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童年时代，就业初期

　　采访者：我想，我们最好按生平的年月顺序交谈，把《过去的思想》作为谈话的出发点。

　　卢卡契：我认为，我的发展时逐步形成的。我想，如果研究这个问题，最好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交织着各种事件，这样就得从头开始才能理顺。

　　采访者：关于您的童年时代开头两句话如下：“出身于典型的犹太家庭，正是这个原因：犹太主义的思想对精神发展丝毫没有影响。”这里提到的“正是这个原因”，我不理解时什么意思。

　　卢卡契：来自列奥波特市的家庭，对宗教问题是完全漠不关心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宗教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感兴趣，它是家庭礼仪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举行婚礼和举办其他仪式时它才起作用。我不知道是否已经讲过那件轶事，我的父亲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时曾说过：在建立犹太国时，我愿去布达佩斯担任领事。简言之，我们家对犹太教是完全漠不关心的。

　　采访者：这么说，卢卡契同志，您曾在列奥波特市住过啰？您在那儿住在什么地方？

　　卢卡契：我没有在列奥波特市定居，而只是在安德拉希路一带住过，先住在安德拉希路一〇七号，后来迁居到纳吉雅诺斯路十一号。

　　采访者：那么，您用“列奥波特市”的名称只是想强调一个社会阶层而已，是吗？

　　卢卡契：当时的安德拉希地区处在列奥波特市的边缘，住在那个地区的都是列奥波特市的有钱人。

　　采访者：这里也谈到另一件轶事，即《保姆的故事》。

　　卢卡契：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件重要事儿，我对所有礼节性的东西十分反感，我认为，在和阿姨、叔叔们的接触中，也有这一套玩意儿。我的母亲说过，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就常常说：“我不欢迎陌生的客人，我没有叫他们来。要是勉强同意欢迎陌生的客人，那就哟开始讲究礼节。尽管如此，我有证据说明：在我的童年时代，只要遇到此类情况，有人也会跟我如此交谈。当时我们有一个保姆，玩耍时也照管我们。有一次，我问她：这个和那个玩具放在哪里呀？她回答说：“瞧，还不是在您放的地方。”“在您放的地方”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到目前为止，大人们总是对我说些废话，例如，我必须对伊尔玛阿姨说：“亲吻一下手。”玩具在我放的地方，这句话说得很明智，可以听这种话。事实上，我也记不清我在童年时代是否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我反对这类礼节。另外，虚伪也属礼节之列。我们的父母亲凡去欧洲旅行，都把我们几个孩子带上，在巴黎和伦敦，所到之处他们总是领我们去参观油画馆。我认为这是虚伪到了极点，因为我对油画馆丝毫不感兴趣，但我知道，伦敦有一个极好的动物园，我就说，我们应该去动物园嘛！这一下可把我哥哥惹火了，他接受了参观油画馆的建议，却毫无心思去动物园。

　　采访者：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欢迎陌生客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卢卡契：每一个陌生客人一到家，总要喧闹一番，小题大做，我感到厌烦极了，我想，这真是无聊至极。那么，我为什么不该对那位伊尔玛阿姨说“亲吻一下手”呢？这就是礼节嘛。我为什么要因此而同家庭闹翻呢？

　　采访者：当您被您的妈妈关进小木房时，您也是这么想的吗？

　　卢卡契：我对母亲是采取打游击战争的办法。也就是说，我的母亲对我们很严厉，我们家有一间小木屋，黑油油的，这是我母亲惩罚我们的手段之一，要是我们不听话，就会被关进那间小木房，直到我们向她求饶为止。我的兄弟姐妹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即求饶，可我与他们截然不同。如果她上午十点把我关进小木房，那么我在十点过五分就求饶，这样就万事大吉。我的父亲下午一点半回家，我母亲尽可能要避免父亲回家时出现紧张气氛。针对这一情况，要是我在一点以后关禁闭，我就认为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事需要请求饶恕的，因为我知道，即使不求饶，我在一点二十五分也会被放出来。

　　采访者：另外有一个典型的轶事，它描写您过去是如何学会读书的。

　　卢卡契：噢，对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的哥哥比我年长一岁，当然为他请了家庭教师，我也坐在桌子旁，面对着我的哥哥，眼睛盯着倒放的书本，同样也可以学习读书，而且学得比我哥哥快。这样一来，我不得不离开课堂，一年多以后才允许我进行正常学习。

　　采访者：您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书吗？

　　卢卡契：我九岁时第一次读书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我读的是伊利亚斯散文的匈牙利译本。这个译本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我同情的是黑客多尔（Hektor），而不是亚西勒斯（Achilles）。在一个时候，我也读了《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书。这两本书对我至关重要，因我的父亲尽管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正派的人物，然而他作为银行经理所代表的世界观是：成就即正确行动的标志。我从这本书里学到，成就不是什么标志，一个人没有成就，其行动才是正确的。这一观点，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书中比伊利亚斯的译本阐述得更加明确，因为那些被压迫、被奴役的印第安人是完全正确的，正义不在欧洲人手里。其次，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所学的第一外语就是英语，而不是当时在布达佩斯通常先学法语那样。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崇拜英国的人，所以我们读的都是诸如莎士比亚的童话，这些书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此外，我们还读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这些小册子是我了解到生活理想的实际意义。在我读书哦的经历中，反面经验却在这儿以正面的形式出现，如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后来，我也受到奥尔巴赫的斯宾诺莎小说的影响，特别是斯宾诺莎反对宗教和反对宗教伦理的小说。

