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姜君羊（田淑）
談陳獨秀研究應開放禁區
謝 偉
據悉由《陳獨秀研究會》和江津市政協等聯合舉辦第三次全國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將在本年10月間在江津召開，以紀念陳獨秀誕辰115周年。研討會的主題是個關於陳獨秀後期的思想和活動。在陳獨秀逝世的地方紀念他的壽辰，研究他晚期的思想和活動，這樣的安排很有意義。
十五年來，我國學術界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的態度，對陳獨秀一生所從事的事業，進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資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積。從已經出版的有關論著來說，從1987年算起，七年間出版的專著達18種之多，平均每年出書2.5部。又以去年為例，在各種有影響的期刊上發表有真知綽見的有關陳獨秀問題的專著就有35篇，平均每月有3篇文章發表。由此可見，我國學術界對陳獨秀問題的研究是十分熱烈的。
在陳獨秀問題中最引人入勝，又最棘手的問題無疑就是他作為中共的創建人，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執行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大革命失敗，並在其後又轉向托洛茨基，成為中國托派領袖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興趣，乃是因為它不只是陳獨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20年代蘇共黨內和共產國際內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同以斯大林為首的領導集團之間關於中國革命問題大辯論的誰是誰非的問題，關係到托派如何形成、其性質如何等問題。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才有可能寫好20年代的中共黨史，蘇共黨史和共產國際史；才能懂得自列寧逝世以來的國際共運史。可見，研究陳獨秀晚期的思想與活動，關係至為重大。今年《炎黃春秋》第六期載有蕭克將軍撰寫的《陳獨秀詩集》序，提出應該研究陳獨秀轉向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活動，研究中國托派和國際托派，這是很有見地的。這原是蕭克將軍12年前的主張，現在又重新提出來，可見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在今天是更為迫切了。
（一）關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當今我國學術界對這個問題有的已經取得共識，如認為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執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來自共產國際，來自斯大林。
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主要內容就是認為中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是四個階級（即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聯盟。國民革命應由國民黨來領導。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應幫助國民黨取得革命成功。為此，共產國際以組織紀律要求中共全體黨員都加入到國民黨去做國民黨的黨員，幫助國民黨改組，建立和發展國民黨組織和開展群眾運動；為此，蘇聯政府還派出大批顧問來到中國，幫助國民黨辦黃浦軍校，培養軍事和政治人才；還撥來大批經費和武器，裝備國民黨的軍隊；甚至國民黨辦報紙，也是拿的鮑羅廷顧問皮包裡的盧布。在整個革命運動進程中，不管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如何嚴重，不管群眾的鬥爭如何超越國民黨黨綱所允許的範圍以外，共產黨都要以忍讓為重，應黨盡可能限制群眾鬥爭的「過火」行為，以保持國民黨這個四個階級聯盟不致於破裂。於是乎當蔣介石挑起中山艦事件，扣押共產黨員李芝龍時，人們要求共產黨同蔣介石和解，「消除誤會」；蔣介石虎視眈眈視準備一進入上海便大開殺戒之時，人們卻要大開歡迎大會，歡迎蔣介石進入上海，《真理報》還發表文章祝賀蔣介石這個「革命英雄」的勝利。在「四．一二」大屠殺之後，人們又捧出汪精衛來充當「國民黨左派」領袖。「馬夜事變」後，鮑羅廷顧問還親自出馬，搞甚麼「調查團」。當農民群眾起來分田分地時，人們卻要發布訓令不准侵犯國民黨軍官的土地……。總之，用大名鼎鼎的鮑羅廷顧問的話來說，就是要「工人做國民黨的苦力」。這就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用以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這實實在在是一條地道的階級妥協路線。
不幸的是，當時，陳獨秀和其他中共的領導者都沒有看透這條路線的反動本質。盡管陳獨秀等反對過加入國民黨，在革命的轉折關頭也提出過「退出國民黨」的主張，但在國際代表一再「說服」和在國際紀律約束下，這些中共的領袖們，只能無可奈何地「忠實地」執行這條路線，並通過自己去說服全黨，使這條路線得以貫徹執行，通行無阻。這結果就是歷史昭示我們的：在國民黨主（不管是右派、中派和左派）的屠刀下，無數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的鮮血染紅了中國大地。
