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悲剧》导言

《中国革命的悲剧》
导　言

　　首先，本书作者乃属于历史唯物论学派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我们的眼中，完全不足以为他的这一著作赢得嘉许。在目前的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首先只能在我们的心中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们先行接受了。与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衰落与贬损的时期。从一个分析与批评的工具变成为一种廉价辩护的工具。它不再分析事实，而只忙于为高升的奴才们的利益挑选诡辩。
　　在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本书对它有很详细的描写。但在共产国际的文案中，我们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图予中国革命以一幅周详的图画的，却总是徒劳，不过我们还能找到几十种「行情性」的著作，它们卑顺地反映着共产国际政策，或更正确些说，苏维埃对华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曲折，且把事实与一般的论断穿凿附会于每一个曲折。这种文献只能叫人引起心里的反感，而伊罗生的书则与此相反，他从头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乃以此种研究作为本书的根据。伊罗生从事本书的著作，花了三年多的光阴。还有一点也得说明的，就是他以前以记者及中国生活观察者的资格，在中国度过了差不多有五年之久。
　　本书著者以革命家的资格研究革命，他觉得并无理由去隐瞒这一点。在庸人俗子看来，一个革命的观点实际上就等于科学的客观性之阙如。我们以为恰恰相反，只有一个革命家——当然他得具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观动力。一种思想，要是能够了解事物，那么，一般说来都不是潜想的而是行动的。为要渗透到自然与社会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个外科医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极度的注意力分别出一个机体中各种不同的肌胳一样，一个革命家（如果他对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态度的话），必须以严格的良心，分析社会的结构，它的作用与反射。
　　要了解目前的中、日战争，必须以第二次的中国革命作出发点。在这两个场合中，我们不仅遇见了相同的社会力量，而且还常常遇见同样的人物。只叫提到蒋介石这个人物在本书中占着中心地位就够说明这一点了。当这几行文字正在写的时候，还难于预言中日战争将在何时与如何结束。不过远东目前冲突的结局，无论如何，只具有临时的性质。那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临近的世界大战，将把中国问题拿来与殖民地统治的其它问题重新作一次观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问题在于：依照帝国主义间力量的新关系来重分地球。将来主要的门争场当然不是立立普脱国（注）里的洗澡管——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的盆地。战斗的最重要的目的物将是中国这个含有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苏联——未来战争中的另一个大注——的命运，也将在某种限度以内决定于远东。为这一次巨人们的冲突作准备——东京今天便企图在亚洲大陆上给自己保证一个尽可能广大的操演场。大不列颠与北美合众国也同样地不愿错失时机。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世界大战仍不能造成最后的结果，因为在它的后面将跟随着发生许多的革命，它们不仅将重新检讨战争决定，并且还要解决所有那些引起战争的条件——这一点，实际上连这些目前的缔造者们也都承认的。
　　这个前途，我们必须承认它绝不是一首田园诗，而是克雷奥，即是历史的女神，她从来不会做过贵妇人和平会的会员。经历这1914-1918年大战的较老的一代人，不曾解决他们任务中的一个。他们把战争与革命的重负作为遗产传给了新的一代，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与最悲惨的事情时常是比肩前进的。它们确实地将造成未来数十年代的背景。现在我们只能希望那不能擅自脱离遗传环境的新生代，至少要更好地，学习到他们所生息的时代的法则。为要熟悉1925年—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是找不到一个比本书更好的指导了。
　　虽然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天才无疑是伟大的，但人们也不能不见到最不懂得革命法则的人，却正在盎格鲁萨克森族的国家中这一个事实。这事情的解释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中的发生革命已成为很久的过去，所以那些官式的「社会学家们」对革命彷佛对儿时的狂欢一样，只能引起谦逊的微笑。另方面，在盎格鲁萨克森人思想中占此显著地位的实验主义，要想用以了解革命的危机那是最没有用的。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与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一样，其任务在于使社会的结构「合理化」，即是要肃清社会上封建的钟乳石与石笋，并使社会受自由竞争这个法则的支配；自由竞争在那个时代，彷佛是「常识」的法则。为要做到这一点，清教徒革命便给自己穿上了圣经的衣饰，因此暴露出一种纯粹幼稚的能力，竟致不能了解它本身的意义。法国革命对美国的进步思想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次革命是为纯粹唯理主义的公式所引导的。常识（它还害怕自己，故求助于圣经上先知们的假面具）或世俗化的常识（它把社会看成为一种合理「契约」的产物），直至如今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思想在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内的基本形态。
　　但是历史上的真实社会，可不曾依照了鲁索的说法，而在一个合理的「契约」上建造起来，也不曾遵照着边沁的意见而根据于「最大幸福」的原则；它是在冲突与矛盾的基础上，「不合理地」开展着的。为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阶级冲突得紧张至破裂点。恰恰是这个冲突之历史地不可逃避的必然性（他不依赖着善意或恶意，而是依赖于阶级之客观的相互关系）造成了革命与战争——这个历史过程「不合理」基础之最精采的表现。