　　采访者：关于青年时代还有一点启示。当您读到中小学阶段时，您曾谈起过，您认为，你们学校里的一些同年龄人的素质比您哥哥好，也比您当时经常交往的小伙子们好，由此而产生下面一句话：“寄希望于穷孩子——尽管怀疑课堂教学”。

　　卢卡契：说穷孩子就是好学生和出色人物，对这种说法我持怀疑态度。在台·阿米细斯的书中，在字里行间到处可以找到这一看法，当时孩子们非常喜欢读着本书。在完全制中学学习期间，我在老师面前努力表现出一个好学生的品德，但不希望在班级里被说成是追求虚荣的人，我得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初中阶段，曾发生过这么一个小故事：老师走进课堂，我们每次都起立。有一次，一位男学生拿着一份证明或类似的玩意儿，走向前交给老师，当他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拔出拳头捅了我的胃窝，却没有被老师发现。于是，我也朝着小伙子的胸口回敬了一拳，老师见我打人，把我训斥了一顿。我立即作了说明，是小伙子先打我的腹部。我得告诉您，直至今天，我还为此事感到羞耻。我在公共场所之所以举止文雅，这是我当初中生时丢了脸的缘故。我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出现过这类羞耻事倒是一件好事。

　　采访者：您能谈谈童年时代的朋友吗？

　　卢卡契：童年时代我根本没有朋友，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学校里很多年没有与人有特别密切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对我哥哥的家庭教师颇为了解。当然，在大资产阶级家庭里，教师，特别是女教师，被视为二等公民，因此，我在哥哥面前总是保护女教师。可以这么说，这是列奥波特市的一大特色：尽管孩子们不得不听从女教师，但他们根本瞧不起女教师，只是把她们当成知识的佣人而已。那些年头，我们家已有法国和英国的女教师，我总是同情我哥哥的教师，我根本不需要学习什么，这是最大的幸福，因为我读书一点也不费劲，在一般情况下，下午三点半至三点三刻我就做完了全部家庭作业。我上中学期间，记得我妈妈总是庇护哥哥，这是很有趣的故事，按照她的愿望，我的哥哥当然应成为一名好学生，成为家庭的骄傲。可是，当我哥哥进入公立完全制中学，先读初中，后来读高中，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我妈妈的理论是：我非常用功，相反，我的哥哥太懒惰，这正是他为什么是个坏学生、而我是个好学生的原因。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下午三点半至三点三刻就做完了家庭作业，然后就去骑自行车玩；当我七点左右回家时，我哥哥还在用功读书呢。

　　采访者：在高中阶段学习期间，您的发展是否也没有受到犹太主义问题的影响呢？

　　卢卡契：没有。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采访者：在这个意义上说，犹太主义对您的发展是否也没有什么影响，除了您的觉悟外，增添了您不少困难，并且……

　　卢卡契：在教会中学里云集了一批列奥波特市的贵族子弟，我在那里犹太人的身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列奥波特市的贵族青年可在这所学校里显示威风。因此，没有出现犹太主义的问题，我一直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然而它对我的发展从未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采访者：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最近听说，吉拉·伊利艾斯有一次在谈到卢卡契同志曾说过，他对卢卡契同志特别尊敬的原因，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对他发展成为一个革命者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卢卡契：因为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是个犹太人，我承认犹太族这个出生投胎的事实，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含义。、

　　采访者：然而，某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事，别人对此又持何看法，二者要加以区别。

　　卢卡契：当然，在当时的匈牙利，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是有很多区别的。但我有幸获得了克里斯蒂娜·卢卡契奖，只要不打开信封，就不会有人知道，谁将在比赛中获得胜利。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轻而易举地被贝于蒂和亚历山大吸收到他们的集团。到了第二代，在独裁统治以后，这个问题显得困难多了。在独裁统治前，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采访者：我们现在可转到就业初期的话题了吧。