大革命失敗了。從指導路線和所採取的政策及具體措施來說，責任應由共產國際來負，由斯大林來負。這一點，也已為學術界根據確鑿的檔案資料予以認定。這就糾正了中共黨史上對這個問題做出的結論。如1945年六屆中委七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的「在大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領導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顯然，這個結論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只要稍為審閱已公諸於眾的檔案資料，誰都不會相信這個論斷。這個論斷明顯與事實不符，簡直是顛倒是非，黑白不分。別的不說，把執行國際路線說成「拒絕執行」，把階級妥協的東西說是「英明指示」，這不僅是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文過飾非，而且還要大唱贊歌。這樣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論斷，難道還不應該改正麼？
當然，並不因為失敗責任由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負責，便減輕陳獨秀和當時的中共其他領導人推行這條階級妥協路線的罪責。在這點上，陳獨秀是不能推卸責任的，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
過去，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不明白「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來源，只聽從斯大林的宣傳，都相信這條路線就是陳獨秀自己搞出來的。即使有人知道這條路線是來自共產國際，來自斯大林，也知道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應當由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來負責。但誰都不願說，不能說，也不敢說。我們中國人受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影響太深。為聖者讀，為賢者讀，為王者讀，為長者讀等等一套儒家做人的行為規範，使得像瞿秋白那樣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共產黨人也說出不能「諉過國際」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話來。即使如「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毛澤東，在斯大林死後4年的1957年去莫斯科參加十二國共產黨會議，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還對卡德爾說了如下的話：「你們還經常攻擊斯大林，我們不攻擊他。可是我要告訴你們，斯大林給我們製造的損失，所做的壞事要比你們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個有分量的人物，為甚麼要惹這樣一個人物來反對自己呢？」毛澤東在這裡所說的斯大林給中國革命「製造的損失，所做的壞事」，當然包括所謂「陳獨秀機會主義」，「瞿秋白冒險主義」，「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以及統治中共長達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等等。毛澤東非常清楚，這些左的、右的機會主義都是來自斯大林，都應當正名為「斯大林右傾機會主義」、「斯大林冒險主義」和「斯大林左傾機會主義」。但對於斯大林這樣顯赫人物，是「惹不起」，只能「兜著走」的。明知他有錯，但不說，不但不說，還要棒他為領袖。因為他「喜歡這樣做，而這樣做對我們有好處」。這就是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的哲學。
60年代初，在中共與蘇共之間發生的那場「中蘇分歧」的大辯論中，在《關於斯大林問題》一文中，我們中國還向全世界宣稱，斯大林雖然對中國出過許多壞主意，但我們不批評他，只批評我們中國執行他的壞主意的人。可見，在我們中國人的心目中，斯大林就是一尊威嚴得不可侵犯不能褻瀆的神靈。他有過，也得別人代過。
可是今天，斯大林已經死去41年了。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以來，也過去38年了。這期間，在前蘇聯，乃至於全世界各國的學術界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著述之多，實在數也數不清，真可說是連篇累牘。但大都根據確鑿的檔案資料認定，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叛徒，是十月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比較來說，在所有的叛徒當中，要數斯大林的罪行最為嚴重。他完全敗壞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他的罪行是罄竹難書的。對於這樣一個人，已經不是甚麼「犯錯誤」的問題，不是甚麼「功」與「過」的問題了。說甚麼三七開、四六開之類的話，和客觀事實已經不相符合了。今天我們中國人難道還需要為斯大林的罪過隱諱嗎？
（二）陳獨秀轉向托洛茨基的問題
陳獨秀為甚麼會轉向托洛茨基？對此，今天學術界還沒有取得共識。這當然不奇怪。這個問題涉及托洛茨基同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大辯論。可惜在我國有關這次爭論的詳情和檔案資料，特別是托洛茨基的檔案資料還沒有向學術界全部公開，還是個禁區。這無疑是未取得共識的原因之一。所以，須要公布這些檔案資料，以便使學術界能夠據以進行客觀的研究，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這裡要說的是斯大林比誰都更早預見到陳獨秀會成為托洛茨基反對派。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後，斯大林接見中共領導人時就表示他這種看法和擔心，當時在場的中共領導人還向斯大林保證陳獨秀不會變成反對派。但斯大林心裡很清楚，在大革命中，陳獨秀執行的是他的政策，而不是托洛茨基的政策。