　　不过「不合理」的意思，并非等于一任己意。恰恰相反，在革命之分子运动式的准备中，在它的爆发中，它的上升与低落中，有一种深刻的内部法则在，它能被人了解，且在主要之处，能为人预见。诚如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具有它们自身的逻辑。但这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甚至不是「常识」之实验主义的半逻辑。它是思想之较高的机能：发展及其矛盾的逻辑，也就是辩证法。
　　这样看来，盎格鲁萨克森的实验主义的顽固及其对辩证法思想的仇视，自有其物质的原因。恰恰像一个诗人没有本身经验而徒然读书得不到辩证法一样，一个富裕的社会，不受惯震动，习于不断的「进步」，是不能了解它自身发展的辩证法的。不过。此种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特权，极显然已退向过去之中了。历史正在准备教授大不列颠与美国以几课认真的辩证法。
　　本书作者试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从先天的定义与历史的模拟中演释，而从中国社会之活的结构及其内在力量的动力中求得。这是该书主要的方法论上的价值之所在。读者将不仅欣赏一幅关于事件进展之结构甚好的图画，而更重要的还将学习着了解这些事件的社会的总发条。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的评量斗争的政党的政纲与口号，这些政纲与口号在过程中虽不是独立的，而且在最后分析中也不是决定的因素，但还是革命过程之最明显的标记。
　　未完成的中国革命就其切近的目的而论，乃是「资产阶级的」。不过这名称之应用只是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的回声，所以它实在不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历史的模拟须在具体的社会学的分析中加以校对，否则它会成为心智的陷阱。在中国正在斗争着的是些什么阶级？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关系正在如何与向何处变化？中国革命的客观任务，即那些被发展过程所决定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任务之解决落在什么阶级的肩上？它们能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伊罗生的书恰恰予这些问题以解答。
　　殖民地的与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后的——国家，包括着人类之最大部分，这些国家的落后程度极其不同，它们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的梯阶，从游牧生活，甚至从食人生活起，一直到最现代的工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之内一些极端的结合，乃是一切落后国家的特征。不过落后性的等级——如果我们可能应用这个名称的话——是由每一殖民地国家生活中的野蛮主义与文化的成分之比重来决定的。非洲赤道国远落在阿尔及尔之后，巴拉圭比墨西哥落后，阿比西尼亚比印度或中国落后，它们在经济上虽然共同依存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但它们在政治上的依存关系却有些地方带有公开殖民地的奴属性质（如印度、非洲赤道国），而另一些则掩盖在虚伪的国家独立之下（如中国、拉丁美洲诸国）。
　　落后性在土地关系中找到了最有机的与残酷的表现。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把民主革命实行到任何真实的范围。半途而止的土地改革，被半农奴式的关系所吞没，而这些关系在贫穷与压迫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会再生出来。土地关系上的野蛮主义，常常与道路之缺乏，各省的孤立，「中世纪式」的特殊主义，与民族意识之阙如，同时存在。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出古代的残余与现代封建主义的硬壳，乃是所有这些国家中之最重要的任务。
　　不过只叫保存着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依存关系，那么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帝国主义一方面固然移植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另方面却支持着并重新创造着一切奴隶的与农奴的形态。因此，为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与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就不间断地转入于反对外国统治的公开暴动中去。
　　历史的落后性，这含义并非说要在较迟一二或三个世纪之后，去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那样先进国家的发展。这落后性产生一种完全新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在这形态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与结构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中，改变着这些关系，征服着它们，并且创造着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在这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总只有更加密切地束缚于外国的财政资本。他们本质上是比此种资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这样的一个领导，自然落在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身上了，因为它从最初起，就不仅对外国的就是对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立于相反地位。