　　卢卡契：如果要我叙述自己那段所谓的文学生涯的话，那么就得从我十五岁左右的历史谈起。我和每个孩子一样读了很多书，有些事还在更早些时候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在十五岁那年，我第一次想到自己也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这一发展过程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是国外因素。我的父亲作为《新自由报》的自由读者，在私人图书馆里偶尔也存放着马克斯·诺尔道的《蜕化》一书，读了这本书，使我了解到什么是易卜生、托尔斯泰、波特莱尔、斯温伯尔尼等等作品中特别颓废的表现手法。有幸的是诺尔道一字不漏地引用了波特莱尔、斯温伯尔尼的诗歌，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当然，我立即接受了在我们家被诽谤的托尔斯泰和易卜生，我购买了他们的简装本作品，十五岁那年就形成了当时西方极为时髦的观点，我这个年青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按易卜生和霍普特曼的思想撰写剧本。此外，当时还有一个偶尔出现的国内因素推动。我的姐姐和马塞尔·贝内代克的妹妹一起上学。有一次，她们一起来我家玩，我也认识了马塞尔·贝内代克。我不想叙述这次见面的细节，因为他已在自传中做了详细描述。无论如何，这一友谊对我的文学创作活动特别有利，这里不是单纯文学上的影响，而且艾莱克·贝内代克本人在文学伦理方面对我的影响，也起了作用。我还得补充说明一下，我从来没有从作家艾莱克·贝内代克处获得什么东西，当时也没有。但是，艾莱克·贝内代克以清教徒的方式，一直为自己的真理而斗争，而这种斗争是在与周围环境的矛盾之中进行的，在这种环境里通过妥协和更糟糕的手段才能取得成绩，这是所谓人类价值的唯一标志。我可以说，不论是当时或以后，我对这种真理的含义毫无兴趣。然而，事实本身，即态度鲜明的事实，使艾莱克·贝内代克的高尚人格在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除了上述因素外，我还经常阅读《兴奋》周报。我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开始按易卜生和霍普特曼的风格从事剧本写作，应“感谢”上述各种因素。谢天谢地，这些作品都已不再存在，它们的质量肯定差得令人可怕。大概是十八岁那年，我烧毁了全部手稿，从那时候起，我已有一条不公开的划分文学作品好坏界线的标准，即我同样也可能写出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我的文学生涯是从我得出不能随意写作的印象时开始的，这在我青年时代是一个没有公开的标准。我写了四至五部非常拙劣的剧本，也算是我的收获吧。然而，我也从中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写作实践促使我开始阅读当时德国文艺评论的文章，阿尔弗莱特·凯尔斯的印象主义风格给我的影响很深。通过家庭关系，我作为一名高中生从一家发行量极小的《匈牙利沙龙》报社接受了戏剧评论员的任务，报社记者想用这个办法保证获得一张首次演出的入场券，再把第二场的票子给我。后来，我每个月为那家报社写戏剧评论文章，采用阿尔弗莱特的评论风格。

　　采访者：不署名吗？

　　卢卡契：不，这些评论文章都署名发表，在奥尔特尼图书目录中也有记载。我的文艺创作发表的最新结论表明，出于我年轻傲慢（当时十八岁），我反对所有匈牙利的文艺批评。当时，国家剧院演出桑多尔·勃罗迪的《王家田园诗》一组戏，因受到严厉抨击而彻底失败，桑多尔·勃罗迪被斥之为祖国的叛徒，并声称他歪曲篡改了匈牙利历史。与此相反，我很喜爱这些戏，面对那些文艺批评，我毫不隐讳地阐明了为什么深受鼓舞的原因。这一举动促使桑多尔·勃罗迪试图通过一个共同的熟人与我建立联系。我相信，当勃罗迪见到唯一赞扬他的一位文艺批评家是个中学生时，他一定会感到失望。

　　采访者：阿迪在格鲁斯瓦尔旦同样为《王家田园诗》作辩护。

　　卢卡契：这是可能的，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无论如何，那时布达佩斯的评论家们在他们的主要评论文章中，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勃罗迪没有流露出他的失望情绪，他对我说，我有机会应在《未来》杂志上发表文章，当时他正在筹办这份报纸。后来我也去了《未来》杂志社，同样使用了阿尔弗莱特·凯尔斯的笔风，写了有关霍普特曼的文章，还写了另一篇关于海尔曼·柏恩的文章。其实，我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但很快就中断了，因为我跟勃罗迪闹翻了，原因是他要我给他写一篇关于梅勒施科夫斯基的《莱奥纳多·达·文西》论文，他非常喜爱这本书，而我却相反，对此书感到讨厌。青年时代不太懂外交辞令，我们就这样闹翻了，我停止了为《未来》写文章。要是在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之间完全可能言归于好，因勃罗迪并不计较这件事，假使我在四周后再去找他，他也许会再次接受我。但是，这期间正发生着根本转变，通过这一转变结束了从十五岁至十八岁的整个阶段，前提是如把这种带有稚气的文艺爱好也能称之为阶段的话。在大学我结识了拉茨洛·巴诺奇，又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与过去受艾莱克·贝内代克个人的影响而引起道德观上的转变一样，现在我又受到巴诺奇周围的影响。我上的教会学校学术水平很低，这也足以说明问题，我探索着自己的道路，然而，我不仅是个极不像样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拙劣的批评家我是个十足的半瓶子醋。现在我在家里学习巴诺奇那种不是机械地、而是科学地、严肃地从事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方法。拉茨洛·巴诺奇的父亲约瑟夫·巴诺奇是一位非常敏感、听天由命的老先生，没有特别的才能，却是个聪明人，他像阿纳托勒·弗朗斯那样，爱讥讽那些半瓶子醋的人。我知道，一方面整个文艺没有什么价值——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另一方面，凯尔的印象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无稽之谈。在争论以后，我之所以没有回到勃罗迪那儿去，原因是我已决定去学习。从那个时候起，我大约有四年时间没有写过什么文章，发表过什么作品。与这一学习时期有关的情况我不想作详细说明，因为一般都知道，我们和巴诺奇、马塞尔·贝内代克以及桑多尔·黑费西一起，使“塔利亚协会”活动开展起来。这正是这个学派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我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一名导演，但我从中却学到了很多知识，诸如生动的舞台语言、戏剧艺术、技巧和形式等等。我和一些年轻的演员——如多比、雅诺斯·多克托尔罗兹·福尔加契等等的私人关系很好，我们每天晚上一起去巴洛斯咖啡馆，彼得斯总是坐在咖啡桌上端，我们称他为侯爵，在所有戏剧问题方面，把他视为最大的权威。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全面学习阶段的开始，它与阅读资料、掌握理论作品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以哲学为基础，倾向美学的评论，代替了单纯印象主义的批评。在这一时期，我阅读了像康德这样很多哲学家的作品，后来又阅读了迪尔泰和西默尔的德国当代哲学著作。

