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姜君羊（田淑）
馬克思關於過渡時期理論的歷史探討
田 淑
馬克思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馬克思根據他在理論研究及社會實踐中發現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結合各個歷史階段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實際經驗作出的科學總結。馬克思的過渡時期理論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二是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如何“變革”資本主義的和其他私有制的經濟關係、社會關係，以及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種種表現，並創造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對於無產階級及全人類的解放，意義至為重大，值得一切爭取社會進步的人深入研究。本文就是試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馬克思的過渡時期理論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引起對這一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們交流學習心得，共同提高認識。
（一）《共產黨宣言》的由來及它關於過渡時期的觀點
《共產黨宣言》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研究同當時的工人階級運動結合的成果。我們知道19世紀40年代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形成的時期，從1844年至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兩位歷史巨人通力合作寫成了《神聖家族》（1844年9-11月），恩格斯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至1846年)，又稱“對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斯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以及1847年上半年馬克思寫成的《貧困的哲學》等。這些具有批判性的著作，他們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觀主義和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批判了費爾巴哈不徹底的唯物主義和形而上學，批判了蒲魯東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方法，批判了聖西門、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從而確立了他們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論證了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以及它所肩負的歷史責任。所有這些著作都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
而與此同時，19世紀的三十年代，正是西歐各國，主要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相繼出現了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經濟突飛猛進。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也發展起來。1831年11月31日和1834年4月9日曾先後兩次發生了里昂的工人階級的起義，提出“工作不能生活，不如戰鬥而死”的口號，還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自此以後，在法國，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鬥爭便成了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
在英國，從30年代起，工人階級便開展爭取普選權的鬥爭。1836年木匠洛維特創立了“倫敦工人協會”。第二年的六月，該會便向國會提出六條請願書：即（1）普選權；（2）廢除議員候選人資格限制；（3）每年改選國會；（4）平等選區；（5）規定議員薪資；（6）秘密投票，稱為“人民憲章”。英國的“憲章運動”發展很快，得到廣泛的社會階層的支持。“憲章運動”經歷過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39年，在請願書上簽名的有128萬人；第二次是在1842年簽名，人數達330萬人，除要求實行憲章之外，還要求廢除新濟貧法，限制工時，提高工資等；第三次高潮是在1848年，簽名的有197萬人。三次請願都遭到國會的否決，群眾性的集會，遊行示威，罷工和武裝鬥爭都被鎮壓，領導人被逮捕和判刑。參加“憲章運動”的人是極為複雜的，各階層的人都有。大致可分為三派。以海員家庭出身的哈尼和鐘斯為首，採取比較堅定的革命立場，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過他們來影響“憲章運動”的。他們都為哈尼、鐘斯主辦的《北極星報》撰稿。
在德國，1844年6月4日至6日，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因為不堪封建壓迫和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舉行起義，搗毀資本家的住宅、廠房和機器，燒毀帳簿和票證。
作為早期資本主義的這三次工人階級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們都表明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運動蓬勃開展的情況下，各國的先進分子相繼建立了秘密的革命者組織，謀求工人階級的解放和建立平等的新社會。這些初期工人運動的革命組織如哈尼、鐘斯為首的憲章派，從德國政治流亡者同盟分裂出來的以沙佩爾、鮑威爾、魏特林為首的正義者同盟等。當時，這些組織在思想上理論是很混亂的，他們雖然有要求工人階級解放和建立新的平等的社會願望，但它們都不能正確說明工人階級所處的社會地位及所負的歷史責任，所以它們都不能為工人階級指出正確的鬥爭道路。
1843年，馬克思來到布魯塞爾之後，他深切感到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教育工人階級的重要。他在進行理論研究工作的同時，一直與各國的革命者保持聯繫。並且在1846年的2月，馬、恩二人和菲力浦、日果及其他志同道合者籌畫建立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關於這件事他在1846年5月5日給蒲魯東的信中說：“他和恩格斯、日果一起同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建立經常性的通訊活動，藉以討論學術問題，評述流行的著作，並進行社會主義宣傳。不過，我們這種通訊活動的目的，是要讓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同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建立聯繫，使外國人經常瞭解德國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且向德國國內的德國人報導法國和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情況。通過這種方式，可以發現意見分歧，從而得以交流思想，進行無私的批評。這是文字形式的社會運動，為了擺脫民族的局限性，而應當採取的一個步驟。”（馬恩全集27卷464頁）顯然，馬克思希望通過廣泛的通訊工作，使真正革命的力量在統一的正確的共產主義綱領下團結起來進行鬥爭。這封信裡，他還告訴蒲魯東，布魯塞爾的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已經同德國國內，和在巴黎、倫敦的德國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取得了聯繫。他希望蒲魯東也參加他的通訊活動。但遭到了拒絕。
馬克思通過共產主義委員會的通訊活動，很快便擴大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團體，以馬克思為核心，團聚了威廉·沃弗爾、路易·海爾堡、塞巴斯蒂安·塞萊、斐迪南·沃弗爾、威廉·魏特林、愛德格爾·馮·威斯特華倫，和約瑟夫·魏特邁等人。並且逐漸成為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思想上、理論上的一個中心。
馬克思組織的共產主義通訊活動得到當時在巴黎和倫敦的正義者同盟中心的回應。它們的領導者鮑威爾、莫爾、沙佩爾答應以共產主義者的名義，在有正義者同盟地方組織的城市建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這樣一來，在短短幾個月中，便在倫敦、巴黎、哥本哈根、科倫、漢堡、來比錫等城市都有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組織。這些共產主義通訊組織對於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掃清工人運動中種種錯誤的空想的有害思想和理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其時，在西歐洲的工人運動中又特別是在正義者同盟中，魏特林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和以克利蓋為代表的“真正社會主義”思想十分流行。前者主張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待遇平等，平均領取生活必需品，保證社會的“和諧與自由”實現這一目的，要靠革命者的密謀和起義。這種思想對工人階級的解放特別有害。馬克思在1846年3月30日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會議上嚴厲批評了魏特林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特別批評他的密謀策略，指出工人階級的革命道路只能是通過工人階級群眾性的政治鬥爭。隨著在同年的5月11日，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上對“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克利蓋在美國的活動提出討論。克利蓋主張抽象的人性論，把超階級的愛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鼓吹用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用“愛”來解放全人類，反對階級鬥爭，主張階級調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些錯誤的觀點並不反映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願望，而是代表破落的小店主等小資產階級的理想。馬克思還以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反克利蓋的通告》，使各地都瞭解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錯誤理論的實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活動，既清算了工人運動中的錯誤思想和理論，又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得以廣泛傳播到工人運動中去，並得到廣泛的認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正義者同盟倫敦委員會在1847年1月20日派約·莫爾到布魯塞爾會見馬克思，並到巴黎去見恩格斯，邀請他們加入正義者同盟，馬恩二人在確信正義者同盟的領導願意改組同盟並接受科學共產主義的原理作為組織的綱領後便決定加入正義者同盟。1847年6月初恩格斯出席了正義者同盟的最後一次會議，亦即共產主義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從此時起，正義同盟便正式改名為共產主義同盟。大會討論了新的章程，把正義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舊口號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同年的11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分別由布魯塞爾和巴黎前往倫敦參加共產主義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長時間的熱烈討論之後，大會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科學共產主義的觀點，並委託他們以宣言的形式制定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大會之後，馬恩二人即著手起草《共產黨宣言》，在1848年1月底完成，同年6月即在倫敦公開出版。
以上敍述就是《共產黨宣言》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經過。由此可知，《共產黨宣言》乃是馬恩二位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當時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結合的成果。從此後，在《共產黨宣言》的指引下開始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藉以領導工人進行鬥爭。直到今天，《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仍然在激勵全世界工人階級去戰鬥，去爭取共產主義的勝利。
《共產黨宣言》中貫徹始終的基本觀點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的《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就是：“每一個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經濟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即有從這個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個階級鬥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任何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就不可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共產黨宣言》就是根據這一基本觀點，詳盡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實際表現及其發展的必然趨勢來制定無產階級革命所應採取的戰略和策略的。