　　地理上的接近与官僚机关，把中国的各省与各部早就联结成一个整体，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已使这个整体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模样。群众的革命运动第一次把这逐渐增长的统一翻译成民族意识的言语。在罢工、农民暴动、1925—27年的军事征伐中，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那些与本国及外国的资产阶级相联结的军阀，只能将国家弄得四分五裂，这时中国工人却成为国家统一之不可抗拒的推动力之掌旗手了。这一运动，无可争论地能与法国第三等级反特殊主义的斗争，或与后来德国与意大利人为国家统一所做的斗争相比拟，但中国又与资本主义初生的国家不同，在那些国家中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落于小资产阶级的肩上，部分的还在资产阶级的，甚至在地主（普鲁士）的领导之下，而在中国则无产阶级出来作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与潜能的领袖。但是恰恰因此，无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危险，即统一后的祖国的领导权将不操在后者的手中了。在全部历史中，爱国主义总与政权与财产不可分离地相联结的。感受到危险之时，统治阶级是从来不惜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分解的，它们只求在这种方式之下，能使它们在一部分的国土上保持权力。因此，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1927年掉转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这国家统一的掌旗手，那是完全不足奇的。关于这一转变的描写与解释，占据着伊罗生这书的中心地位，它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中国革命与目前中日战争之基本问题的锁钥。
　　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只叫有保持自己特权存在的希望，那么能容忍国家堕落的一切形式。但当外国资本想霸占国家的全部财富时，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迫得记起它的「民族」责任来了。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它甚至还能跳进战争中去。但这战争只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中之一，即反对那最无法谈判的一个，而进行战争时所怀着的希望，只是想转替某一更宽大的强国服务罢了。蒋介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只能在大不列颠或美国保护者所指示的限度以内进行。只有那个除了铁链之外无物可失的阶级，才能为民族解放进行反帝战争到底。
　　上面发挥的，关于历史上晚起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之特性的那些观点，绝对不是简单理论分析的结果。在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之前，它们早已受到大规模的历史测验了。三次俄国革命（1905—1917年2月与10月）的经验，对二十世纪所具的重要意义，并不比法国革命对十九世纪所具有的意义为小。要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读者一定得注意到俄国革命运动中思想的斗争，因为这思想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曾经起过，而如今还在起着一种直接的，并且是有力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则起一种间接的影响。
　　正因为沙皇俄罗斯的历史的落后性，使它成为欧洲唯一的国家，即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与社会民主党这种政党，便发展到了有力的地步。民主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间，或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的相互关系，恰恰在俄国受到了理论的分析，这是很自然的。第一个把这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提出来的，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造者普列汉诺夫。在反对那所谓民粹主义（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希望走一条发展的特权道路，他认为俄国跟那些「不圣神的」国家一样，也得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又以为在这条道路上，为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必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制。普列汉诺夫不仅把那作为一个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他把社会主义革命延迟到不定的将来，）而且他还把力量的结合加以完全不同的描写：资产阶级的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联合自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并由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经过几十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无产阶级将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
　　列宁——当然不是立即地——更改了这个学说。在本世纪之初，他以一种比普列汉诺夫更大的力量与更彻底的态度，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他得到一个结论：自由资产阶级是反对剥夺地主财产的，而正因为这个理由，自由资产阶级会在普鲁士式的宪法基础上与皇朝谋得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目的，他认为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是唯一的方法，可用以肃清沙皇帝国中的封建警察的残渣，建立一个自由的农民制度，且给美国式路线的资本主义发展清除道路。列宁的公式在这一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即与普列汉诺夫的公式相反，它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即土地关系之民主主义的变动，并且同样正确地约略规定出能解决这一任务的一些阶级力量之唯一现实主义的结合。但一直在1917年以前，列宁本人的思想始终束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传统的观念上。跟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只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列入当前的议程中。而且与后来不肖门徒们所捏造的传说相反，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民的全体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列宁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农业劳动者与出卖劳动力的半无产者化的农民身上。
