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五百三十八年，西路斯王准许寄居巴比伦之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并不是一切犹太人都接受这种准许的。所有犹太人怎么能够通通生活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备受蹂躏，所以必须有好些时候，才可以把它整顿起来作为可居之所，而且还要修筑堡垒，重建耶和华之圣殿。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够令一切犹太人都有生活于耶路撒冷城之机会。农民喜欢向城市移动，反之从城市迁移到乡间之农耕生活，便非常困难，非常希罕，现在的时代固然这样，恐怕在当时也大抵是真确的啊！
犹太人大抵在巴比伦还不容易习得少许工业的技巧；其原因或者即因时间太短吧。而且犹太尚未曾达到民族独立的境地，仍要依附于外国征服者，最初是波斯，其次，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而最后，则经过一个短期的独立时期，和非常变动及破坏的革命之徒，便归属于罗马的统治下。所有这些变化的频繁，大抵都是因为具有一种好战的王权之存在，和利用服属弱小邻邦而加以劫掠的方法因而获得财富的缘故。
放逐后的犹太人既没有农耕，工业，和军役之机会，则大部分人们除了商业之外，便无生活可言了，而这种情形，即在巴比伦时也已如此。因为他们在几个世纪来，都拥有这样必要的心能资格及准备，所以他们便紧紧地坚抱着这一种唯一的工作了。
不过从巴比伦人俘获犹太人开始，直到这个时代，政治和商业都有重大的变化，这对于巴勒斯坦的商业加以极大的损害。农耕和手工业都是绝对地守旧职业。它们之中是很少进步的，连进步的趣味都没有，缺乏竞争之鞭策，常常安于早代情境之中和事情之常态的进程，如果没有失收，瘟疫，战争，和同样的集体之灾祸，则也只令到一般从事于传统方法的工人，有他的日常面包而已，如果一碰到新鲜而未尝有过的情境，那便是他们失败和损害的时机了。
所以，在农耕和在手工业中，技能的发展，常常不源起于他们自身，而实由于商业，商人把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法从外国输运进来，这便提供了思想的原因，而最后，还产生新的有利益的栽植和新的方法。
商业是并不保守的，从其开始，便已由土地和职业限制中解放而自由，而其结果，便是国内情形之批判，因为他们是能够以别个国家或在别种条件之下所达到的标准为标准，而把国内情形加以比较，加以衡量。更进一步，商人为竞争之压迫所克服，比之农夫和手工人，显著得多，因为他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之商业大中心中，都遇见了他的竞争者。所以，他便不得不常常远瞩，注视到有什么新的东西之发现，而尤其在于改进贸易之方法，以推广他的商业关系之范围。在农耕和工业，还没有应用资本之时，还未建设一种科学的基础时，商业已是经济中的唯一的革命因素；航海商业在这种方向中，尤有一种有力之效能。航海商业比之陆上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决定更多样的民族接触。因为海洋，在最初时候，令到各个种族，互相隔离，比之陆上为更甚，但由是便自然令每个民族都要进化，能够更为独立，更为特殊。然而一到航海商业发达之后，便把从古迄今之互相隔离的各民族，加以接触，它常常把几种非常不同的极端，加以会合起来，这比之陆上通商所结合的，更为广泛。然而航海商业还同时作出了专门技术的更高要求；自然，航商比之陆商，其发展较为迟晚，因为要建筑一只航行的船只，比之只是驯养骆驼和骡马，其统治自然之知识，要浩大得多。但在其它方面，则航商之利益，确实是巨大的，自然这须由于船只建筑的高度能力之基础上，才可以得获，然而因为利益甚大，所以便构成这种能力特别发展之最有力的冲动。古代技术之在另一种境况中，大抵总不能像在船只建筑之境况中，那么发展，那么成功的。