現在有一些人用折中主義的觀點，企圖抹殺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階級分化、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比如現在流行的用所謂“企業家”、“經理階層”或“管理階層”來取代資產階級這個正確的科學的概念。還有人根據收入的多少來劃定“中產階級”等等。這都是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相違背的。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宣言》特別加了一個註腳指出“資產階級是指佔有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勞動者。”恩格斯的解釋是符合實際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這樣明確指示：“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的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同過去的歷史上有過的階級鬥爭不同，“過去的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至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階級只有消滅自己現存的佔有方式，從而消滅全部現存的佔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階級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我們今天在讀到《共產黨宣言》中這些話時，聯想起自那時以來一個半世紀中歷次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就是因為未能“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所以至今無產階級仍然未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的目的那就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宣言》裡，馬克思雖然還不曾提到“過渡時期”這個概念，但他根據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提到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這些在數年後他使用更準確更科學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來表達了。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還作出了如下合乎邏輯的推論，他說：“如果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在消滅這些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這樣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在《宣言》裡表達的這些觀點，就當時來說無疑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瞻望。但經過150年的社會實踐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已經使它自身與生俱來的種種矛盾：階級與階級社會集團之間，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乃至於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已經達到了空前緊張臨近爆炸的程度了。擺在當今世界無產階級面前的最最迫切的任務，正是《共產黨宣言》指出的剷除造成這一切矛盾和衝突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
要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手段，就是《宣言》最後提出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二）《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關於革命經驗的總結
1848年2月爆發了德國人民推翻以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為國王的革命，接著在3月見德國各邦及奧地利人民也舉行起義，要求推翻梅特涅體制（即保護歐洲封建統治及反對革命的體制），要求實現德國的統一。在歐洲各國發生革命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共產主義同盟的幾百名法國盟員分別回到德國參加革命。馬克思在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倫創辦《新萊茵報》，成為當時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幟。為此，他受到當權的反動派最無恥的迫害，在1849年5月11日發出了驅逐他出境的命令。這道命令說：“《新萊茵報》愈益堅決地煽動居民蔑視現存政府，號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會共和國”，因此“限令24小時內離境，如果不服，就要強制執行”云云。在敵人氣勢洶洶的壓迫下，《新萊茵報》終於被迫停刊，馬克思也就在當年的6月3日去了巴黎。但在巴黎又被法國的反動派驅逐出境，終於在8月下旬流亡到了倫敦。恩格斯也在同年的11月中旬來到倫敦。在倫敦，這兩位戰友一起投人到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緊張工作的同時，又籌畫出版無產階級政黨的機關報。取名《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在這個刊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親身的經歷及擁有的深刻而廣泛的法國歷史知識，總結了自1848年至1850年的法國階級鬥爭的這一段歷史的經驗教訓，寫成了《1848年六月的失敗》《1849年6月13日》，《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後果》以及《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等共四篇系列文章，刊登在漢堡出版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一、二、三期和四、五期合刊上。1895年恩格斯將上述文章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出版單行本。並為此書寫了導言一文。恩格斯說：“這本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的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次嘗試”。儘管判斷當前的歷史事件還不能同時探索出終極的經濟原因，但由於馬克思精確瞭解法國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經濟狀況以及這個國家二月革命後的歷史，所以他“對當時事變的內在聯繫的揭示達到了至今無人超越的程度”。
馬克思這部名著寫於一個半世紀以前，今天我們要學習這部書並有所收益，首先必需瞭解有關的法國歷史知識，當時法國社會的階級構成和階級關係及其演變的歷史。
從1830年至1848年2月，是法國歷史上的七月王朝的統治時期。這個時期的法國國王是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七月王朝是在1830年七月的所謂光榮革命中建立起來的。七月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但當革命人民築起街壘同波旁復辟王朝浴血奮戰迫使查理十世（復辟王朝的皇帝）退位時，大銀行家拉菲特和大革命時期的老將軍君主立憲主義者拉菲葉特等人及一大批君主立憲主義的議員們卻在積極擁戴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法國的王位。所以馬克思在這個著作的開篇便引用銀行家拉菲特說的話：“從今後，銀行家要統治國家了”，並明確指出，七月王朝時期，“掌握統治權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中的一個集團，即銀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鐵路大王，煤鐵礦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與他們有聯繫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謂金融貴族”。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正是這批“金融貴族”“他們盤踞了王位，他們在議會中強訂法律，他們分配從內閣到煙草局的各種官職”。
這就是以路易·菲力浦為首的七月王朝的統治者集團。資產階級在七月王朝的議會中只占少數，成了王朝反對派中的一部分。
工人階級在七月革命中雖然是最主要推動者，但在七月王朝統治下，卻仍然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他們的要求不但得不到滿足，反而受到了最無情的排斥。工人階級在1832、1834、1839年的三次起義中，都遭了七月王朝最殘酷的鎮壓。因此，工人階級就成了七月王朝的最堅決的反對者。
至於各社會階級中的小資產階級以及農民階級，由於完全被排除在政權之外，自然也程度不同地加入到七月王朝的反對派行列。
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七月王朝的統治集團的貪得無厭的本質，指出：“七月王朝不過是剝削法國國民財富的股份公司，這個公司的紅利是在內閣大臣、議會、24萬選民和他們的走卒之間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這個公司的經理”。
這個以路易·菲力浦為經理的公司是如何聚斂財富的呢？馬克思指出，“既然金融貴族頒佈法令，指揮國家行政，支配全部各組織的社會機關，而且借助與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報刊來操縱社會輿論，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宮廷，下至低級咖啡館，到處都是一樣的賣淫，一樣無恥欺詐，一樣貪圖不靠生產而靠巧騙他人財產來發財致富。正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不健康不道德的欲望以毫無節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資產階級法律抵觸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種情形下，投機得到的財富自然要尋求滿足，於是享樂變成淫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就匯為一流了。金融貴族不論就其發財致富的方式來說，或就其享樂的性質來說，都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上層的再生罷了”。
今天，我們讀了馬克思這些控告七月王朝統治者們的無恥罪行時，不由得想到今天的統治者們的所作所為，其欺詐的手段，他們的貪欲，他們的巧取豪奪，他們生活的腐化墮落，同七月王朝的統治者不是一脈相承嗎！
正是由於七月王朝統治者的倒行逆施，激發了法國各社會階層人民的義憤，要求改革，和實現共和，終於在當時特定的國際國內發生了經濟危機。農業失收的條件下，促成了1848年二月革命的爆發。
投入到1848年2月革命的社會階級、階層和政治集團有：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貴族階級的共和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和廣大的工人階級。這些不同社會階級、社會階層和政治集團，雖然在推翻七月王朝的鬥爭中採取了共同行動，但他們由於利益的不同，他們的要求和要達到的目的也各不相同。這在推翻七月王朝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組成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其中代表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有馬拉斯特、巴蒂斯德、加爾涅-帕熱斯；代表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有賴德律·羅蘭和弗洛孔；代表王朝反對派的貴族共和主義者有克萊米約、杜邦；而代表工人階級的是路易·勃朗和阿爾伯。至於臨時政府的實際首腦，外交部長拉馬丁，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他雖然“不代表任何實際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的階級”，但“按其地位和觀點看來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在臨時政府成立的開始，其內部便包含著不同階級利益的矛盾；主要就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
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佔領導的政府，在工人階級強大的壓力底下，曾經不得不在1848年3月1日成立盧森堡工人委員會，由路易·勃朗和阿爾伯分任正副主席，以此把這兩位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革命家趕出了臨時政府的所在地市政廳。而盧森堡宮工人委員會既無實權，又無經費。成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麻痹工人階級的一個花瓶。與此同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為了控制失業工人，不得不在1848年的2月28號頒佈法令，開辦國家工廠，從3月2日起正式開辦，約有12萬失業工人參加。這個名為“國家工廠”裡的工人，並沒有從事真正的工業生產，而且只有一萬多人得到平整土地、栽種樹木的勞動機會。按照臨時政府原先的規定，無論有無工作做“國家工廠”的工人都可以領取工作日3法郎，非工作日1法郎的工資，還可以享受免費醫療。臨時政府為了應付“國家工廠”這筆開支，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鄉村農民增收45生丁的附加稅，這引起了廣大人民的不滿。於是資產階級的制憲會議以此為由，解散了盧森堡宮工人委員會，取消國家工廠，並規定青年未婚男工入伍參軍，其餘的人則遷往外省自謀出路。這樣一來，十餘萬工人頓時陷入絕望的境地，這就迫使工人階級在1848年的六月23日至26日舉行起義，在“民主與社會共和國”的口號下與任臨時政府軍政部長卡芬雅克率領的武裝奮戰數天後，終於被卡芬雅克無情地鎮壓下去。起義者有1500戰死，有15000人被捕，4000人被流放海外。這就是1848年6月法國工人階級在同資產階級進行搏鬥中的悲慘結局，其更為嚴重後果則為路易·邦拿巴在1951年12月2日舉行軍事政變實行軍事獨裁，為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舖平了道路。