革命的失敗證實他是錯的，而托洛茨基是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更準確些說，應該是實踐是檢驗主觀認識是否符合客觀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有了革命實踐的經驗之後，再比較研究托、斯二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任何一個正直而忠於革命的人，都會毫不猶豫贊同托洛茨基，接受其觀點，而絕不會因為他居於少數地位而不承認他的正確。也不會因為斯大林居於黨的權力地位，就昧著良心硬說他沒有錯誤。陳獨秀之所以為陳獨秀，就在於他敢為革命負責，勇於正視真理和服膺真理。無論今日的論者說他之轉向托洛茨基是因為「好走極端」也罷，是「背失敗責任的包袱太過沉重」也罷，是「對革命悲觀消極」，進而「取消革命」也罷，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的說法，也都無損於陳獨秀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正直誠實、勇於探尋真理和堅持真理的高尚品質。
其實，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以自身積累的革命經驗為依據，比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之後而轉向托洛茨基的並不乏人。這裡且不說國內的。在1926-1929年間，先後由組織送去莫斯科入東方勞動大學、中山大學、列寧學院等院校學習的中共黨員留學生不下5百至6百人。這些人都來自中國革命的最前線，具有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現在又親身經歷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場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大辯論。而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轉向托洛茨基，或參加反對派的活動，或取同情的態度。須知道，那是在莫斯科，那時托洛茨基反對派正受到斯大林的排斥、打擊和迫害。托洛茨基本人被趕出政治局，開除黨籍，被流放到阿拉木圖，最後還被驅逐出蘇聯。而反對派的成員，同情者，甚至涉嫌的人，都被投入監獄、判刑、流放或勞改。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黨員留學生們敢以極大的革命勇氣，冒著坐牢、流放、勞改、甚至殺頭的危險，甘願選擇托洛茨基的道路。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實在值得欣羡和崇敬。據1987年出版的馬員生的《旅蘇紀事》所載，這數百名轉向托洛茨基的中國黨員留學生，只有少數人被遣送回國，多數人則與蘇聯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共命運，至今不明下落。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家在蔣介石的屠刀下死裡逃生；而只因接受托洛茨基的觀點在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的茫茫西伯利亞荒原中，或在冰天雪地的北極圈裡喪生，這究竟是何因由？
《旅蘇紀事》的作者馬員生，是1925年入黨的中共黨員，1926年去莫斯科，入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因接受托洛茨基觀點於1930年1937年和1949年三次被捕，發送到邊遠地區流放和勞改，時間長達25年之久。他是那些在蘇聯轉向托洛茨基的中共黨員中的幸存者。1955年按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指令取消原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同年得到中國政府同意回國，並恢復中共黨籍。回國後，他滿以為中國會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了。但很不幸，「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因托派問題受到迫害，「幾乎到了絕望的境地」。值得慶幸的是，這位老革命家在1977年因被自行車撞倒造成頭部重傷不幸逝世之前，留下了這部《旅蘇紀事》的回憶錄，記述他在蘇聯渡過30年的親身經歷，使我們活著的人從中看到那些正直的忠實於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學生如何勇敢地轉向托洛茨基，如何受到斯大林無情的迫害。他們的經歷，對我們總會有所啟迪吧！
由此可知，陳獨秀之所以轉向托洛茨基，正如同其他中國共產黨人之轉向托洛茨基一樣，是以自己的革命實踐經驗為依據，比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之後作出的必然抉擇。因為他信奉的是真理，而不是權力。這同他由康梁派到「辛亥亂黨」，到急進的民主主義，隨後又轉向馬克思主義，是一脈相承的。這正是陳獨秀作為一個革命家的本質所在。
胡適曾送給陳獨秀「終生反對派」的頭街。這以其說是褒獎他，毋寧說是揶揄他。但必須說，終陳獨秀的一生，他所反對的乃是不符合歷史進步要求的保守的錯誤的東西，而對於符合歷史進步要求的正義的東西，他一認準以後，便會堅信不逾，並且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之奮鬥到底。正如他在《新青年》上莊嚴宣告的：為了真理和正義，他願拖72生的大炮為前驅！對此，我們只要想到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即托派）的首領之後在國民當法庭上，大義澟然地為共產主義辯護，為蘇區共產黨人的武裝鬥爭辯護，並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胡作非為，就可以看出陳獨秀這位革命家的品賦了。這對陳獨秀來說，應該說是最最主要的一面。