航海商业并不会防碍陆上商业；而且恰恰相反，它会增强陆运的力量。一个海岸城市的繁荣，常常需要从一个大的腹地，供给商品，而运出于海口，并且又来购买用船运入海岸的商品。所以海港必要同时把海商和陆商，一并发展，不过海商必然成为更加重要，它成为决定的因素，而陆商只是附属于它罢了。假如海运之路线变迁，则陆运之路线也要跟着变迁，腓尼基介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两个古代文化中心之间，并且参与这两处地方之贸易，而它是供给第一度的航海者作为地中海之伟大的航行。这个国家，其接近地中海之好处，也和接近埃及人一样。后者领导它的居民从事农耕的事业，因为尼罗河泛滥的缘故，农产品是无穷无尽的，但它并没有航海的事业。埃及没有建筑船只的必要的木材，也同时缺少了一种必须之刺激，刺激他们在早代的阶段，引诱他们从事于海外危险的冲动。埃及人中，至多只有河流航行的发展，他们的海洋航行，只以短线航程的海口航行为止。他们主要还是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在工业中，尤其是纺织业。而他们的商运事业也极繁荣。不过他们总不像商人那样远航国外；他们要等待外国商人，把器具贩运给他们。在他们眼中，沙漠和海洋都是含有敌意的东西。
但腓尼基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居于海岸的一条边缘中，事实上，便强迫他们，从事于海上事业。因为这一长条的土地，是横亘于一带山石嶙峋的山脉之下，可耕之地极少，为补救他们的欠缺和不足起见，只有取之于海，一方面是捕鱼，一方面又供给造船的最上等的材木。这些就是令腓尼基人不得不从事航业的条件了。并且，他们所居土地，横在于工业非常发达的境域之间，所以便刺激了他们，把捕鱼的海上远征，扩展而为商业的海上远征。因此，他们便成为把印度，亚拉伯，巴比伦，和埃及等国生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和香料品，运给西方之商人，而在西方，他们又运回各种物品，尤其是金属。
但在时间之进行中，他们遇见了重要的竞争者，这就是希腊人。希腊国的居民，居住于海岛和海岸，而他们的耕地，其贫瘠之程度，和腓尼基人并无异致，所以其结果，希腊人便也不得不从事于渔业和航业了。这种职业者愈来愈多，而其危及腓尼基人亦愈久而愈甚。初时，希腊人还回避着腓尼基人，不与竞争，而另寻到东方的新航栈。他们直贯入黑海，而从黑海之各个侮港，经过中亚细亚的路途，而和印度贸易。同时，他们又企图和埃及发生关系，以海上商业，和该国相交通。恰在巴比伦俘掳犹太人的时代以前，伊奥尼人（Ionians）和加利人（Karians)，已经完成了这种计划。在柏森马德（Psammetikh，纪元前六百六十三年）时代，他们开始在埃及有了坚固的立足地，他们的商人，充斥于埃及之中。在奥马西斯（Amasis）统治的时代（纪元前五六九到五二五年）中，他们在尼罗河西岸，接受了一个指定的领域，在那里，他们用自己的形式，以建设他们自己的海港，这就是称为诺加拉底斯（Naukratis）的地方。这就是和希腊通商之唯一中心地了。其后不久，埃及于纪元前五二五年，屈服于波斯，像其前的巴比伦屈服于波斯一样。但是在这个时代中，埃及中之希腊人位置，并无变化。而从他方面言，外国人现在已有充分的权力和埃及全境通商了；因为这种开放之政策，希腊人得利更多。一自波斯的政体衰弱之后，以前的游牧民族之好战的精神，因为生活于大城市之下，便逐渐衰弱起来了，所以埃及人发生革命，要求独立，对于这一种企图，他们也有一个时期成功（纪元前四○四到三四二年）。然而这也是有希腊人帮助的。他现在已有能力，把波斯人，从陆上或海上驱逐回去，并且不但是波斯人，便连他们的隶属者——腓尼基人，也一同驱逐。在马其顿（Macedonia）的亚历山大（Alexander）王统治之下，于纪元前三三四年，希腊社会开始向波斯帝国采取攻势，跟着来的，就是把早已逐渐衰颓的腓尼基各城市的光荣，加以消灭。
巴勒斯坦的商业比腓尼基的商业衰亡更速，而世界贸易在巴勒斯坦的路线，早已路不通行，不特是印度的出口品如此，即巴比伦、亚拉伯、依泰奥比亚（Ethiopia）和埃及的出口品，也无不如此。巴勒斯坦原为埃及及叙利亚的缓冲地带，到现在还是叙利亚诸王和埃及诸王的战争的舞台，他们两者都常常在其上打仗，但这两国的商业不用陆上的路线，而改由海道。所以巴勒斯坦现在所遗留者，只是中介地所得之损害，而不是其利益。虽然犹太人从事商业者日日增多，但在其祖国的商运的可能性，却已逐渐地衰落了。因为商业既不经过他们的祖国，于是他们便不得不跑到那些商业阶级还未发展，而有待于他国商人从事贸迁的国家去，以谋商业的生活。好在这样的民族，还有很多。在农耕可以供给大多数人口的地方，在还不必要游牧及渔鱼的生活为补助业的地方，和在以贵族政体而满足于国内大地产集积的推广，及热望国外战争的地方——这样的国家，普通都等待外国商人的来临，以替代他们向国外运出商品的工作。这在以前，埃及是这样的，在当时，罗马也采取同一方法。在这两个国家，商人都以外人充当，尤其是希腊人和犹太人。那里商人之最繁富者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商人。