被馬克思稱為“現代社會中兩大對立階級間第一次偉大戰鬥”的巴黎六月起義的失敗，工人階級受到了極為深刻的教育。馬克思據此認為，六月起義的失敗，使工人階級從中“認識了這樣一條真理：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只是一種空想”。因此，工人階級必須拋棄一切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在現存社會的階級鬥爭中，擺在工人階級面前的任務，就是進行“不斷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實現“工人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以上的引文均見馬恩全集第七卷《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
正是在這裡，馬克思第一次使用“過渡時期”這個概念來表達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
根據1848年6月起義遭到失敗的教訓，馬克思深切地認識到工人階級“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只是一種空想”。這是用血的教訓才使工人階級認識到的一條真理。馬克思這句言簡意賅，精闢入微的話，我們今天讀來仍然有振聾發聵之感。事實勝於雄辯。自有資本主義以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是不可調和的。哪怕工人階級再忍辱負重，對資產階級的欺壓和剝削不予斤斤計較，不管是個人或群體，對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提出合情合理的意見和要求都會遭到資本家階級的種種阻撓，直至斷然拒絕，搞不好，當事者還會受到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權力部門的拘捕、監禁、判刑、坐牢、乃至殺頭。這些令人憤慨的事何止千樁萬宗，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有那一個正直的統計學家給予詳細的揭露和統計呢。即便在今天，從傳媒偶有的簡單報導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當今社會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150年前的工人階級的處境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同樣都是受壓迫受剝削的資本的奴隸。試看一些傳媒的報導，一次又一次發生的礦難犧牲的礦工，他們能有什麼生命的保障。那些由於惡劣的勞動環境和條件造成的工傷至殘的工人們又有什麼安全保障。勞動時間問題，早在1886年，芝加哥、紐約、費城等工人們便提出8小時工作制的要求了。但直至今天，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又有那些國家真正做到了呢？前些時，法國議會還提出議案要取消早在1997年即已成為法定的每週35小時工作制呢！至於工資問題，即便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般說來，工人階級的工資待遇至今都只保持在該國家一般的生活水準線以下。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則被視為賤價勞動力，其工資收入的微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據聯合國公報的統計，全世界收入不足1美元的有13億人，收入不足2美元的有30億人之多。這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無疑都是現社會制度的勞動人民、工人和勞動農民。他們依靠出賣勞動力才得到的微薄收入來養家糊口，其艱難度日的情景誰都能想像得到，更不要說那些克扣工資，“拖欠”工資令人髮指的事了，這幾乎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程度不同的發生。有些國家甚至一拖幾年不發工資的，以至迫使某些生活極端困難而求助無門的工人含恨自殺以示抗議。而那些剝削階級的鷹犬們還要大聲斥責這些不幸者是“破壞安定團結”呢。
至於說到失業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治之症，有統計資料表明，在90年代，法國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達到10—12%左右，失業人口已達320萬人。義大利的失業率也達到12%，5750萬的人口中只有2300萬人有工可做，約有1000萬人是靠領取救濟金過日子的。在英國，只有1/3有就業能力的人達到充分就業，1/5家庭處在失業狀態，本世紀初的貧困人口有500萬人。德國的失業率曾達到7—9%，90年代失業人口就達到350萬人。90年代歐盟15個成員國的失業大軍超過1850萬人，占應就業人口的10.8%。作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富有的美國，其失業率在90年代初從5.3%升至年底的5.9%，2002年為6%，失業人數達到735萬人。自90年代末以來，網路經濟泡沫破滅，以及世紀初相繼出現的大公司如安然、世通等公司的相繼破產，大規模的失業席捲整個美國大陸，失業率急劇增加，美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正是在這個時候，布希政府一意孤行，藉口911事件，發動了侵略阿富汗，繼而入侵伊拉克的戰爭，不惜以殘酷的戰爭手段來謀求緩和國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致使千百萬阿富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喪失了生命，家園被摧毀；也使美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經濟的和軍事的負擔。這就是當今的資本主義！
在20世紀的頭一個10年，第二國際的黨即已變成修正主義，改良主義的黨，至今已有近100年的歷史；儘管它們某些黨的總部還掛著馬、恩的肖像，儘管它們成為某些國家的執政黨，儘管它們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推行的改良主義政策，也曾使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有所改善，但它們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的根本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無可否認，在今天所謂“福利國家”裡工人階級仍然處於被資本壓迫和剝削的奴役地位。
馬克思寫於1850年3月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同盟書》中論及德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時說：“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根本不願為革命無產者的利益而變革整個社會，他們所要求的社會制度的改變是想使現存社會盡可能地讓他們感到滿意和舒服”。“他們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他們力求用徹底剷除封建制度的手段在農村中建立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至於對於工人呢？“那麼，首先毫無疑問是他們還應當照舊做雇傭工人，不過這班民主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想使工人有較高的工資和較有保障的生活；他們希望部分地用國家保證的辦法，部分地用慈善救濟的措施來達到這一點——總之，他們希望用可以說是虛假的小恩小惠收買工人，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馬克思認為，以上所說的要求，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一般地對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馬克思當年對德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精闢分析，對照今天第二國際及其他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黨（包括斯大林主義黨在內）的所作所為，這不就是說的他們嗎？馬克思認為，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黨來說，“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直到無產階級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國家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間的鬥爭停止為止，至少是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無產者手裡的時候為止。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社會，而在於建立新制度”。馬克思這段話，對於今天沉迷於社會改良的人，可說是一付最有效的清醒劑。
馬克思以其親身的經歷，總結了1848年至1850年法國階級鬥爭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更加確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他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事業提出的戰略：不斷革命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十分正確的。他非常深刻地體會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別無選擇，只有在同統治階級的鬥爭中，取得國家的統治權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在發展生產力的條件下，剷除產生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的各種生產資料私有制，從而使社會發展到無階級差別、無階級壓迫、無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社會去，這就是馬克思不只是從理論上，而且從實際的社會階級鬥爭的實踐中得出的科學的結論。
當然，在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馬克思對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它如何發生？如何構成？如何運作，以及它發展的前途等問題，還不可能作出深入的探究。因為到那時為止，社會的實踐還沒有提供必要的經驗。只是在20年後的1871年，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馬克思才能深入去探討有關“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下面我們將在學習馬克思論述巴黎公社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時跟隨馬克思去探討這個有關無產階級革命至為重要的問題。
（三）“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嗎？
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標題所引的話，是恩格斯在1891年巴黎公社20週年時出版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所寫的《導言》中最後一句話。這句話是針對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那些“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的人說的。這些人根本不理解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唯一正確的科學的政治學概念的涵義。他們像所有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反對任何“專政”。他們從形而上學的觀點出發，以為“專政”與“民主”是不相容的，互相是絕對排斥的概念。講“專政”，必定反對“民主”，講“民主”，必定不要“專政”。他們根本不懂得在階級社會裡，任何國家的政治權力，都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都是一定的階級的“專政”，在奴隸制社會，是奴隸主階級“專政”；在封建社會，是貴族地主階級的“專政”；在資本主義社會，則是資產階級“專政”；而不管這些統治階級採取的政治統治形式是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制或民主共和制，問題的關鍵仍然是這些國家政權的階級專政本質並不因之而有所改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之區別於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就在於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發展的客觀邏輯得出結論，認為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過渡階段中，無產階級不能沒有國家政權作為改造舊世界，創造新社會的杠杆或工具，不然就不能完成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而這個國家政權或統治的政治形式的階級本質，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而不能是別的什麼階級的專政，這即是說在社會轉變的過渡階段中，只能由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而不能讓別的社會階級或社會集團來掌握國家政權。
標題所引的恩格斯的話，對於今天一切真誠的追求社會進步的人來說，特別具有啟示的作用。因為自從斯大林盜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來掩蓋他推行的蘇維埃官僚集團的專制統治以來，人們都把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等同於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把斯大林官僚專制統治的所有罪行都算在馬克思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帳上，這如果不是有意，如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學者所做的那樣；那就是由於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完全無知。因此，首先必須要弄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樣，我們才不至於稀裡糊塗地不分黑白隨聲附和，以至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入歧途。