　　采访者：在您的生平传略中也出现过彼得斯的名字，您把他看作你们的领袖。

　　卢卡契：领袖，这不是一个好词汇，我们称他为侯爵。他在所有戏剧问题上具有毫不含糊的判断能力，如果他说，应该高举右手，左手不许放下，那么他肯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并认为他是一位塔利亚时期的榜样人物。

　　采访者：你们是在塔利亚协会筹建阶段相互认识的吗？

　　卢卡契：彼得斯、奥特里和其他演员与桑多尔·黑费西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请桑多尔·黑费西牵头创建并领导塔利亚协会，由此又产生了一个咖啡馆协会，彼得斯从未在塔利亚演出过，在咖啡馆协会却扮演了一个未经加冕的帝王的角色。

　　采访者：他是否也积极站在塔利亚一边呀？

　　卢卡契：肯定提过一些建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是一位自觉地从事他事业的演员，正是由于他的自觉性和坚强毅力，才能发展他的事业，因此，在交谈中他总是起着中心人物的作用。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您在塔利亚组织以外还从事什么活动吗？

　　卢卡契：除了参加这个组织，我没有从事过别的活动。在这段短暂的经历中，有两点使我感到失望，其一，我不是作家；其二，我又不是导演。我感到，我虽然能很好地理解思想和剧情的联系，但是，我丝毫不具备判断一个演员是否应举起右手或左手的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采访者：那么巴诺奇担任什么职务呢？

　　卢卡契：巴诺奇是一位非常敏捷的组织者，在“塔利亚”无法开展活动后，他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还维持着局面。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这项活动已经失去兴趣，因为我们的兴趣已集中到文学和戏剧艺术上去了，我们的时间都用来欣赏《索尔纳斯建筑师》或黑贝尔的《玛丽雅·玛格达莱》的演出，对别的事我们既无时间也无精力了。

　　采访者：马塞尔·贝内代克也显示了才能？

　　卢卡契：马塞尔·贝内代克是一位非常善良而优秀的人物，不过，依我之见，他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他是一位文学家……

　　采访者：是一位文艺爱好者吗？

　　卢卡契：文艺爱好者，这是一个恰当的表达。

　　采访者：您也一起编排节目吗？

　　卢卡契：是的，例如我把黑贝尔的《玛丽雅·玛格达莱娜》搬上了舞台。

　　采访者：是您翻译的吗？

　　卢卡契：不。

　　采访者：但是，《野鸭》是您翻译的吧，卢卡契同志？

　　卢卡契：那是我翻译的。

　　采访者：而且《野鸭》也是按这个译本演出的，是吗？

　　卢卡契：对，在“塔利亚协会”演出。

　　采访者：您还有别的翻译作品吗？

　　卢卡契：没有别的。

　　采访者：您作为作家对写剧本也只是作为尝试吗？

　　卢卡契：对，只是写过剧本。当然也可能在那段时间写过些小说片断，但主要是剧本。

　　采访者：您从未写过抒情诗吗？……

　　卢卡契：没有从未写过抒情诗。

　　采访者：在您的生平简述中，您曾提到您的青年朋友莱奥·波佩尔的名字。

　　卢卡契：莱奥·波佩尔也许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天才。他对鉴别质量的高低具有特殊的才能，在多数情况下，质量的含义往往与理论上的理解相矛盾，存在一定的距离，然而，对他来说，却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他在文艺批评史上是一个特例。

　　采访者：当您在生平简述中提到这一友谊时，您指出，以后您还要再谈这件事，因为这种关系在您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这一友谊的基本情况，你们是什么时候相识，以及……