所以，犹太人的四处散播，远离祖国，其开始的时间，恰在巴比伦放逐之后；换句话说，即当犹太人被准许回归故土之前的时候。这种离散而之四方的事情，并不只是耶路撒冷之陷落这样的强暴事情之效果，而且是世界进程中的一种极微妙的变化，即是商业路线的移动。而且，因为世界商运路线，既不再施惠于巴勒斯坦，则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得不到其它地方去，就是现在，也是如此。即使有机会可以移殖回他们的祖先故土，他们还不愿意呢。除非它保证着巴勒斯坦为世界商业之中心的权力，郁山主义（Zionism，即犹太主义）仍是没有用处的。
于是大部分犹太人，集中于商业特别活动及财富非常集中的各个城市中，例如亚历山大城，稍后，则为罗马城。在这些城市中，不但犹太人的数目增加，而且其财富和权力也一同增加。他们强烈的民族感情连系着他们，使他们牢牢地团结着，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到基督纪元之后，其显著的特性，却是犹太人社会分离的事实，日益增加，日益普遍，而其社会之联系也一般地分解而且消灭了。又因为在当时的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世界中的各个商业中心，随处都可以找着犹太人，所以他们的亲切的关系，也一同扩张到这整个领域内，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犹太人无论从哪一个国家来的，都总可以得到该地同国人的帮助。假如我们想及他们在好些世纪中所得获的商业能力，而且在放逐以后，他们为势所逼，而不得不向这一个单独的方向发展，则我们便会了解这种财富及权力的增加的原因了。
莫悟生（MomrD8en）对于亚历山大城，说：“这个城中，很像一个犹太人之城，像一个希腊人之城一样；亚历山大城中的犹太人，其数目、财富、智力和组织，至少，和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一样。在第一个王朝时，城市中人的数目为一十万犹太人，而埃及人则有八十万，不过犹太人的势力，大抵，总比这一个对比率为大。……只有他们，才能够在当时社会中，另形成一个社会，所以，在其它的非市民阶级，必要为市民阶级所统治，但犹太人都是例外，他们在某一程度上，竟被容许有自治权。
“斯他拉宝（Strabo）说道，‘犹太人在亚历山大城中，有一个自己的民族首领，他统治一切犹太人，他决定一切契约和协议的手续和处分，恰像是统治一个独立的民族一样。’这样事情，实因为犹太人认为，这样的特殊栽制权，是他们民族性之一种必要，或者，这和他们的宗教是同样必要的。而且，一般的国家法制，也要在某一种程度上，特别注意于犹太人之民族的及宗教的顾虑，而且总准许他们有必要的豁免。而事实上，因为他们团结地生活着，便增强这种特殊位置之势力；例如在亚历山大城，分为五个部分，其中两个，都以犹太人为主要的居民。”
在亚历山大城内的很多犹太人，不但有钱，还且在统治者的社会中获得很高的名誉和势力。
举例言之，在尼罗河的亚拉伯族那一部分，其最高的税则租户，这就是说，阿尔巴兹的亚历山大城（Alabarch Alexander）中之最高税则租户，犹太人便有一种大势力。后来成为犹太王之阿格聂巴(Agrippa)，在提庇留（Tiberius）统治之下，借出二十万个银币。亚历山大送给他以五他仑得（talents）的现款，还且给他以一张在德加尔兹亚（Dikaearchia）交付款项之单据②。由此可见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和意大利的商业关系怎样密切了。在上举的德加尔兹亚，或名普德奥里（Puteoli)，近看那不勒斯（NaPles）的普德奥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犹太人社会。约瑟福斯（Josephus）对于亚历山大城中之犹太人，又有一个记载：“格里底（Claudius）皇，曾把他的好友，阿尔巴兹亚历山大之李森马加斯（Lysimachus）释放，他本是格里底的母亲安东尼亚（Antonia）的委托人，而后来，为加乌斯（Caiu）所愤怒，而投诸牢狱的。后来，亚历山大之子，名马加斯（Marcus)，更和阿格聂巴王之公主巴伦妮司（Berenice）结婚呢。”③