究竟馬克思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的呢？1871年的巴黎公社提供了最明顯最有力的例證。當巴黎公社一出現，馬克思便以最大的熱情給予最大的關注，收集和研究了有關巴黎公社的全部資料，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最終得出結論：“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恩全集17卷361頁）而恩格斯則說：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人階級政府的巴黎公社是怎麼樣產生的呢？要知道巴黎公社的來龍去脈，首先應當知道有關的法國歷史。
巴黎公社發生於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的起義。在此之前，從1851年12月2日至1870年9月4日，是法國歷史上的第二帝國時期。帝國的皇帝就是路易·波拿巴，他原是拿破崙的侄子，做了皇帝之後，自稱為拿破崙第三。他生於1804年，自幼即受拿破崙家族皇帝思想的薰陶，拿破崙第一帝國垮台時才11歲，便過著破落貴族的浪蕩生活。他28歲時，在1836年9月，在一批冒險家的軍官協助下發動過斯特拉斯堡兩個炮兵團叛亂，企圖恢復拿破崙帝制統治。失敗後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他和一小撮密謀家在布倫登陸，發動當地駐軍叛亂。失敗後被判終身監禁。1846年5月他從阿姆要塞逃脫。去到英國。1848年他曾自願充當英國的特別員警，協助警察局鎮壓憲章派領導的工人運動。1848年二月革命後，他回到法國，在一批波拿巴主義者的支援下，參加制憲會議選舉和總統競選。在當時特定的階級關係下：工人階級在六月起義中已被打敗，當政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以及秩序黨人，都因鎮壓工人階級而臭名遠揚。因而在廣大的保守的農民階級由於對臨時政府徵收附加稅45先令不滿，而支持波拿巴當選為總統。但波拿巴一心想的是恢復帝制。他在1849年9月成立“12月10日社”。12月10日是波拿巴當選總統的日子，用作團體的名稱，其用意不言自明。這個團體名義上是慈善機構。實際上是波拿巴藉以搜羅為他服務的秘密武裝組織。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對這個團體有過非常生動的階級分析。他指出，在這個團體裡，“除了一些來歷不明和生計可疑的破落者外，除了資產階級可憐的敗類中的冒險分子之外，還有一些流氓、退伍士兵、釋放的刑事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私娼狗腿，妓院老闆、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揀破爛的、磨刀的、鍍錫匠、叫化子、一句話就是隨著時勢浮沉流蕩被法國人稱做浪蕩遊民的那個五顏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12月10社即‘慈善會’的核心”。“波拿巴就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把這些由所有各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絕對依靠的唯一階級，這就是真實的波拿巴，這就是不加掩飾的波拿巴。”“在他巡遊期間，12月10日社的會員們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車站上，裝作迎駕的群眾，並表示人民的熱情，高叫皇帝萬歲！”“當他回巴黎時，這些人就充當前衛，防止和驅散敵對性的示威遊行”。（馬恩全集8卷173—175頁）
作為流氓無產階級首領，具有根深蒂固的帝皇思想的一心以恢復帝制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登上法國第二帝國的皇帝寶座之後，統治法國達19年之久。對於這一段歷史，所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都不約而同地讚揚路易·波拿巴取得的成就，把當時法國政治上“相對穩定”，“經濟上騰飛”“文化繁榮”等等，都記在路易·波拿巴個人的功勞簿上。而對於在他統治下，廣大勞動人民遭受的苦難，卻隻字不提。所謂“政治穩定”，這就是波拿巴實行嚴酷的軍事獨裁統治，在他統治下，一切報刊均須經政府批准後方可發行，一切政治俱樂部都被取締，一切公共集會都被禁止，對一切反對政府的分子可以不經審判便逮捕監禁或流放海外。所謂“經濟上騰飛”，就是以種種優惠的經濟政策和稅收政策鼓勵資產階級招商引資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以對外實行軍事擴張，大肆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和財富換來的。在工商業得到發展的情況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各種社會矛盾也跟著發展，一直延續到帝國的末年：連年不斷的罷工風潮遍及全國。1853年的工人罷工有109次，1855年增至168次（參看陳文海《法國史》361頁）。在對外擴張方面，1857年，波拿巴完成了阿爾利亞的全境佔領。1857年與英國聯合發動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滿清皇朝，先後在1858年和1860年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法國由此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傳教、在內河自由航行的權利和巨額的賠款。那個率領法軍在北京八里橋打了勝仗的庫贊·蒙托邦還被波拿巴封為八里橋伯爵，並得到50萬法郎的獎賞。1863年柬埔寨成了法國的保護國，1867年越南也變成為法國的殖民地，此外，在此期間波拿巴在西非、東非、地中海、東岸以及大洋洲進行不斷的軍事掠奪，這一切使得法國成為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這就是路易·波拿巴統治法國的政績，這是用對內殘酷壓迫，對外掠奪別國人民換來的。
由於路易·波拿巴的反動的對內對外政策，激起了廣大人民的不滿，引發了人民的廣泛反抗。在他統治的後期，路易·波拿巴為了緩和國內尖銳的階級矛盾，他在1870年7月19日藉口西班牙王位的繼承人問題向普魯士宣戰，普法戰爭由此爆發。馬克思當即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發表了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揭露路易·波拿巴發動戰爭的階級根源和掠奪性質，指出“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國的階級鬥爭篡奪了政權，並且以不時進行對外戰爭來延長自己的統治。”號召法國工人階級同德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反對路易·波拿巴的戰爭政策，戰爭開始後，由於法國軍隊連續吃了敗仗，在1870年8月9日，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巴黎群眾數萬人便自發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要求武裝人民、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國。同年的9月1日，普軍在色當大敗法軍，第二日，路易·波拿巴簽署了投降書，他本人成了俘虜。消息傳到巴黎，工人階級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在無比憤怒中，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9月4日憤怒的革命群眾擁到立法團宮去，驅散了立法團會議，並到市政廳宣佈共和國的成立。就在這時，資產階級政客法夫爾等人夥同奧爾良黨人，參加過侵略阿爾及利亞的將軍特羅胥，乘機篡奪的人民革命的成果，宣佈成立以特羅胥為首的“國防政府”，法夫爾充當外交部長，掌握實權。但也就在同一天，巴黎的工人代表在科爾德里廣場6號，第一國際巴黎支部聯合會和巴黎工會聯合會的會址舉行集會，提出一系列民主改革的要求，包括：取消警察局，它的職能由區政府兼管；撤銷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國公職人員的職務，廢除一切限制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法律等。
9月5日，為了從組織上落實9月4日的決定，巴黎革命人民，包括工人和其他革命市民，再次舉行會議決定在當時巴黎所有20個區通過選舉產生“共和主義警備委員會”，由各區的警備委員會選派四人組成20區中央委員會。這個中央委員會在此後的日子裡曾充當巴黎革命人民進行鬥爭的領導者。在巴黎人民越來越高漲的革命鬥爭的壓力下，以特羅胥為首的資產階級國防政府被迫在原有的60個國民自衛軍營隊之外，再擴充60個新營隊。巴黎工人階級及革命群眾即以最大的熱情參加了新建的國民自衛軍營隊，由此使自己得以武裝起來。這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新建的國民自衛軍成了日後的巴黎公社得力的支柱。
20區中央委員會成立後於9月15日發表歷史上稱為的“第一個紅色公告”，要求取消舊警察局，由選舉產生的區政府掌管員警的職能，新警署的官吏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取消限制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的法律，徵用生活必需品，將無主住宅分配給無住房的居民。立即選舉流動自衛軍軍官，發給全體公民槍支和彈藥。由區中央委員會組織人力和物力進行各區的防衛，以抵禦普軍的入侵，以保衛剛剛成立的共和國。
9月18日普軍開始包圍巴黎。直到1871年3月3日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批准和約的先決條件，普軍圍城才結束。在此期間，法國的政局發生重大變化：波拿巴在色當被俘，人民推翻了帝制，成立了共和國，至此，普法戰爭的性質改變了。馬克思在9月9日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寫的第二篇關於普法戰爭的宣言中指出：在普法戰爭中普魯士方面的防禦性質已隨著路易·波拿巴的被俘和巴黎革命人民成立共和國而宣告結束。普魯士繼續進行的戰爭變成了掠奪法國人民，併吞阿爾薩斯和洛林稱雄歐洲的戰爭。因此，宣言號召各國工人階級站在法國人民一邊反對普魯士的侵略。就在普魯士國王威廉第一及其首相俾斯麥一意推行掠奪戰爭的威脅下，武裝起來的巴黎革命人民，決心保衛自己取得的革命成果。但是，篡奪了國家權力的資產階級的國防政府卻為了鎮壓巴黎人民的革命鬥爭，千方百計要同普魯士侵略者進行妥協談判。在9月12日派出做過七月王朝的總理並策劃鎮壓1834年里昂工人起義的梯也爾出訪各國遊說，乞求各國的統治者出面調解，與普魯士議和。9月19—20日，國防政府的外交部長法夫爾親自到菲利埃爾去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進行投降談判。10月27日，在國防政府對巴黎革命人民抗擊普魯士入侵進行種種阻撓和破壞並一再乞降，巴黎人民在10月31日第一次舉行起義，革命群眾根據20區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在這天的清早便來到市政廳前舉行示威，高呼推翻國防政府，成立公社的口號，湧入市政廳把國防政府的要員特羅胥、法夫爾、皮卡爾、費裡等人軟禁在黃色大廳內。當革命群眾在領導人布朗基、弗路朗斯主持下成立社會拯救委員會，籌備公社選舉，熱烈醞釀公社人選名單之時，特羅胥和皮卡爾等乘機逃去，並立即組織反動軍隊進行反撲，致使這次起義流產，國防政府在11月2日還下令逮捕起義領導人，列入逮捕名單的有布朗基、弗路朗斯等23人。
10月31日起義的失敗，使人民更加認清了國防政府的反動本質。群眾並不因為一時的挫折，而喪失信心，相反，群眾更加迫切要求成立公社來取代國防政府。群眾在集會中公開提出“如果人們不給我們公社，我們就自己去拿”，這表明公社的要求已深深在群眾中紮根。國防政府為了抵消成立公社的號召力，曾妄圖用虛偽的區長選舉，實行市政自治的假像來欺騙群眾。但恰好在區長選舉中，群眾卻把被國防政府通緝和逮捕的10月31日起義領導人如弗路朗斯、德勒克呂茲、米里哀爾、朗維耶、瓦萊斯、等選為區長或副區長。1871年1月6日，20區中央委員會發表歷史上稱為“紅色公告”的“告巴黎人民書”，揭露國防政府的種種罪行：不履行國防義務，使巴黎在敵人的進攻中陷入絕境，政府成員“既不會管理政務，又不會打仗”。公告指出，“公社是人民唯一的救星”，是“防止毀滅的唯一方法”。公告要求國防政府應當“讓位給人民，讓位給人民公社”。
國防政府的特羅胥為了加強同普魯士的妥協來對付巴黎人民的反抗，建議由反動的維努亞擔任巴黎武裝力量的總司令，調派大量憲警部隊把守要道，防止革命群眾衝擊市政廳。當巴黎革命人民在1月22日，響應20區中央委員會的號召，到市政廳前舉行示威，再次準備舉行起義時，遭到了國防政府早早佈防好的憲警部隊的襲擊。巴黎人民為建立公社而進行的英勇鬥爭又一次遭到資產階級國防政府的殘酷鎮壓。
國防政府就在加緊鎮壓和大肆搜捕起義者的同時，在1月23日派出了法夫爾到凡爾塞去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進行停戰談判，普軍也於1月26日停止了對巴黎進攻的軍事行動。當停戰談判的消息傳出之後；巴黎人民紛紛抗議，駐守的15000名水兵拒絕棄守自己守衛的炮台。國民自衛隊回應水兵的行動，舉行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國防政府的口號，號召人們去支援水兵。根據法夫爾同俾斯麥簽訂的停戰協定，法國方面要把巴黎周圍的炮台移交普軍。解除正規軍和流動自衛軍的武裝，但不敢提解除巴黎人民的國民自衛軍的武裝。就在簽訂停戰協定的緊急關頭，巴黎國民自衛軍於2月15日，三千多國民自衛軍代表在蒂沃裡—沃克斯霍爾舞廳舉行第一次國民自衛軍代表大會。決定建立國民自衛軍聯合會及其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選派巴黎各區國民自衛營隊代表20人組成臨時委員會，擬定國民自衛軍聯合會章程，和中央委員會的選舉辦法。會議提出一系列要求，反對任何解除國民自衛軍武器的企圖，把前國防政府的主要成員特羅胥、法夫爾及其同謀者梯也爾等人交付法庭審判，建立社會拯救委員會，用武力反對普軍進入巴黎等。由於巴黎工人和勞動者基本上都加入國民自衛軍，因此，國民自衛軍聯合會及其中央委員會就成了巴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軍事組織。在此後的日子裡，這個組織取代了20區中央委員會在領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和奪取國家政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月24日巴黎國民自衛軍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1）反對任何解除國民自衛軍武裝的企圖；（2）一旦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全體國民自衛軍應立即進行反擊；（3）國民自衛軍只承認自己委派的將領，不承認其他任何將領。會後全體代表整隊前往巴士底獄廣場參加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這次示威遊行是巴黎革命力量的大檢閱，大大增強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和信心。3月3日，國民自衛軍再次召開代表大會，通過了國民自衛軍聯合會的組織章程，3月15日，按照通過的國民自衛軍聯合會的章程，選舉了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當選為委員的共40餘人。他們多數都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工人、職員、記者，但他們都是巴黎廣大人民群眾所熟知和信賴的人。並推選義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著名領袖，資產階級革命家加里波第擔任國防自衛軍總司令。（他沒有到職）