在1925-27年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中，陳獨秀曾不止一次地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要中共執行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提出過不同的意見，斯大林對此當然十分清楚。正是居於這一點，才使斯大林深切感到陳獨秀會變成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這可說是斯大林深知陳獨秀的為人了。
（三）關於托派問題
陳獨秀是中國托派領袖。對陳獨秀問題的研究，必然要遇到托派問題。但這個問題今天還是個禁區，大多數學者還不得其門而人。因為有關托派（國外的和中國的）的檔案資料沒有公諸於眾，論者大抵只能從斯大林的思想庫中去尋找論據。而這些論據又是矛盾重重，破綻百出，使人如入迷宮，分不清是真是假，是白是黑，是對是錯。所以今天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是十分混亂的。
關於托派問題，得從20年代蘇共黨內的鬥爭說起。在列寧臨終之前，斯大林先是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結成當內「三駕馬車」的領導，極力排擠托洛茨基，隨後，斯大林又伙同布哈林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打下去。跟著，斯大林又把布哈林擠出權力圈子之外，獨佔了領導地位。對於斯大林為爭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這場鬥爭，國際學術界已有許多有說服力的權威著作予以論述，這裡用不著多說。這裡要說的是，斯大林為了贏得這場爭奪權力的鬥爭，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組織行政權力，破壞了列寧締造的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使布爾什維克官僚化。同時，他也把國家政權組織變成官僚化，破壞了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把整個國家置於官僚警察和特務的統治之下。在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國家蘇聯的國際政策上，斯大林提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修改了馬克思、列寧一貫堅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並極力推行一條階級妥協和民族自保政策，把各國的革命利益棣屬於蘇聯一國的利益之下，放棄了世界革命。這樣，斯大林就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背叛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托洛茨基對斯大林這種背叛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立場，維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在反對斯大林背叛的鬥爭中，在托洛茨基周圍團聚了一批具有相同觀點的布爾什維克，形成為蘇共黨內的反對派。這就是托派的由來。
正因為托洛茨基和他領導的反對派最堅決反對斯大林的背叛行為，所以斯大林極端仇恨托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前面我們曾經說到從20年代後期起，斯大林便使用非法的組織和行政手段，對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們如何進行迫害，到30年代中，斯大林更泡制了使全世界都為之震驚的莫斯科審判案，即所謂「托派平行總部案」、「托派反蘇案」、「托派右派聯盟反蘇案」。通過這些精心安排的案件，斯大林竟把老一輩的著名布爾什維克領袖如齊諾維埃夫、加米諾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全部殺害了，被驅逐出國的托洛茨基也未能逃脫由斯大林派去的特務刺殺身亡的厄運；更多的勞改營中的托派分子，甚至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一批又一批地被斯大林處決了。例如駭人聽聞的《卡什凱京大屠殺》，分批用機槍掃射殺害的托派分子竟達一千多人。
斯大林除在肉體上消滅托派之外，還在精神上，在意識形態上，千方百計地偽造和串改歷史，極力丑詆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和托派說成是一貫反列寧主義，而他卻是個維護列寧主義的英雄，以此來欺騙群眾。而實際上反列寧主義，而他卻是個維護列寧主義的英雄，以此來斯騙群眾。而實際上反列寧主義的卻是他自己。他不惜一切代價，動用一切可用的宣傳工具，進行無恥的造謠和誹謗，如說托派「是一伙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凶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雇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等等。斯大林就是使用這種政治流氓的手段，在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中製造一種恐怖氣氛，使整個國家處於惶恐死不安的狀態中而人人自危。而斯大林一伙卻從中得到最大的安全感。