② 约瑟福斯（Josephus):‘古代犹太人”(Autiquities of the Jews)，第一八章，第六节，第三段。
③ 同上书，第一九章，第五节，第一段。
在亚历山大城出现的事实，在安提阿（Antioch）城也有：“犹太人获得某一种独立权，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一样，而且又有一种特别权利，不仅在埃及京城如此，即在叙利亚京城也是如此，这两个大城为犹太人流离散播的中心，他们对于它们的发达，却也贡献了不夕的力量。”①
我们又可以回溯到纪元前两世纪，居于罗马城的犹太人。在纪元前一三九年，罗马城的外交部行政官，把接纳意大利人改宗，而加入他们的安息日之仪式的犹太人，加以放逐。这些犹太人，或许就是为西门马加比（Simon Maccabeus，为犹太革命运动的首领―译注）所派遣大使的随员，而这个大使，是派到罗马，以冀获得罗马的同情者，在罗马时，他的随员，便乘机大肆宣传其宗教的道理了。在该时之后不久，我们又可以在罗马城找着了犹太人，于纪元前六十三年当庞培（Pompey）将军攻克耶路撒冷时，罗马的犹太社会，非常有势力。他把战阵中所掳获的犹太民众，带到罗马，他们便在罗马生活着，或为奴隶，或为自由人。这个社会成为很有势力，大约在纪元前六十年，西塞罗（Cicero）还陈述他们的势力，在罗马的法庭中，也感觉着呢。这种势力，在该撒（Caesar）统治下，也仍继续增大，莫悟生这样说：
“即在凯撒时代以前，罗马城中犹太人的数目已非常之多了，而且，犹太人的互相结合，像一个国家的同国人一样，非常密切，这些事情，都可由当时的一个作家，表现出来。一个执政官而冒犯他领域下之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在回罗马时，是会为京都之庶民所讥笑的。就在当时，犹太人之主要职业，还是贸易；犹太商人和他们的征服者，罗马商人，向四面八方移动，至于稍后，则他们又用同样之方法，和日内瓦人和威尼斯人作伴营商了，于是资本，总在罗马人之身旁，流入到犹太商人手里。在当时，我们又看见西方人，对于这种情形，非常嫌恶。他们非常嫌恶这种东方种族，及其外国之意见和习惯。这种犹太主义（Judaism）虽然不是无处都不欢迎，但它确是在事物之自然程序中，自身发展的一种要素，无论如何，各地的政治家，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加以反抗，而该撒皇则恰像他的前辈亚历山大帝一样，正确地认识这种事情，尽其可能，为之扶助。所以，亚历山大帝，建设了亚历山大城中犹太主义的基础，其对于犹太民族的功勋，正不下于他们的大卫王之建设耶路撒冷的圣殿，而该撒呢，则更进一步，以恩惠和特权施诸亚历山大城及罗马城的犹太人，特别保护他们的崇拜形式，与罗马人和希腊本土祭司不同的崇拜形式。自然，这两个伟人没有想把犹太的民族性放在希腊的或意大利和希腊的(Italo-Hellenic）民族性的同一平面上。所以犹太人不像西方人一样，能够接受有‘本多拉’(Pandora）的政治组织的赐与，而还是站在对于国家漠然无感的一种关系中。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把他们民族特性之精义抛弃，虽然当他们已准备着于悦意的时候，便可以改宗别一种民族性，而且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采取外国的习惯，但他们仍不愿抛弃其原有的民族特性——犹太人因为这一个理由，所以他们便像是已经做成一个国家一样，而这个国家是建设于一百个存在的政党之废墟之上，而在其上又赋与有某种抽象的，并且在其开始时便是低调的民族性。即在古代之世界中，犹太主义也是世界主义和民族分解之一种有力的酵母，而在该撒国家中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分子；它的政策，就是绝对地只是一种世界的公民，而其民族性，从其根底上言，也除了人类以外，别无他物。”①