早在2月間，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推選工人階級最兇惡的敵人梯也爾為國防政府的行政首腦，他精心挑選反動分子如法夫爾、皮卡爾等人組成他的內閣。梯也爾從一開始便籌畫鎮壓巴黎的革命人民，查封最受巴黎人民歡迎的革命報紙，如《復仇者報》《人民呼聲報》《杜歇老爹報》等。並頻頻召開軍事會議，籌劃奪取國民自衛軍的大炮並解除其武裝，逮捕國民自衛軍委員會成員，摧毀巴黎一切革命組織，並決定在3月18日淩晨開始行動實行對巴黎人民突然襲擊。當梯也爾的反動軍隊在勒康特的領導下把在蒙馬特爾高地上的大炮搶到手並企圖運走時，全城的警鐘敲響了，革命群眾（包括男女老少）像怒潮般從四面八方湧到了蒙馬特爾高地，武裝的國民自衛軍紛紛出動，把勒康特一夥團團圍住。站在鬥爭最前列的是巴黎革命婦女，面對勒康特軍隊的槍口毫無懼色，大義凜然斥責敵人的指揮官說：“你們在這裡幹的事情是可恥的！”又對敵人的士兵說：“你們給敵人服務嗎？”“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嗎？”“你們替壓迫者充當盲目的工具還不夠嗎？”“你們替賣國賊服務難道不害羞嗎？”敵人的士兵被問得無話可說，無地自容。就在這時，暴跳如雷的勒康特四次下令開槍射殺革命群眾都遭到士兵的拒絕，而且，士兵們紛紛起義同革命群眾舉行聯歡。勒康特及其親信，隨即被逮捕。革命群眾即於當天的4點半鐘，在紅宮花園把勒康特和充當奪炮密探的曾經被特羅胥任命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的1848年6月起義鎮壓工人階級的儈子手克劉芒·托馬槍決了。在當天晚上10時，起義者便佔領了市政廳。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也就遷入上空飄揚紅旗的市政廳，從而佔領了整個巴黎，取得了政權，巴黎公社的起義宣告勝利。巴黎公社起義的勝利是巴黎革命群眾自覺地自動地自發地進行鬥爭推翻資產階級國防政府的統治把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推上了政治統治的權力地位取得的。在巴黎人民熱烈歡呼革命勝利聲中，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於3月19日發表宣言說：“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失職和叛賣行為，已經瞭解：由他們親身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拯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奪取政權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必須立即履行的職責和絕對權利”。隨著反動的軍警部隊的瓦解和崩潰，反動的官僚們紛紛隨梯也爾逃往凡爾賽。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立即派出它的委員去接管各軍政部門，由普通工人、職員、革命知識份子組成了新型的行政人員隊伍，取代舊的國家機關的官吏，這些來自人民群眾中的小人物登上了革命政權的領導崗位，掌握權力，都表現出卓越的組織管理才能。派去接管財政部的是裝訂工，普魯東主義者，國際巴黎支部委員，3.18起義的領導人之一的瓦爾蘭，和會計員、普魯東主義者國際會員茹爾德；接管內務部的是記者、國際會員，布朗基主義者瓦揚；派埃德去接管陸軍部；派鑄工杜瓦爾（布朗基主義者，3.18起義領導人之一）去接管警察局；派職員出身的貝熱瑞去接管衛戍司令部；派制鞋工盧利葉去接管教育部；派機械工阿西任員警廳警衛司令等。3月26日，巴黎的革命群眾，滿懷喜悅心情參加公社的選舉，總人數達22萬8千人。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公佈候選人名單。選舉的辦法，各區公社委員按各區人數的比例而定。候選人得票，達到選舉人數的1/8，才算有效。當日選出公社委員64人，其中工人27人，職員8人各種自由職業者29人。從政治思想派別分，普魯東分子20人，布朗基分子21人，新雅各賓主義者及無黨派人士10人，在64人中，第一國際會員28人。後來在4月16日補選公社委員20人，兩次選出公社委員共84人。補選後只有龍格算是馬克思主義者。
3月28號是公社正式成立的日子。3月29日公社成立10個委員會行使政府職權。
這10個委員會是：
（1）執行委員會。負責執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員會的決議。
（2）軍事委員會。負責軍事工作，領導國民自衛軍。
（3）財政委員會。編制公社預算。經營撥款、房租、債務、捐稅事宜。
（4）糧食委員會。負責糧食供應，對食品實現管理，清查各商店所有物資。
（5）司法委員會。管理一切訴頌案件，實行司法改革。
（6）治安委員會。負責保衛公社安全，保護公民利益、鎮壓反革命。
（7）勞動、工業、交換委員會。管理工業、公共工程、商業貿易。
（8）社會服務委員會。負責監督郵電局、公路局、鐵路公司。
（9）對外聯絡委員會。負責外交工作，聯絡法國各地公社
（10）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事業，進行教育改革普及義務教育。
通過這些委員會的設立，公社統一行使立法和行政的權力，徹底否定了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擔負起管理社會生活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治安等各方面的職務。公社發佈一系列重要的法令，並立即貫徹執行。其中有：
（1）3月29日公社頒佈第一道法令，即廢除常備軍和代之以國民自衛軍。法令宣稱“（一）取消徵兵制；（二）除國民自衛軍外，不得在巴黎調入任何武裝力量；（三）一切適於服役的公民都編入國民自衛軍”。這道法令是巴黎公社廢除資產階級的軍事武裝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權力，而代之以人民武裝，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權力的一項最重要措施。
在同一天公社會還頒佈一項重要法令，宣佈“公社是當今唯一的政權”。“凡爾賽政府（即梯也爾的資產階級政府）及其擁護者所發的命令、指示一律無效”。“任何官吏或職員不服從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職務。”
（2）4月1日公社通過關於限定公職人員最高薪金每年為6千法郎（相當於工人的工薪）的著名法令。該法令指出：“以前各公共機關裡的高級職位由於所得高薪而往往成為鑽營的對象，並按謀職者的後台勢力來分配，而且在真正的共和國裡，既不應該有高薪的閒職，也不應該有過高的薪額；茲規定各市政機關職工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為6千法郎”。
（3）4月16日，公社領發了關於將逃亡企業主所遺棄的工廠移交給工人生產協會的重要法令，該法令宣稱“鑒於許多工廠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義務和不願考慮勞動者利益的企業主所遺棄，……從而對勞動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損害，”為了恢復這些企業的生產，公社授權工人協會聯合會設立專門調查委員會來進行如下工作（A）調查被遺棄的工廠的狀況及編制工廠財產清冊；（B）擬定實際開工措施，依靠本廠工人組成工人生產協會進行生產等經濟活動；（C）制定工人生產協會章程；（D）成立仲裁法庭，規定將工廠完全交給工人生產協會的辦法和條件。這道法令無疑是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法令，所以受到工人階級的熱烈擁護。
（4）4月19日，公社發表了《告法國人民書》。這是公社的綱領性文件，它宣佈公社的目的是鞏固共和制，和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公社的完全自治，在地方自願聯合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政治統一。宣佈公社的權力如下：批准公社預算，保證個人自由，信仰自由和勞動自由；保證公民經常參加公社事務；組織城防和國民自衛軍；進行必要的行政和經濟的改革；等等。
巴黎公社所採取的一系經濟措施和社會措施，都是以保證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除上面已提到的之外，還有禁止麵包工人夜班工作，廢除廠主等擅自僭取私人裁判權；廢除他們擅自用制定罰金，扣款來掠奪勞動者工資的權利；學校所有學習用品，包括書籍，地圖紙張等，免費由政府供給；1871年4月份以前最近三個月房租全免，禁止賭博，所有政治犯立即釋放。拆除象徵暴力推崇軍國主義的旺多姆圓柱等，都為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所有這些都表明巴黎公社是在朝著共產主義即廢除造成階級分裂的私有制度的方向努力工作的。雖然公社領導者大多數是普魯東無政府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而公社的工作卻正好是同這些領導者的政治觀點相反。
以上根據客觀的歷史事實，扼要介紹了巴黎公社產生的經過和它所從事的一些重要活動。我們在文章的開頭就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就是立足於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的前所未有的巴黎公社這個客觀事實，進行細緻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才得出結論說：“巴黎公社的秘密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根據巴黎人民的鬥爭經驗，特別著重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掌握現成的國家武器，並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初，巴黎人民曾寄希望於推翻帝制後成立的國防政府及稍後的國民議會政府。但事實證明，這些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卻同普魯士皇帝沆瀣一氣來反對人民。這就表明，工人階級絕對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來謀求自身的解放，而必須推翻這個反人民的政權，而以自己掌握的國家政權來取代它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國家政權同舊的壓迫人民國家的政權有什麼不同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回顧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國家政權演變的歷史，他指出：自大革命以來，法國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員警、官僚、僧侶和法官，”都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起來的。”“像蟒蛇一樣”“把現實社會機體從四面八方纏繞起來”。這個國家政權，不管它的形式是所謂正統的、立憲的、共和的和帝制的，都是壓制和剝削生產者，即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工具。巴黎人民建立的公社，同這些壓迫人民的國家政權是“真正的對立物”。
巴黎公社之所以不同於舊的統治階級的國家政權，就在於它是由革命人民自動自覺積極行動起來干預國家生活，經由普選產生的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政府各行政部門自上至下的一切公職人員，自公社委員起，都只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過去的國家政權的高級官史所享有的一切特權及辦公費，都被取消。由於取消了舊國家政權的常備軍、員警和龐大的官史隊伍以及他們所享有特權，使公社成為人類歷史上從來未有過公正廉潔的政府。
對於舊的國家政權的特點，恩格斯在他寫的導言中有段精闢的論述。他說：“以往國家（政權）的特徵是什麼呢？社會起初用簡單分工的辦法為自己建立一些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後來，這些機關，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種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襲的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國內也可以看到”。為了使人民更加明白瞭解問題，恩格斯特意舉了美國的例子，他繼續說：“正是在美國，‘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厲害地構成國民中一個特殊和富有權勢的部分。那裡，兩個輪流執政的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厚的生意，拿合眾國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而在本黨取得勝利後取得相當職位作報酬。”“我們在那裡可以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掌握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治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統治和掠奪國民的”。
恩格斯這段精闢的論述雖說是以當年的美國為例子，但對照今天美國的實際政治生活，不也是一樣的嗎？從那時以來，美國就是由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輪流執政”來統治和掠奪人民的，這是事實。