可是，盡管斯大林如此凶殘地迫害蘇聯老一輩的無產級革命家，使他們蒙受冤屈和恥辱，但在50年後的1988年，終於由蘇聯最高法院為30年代的莫斯科三大冤案平了反，宣告這些案件的罪狀完全是憑空捏造，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不能成立，原案撤消並為受害者恢復名譽。由此，這三個轟動全球，影響極壞的莫斯科冤案終於作為斯大林殘酷迫害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行，記錄在人類的史冊上而留傳千古，使後代人得以從中看到斯大林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叛徒嘴面，而為世世代代所唾罵，就如同我國南宋王朝時迫害岳飛的秦檜那樣。今天，如果竟還有人出來為秦檜唱贊歌，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斯大林不但在蘇聯本國對托派進行撻伐，他還通過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內贊同托洛茨基觀點的同志進行清洗。正是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壓力之下，中共在1929年也將它的締造者陳獨秀和與他持相同觀點的同志開除出黨了。
對於開除陳獨秀的問題，今天學術界還意見紛紜，有認為應該開除，也有人認為不應開除的，真是見仁見智。如果這問題能夠從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原則的高度上來加以探討，這是很有教訓的。毛澤東就曾經說過，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這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在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裡，存在有意見分歧和思想鬥爭，甚至存在有派別分歧和鬥爭，這是不足為奇的。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布爾什維克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沒有民主，那來的集中，有民主才有集中可言，沒有民主的集中，那就是專制了。講民主就得容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和爭論，斯大林就扼殺了黨內民主，不容許黨內有不同意見存在，一發現有不同意見，便給帶上反黨和搞分裂的帽子進行無情的打擊；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變成鐵板一塊，變成斯大林的馴服工具。輕易採取開除黨籍的辦法來禁止黨內不同意見的存在，這絕對不是列寧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
陳獨秀雖然沒有直接同斯大林打過交道，但斯大林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那是很明顯的。前面說過，斯大林最早預見到陳獨秀成為托派，這是他最不放心的。因為陳獨秀忠實執行過他制訂的中國革命的政策，如果陳獨秀把他的老底兜出來，那豈不壞事。所以從斯大林來說清除陳獨秀是理所當然。眾所周知，王明、康生是斯大林在中國反托的急先鋒。1938年王明和康生以中共代表團團長和副團長的身份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就揮舞起斯大林反托的大棒，叫喊甚麼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反對托派，中共卻與托派聯合，那還了得；並公然無恥說：「陳獨秀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這種政治無賴訛作的手法，雖然沒有證據說就是王明得自斯大林的親口「指示」，但起碼也是王明領悟斯大林的旨意。康生也發表了《鏟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長文，編造種種毫無根據聳人聽聞不近情理的謊言，對陳獨秀和中國托派進行極惡毒的侮蔑和中傷，使全國輿論為之大嘩。
王明、康生之流所以如此大膽妄為，只因有斯大林撐腰，真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如果沒有斯大林為之撐腰，王明、康生那敢在莊嚴的中共中央會議上大放厥詞，那敢在堂堂的中共黨報上編造彌天大謊呢！正是在斯大林這尊不可侵犯的神靈面前，緃有人明知王明、康生一伙給陳獨秀和托派所加的種種惡名完全是栽贓誣陷，也無能為力去加以阻止，只好由他們去胡作非為了。
王明、康生之所以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誣陷為漢奸，他們的目的就是借刀殺人。借國民黨這把刀，來消滅陳獨秀和中國托派。正是在斯大林的中國反托急先鋒王明、康生的操縱和支持下，當時在我國的延安、武漢、山西、廣西，及稍後在蘇皖，晉察冀等地區，都曾掀起過反托運動，雖說沒有莫斯科那樣的聲勢，卻也使許多抗日志士蒙受不白之冤，有些人為此喪了命，有些人至今仍然含冤不白呢。事實勝於雄辯，經過40多年之後，對這個30年代的陳獨秀托派漢奸案，我國學術界終於能夠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激勵之下，根據確鑿的資料論證了王明、康生之流對陳獨秀和中國托派所加以的惡名，統統是「蓄意捏造」。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澤東選集》的注釋也把第一版《毛澤東選集》中有關陳獨秀托派漢奸的舊注釋給予改正了。新注釋指出：「……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見《毛選》第二版第二卷《論持久戰》註〔9〕）新注釋給了共產國際，也就是給斯大林一點面子，只是說「錯誤論斷」，而沒有徑直指出是「蓄意捏造」。盡造如此，學術界的論證以及《毛選》新版的新注釋，終算是給30年代的《托派漢奸》案平了反了。