　　卢卡契：莱奥的父亲，达维特·波佩尔，曾给我姐姐上大提琴课，波佩尔家里的人常来我们这儿。就在那个时候我与莱奥之间结下了友谊，原因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讲——我对他的质量鉴别能力深感钦佩、肃然起敬，因为这正是我所缺的东西，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更为突出。自那以后，我积累了很多经验，而且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在艺术方面对质量的鉴别能力是最为重要的。

　　采访者：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卢卡契：在上中学的时候。

　　采访者：你们是否也共同合作写过作品？

　　卢卡契：我们没有合作过，因为我主要从事文学研究，而他主要搞艺术造型艺术。在他的影响下，我写过一些造型艺术方面的东西。

　　采访者：不，没有这类事，他虽然用德语写作比匈牙利文强，但他也用匈牙利文写文章。

　　采访者：是谁把《精神与形式》译成德文的呀？

　　卢卡契：是我自己。我不仅用匈牙利文，而且也用德文写作。我首先用匈牙利文写成那本书，后来，在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一一年间，我把它译成了德文。

　　采访者：在您的生平简述中提到，您曾对《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办法克利斯蒂娜——卢卡契奖而感到失望，莱奥·波佩尔您从这一危机中解救了出来。这些危机的原因何在？解救的过程情况如何？

　　卢卡契：我认为，整个社会没有资格评论这件事。因此，对我授奖必然意味着我的书中有什么问题，我找呀找，却找不出问题来，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莱奥·波佩尔帮助了我……

　　采访者：他的帮助是否体现在向您说明了该书症结所在？

　　卢卡契：不，他告诉我的却是此书成功之处。

　　采访者：授奖的意图是要使您成为一名蒂查党代表。但是，卢卡契同志，您对这一无理要求只是付之一笑。

　　卢卡契：当我获得克利斯蒂娜——卢卡契奖以后，在一段时间里，我当然成了一位知名人物。我的父亲是一个蒂查党的信徒，他想让我作为该党代表出头露面，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伊格诺陀斯

　　采访者：当时您有何种政治抱负？

　　卢卡契：我的抱负市改变旧事物，这就是说，改变古老的匈牙利封建主义就是我的抱负。可是这种抱负在当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意图，因为在当时的匈牙利尚未出现这类运动。

　　采访者：家庭情况……

　　卢卡契：我的家庭，至少是与家庭的一部分成员完全没有来往，因此，我既无任何家庭牵挂，也无……，我的母亲是一位聪明的妇女，她开始注意这种情况。她病得很厉害，因患乳腺癌而故世，根据家人的建议，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当她接到这封信时就说：“格奥尔格博士给我来信，说明我病得很厉害。

　　采访者：后来您弟弟的情况怎么样？

　　卢卡契：我的弟弟死于法西斯分子的屠刀之下。

　　采访者：他担任什么职务？

　　卢卡契：他在某一银行担任中级职员职务，当他接到征召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通知时，他说，他没有把征召视为警告，他想借机辞退，换个地方，他没有过错，他是无罪的，就这样，他参加了义务劳动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采访者：在中断四年后，您是怎样继续进行您的文学活动的?

　　卢卡契：一九〇六年我再次公开露面，也可以说这是我的第三个阶段文学创作活动，最突出的是与《周三》期刊的创刊联系在一起。我给伊格诺陀斯送去了一篇短文，他非常赞赏，并立即把它转交给《周三》杂志发表。我们与伊格诺陀斯达成了一致意见，我将从柏林寄去戏剧报道文章，因当时我正准备冬天赴柏林。但后来并没有发过报道，原因是《周三》杂志停刊了。尽管如此，介绍一下我与伊格诺陀斯的第一次谈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对我——如上所述——特别热情友好，并对我的文章大为赞赏。可是，在我们结束谈话前，他突然带着严肃的声调说：“您呀，小伙子，我认为您才华超人，可我要对您直说，也许您会一辈子记在心里，您的文章反映出您才华横溢，令人钦佩，如您所知，我们一定会发表您的文章。但您要记住，对您所写的一切，也许有人会写出截然相反的文章加以驳斥。”伊格诺陀斯以此精辟的语言与我告别，当然，我也不可能用这种方法与我的第三位发现人保持紧密的联系。我还得补充说一下，伊格诺陀斯挺有意思，他还经常与我保持一定联系，我之所以能经常给《西方》杂志写文章，正式因为他保护了我反对奥斯法特。我不相信，要是没有伊格诺陀斯，我的文章会在《西方》杂志上得以发表，而且几乎是写一篇就发表一篇。我这个年青人没有得到任何酬谢，虽然伊格诺陀斯的赞赏对我颇为有利而我丝毫没有受他印象主义的影响。在凯尔恩施笃克展览以后，我写了一篇《分道扬镳》的文章，很明显，文中关于反对印象主义的论战矛头主要针对伊格诺陀斯，当然没有点他的名。可以说，在这条反对印象主义的战线上，我已触及了文学生涯的门槛。