巴黎公社作為工人階級的政府根本上同舊的國家政權相反，任何人都無法謀取國家政權的職位來獲得豐厚的收入。馬克思、恩格斯非常讚揚巴黎公社採取的防止國家政權從“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的措施，恩格斯說：“為了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出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這樣，只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許可權委託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這就是巴黎公社在政治方面採取的根本性改革，使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此外，更為重要的，公社所以不同於舊的國家政權。在於它是“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說：“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的社會奴隸地位的永久不變狀態同時並存，因此，公社應當成為根除階級的存在所賴以維持，從而階級的統治賴以維持的那些經濟基礎的工具。勞動一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一個階級的屬性”。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公社制度就不可能實行。而且，所謂“公社”就將是一個“騙局”。
巴黎公社採取的經濟措施就是朝向“勞動解放”這一偉大目的的。
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不能離開勞動生產。“勞動是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條件，”沒有勞動生產，任何個人和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存在。但在過去有過的私有制社會形態中，由於一些人採取“篡奪、欺騙、權詐”的手段，佔有了勞動生產藉以進行的生產資料，因而成了社會的統治階級，絕大多數的生產者因為自己沒有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受到生產資料佔有者的奴役和剝削。在奴隸社會，社會的主要生產者是奴隸，在封建社會，則是農奴，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的生產者就是受雇於生產資料佔有者，即資本家階級的雇傭工人，即無產階級。既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使被奴役被剝削的工人階級在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取得政治的統治地位，他當然要謀求經濟上的解放，擺脫勞動生產者受制於生產資料佔有者的奴隸地位。辦法就是把生產資料從佔有者手中收回來歸社會所有，從而使全體社會成員不再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不再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巴黎公社正是為了這個偉大的目標採取行動的，不但進行政治上的改造，而且進行深刻的經濟的改革來開始工作的。而所有舊的剝削階級的國家權力都是維護、保護原來的剝削制度，鎮壓任何對剝削制度的侵犯。而巴黎公社則以取消任何剝削制度為目的，這就是作為工人階級政府的巴黎公社，同過去的舊國家政權的根本區別所在。
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其敏銳的政治眼光，提出了如下富有教育意義而有遠見的觀點。他說：“公社並不是取消階級鬥爭”。“但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工人階級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完成（這是經濟改造）；這裡不僅需要改變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勿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著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個復興事業將不斷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取代，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取代一樣。但是，工人階級同時也知道，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這就是巴黎公社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它開創了人類自覺創造歷史的篇章，因此巴黎公社的業績，“將永遠為新社會的光輝先軀而受人敬仰”。正因為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主動地積極地通過普選選出自己所信賴的代表組成的，按照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進行工作，並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監督的政權，因而是最民主的政權。這就是馬克思用最準確的科學語言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群眾的政權。
所以，正當巴黎公社在巴黎革命人民支持下火熱朝天地進行創造偉大的歷史業績時，法國所有的反動派，包括保皇黨、秩序黨、君主立憲黨，各式各樣的共和黨人乃至拿破崙分子都齊集到凡爾賽梯也爾政府的周圍，策劃著對巴黎公社進行反撲，組織強大的武裝力量，對巴黎進行反攻。並於5月21日攻入巴黎，開始了對巴黎人民血腥大屠殺的五月“流血週。（從5月21日—28日）”巴黎公社在它成立後的第72天，終於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失敗了。血腥鎮壓巴黎公社劊子手梯也爾及其幫兇，殺害公社社員達三萬人之多。加上被逮捕監禁和流放的受害者，總數達10萬人之眾（有人估計為保衛公社同敵人進行鬥爭而犧牲的社員為7.29萬人，被梯也爾政府逮捕後被槍殺的達2.98萬人）。梯也爾的所謂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就是建立在巴黎公社社員的鮮血和屍骨之上的。
當然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巴黎公社存在的時間只有短短的72天，它不可能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工作上做得更多。但它提供了創造新社會的重要原則。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階級並不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並不想靠人民的法令來實現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得自己的解放，同時達到現代社會由於本身經濟發展而不可遏制地趨向著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裡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這個“新社會因素”是什麼呢？這就是現存社會的受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勞動者、生產者，即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在所有的私有制社會裡，勞動者，生產者階級總是被排除在國家管理的權力之外不僅不能過問政治事務，甚至連自己的經濟生活也只能任由統治者通過種種政策法令乃至各種有形無形的約束手段來安排，更談不上接受文化科學技術的教育和訓練了。而公社正好與此相反，它為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提供了廣闊的自己管理自己的空間，可以發揮自己最大的創造能力通過實踐創造一個更加適合人類生存的社會制度。這就是巴黎公社！這就是工人階級的政府；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宣導的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這些遲生150年的人，未能親身參加巴黎公社的偉大鬥爭，但通過學習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我們終於明白了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深深感受到巴黎公社社員們為了創造新社會不怕流血犧牲英勇奮鬥的革命精神，並為這種革命精神所鼓舞。回顧過去一個世紀無產階級為創建新社會的鬥爭，不僅經歷階級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和破壞，還遭到來自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改良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這些“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者的嚴重“阻撓和延誤”，以至直至今天工人階級未能建立起如馬克思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來推動徹底的社會變革。擺在當今無產階級面前的首要任務仍然是以巴黎公社為榜樣，堅決粉碎一切反動派的舊國家政權。建立起強大的擁有廣泛革命群眾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只有這個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才能阻止資本主義制度把人類推向毀滅的深淵。
（四）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闡述的過渡時期理論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德國兩個工人階級的組織：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領導的社會民主工黨（所謂愛森納赫派）和哈森克萊維爾、哈塞爾曼和特爾克領導的拉薩爾派全德工人聯合會在哥達召開聯合代表大會，合併成立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事前擬定了合併後的黨綱草案。馬克思看到這份綱領草案後，寫了《對德國工人黨綱領的幾點意見》（即《哥達綱領批判》）一文，全面地嚴肅地批判了綱領草綱的錯誤觀點。但，這份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卻因為急於要實現兩個工人組織合併的李卜克內西隱瞞了長達15年之久，直到1890年10月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哈雷代表大會決定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來取代《哥達綱領》時，恩格斯為了幫助德國黨制定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才在《新時代》雜誌1891年第一號上公開發表這份重要文獻，同時也發表了恩格斯寫給倍倍爾的批評《哥達綱領》草案的一些信件。
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可能詳細介紹馬克思這份文獻的全部內容，我們提出來討論的是馬克思在批判《哥達綱領》草案提出的“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來爭取自由國家和社會主義”這一錯誤思想時闡述的關於過渡時期這一重要思想。馬克思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注）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注）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社會分為高級階段和初級階段，後者就是常說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歷史上第一個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瓦解已經有15個年頭的今天，一切關心無產階級解放和全人類解放事業的人對於150年前馬克思提出的關於過渡時期的這個重要思想，應該給予最大的關注，並認真加以研究。因為從十月革命成立之後在俄國發生的一切國內國際的重大問題，諸如工人階級政黨的官僚化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蛻化變質的問題，工人階級在自己的國家政權下如何對舊的私有制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和由此形成的舊的社會思想、意識及社會生活習慣進行改造和創立適合人類生存需要的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社會上層建築問題，以及在國際關係上，如何打破舊的私有制的國際秩序，推進新的國際秩序的建立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在馬克思所說的過渡時期裡發生的。毫無疑問，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是同無產階級的解放和全人類的解放密切相關的。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認真地從理論上去探討過渡時期的問題。
馬克思關於過渡時期的思想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話，但它的含義是十分深刻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這需要我們在學習中認真去思考和體會。首先，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句話應如何去理解呢？我們知道，在歷史上，任何新的社會形態取代舊的社會形態，都經歷一個“革命轉變時期”。比如從奴隸制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構成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的土地分封制關係早在奴隸制社會裡就發生和發展了，只是在奴隸制社會崩潰之後，封建制的土地關係才普遍盛行起來，奴隸制社會也就為封建制社會取代了。再如從封建制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在資產階級還未取得政權之前很久，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早就在封建社會裡生長和發展起來了，這也就是說，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已經開始了。只是當資本主義的因素發展到不堪忍受封建制度的束縛時，資產階級才起而鬧革命，推翻封建專制的統治，建立起資產階級的國家，這時候，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等便可以“自由”地在自身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但，無論是從奴隸制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還是從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從一種私有制社會轉變為另一種私有制社會，所以，它們的“革命轉變”可以在舊的社會形態中孕育成長和發展，這體現了整個私有制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則是從私有制社會形態轉變為公有制社會形態，所以它們的“革命轉變”同私有制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是不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素或成分不可能在私有制資本主義社會中孕育成長；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會自動地退出歷史舞台。這一切的發生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之後才能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事實上乃是無產階級有意識的自覺的對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變革的過程。這也是恩格斯所說的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開始。