反托是斯大林患的政治歇斯底里症，也可名之曰「恐托病」。得了這種病的人，總是久不久便發作一次，如同打擺子一樣，不來一次反托運動，就像熱鍋上的螞蟻，總覺得末日來臨，惶惶不可終日，岌岌可危。在1949年，斯大林曾搞了個醫生案，也連同把幸存下來沒有被消滅的，有托派觀點的人再次送進牢獄。在南斯拉夫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之後，斯大林連續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等「兄弟國家」，搞了和莫斯科審判案一摸一樣的審判案，或多或少地也把這些案件和托派掛上鈎。在1952年12月，我國也曾有過一次反托歇斯底里症的大發作，一夜之間把在國內的幾百名托派分子統統請進了監獄，連同株連的人在內，總數不下五、六百人。那時，中國正是「一邊倒」向蘇聯的時候，斯大林是不會容許托派在中國存在的。那次行動恰好是在斯大林73歲壽前夕，難怪有人說這是中國送給斯大林最好的壽禮。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某地方的「造反派」還提出過「打倒托派」的口號，那些曾在1952年被判刑期滿獲釋的托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在劫難逃，又一次被判刑、監督管制、下放勞動的命運。即便是那些「自願回歸祖國」的原托派分子，甚至還有被整死了的。有的托派分子臨到刑期屆滿時，只因響應管教人員的「教育」啟發，老實結巴表示了自己對斯大林的不恭敬，竟然為此而招來了加刑的懲罰。而這已經是斯大林死去十多年後的事了。由此可知斯大林反托的罪惡影響在我國是何等嚴重和深遠了。
但，時至今日，以「反蘇」「反共」「破壞和出賣祖國」等入罪的蘇聯三大有關托派的冤案早已徹底平反。斯大林建立起來的所謂「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已經瓦解，「一國社會主義」已變成十幾個還無以名之的甚麼「主義」。早在1943年斯大林為了討好羅斯福、邱吉爾們，把列寧親手創建的共產國際解散了，斯大林自己建造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也早已不復存在。而擺在今天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面前的大量檔案資料已經明白無誤地證實，斯大林確實是當代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可惡的罪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還能抱著是斯大林說的做的就不能改變的洋「凡是」，而對1952年的托派冤案默不作聲置之不理呢？難道今天還不應當為這個歷史冤案平反麼？
言歸正傳。究竟甚麼是托派？今天，當然不能再從斯大林的思想庫去尋找答案了。現在已經十分清楚，全世界的學術界都公認斯大林思想庫裡有關托洛茨基的言論盡是他自己編造的謊言。用這些謊言來談論托派是什麼的問題只能使人如墜五裡霧中，不知所云。對於這個大題目，自然更不是這編小文章能夠回答得了的。須知道，如果從蘇共的反對派形成算起，托派已有了70年的歷史，即從托派國際—―第四國際在1938年正式成立算起，也有56年的歷史了，它比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存在的時間長得多。在此期間，托派受到各國反動派的鎮壓和迫害，受到斯大林的瘋狂摧殘，比歷史上任何一個革命政黨所曾遭遇到的迫害和摧殘都要嚴重得多。它既沒有經濟實力做後盾，也沒有任何現存的政治權力做靠山，而只憑著它所擁有的自認為繼承了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真正馬克思主義傳統，和自己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觀念和意識，竟然能夠在如此長時期內站在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一邊，孤軍奮戰，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壓迫，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各國反動派，為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而進行鬥爭。雖然在這漫長歲月中，托派在各個歷史時期重大事件面前，都曾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統一、再分裂、再統一的坎坷命運，有時甚至面臨死亡的絕境，但它卻仍然舉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繼續進行鬥爭。特別是在蘇聯已經瓦解的今天，人們都不再談論十月革命道路，不再談論科學社會主義，不再談論列寧主義，甚至不再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唯有托派仍然舉起十月革命的旗幟，舉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旗幟，號召全世界的勞動人民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奮鬥。在這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面前，托派問題自然不能不引起世人注目，不能不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為托派問題這個引人注目的當代政治史課題曾經舉行過多次托洛茨基學術討論會，參加的人有來自西方的學者，也有東歐和前蘇聯的學者，有我們中國的學者。有托洛茨基分子，有共產黨人，也有其他政治色彩的人物。大家濟濟一堂，共同商討，各抒己見。在全世界學術史上，各種流派的學者聚會一堂，就同一的課題進行砌磋，自由交換意見，這確實是歷史上所未有。當然，對托派問題的研究，必須以托派的檔案資料為根據。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就需要開放禁區，讓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們掌握托派的全部檔案資料，和托派代表人物的著作，特別是托洛茨基本人的重要著作，並在沒有任何壓抑的學術氣氛中，進行客觀的探討論證，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客觀實際的答案來。
以上所說種種，或許可以作為蕭克將軍提出要研究托派的腳注吧！
但願在這次即將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陳獨秀學術研討的江津會議上，對有關問題的研究能夠有所突破。
（1994年9月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