　　采访者：在您的生平简历中出现过伊尔玛·赛特勒的名字，您还为她作过“精神与形式”的题词。

　　卢卡契：伊尔玛·赛特勒属于波拉尼家属的亲缘，一九〇七年我与她有过一次特别重要的会面，这是否可以称之为爱情，那是以后的问题，但她对我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期间的发展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一九一一年她走上了自绝的道路，后来我发表了一篇《关于精神空虚》的文章，描述了她如何走上自绝道路，也表达了我问心有愧的心情。

　　采访者：您在哪里上大学？

　　卢卡契：我先在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学习，后来去过柏林一个学期，第二次去那儿的时间比较短，但在一九一九年以前，我没有在国外作过较长时间的逗留。

　　采访者：您第一次去国外时，是否与魏伯尔周围的人立即接上了联系？

　　卢卡契：我想成为一个德国文学史家，我怀着一种幼稚的想法去国外，认为文学史家确实能推动事物的发展。这里我想讲一件轶事，因为它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外界正在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绿蒂眼睛的颜色，书中描述绿蒂是蓝眼睛，其实她的眼睛却是黑色的，有人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哈特万尼称之为“没有知识价值的科学”是什么含义。

　　采访者：这件事显然使您大失所望。

　　卢卡契：并没有如此严重，因为我早已经历过这种情况，由此而打消了我朝着研究文学史方向发展的念头。

　　采访者：后来就开始了新的研究方向……

　　卢卡契：……朝着研究哲学的方向发展，当时受西默尔影响，后来又受魏伯尔的影响。

　　采访者：您对这种影响作了何种正面评价？

　　卢卡契：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结论：西默尔谈到了艺术的社会性，他向我提供了一个新观点，我在他的基础上——并远远超过了他——从事文学研究，其实戏剧理论一书的观点就是西默尔的哲学观点。

　　采访者：那么受魏伯尔影响的基本点是什么呢？

　　卢卡契：受魏伯尔的影响比较晚，而且更为深刻。西默尔有其轻浮的方面，而魏伯尔却相反，他要摆脱西默尔轻浮的一面，进行全面的文学理论研究。也许我应该提一下，因我与魏伯尔关系良好，有一次，我曾同魏伯尔谈起按照康德的说法，美学评论是美学的本质，我认为，美学评论并不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一切。“艺术作品客观存在，它们是怎样成为艺术品的呢？”我向马克斯·魏伯尔提出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我在海得堡美学片段中所论述的基本问题。

　　采访者：以后您对西默尔和魏伯尔的评价——主要是在“理智毁灭”时期——显然持否定态度。

　　卢卡契：我对魏伯尔的态度——从道德角度看——始终是肯定的，而对西默尔的轻浮则作了批评，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但同魏伯尔的关系没有出现这种疏远现象。

　　采访者：在这个时期您与勃洛赫开始结下了友谊，是吗？

　　卢卡契：是的。

　　采访者：您在海得堡还结识了拉斯克，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也比较密切？

　　卢卡契：这是一种亲密的友谊，但不能说拉斯克对我的发展起过什么影响。勃洛赫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因为他以自己的榜样使我信服，可以用一种古老传统的方法研究哲学。直至那个时候，我一直沉醉于对我们时代的新康德主义的研究，现在我在勃洛赫那儿发现了另一种现象，有人研究哲学，似乎可以不顾全部当代哲学的存在，可以像亚里斯多德或黑格尔那样研究哲学。

　　采访者：勃洛赫为什么要访问布达佩斯呢？

　　卢卡契：勃洛赫是西默尔的学生，他在西默尔那里认识了艾玛·里托克，通过艾玛·里托克，我与勃洛赫相识。顺便说一下——也许作为一件轶事挺有意思——勃洛赫对我的第一印象非常糟糕。他说，我是个美学家，不是一个认真搞学问的人，等等。艾玛·里托克当然给我传了这些话，当时我回答说：“一位伟大或著名的哲学家，不一定是善于识人者，这并不是他的属性。”勃洛赫非常钦佩我对他的评论所作的反应，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之间接下了亲密的友谊。

　　采访者：这种友谊持续到什么时候？

　　卢卡契：直至勃洛赫离开海得堡，也就是说，从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后来我们分手了，因为勃洛赫战前就躲避到瑞士去了，而我则留在家里。

