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句话的权利（伊·艾希尔）

最后一句话的权利

伊·艾希尔

Ⅰ

　　格奥尔格·卢卡契在脱党十年之后于一九六七年重新获得了党证，这是他一生中新的转折点，他觉得有必要就此发表一项声明。一九五六年事变期间，他毕竟是一位文化部长，以后，他也未曾同那些一起被遣送到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员公开绝交，说得客气点，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尽管大话说尽，却经不起拘留隔离的考验。一九五七年，卢卡契本人被准许返回布达佩斯，但这里称他为“意识形态最危险”的人物，他的作品不允许在匈牙利出版，而且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它们在国外发表。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准备工作才开创了新的局面，即使在这样一个清洗斯大林主义的时期里，似乎也不能继续把格奥尔格·卢卡契视为宣扬精神污染的主要人物。此外，在党的领导阶层中，持下述观点的占上风：建议还在卢卡契逝世之前与之言归于好，以免重蹈另一位卓有名望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冤假错案的覆辙，即阿蒂拉·约瑟夫事件。阿·约瑟夫在三十年代初被开除出党，在他死后才不得不采取各种歪曲事实的手法与他和解。
　　“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听说，我已重新成为一名党员了？”格奥尔格·卢卡契带着他那特有的讥诮的侧视目光问我，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开始就作出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作了说明。首先，经济改革从客观上促使观点上的接近，尽管他认为改革计划仅仅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党却把它视为非常激进的措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在政治结构未作变动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不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而党只想局限于经济改革，然而，通过改革也许可提供很多对话的可能性。作为第二个原因，他列举了对他学生们的考虑。他自己可依靠哲学而生存，至少可在国外发表他的作品，不至遭到官僚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他的学生们却相反，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大多数人已被剥夺了发言权，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的聪明才智无法施展。现在有人向他许诺，在澄清党籍问题的同时，将一并解决他的学生问题，他们可作为科学工作者获得工作位置，并有发表作品的可能性。格奥尔格·卢卡契对第三个原因特别引以自豪，有人向他担保，他可保留思想上的独特见解，在适当的时候也可发表演说，这就为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前景，开辟了重新施展影响的可能性，他无需作任何妥协，以思想家的本来面貌出现在党内。当我倾听了全部论述以后，我问他：“按照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说，并不是卢卡奇同志重新入了党，而是党迎合了卢卡契同志的思想？”卢卡契又带着他那调皮的侧视目光回答说：“遗憾的是这样论述也许还为时过早。”

