及将官中所产生的，都愈弄愈多，其结果，罗马帝国内部，便不免于纷扰了。在这个时候，弥赛亚之希望正在发展和巩固，但是政治之机体，却没有一个不是暂时的，所以政治革命便似乎是不可逃避的，是在想望之中的。这一个纷扰的时代，以惠思葩西安之时代而终止。在他的朝代之时，武力的君主制度，最后得获了财政之整顿，令到大帝能够防止一切在军队中会发生的对敌活动之发展，依据这一个基础，于是罗马帝国兵队中之反叛，竟停止而不发生者，有一个很长久的时期。
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便看见帝国的“黄金时代”了。从惠思葩西安（纪元后六十九年）以前的高摩达（Commodus，纪元后一八年）起，国内和平之一般情境，绵延一个世纪之外。如果前两个世纪，一般地说，是纷扰不宁的；则这一个世纪，可用安静为标志了。以前以政治之革命为一种自然的事情，而现在，却成为最不自然的了。现在呢，服从帝国之权力，坚忍的顺服，不独成为当时怯儒者之智慧的诫命，更且惭渐根深蒂固，成为一种道德的义务了。
这种情势，自然影响到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再不会应用反叛的弥赛亚的概念了，虽然它以前是曾为犹太思想所接纳的。而且连教会之道德感情也对于这种反叛的弥赛亚，发生反感。但在教会已经习惯于把耶稣当为教会之上帝，把耶稣当为是一切道德的集合体之时，这种转变还未含有把反叛之耶稣的观念加以抛弃，还未把别一个人格之理想的意象加以替换。所以，这一切反叛的因素，是逐渐地从耶稣上帝之意象中，加以缓缓的悄灭，把这个攻势的有反叛性的耶稣，渐渐地变成一个消极的人格，于是他之所以被杀，并不因为反叛，而只是因为他的无限的善良和圣洁，因为他的叛逆的妒忌者之邪恶及怨恨而已。
幸而这种修饰，还不能算为巧妙，所以原来之色素，还可以被查察出来，我们还可以由此而推证出这一幅全景。这是因为这些痕迹尚未和后期之修饰完全谐合，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推证出那些原来的色彩，而且显露出原始的事实记载。
从这一点上，也像在上面所讨论的各点一样，第一代基督教中之弥赛亚的意象是和原始的犹太人所有之意象，完全谐合的。只到后期之基督教会，才开始引用相反之观念。不过其中也有两点，是基督教会之弥赛亚的意象，在其开始之时，便和犹太人之弥赛亚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