　　采访者：在这个时期您的作家生涯在匈牙利已有了进一步发展。

　　卢卡契：戏剧著作的形成和参加《西方》社的工作，标志着我真正从事文学活动的开始。这里我还得补充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当时我还并不真正理解，现在才搞明白，也就是说，这件事对我整个文学活动的发展，甚至超越文学范围，对我一生的发展有着何等重要的影响。我们正处在一九〇六年，当时出版了《新诗集》，这些新诗（恩特雷·阿迪著）对我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说得粗一些，《新诗集》是第一部领我入门的匈牙利作品，并成为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现在我对古代的匈牙利文学看法如何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已是多年来经验积累的结果。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我对匈牙利的古典文学一窍不通，我只是受世界文学，特别是受德国哲学的深刻影响，德国哲学在我的一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受阿迪的影响使我经受过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经历，从根本上说也并没有改变上述情况，这种经历未能阻止德国哲学所起的作用，也未能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匈牙利。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匈牙利对我来说只有阿迪的诗。然而，在德国的发展中出现的某些情况，其意义我后来才理解到，也就是说，我不仅在当时已熟悉的康德的作品里，而且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三至四年后，我从研究康德慢慢地转到研究黑格尔）以及我正在阅读的那些现代德国哲学家那里，发现他们的世界观都属于保守范畴。我知道，如果我引证阿迪后期的诗歌，我就会犯时代性错误。但是，阿迪从一开始就带有“我不听人指挥”的情绪，而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却一直伴随着我。这样，就出现了在当时文学上从未有过的混合体，即有人既是黑格尔派同时又是人文科学的代表，其立场是左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革命的。我现在说的不是诗歌、文学对我的巨大影响，但我必须指出，撇开阿迪诗歌的文学特点不谈，欣赏他的诗歌属于我一生中重要经历之一。这并不是什么青年时代常常发生的一时冲动，恰恰相反，——也许我根本不需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我一生崇拜阿迪的作品，这并非是鹦鹉学舌之举，因为我是三、四年后在匈牙利第一个写阿迪个人与革命关系的作者，阿迪是一位革命者，他把革命视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如果我现在把这段杂乱无章的初步印象记入一九〇六年，估计不会有什么年代史实的错误。但是，我必须强调说明的是，当时我对此事重要性的认识十分浅薄，我只是毫无保留地赞赏阿迪的诗。如上所述，我真正的文学生涯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间，我在柏林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剧本初稿，然后交给了“吉斯法罗迪协会”出版，一九〇八年获得了“克利斯蒂娜——卢卡契”奖，与此同时，我在一九〇七年给《西方》杂志社发表了一篇有关“诺瓦利斯”的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在一九〇八年初发表的。我不想谈论我的文学创作活动细节，因为我的书是大家熟悉的，我只想粗略地勾划一下我主观上认为在当时匈牙利文学艺术界自己所占的地位，因为有关这方面情况尚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在这里我说话得留有一定余地，假如我从个人的关系出发谈这个问题，就可看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些事，恰巧与我个人没有联系。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阿迪，我在一生中只见过他一次，是什么时候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在一九〇八年秋季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发表了批判荷尔那帕的文章（摩尔根；诗选——德文版译注），在那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写到有关阿迪的情况。我说不清那次见面的确切日期，估计是在一九〇八年冬或一九〇九年春。那次会见的实现是靠一位挚友的帮助，即通过一位名叫德塞·契甘尼的画家，他也为阿迪画过肖像，并且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一次，他带我去“三鸦”饭店，应该说，我们的会面没有任何结果。那是一个晚上，“三鸦”饭店里座无虚席，都是阿迪的中上层朋友，我们无法与他进行交谈，不过我得补充说明的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机遇，对我来说并无任何失望之感。在一些重要人物面前，我表白了我一生信仰歌德作品中菲力纳的立场：“要是我爱慕你，这又与你何干？”正因为这样，我和我同时代的最重要人物——巴尔托克没有任何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照理我与巴尔托克搞好关系条件十分有利，因为他给我姐姐上音乐理论课，她学大提琴，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平时巴尔托克与我们家也常有交往，例如一九一九年以后，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勃洛克山上我父亲的别墅里。由于我当时对音乐没有兴趣，因此在巴尔托克面前显得特别拘谨，只是在专政时期，当巴尔托克、科达利和多纳尼一起创立音乐协会时，我们之间才建立了联系，当时我作为人民代表经常与他们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私人关系。我之所以说这些，仅仅是想说明这种关系最终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过还得说一下，我与艾尔文·查博也只有一般性的接触，他是属于我最尊敬的布达佩斯人之一，是第三号人物。与他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与巴尔托克和阿迪之间那么突出，但这种联系也比较松散，尽管在当时匈牙利思想家中间，艾尔文·查博是我唯一应该好好感谢的人。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他，我就想简略地提一下，我是通过他才了解德国的工联主义，当时我认为工联主义是唯一带有社会性质的反对党运动——我还想再补充一句，以免对我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甚至歪曲我的形象，如果分析一下我与《西方》社个人关系的话，就可看出，我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孤僻人物，例如，我与那时的造型艺术家的关系十分融合——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从来不是什么造型艺术专家，我只不过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而已。很早以前，我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高戈英和一篇关于第八次展览会的文章，后一篇主要介绍凯尔恩施笃克及其他人士。撇开这些不谈，我从青年时代起，除了和德塞·契甘尼外，还和马尔克·费特雷斯结下了深厚友谊，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此外，我与老一辈的画家也经常接触交谈，例如同卡罗利·费伦奇、阿道尔夫·费尼埃斯、约瑟夫·里帕尔-罗奈。后来同马菲尔、蒂哈尼，以后又同纳默斯-拉姆帕特、贝尼·费伦奇、诺埃米·费伦奇等，总而言之，在造型艺术方面，我经常与他在较大范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与此相反，我与《二十世纪》社和《西方》社的领导层都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至于奥斯法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毫无好感”，我们之间一开始就话不投机。他有看法也直说，他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拙劣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他与雅诺斯·霍尔法特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这种看法广为流传，对此我毫不介意。今天我认为《精神与形式》的写作风格也过分夸张，用我以后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能接受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件事上我认为奥斯法特是正确的，因为他认为好的作品，我也并不赞赏。然而，我们已不再停留在这种非理性的表现手法上了！我很快据悟出了道理，为什么我不喜欢奥斯法特这个人。在匈牙利的文学评论界曾有过一个流派，在奥斯法特以前，这一流派以佐尔坦·阿姆勃罗斯为代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耶诺·彼得菲也是一个代表人物，他们接受了最新的西方流派，特别是巴黎流派的观点（阿姆勃罗斯尤为突出），他们以特别激进的面貌出现，并把西方流派转嫁给匈牙利的保守主义，而当时的保守主义代表费伦克·黑尔契克和弗兰斯·莫尔纳尔对各种流派都是最宽容的。我对这种彬彬有礼的保守主义深恶痛绝，同时我也藐视奥斯法特。一九四五年我回到匈牙利以后，当时出版了奥斯法特评论集，更证实了我的观点是多么正确。在这部评论集中其实只有对易卜生作了尖锐的批评，与此同时，对一批最蹩脚的作家，从费伦克·黑尔契克到伊斯特万·佐玛哈齐，都给予高度评价。我知道，这与奥斯法特的传奇是背道而驰的，好在此事有白纸黑字为凭，后人可根据奥斯法特出版的册子研究其评论的才能。