Ⅱ

　　我们俩都知道，上述三个原因可能已成为历史性的声明，它们只是反映了一种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需求，格奥尔格·卢卡契也是这么严肃地认为的。当卢卡契在一九五七年从罗马尼亚返回匈牙利以后，他立即写信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声明他将继续把自己视为一名党员，可是他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很显然，即使在反卢卡契的一片鼓噪声中，谁也没有勇气签署一封拒绝他恢复党籍的信件，“我好像一根卡在他们喉头的鱼刺，”卢卡契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既无法把我吞咽，又无法将我吐弃。”后来，他在一本百科全书里发现，说他已被开除出党。百科全书中的这一词条，是他过去的一个学生写的，名叫约瑟夫·奇格蒂。卢卡契对此人的评价是：“他表达了一个唯一独特的、不是从我这儿抄袭的思想，即：有人想逼我退休。”
　　这一百科全书的词条不能被理解为公开的答复。尽管卢卡契对此谈笑风生，但在内心里却是深感痛苦，党籍问题对他来说可以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啊。“不论正确或错误，她总是我的党呀！”此话出自一个哲学家之口，令人感到颇为奇特，可是他以此来说明：即使在大清洗时期，他也未曾反抗过斯大林主义，灵魂深处也未叛逆！当然，他也通过列举各种历史原因，对此表示过支持，例如，他对《新生活》杂志曾发表过一次采访谈话，这篇谈话在卢卡奇逝世以后的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号上才发表。在这次谈话中，他特别重申了自己的信念：“一个人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才能有效地对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今天我仍坚持这一观点。”格奥尔格·卢卡契是阿蒂拉·约瑟夫和曼氏兄弟①的重视崇拜者，一九七〇年前后，他在大批免职的事实面前，只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才坚持这一观点。他也多次声明：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冲突期间，出自道义上的考虑，对苏联的任何批评都必须推迟。但是，如果说当时是这样情况，那么为什么他后来没有打破沉默呢？在返回匈牙利以后，甚至在狭小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内——这些共产党人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切身经验而了解苏联——他的言行举止，反映出他对肉体上和精神上所经受的可恶桎梏，对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对称之为死刑所的劳改所等等，一句话，对朝着斯大林方向发展的苏联，为什么好像一无所知呢？再引证《新生活》杂志上的下列句子，可以得到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我一向认为，即使生活在最差的社会主义形式中，也要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形式强得多。”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期《新型笔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他更加客观地表达了同一内容：“但是，即使最差的社会主义，还总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强。乍一听，似乎这只是一种奇谈怪论。”谁若代表这种观点，不需要有特殊的历史原因或道德上的考虑，就可成为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方向的执政党的党员。
　　卢卡契精神上的需要，也可说是宗教信仰的需要②，我认为一方面由其家庭出身所决定，另一方面是他的知识分子地位所决定的。他作为一个非常富裕的银行家儿子，对父母家的道德和书很生气——他习惯于称之为“礼节精神”——很快失去了信心，他非常强烈地渴望参加某一个有意义的大团体。党作为觉悟阶级的代表——或可称之为“世界精神支柱”——尽管有时也走些弯路，却实现了“本阶级的利益”，个人利益首先作为阶级利益的组成部分，逐步上升到本阶级利益的高度。另一方面，对卢卡契来说，由于他唯心主义阶段的科学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以及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聪明才智，使他一开始就无法顺利地适应等级森严、建立在严密纪律和强制措施基础上的运动。众所周知，托马斯·曼所描写的那个纳夫塔，引用了格奥尔格·卢卡契的部分思想，他对这种精神状态和情况反映出来的棘手的、可以说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描绘得有声有色。纳夫塔是一个耶稣信徒，也就是说，他是一位致力于世界大同组织的思想先驱。由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虽然他处身于运动之外，但他却全力以赴地为运动贡献力量。尽管运动向他作了自由的保证，但他却受到运动的怀疑和监视，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他自己提出了胆大的方案所导致的，他的方案被视为异端邪说，直接危及最终的福音。卢卡契不是耶稣信徒，并于运动保持必要的距离，由于运动受当时策略考虑的支配，并要求有策略所需的纪律，因此，这就使他这位理论家经常与运动处于对立的地位，并面临着被清洗的危险边缘。因为他是一个理论家，对这种情况他用所谓游击理论加以回答。一九四五年，他在论述党的诗歌时对这一理论作了最全面的阐述：“党的诗人从来不是领导人，也不是普通一兵，而始终是一名游击战士。这就是说，如他是一位真正的党的诗人，那么，他与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与党所制定的伟大战略路线应始终保持一致，在保持这种一致的范围内，他得用自己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责任。”从这篇文章的激情和表达的广度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哲学家，涉及格奥尔格·卢卡契本人。在另一个地方他重谈了自己：“因此，为了实现我的科学思想，我不得不开展一种特殊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理论在党内很少有人赞同，它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运动与哲学家之间的距离。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围绕着游击战争理论展开了一场辩论，其目的是摧毁卢卡契的思想阵地，消除其思想影响，把它作为无法容忍的绊脚石搬走。在这场辩论中，为了避免开除出党，卢卡契按惯例作了表面上的自我批评，这位游击队员在受到长官们的严厉注视时，总是把手枪藏在背后。联系到党的诗歌，他称之为“忠诚”，对其评价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他自己的生平巨著，及其所显示的智慧和道德威望。他写道，在资产阶级文学中，“忠诚”往往只是一种病态的、宗教式的情感，“而党的纪律则相反，它是忠诚的高级、抽象阶段。一个人的忠诚在公开场合表现为：对任何一种历史发展方向所持的看法和态度——即使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它与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完全一致，也得保持着忠诚的态度。”但是，当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基本决定因素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发生争论时，那么，对忠诚将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譬如说，一个哲学家曾忠诚地支持过工人委员会革命体制，一旦被官僚主义的警察机构所解除，那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对命名和口号是否能够保持坚定不移的忠诚问题。但若这位忠诚的人物正巧是一个具有特殊才华、富有想象力和充满活力的哲学家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把这种忠诚置于世界历史的前景之中加以考虑，并以意志、信仰——即宗教道德——来填补现实与远景之间的鸿沟。然而，格奥尔格·卢卡契对批评却过分敏感，使他面对强权政治无法心平气和地使用这一思想武器。他在以往的日子里，曾经受过两次风险，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八年，但他都不承认失败。只有唯一的一次那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在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布拉格后不久，我曾听到他亲口说过以下一句话：“也许一九一七年开始的全部试验已告失败，必须重新在别的地区进行一次全过程的试验。”尽管他从未再重复过这句话，从未以书面形式加以表述，甚至在他最后几次并非为公开发表而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为谈及上述观点。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也许是入侵的恶劣后果对他过去五十年的生涯起着相反的作用。为此——卢卡契的忠诚竟会变得如此令人不快——他研究了有关苏联问题的理论，认为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并不典型，他强烈要求“改革”和“复兴”马克思主义。这一改革和复兴的要求，在“回归马克思！”的口号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为了对过去几十年的运动给予一定的评价，这种回顾是适时的。但是，他同时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直接与马克思主义作了极不愉快的对比，在现代条件下实现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一种要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即使有着最良好的愿望，似乎也难符合这一要求；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公开违背这一要求。鉴于上述情况，卢卡契进退维谷，当他用“回归马克思！”的口号回敬历史的严重打击，而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开始对这个口号所包含的任务加以详细阐明时，当他由于对现实的疑惑突然把自己的忠诚转向过去（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时期等等）和未来时，他制定了一个批判性的方案，这一方案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构思，与他的生活和工作融合在一起，在此方案中只有唯一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才符合他的信念：这一信念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设想，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上、经济政策和组织上的改革，有可能使目前少得可怜的马克思精神转变为马克思的未来。