　　列宁这个观念的弱点，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一内在矛盾的思想。两个阶级，它们的利益只有一部分相符合，那么它们的政治同盟便不能有成立专政的可能。列宁本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基本限度，所以公开称它是资产阶级的。他之所以这样干，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为了保持与农民的同盟，在未来的革命中，得避免直接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确切地说，这意思就是无产阶级得放弃专政了。在这样的情形中，革命的政权将集中在谁的手里呢？在农民的手里吗？但农民是最不能起这样的作用的。
　　列宁在提出他有名的1917年4月4日的大纲之前，把这些问题放着不加回答。只在四月大纲上，他才第一次跟「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了解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公式相决裂。他声明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乃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与保证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唯一方法。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由于本性使然，不能自限于资产阶级财产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的统治自然而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置于议事日程之上。在这样的情形中，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并非由任何历史的时期分开的，而是不间断地连接着，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些，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之有机体的生长。至于社会之社会主义的转变将以何种速度发生，以及将在最近将来达到何种限度，那不仅要看国内的，而且也要看国外的条件而定。俄国革命不过是国际革命之一环。这样，已经约略地说明了永恒（不断）革命这个观念的本质了。恰恰是这个观念，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胜利。
　　但是历史之残酷的嘲弄竟会如此：俄国革命的经验不仅没有帮助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相反的，他以一种反动的与弯曲的形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前进路上的一些主要障碍之一。不肖门徒们的共产国际开始替东方各国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加以神圣化，而列宁在历史经验影响之下，早己承认这公式为没有价值的了。一个公式业己陈旧，那它所掩盖的政治内容会与它当年所代表的直接相反，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平民大众、工农的革命联盟，由那自由选举的，作为直接行动机关的苏维埃来加以胶结，而共产国际却代之以各党中央机关的官僚的联盟。在这联盟中，农民的代表权则意外地给了国民党。这个极关心于保持资本家财产，不仅要保持生产工具，而且要保持土地财产的十足资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则扩大成「四阶级的同盟」：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共产国际捡起了被列宁所抛弃的公式，只为要打道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中去，而且还是在一种戴上假面具的，因而是更恶毒的形式中进行的。
　　为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之从属资产阶级作辩护，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斯大林、布哈林）便援引帝国主义压迫这一个事实，彷佛这压迫会逼「全国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同盟的。但这正是当年俄国孟什维克的论据呢，所不同的只是那时沙皇制度代替了帝国主义罢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这服从国民党，表示它之与群众运动分裂，而且是对于它历史任务之一个直接的背叛。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惨败，就是这样地在莫斯科的直接领导之下准备好的。
　　许多政治上的庸人俗子总愿意把「常识」的猜测来代替科学分析，他们觉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性质及其阶级力量的动力所进行的争论，彷佛是简单的学院主义。然而历史的经验表示出俄国马克思主义「教条公式」之深具活力的重要意义。那些直到今天还不懂得这一点的人，能够从伊罗生的书里学到许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深刻地表示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会及时地抛开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那么，俄国革命会变成什么东西。在中国，不断革命的观念再度被证实了，不过这次并非以胜利的形式，而是以惨败的形式来证实的。