莫悟生进一步，用一句简单的话，但含有三种特别的历史的知识，来解释犹太人在那里居住的原因。第一点，有一种概念，就是以王权造成历史，以为亚历山大帝的几度命令便令到犹太人居住于亚历山大城。因而并不是因为商运路线之改变，把大部分的犹太人移殖到埃及去的，可是在亚历山大死后，犹太人还继续发展，而移殖的势力更为增强。我们会相信延续数个世纪的埃及全境的贸易，只是由于这一个马其顿的战胜者所做成的，像在他的同时代中的一种顷刻间的妄念的结果，停留于那一个国家之内么？
这一种对于皇帝命令之迷信的尊敬，是直接地跟着种族之迷信来的。西方民族，从其本性上，便具有“本多拉的天赋”那样的政治组织的才能，而犹太人则生来便欠缺这种才能。自然之表现，在像政治这种东西之存在以前，便已从它自己的根据上，创造政治之倾向，而且把这些倾向，反复地包藏于各种不同的种族中，而其解释则无论怎样都可以。这种自然的神秘的反复产生的效果，是很可喜的，我们只要回忆犹太人在放逐时，其所拥有和实施的权利，恰像“本多拉”的政治组织之赐与，对于其它一切种族之在他们的文化中的阶段一样伟大，便可以知道了。只有外在事情的压迫，才剥夺他们的一个国家，从而剥夺为政治组织之物质的需要。
莫悟生在这些历史的王权和人类学的概念之外，又供给我们第三种概念，即是各个国家的将军和组织者，都发生心能历程的影响，这恰像他们的德意志教授在研究中所孵化出来的一样。该撒大帝是一个幸运的无所顾忌的僭用者及军人，他们企图造成一种世界公民和人类化的抽象民族性，他承认犹太人，实是能够达到这一个目的之最有效的手段啊！
也许该撒在秘密运用这种方法，但我们仍没有完全感觉到这种表现是同他的真思想一致的；我们也不愿意同样地来考虑对拿破仑三世的评语。当莫悟生著作“罗马史”时，自由的思想家，会很容易为拿破仑式的成语所欺骗，不过这种倾向决不会成为一种政治的道德。然而该撒大帝，从未说过一句话暗示这种观念。那些该撒们，除了对于那些易欺的无产阶级和易欺的大学教授当中，为煽动的目的，或说些当时得令之漂亮话以外，他们是不说什么的。而事实上，该撒不特容忍犹太人，并且加惠于他们，这种事实，虽然是很重要，但也可以有单纯的解释。他之所以这样做，实因为他的无穷尽的债项和对金钱无穷尽的贪欲。金钱已成为国家的决定的势力了。因为犹太人有钱，对于该撒大有用处，所以该撒保护他们，而且准许他们具有特权，这并不因为他们有一种能够创造“抽象的，准备的民族性”的价值之民族特性啊。
犹太人对于这一种恩惠，非常铭感；该撒之死亡，他们是深沉悲悼的。
“他之死亡，国人同深哀悼，而（罗马的）外邦居民，也非常悲痛，每一个民族，都照着他们的规则哀悼他，而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继续几个晚间，从远地行到墓地之庐舍去。”①
“在亚古士督统治之下，小亚细亚各地区，想把他们的犹太居民，一样地征收税项，而且不再准许他们有安息日的仪式；但是阿格聂巴(Agrippa）决定不听从他们，仍然继续原状，加惠于犹太人，而且更进一步，开始法定犹太人，豁免兵役，法定他们有安息日的特权，而这些特权，在以前是只由希腊各行省的行政官个人或团体，按照事情之实况所给与的。亚古士督后来，又指定亚细亚之行政官，不得应用酷烈的皇法而组织有反对犹太人之团体和集会。……亚古士督又表示，赞同犹太之移殖地设在台伯河（Tiber）之彼岸，罗马城之郊外，而且准许那些因为安息日的缘故而忘记了交给他的赠物人，后来还可以补交他们的部分。”①
当时罗马城中之犹太人，是非常之多的。在纪元前三年，有八千余人（或者只计男子？）参加亚古士督所召集的犹太人代表会议！就在最近时间，还在罗马城，发现了很多的犹太人坟地。
虽然商业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但不是一切犹太人都生活于海外为商的。在他们大多数寄居的地方，他们自然也有手工业者；在以弗所（Ephesus）和凡奴沙（Vebosa）的地方，还有记载，提及犹太人医生。②。约瑟福斯还告诉我们，在罗马有一个宫廷的戏剧演员③：“在意大利所称为普德奥里（Puteoli）的德加尔兹亚（Dikaearchia）的地方，我认识一个演员，名阿列德罗斯（Aliturus)，他是一个犹太人，为尼罗（Nero）皇所宠爱。我后来因为他的介绍，认识了普巴尔亚皇后(Empress Poppaea)”。② Seharer：Geschichte des judischen Volkes，第三卷，第九十页。
③ “创世纪”，第二二章，第一七、一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