馬克思所說的“革命轉變”是什麼意思呢？它包含那些具體內容呢？毫無疑問，所謂“革命轉變”，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所要達到的目的，即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一再申述的“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消滅”產生階級差別的“一切生產關係”，和“消滅與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此外，還要“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但這還只是無產階級革命要達到的目的的一個方面，即破除的方面，而目的的另一面則是建立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的社會意識形態。破除的任務和創立的任務是同時存在的。
我們在學習巴黎公社時就已經知道馬克思曾說過：“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這裡不僅需要改變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勿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著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馬克思的這些話是就經濟方面的“革命轉變”說的。但，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對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的聯合的”經濟組織究竟是啥樣子的，誰也沒有見過。我們見過資本家的工廠、商店、公司，也見過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因、卡特爾、乃至當今的跨國公司等資本主義龐大的經濟組織，它們的分支機搆和相關的組織遍佈全世界，可以說當今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已經把全世界納入它的網羅之中。毫無疑義，這些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都是資產階級為賺取利潤而設立的。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的聯合體”就是相對與資本主義的純粹為謀取利潤的經濟組織提出來的。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不自由的，它們只服從一個主宰，那就是利潤；為了利潤，這些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可以不顧工人的健康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或者增加勞動強度，極不道德地使用童工和女工，以便增加生產，獲得更多的剩餘勞動。而在引發生產過剩招致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它又可以大批大批地解雇工人，把他們拋入失業大軍中去，而不顧他們的死活。這就表明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包括人和物，都是不自由的，整個組織都為利潤這個無上的主宰所驅使，談不上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也談不上人的尊嚴；就像木偶戲中的木偶一樣，既不能說話，也沒有自主行動的可能；它的表演，它的說唱，它的一招一式，完全操從在提線人的手中，任由提線人擺佈，這就是沒有自由。如何把不自由的奴役人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改變為“自由的聯合的”經濟組織，從而使勞動者獲得解放呢？這就是工人階級在取得政治統治地位後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問題。在這裡，馬克思只給工人階級指出一條原則，那就是首先要改變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階級性質”，即取消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使這些經濟組織變成工人國家所有。至於工人階級在自己的國家所有的經濟組織中如何真正的當家作主而獲得自由，這卻沒有任何先驗的方案可循，而只能由工人階級在新的階級鬥爭實踐中去探討去解決。
其次，說到政治方面的“革命轉變”問題，事實上是關係到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如何才能鞏固發揮其應有的革命作用的問題。就一般情況說，似乎工人階級經過革命奪取了政權，就萬事大吉了。事實上，事情不如此簡單。正如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只是實現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一個工具，中國有句古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木匠要做好一張品質上成的桌子或一張床，除要有好木料之外，還得要有好的刀、斧、鑿、鋸等工具；這些工具不好，甚至壞到不能使用，這位木匠是不可能做出好桌子好的床的。作為實行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革命轉變工具的無產階級專政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呢？當然不是。正如同一切事物一樣，有一個發生和發展的過程。新生的事物總會經歷它幼年時期，然後才能發展到成熟的時期。一個剛開始結成的蘋果總是酸澀的甚至帶有苦味，只有成熟的果子才是甜美可口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初生的工人階級政權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完美無缺的。它需要在鬥爭中不斷改正自己的缺點甚至錯誤，才能使自己完善起來，擔當起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的重任。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時就注意到公社存在的缺點，他指出公社太過仁慈，對敵人太寬大，它曾放走過反動分子特羅胥、法夫爾等；它發佈通緝反動分子的法令交付法庭審判，但卻不能付之行動。它本應沒收銀行歸國家所有，卻低聲下氣地向銀行乞求貸款。第一次公社選舉時，還把傾向反動政權的人選為公社委員，這些都表明公社軟弱無力，選舉的漏洞太多；更使馬克思感到不安的是公社還分裂為多數派和少數派，花在彼此間的紛爭的時間太多，以至分散了公社的整體力量。所有這些無疑都是在過渡時期中工人階級亟需解決的政權建設的問題。
如何才能促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完善和鞏固起來，發揮它在過渡時期中擔負起革命作用呢？這正如同在經濟方面用“自由的聯合體”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樣，沒有先驗的方案可以遵循，工人階級只能從鬥爭的實踐中去探索解決。但，這裡也有一條必須遵循的原則，那就是：在整個過渡時期中，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人民必須是自覺的主動的參加政權工作的一切方面。離開這一條就不會有無產階級政權完善和鞏固可言，甚至可以說這個政權就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權。其次，馬克思說得很明白，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是過渡性質的政權，是適應“革命轉變”的需要而存在的。因此，這個政權將隨著“革命轉變”的逐步完成而成為不需要的政權。正如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批評《哥達綱領》草案時所說的：“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性的機關，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會存在了”。由此看來，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建設的另一條原則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必需促使這個過渡性的國家政權走向“自行解體和消失”。如果不是這樣，肯定說，這個政權就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這裡，似乎存在有矛盾：一方面說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要“完善和鞏固”，另方面又說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要走向 “自行解體和消失”，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事實上，這裡並不存在矛盾。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完善和鞏固”是由於有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自覺的主動的參與，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因而在對敵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就能發揮最大的革命作用。而與此同時，也由於同樣的原因，隨著階級的消失，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作為“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自然不再需要而“自行解體和消失”。這正好體現了事物發展的矛盾統一規律的客觀辯證過程。
至於說到社會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的“革命轉變”的問題，那更是瑣碎麻煩但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度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和思想、意識、觀念乃至人的生活習慣，可以說是非常頑固的，絕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就能一下子改變過來。這將是在無產階級政權下，經過長期的教育工作和不斷的批評鬥爭，才能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確立和發展逐步得到改變，而與此同時，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關係、思想、意識和生活習慣也由此得到逐步的確立起來。不難想像，一個在私有制培養起來的滿身銅臭的自私自利的人，怎麼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也不難想像一個吊兒郎當，好吃懶做，遊手好閒的二流子或地痞無賴，怎麼可以做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即便是個工人階級，如果他受到私有制形成的思想觀念影響和腐蝕很深，沒有社會主義的覺悟他也不可能擔負起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重任的。列寧在1919年3月的一次彼得格勒蘇維唉代表會議上，答覆與會者的提問時講了一個故事，他偶然看到一位美國理髮匠寫的讚揚百萬富翁的回憶錄。這位理髮匠當然是個工人階級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世界觀卻是資本主義的，這位理髮匠每天為百萬富翁美容，呆上一個小時，便得到一美元的酬勞。在當時，一美元當然是相當優厚了，因此這位理髮匠很心滿意足，覺得資本主義很好，他不想要什麼社會主義！列寧認為這種思想值得警惕，不能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少數工人生活得好就不要社會主義。顯然，受到資本主義制度腐蝕的這位理髮匠是不會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鬥爭的，如果他不擺脫資本主義的影響，他也不可以成為有覺悟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作為社會主義公民必定是一代新人，他是以勞動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知識、有文化、自覺為整個社會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竭盡自己才能為社會作出應有貢獻的人，同時也是具有歷史上公認的道德品質和高尚品格的人。公正、無私、誠實、坦白、友愛、互助必定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人於人之間關係遵循的準則。舊社會那種貪得無厭、損人利己、你虞我詐、鉤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人際關係必將不復存在而成了可笑的歷史記憶。只有當社會主義的一代新人成長起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創立才是不可逆轉的。