　　当然，把俄国中国等量齐观是不允许的。他们虽然有好些重要的共同点，但异点却仍然太明显。不过人们不难相信，这些异点非但减弱，反而加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结论。在一种意义上说沙俄也是一个殖民地国家，这可以在外国资本的优势作用上看出来。不过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比中国资产阶级享有不可比拟的更大的独立性。俄国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俄国的自由主义固然卑琐，但比之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却具有远较重大的传统与更有力量的支持基础。在自由派的左边，站着一些强有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对沙皇制度的关系有的是革命的，有的是半革命的。社会革命党设法在农民中，主要在农民的上层中，获得了很大的拥护。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背后，领导着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劳动贵族。恰恰是这三个政党——自由派，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在长期间准备了，且在1917年确定地组成了一个联盟，这在当时虽还不会被称为人民阵线，但已具有它的一切特性。与比相反，布尔什维克则从1905年革命的前夜起，便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立场。只有这个政策，（他在1914—1917的年「失败主义」上达到了最高表现），才能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中国与俄国不同的地方：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资本之无可比拟的更大的依赖，小资产阶级中独立的革命传统之阙如，工农大众之围绕于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这一切，如果可能，都需要执行一个比在俄国执行过的更不可调和的政策。但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与学究气的「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换句话说，它在对资产阶级屈服的道路上，走得比以前俄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所走过的更远。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官僚，怎么能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应用根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反的方法呢？谁假使用这个或那个人的无能或愚蠢来回答这一个问题，那就太肤浅了。问题的中心在于：由于新的生存条件，官僚们已经获得了新的思想方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群众，官僚则开始命令他们。布尔什维克用正确地表现群众利益的方法来征取领导的可能性，官僚们则不得不藉助指挥的方法，以便保证他们与群众利益相反的自己的利益。指挥的方法自然也扩展到共产国际中去。莫斯科的领袖认真地以为他们能强迫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它利益的左边，叫中国工农走向他们利益的右边，共同沿着克里姆林宫所划定的对角线前进。但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用最极端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利益。如果敌对阶级能依对角线移动，那就没有内战的需要了。官僚以十月革命共产国际的威望（不必提那用不尽的财源了）作武器，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使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动力变成为一架制动机。在德、奥，官僚能把失败的一部分责任转嫁于社会民主党，但在中国则不同，那里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在毁灭中国革命的时候，是拥有独占权的。
　　如果没有1925－1927年群众有力的国民革命运动，目前国民党之统治大部分中国领土便不可能。对于运动的屠杀，一方面使权力集中在国民党之手，另方面也命定了国民党在反帝斗争中只能采取半吊子的办法。这样说来，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对于中、日战争过程的了解，具有最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历史著作获得了最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最近将来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与革命将交织着。日本的目的，想占领几个战略中心点，以图永远，或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奴属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不仅表示出它的贪婪，也证明出它头脑的呆木。日本起来得太晚了。天皇的帝国被它内部的矛盾所撕裂，不能覆演不列颠兴起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远超过十七与十八世纪的印度。旧的殖民地国家现在正在进行民族独立的斗争，且获得愈益重大的成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纵使目前远东的战争结果日本胜利，纵使胜利者自身能在以后数年内逃过内部的灾难——前后两者都是极无把握的——那么日本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极短的。也许只有少数几年，即为中国经济生活获得新的推动与劳动大众重新动员所需要的少数几年。
　　日本的大托拉斯与公司，已经跟踵着军队前来分取那尚未拿稳的赃品。东京政府怕各派财阀会把华北裂成碎块，所以要设法调节他们的胃口。如果能在占领区中保持大约十年的统治，那首先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利益，在华北实行强度的工业化。新的铁路、矿山、发电站、矿业与五金业，以及植棉业行将迅速地产生。中国民族的两极化将受到剧烈的推动。在最短促的时期内，成千百万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愈加依赖于日本资本。他们将比过去更不能领导民族战争，尤其不能领导民族革命了。那个数量更大，社会地位更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农村与侵略者作对。对于外国奴役者的仇恨，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凝固力。人们必须想到：新的民族革命会仍旧在目前这一代人的生存期间置于议事日程之上。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要解决这些落在他们身上的任务，必须充分融化中国革命的教训。在这一意义上，伊罗生的书能予以无可替代的帮助。现在只希望此书能翻译成中文与其它的外国文字。

　　里昂·托洛次基
　　1938年，序于墨西哥，考约奥冈

　　（王凡西译）

（注）格利佛中的小人国——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