　　采访者：卢卡契同志，您有一次曾讲过一个故事，当奥斯法特谈到黑格尔……

　　卢卡契：是的，为了我的文章，我去现在的“多纳”旅馆，当时叫“勃列斯托尔”咖啡馆。上午奥斯法特坐在那里，当我腋下夹一叠书从大学图书馆来到旅馆时——那时还不流行文件包——奥斯法特如平日那样，看了看我阅读些什么书，他对每个人都是如此。正巧我带着黑格尔的几本书。“黑格尔，这是一个拙劣的作家，”他说着就把书合上。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伟大的传奇编造家奥斯卡尔·格勒尔特到处宣传，说奥斯法特当时已向他讲了这件事，还补充说。黑格尔是个拙劣的作家，而恩格斯是一位好作家。由此可见，对编造传奇的人可要小心才行。那天晚上，奥斯法特不可能向格勒尔特讲述上午他和我在“勃列斯托尔”咖啡馆谈的事，对此，我在《西方》杂志社成了一名常被议论的人物。这一轶事反映的虽是一九〇九年的事，对我目前的文学地位却作了不公正的结论。另外，奥斯法特认为恩格斯是一位好作家，这也不符合事实，奥斯法特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读过恩格斯的一行字。奥斯卡尔·格勒尔特编造传奇的目的，是为了把奥斯法特描绘成一位先于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这一切显然没有一句真话。——我与《西方》社一些同事的关系非常奇特，那时我虽因编辑部讨论工作认识了奥斯法特、范纽和伊格诺陀斯，然而，像舍普夫林这样的人物我从未结实过，齐格蒙特·莫里奇也从未见过面，尽管我对他的第一部著作写过评论。我不认识科契托拉尼，我同样写过有关他的评论。我不认识卡琳蒂，也不认识圭拉·克罗迪，一句话，我从未与《西方》社的所谓“支柱”见过面。我重复一遍，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因为我过于拘谨，因此我在前面提到了在造型艺术家中我所结识的熟人，与他们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尽管如此，我却与他们在日本咖啡馆或类似的地方定期会面，然而，我从不去参加《西方》社的各种会议，我与米哈利·巴比茨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后来的事，那是在一九一六年，艾尔文·查博邀请巴比茨、贝拉·巴拉兹、安多尔·加博尔和我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如何动员作家积极参加反战活动的问题。不久以后，大约在一九一六年末或一九一七年初，经卡尔·曼海姆的介绍，我们和巴比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饭后又与他散了一会儿步，然而这一切并未导致密切的关系。与整个《西方》社人士我只与马尔吉特·卡夫卡、安娜·莱契奈和贝拉·巴拉兹有私人交往。关于马尔吉特·卡夫卡我说不出很多，我们之间的关系尚可，但谈不上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我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她是作为教师来到佩斯特，后来才获得了自由，对此，我父亲由于他在市政厅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认为，我们帮助了卡夫卡来到佩斯特。当她有一次在柏林时，她来拜访过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这样亲切的程度。我与安娜·莱契奈结下了真正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我们的晚年。我相信，您也知道，当她在一九六五和一九六六年在布达佩斯逗留期间，我们也经常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亲身经历了她的小说的诞生——在青年时代她只写作诗歌。还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有机会对安娜·莱契奈说，我认为她的小说是相当成功的。我是当着她的面这样说的：根据我的看法，第一卷是一部杰作，第二卷是部好小说。我再重复一遍：这种友谊保持了一生，使我感到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