最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還提到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問題。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認為工人階級鬥爭的舞台，“形式上”雖然是在本國，但實際它是國際性的鬥爭。所以，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原則。
由此可見，馬克思提出的過渡時期理論所包含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深刻的，它涉及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乃至國際關係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所謂過渡時期，事實上就是這種“革命轉變”的歷史過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只是這個歷史過程的開始，而不是這個歷史過程的結束。因此，處在這歷史過程中的社會自然也就是過渡性的社會了。這就是說，這個社會既不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因為資產階級已經被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正在實行“革命轉變”當中。但它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社會關係還在創立的過程中，所以，這個過渡時期的社會就像十月懷胎的母親，既有臨產的痛苦，又充滿新生的幸福的希望。說痛苦，因為舊社會的一切正在被破除，難免有切膚之痛。說希望，因為已經看到了人類渴望己久的“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愛”的新社會就要出生，這個所謂“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愛”的世界，在統治階級，在資產階級那裡是愚弄勞動人民的謊言。而在無產階級這裡，通過革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卻是能夠付之實現的。
從馬克思主義關於過渡時期理論的形成歷史來看。從1848年2月發表《共產黨宣言》起，馬克思吸收了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的經驗教訓，又經過1871年巴黎公社鬥爭的親身體驗，直至1875年對《哥達綱領》草案的批判，前後共歷時24年之久。在此期間，馬克思時時刻刻都在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深入研究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條件和發展方向，才明確提出“過渡時期”這個政治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科學概念的。我們切莫囿於“過渡”這個詞的表面意義，以為這只是歷史短暫瞬間，如同從河的此岸過到彼岸一樣，過了河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了。事實上，在馬克思看來，過渡時期乃是一個歷史過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實現革命轉變的“十月懷胎”的歷史過程。誰也無法確定這個歷史過程的終點。這只能由階級鬥爭的實踐來決定。由此看來，當今流行的認為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了，有的人還認為只要是共產黨（指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領導的，像英國那樣國家，也就是“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了。更有些國家，不管是什麼階級占統治地位，也不管它的經濟狀況如何，也自稱為社會主義，什麼“人道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低級的”社會主義，“初級的”社會主義等等。它們通通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不談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中的過渡社會。這就表明，這些觀點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騙人的政治謊言。
附一 恩格斯論國家的起源和國家的消亡
上面我們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過渡時期理論的形成及其主要的觀點。但，這過渡時期的理論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完整理解過渡時期理論，還必須瞭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有關的觀點，特別是有關國家的起源和國家消亡的觀點，為此，我們特意從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這兩本書中摘錄有關的觀點如下：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脫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與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馬恩全集》21卷194頁）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等級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一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馬恩全集》21卷196頁）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為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馬恩全集》21卷198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就消滅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下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之被消除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的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的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馬恩全集》19卷242頁）恩格斯在這裡所指的國家，當然就是過渡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著人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馬恩全集》19卷245頁）
最後，我們還要引用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最後的話作為總結，恩格斯說：
“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的錯誤。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科學社會主義奠基人的這些語重心長的話應當成為激勵當今一切獻身於這一“解放世界事業”的人的用之不竭的動力。
2005.8.23
附二 關於過渡時期理論問題的一封舊信
……
你的“思想體系”及你和鄭老交換的意見，我都拜讀了。我覺得從求知出發，經過交換意見，一定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理解得到更加深刻透徹，這是件好事。
你似乎認為爭論的焦點在於對馬克思的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段話的理解不同。當然，如果理解不同，就會爭論不休。但，馬克思用以表述他的思想的這段話文字本身是非常清晰透徹的，根本不存在有引起誤解的可能，只要我們按照這段文字的邏輯結構去思考就會明白的。
依我的理解，馬克思這段話有三層意思。第一，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要經歷一個“革命轉變時期”；第二，與這個時期相適應的，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第三，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三層意思是互相關聯不可分開的。
在這裡，我們應當理解的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為什麼必然有一個從前者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有一個與此相適應的政治上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從那裡開始？又在那裡結束？這個時期的社會有什麼特點？
歷史上任何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轉變，都有一個“革命轉變”時期。但過去有過的“革命轉變”，都是從一種私有制社會形態到另一種私有制社會形態的轉變（原始氏族公有制到奴隸制的轉變除外）。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則是從私有制社會到公有制社會的轉變，所以它的革命轉變時期就不同於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革命轉變時期。比如說，從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在資產階級未取得政治統治之前，資本主義的成分，資本主義的因素就已經在封建社會的胚胎裡孕育成長了，這也就是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開始了。只是在資本主義成分，資本主義因素發展到不堪忍受封建社會這個“外殼”的束縛，資產階級才起來鬧革命，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鎖。當資產階級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統治時，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就完成了。而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則不同，這個革命轉變包含兩個相反但又互相連系的過程，即消滅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過程。私有制不會自行消滅。公有制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胚胎裡孕育成長。這一切的發生都只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之後才能發生。
其次，在這個革命轉變時期，必須要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行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這是歷次革命經驗已經證實了的。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是“萬歲”的封建帝國，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永恆的自由王國”，而是過渡時期的國家。一當私有制決定地被消滅，公有制確定地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期也就到了終點，社會也就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階段，而過渡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開始消亡了。……
“革命轉變時期”，或“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雖然馬克思沒有經歷過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社會轉變的“革命轉變時期”（巴黎公社只存在一個短暫的時期），但他知道在這個“革命轉變時期”裡，正是社會在其發展的過程中處於連續性中斷的階段，各種社會因素、成分、階級、階層正在展開激烈的鬥爭，上升與下降，生與死的搏鬥使整個社會處在劇烈變化之中。這個急劇變化中的社會朝著那一個方向發展呢？按照歷史發展的要求，這個急劇變化中的社會當然要向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轉變才有出路。但這不取決於個人、政黨、派別的願望，而取決於各種社會成分的力量對比。正是馬克思以其敏銳的政治眼光，把握了“革命轉變時期”社會的基本特點，並根據歷次革命運動的經驗，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教育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強大的工具，來解決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轉變中所提出的一切問題，促使社會向著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轉變。
斯大林在蘇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宣稱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從來也不分青紅皂白，便無條件接受了。但當斯大林的罪行公開揭露出來之後，人們對斯大林偽造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失所望，這是理所當然的。人們本應從此面對嚴酷的事實，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這嚴酷的事實進行批判認識，掃除斯大林散佈的烏煙瘴氣，使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得以認清前進的道路。可是，有些人卻在那裡為斯大林的已經破產的偽造學說進行修修補補。於是許許多多的稀奇古怪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新”名詞現紛紛出籠：什麼“民主的”社會主義，“專制的”社會主義，“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多黨制”的社會主義。“狹義的”社會主義，“廣義的”社會主義，“共產法西斯”的社會主義，還有蘇聯人說的“成熟的”社會主義等等，真是五花八門，使人眼花繚亂。但肯定說，在馬克思指出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過程中，絕對不會有它們的位置。……這也說明了恢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確實是當務之急。
85.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