Ⅲ

　　当卢卡契在逝世前几个月着手撰写《过去的思想》自传提纲时，他试图勾划出：他几十年的生涯受着这些努力和倾向所支配。这儿的工作条件极不寻常，几个月来，八十六岁高龄的卢卡契清楚地知道，他身患癌症。当有人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问道，他还可不受干扰地工作多久，他无论如何想把那本《实体学》著作加工完毕，对此他已花尽了最后几年的心血，遭到了他几个学生的严厉抨击。虽然这项工作进展极为缓慢，这可不能首先归罪于他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作品的结构以及历史与方法篇章的截然分割，使作者几乎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加之一九六八年出现了无可挽救的前途渺茫的局面，犹如拍照时摄影物受到晃动，人们对
　　时局捉摸不定，这就使得年迈的卢卡契在创作中本来就存在的（保守的）体系与（先进的）方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此外，病魔破坏了他那令人倾慕的机体，这并非是癌症所造成的恶果，而是老化过程迅速加剧，使得体力和精力受到严重影响。几个月以后，即一九一七年初，他不得不承认，他对《实体学》的评论已无能为力。可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没有工作似乎就无法生活，为此，他的学生建议他写一部自传。卢卡契早有此想法，他那一九六三年去世的夫人格特鲁特·波尔特施蒂勃也督促他写一部这样的作品。然而，当时他对搞这项工作还犹豫不决，因为他不相干没有把握的事，不愿单凭自己的记忆力，可是，他再也没有精力通过查阅文献、图书资料和杂志来证实自己的记忆力。由于感到时间越来越逼人，他终于着手从事此项工作，在短时间内，他提纲挈领地写完了五十七页规模的德文打字稿。他之所以采取这一解决方法，可能有两个原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他在着手撰写每一部较大作品前总是先写提纲，在这里他同样采用了这个方法；另一方面，下述考虑也许更为重要，即：由于无法查阅图书资料，反正他不可能写一本周密的、在事实方面无懈可击的书来，提纲式的草稿可使每个人自行研究细节问题。这样的研究工作在他生前已经开始，也就是说，当发现卢卡契在完成手稿后已不能再从事书写工作时，必须为他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就这样，在三月至五月间，艾尔采贝特·弗策尔和我采访了卢卡契，并把谈话都录了音。在我们面前放着他那份打字手稿，我们对需要解释、补充的提示和表述提出了问题，用这种办法形成了近一百五十页匈牙利文稿，绝对不是前后一致的。五月谈话抓住了时机，赶在卢卡契停止说话前录了音，使他本人尚能以最后的精力目睹这一切。通过这几次谈话，提纲的许多地方得到了补充、阐明和具体化。出自对病在旦夕的卢卡契的好感和同情，我们才出了这个主意，这项工作之所以具有深远意义，并不是因为我们作出了多大贡献，而应归功于我们采访对象的超人毅力。

Ⅳ

　　我认为，按年月顺序和有条理地介绍《过去的思想》是没有必要的，我只想从全文中选择几个问题，以此来反映在某些有争议的和重大问题中所持的立场。首先让我们略花几笔来分析一下在这些片断的记述中反映出来的个性：“在我这儿的每一件事都是某一事件的延续，我相信，在我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非规律性的因素。”在与卢卡契进行录音谈话时，偶尔可听到这种自豪的语句。他的简略自传确实反映了他那协调一致的性格。在童年时代，卢卡契就反对大资产阶级的那套“礼节”观。他的作家生涯一开始，就受到伟大的匈牙利诗人恩特雷·阿迪的批判精神、完整的要求和非暴力的革命主义影响，使他在以后学习研究德国哲学的过程中掌握了无与伦比的综合手法：他那保守的认识论和激进的伦理轮结合在一起，使他在评论匈牙利和欧洲政治时，总是超越所有“受权力保护”的各种集团的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他对现存的政权、机构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的蔑视，是它们狂热地把世界推入灾难的深渊，使整个世界完全处于罪孽的笼罩之中，只有俄国革命才带来了一丝希望。卢卡契早期学习过马克思著作，因而对世界的转折有了思想准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终于见到了人类的美好前景。经过短时间的、却也是十分激烈的内心斗争以后，他立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直至晚年他还保持着对运动的忠诚。在《过去的思想》中，对这一转折作为中心枢纽加以描述，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也是我长期发展的结果。”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例如对他那些世界闻名、直至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只是由于它们为这个转折作了准备，才引起了他的兴趣。从这个时候起，他把自己唯心主义书籍作为这样一位思想家的作品来处理，他无疑富有才华，但在很多方面散布了有害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有力的批判。他把自己此后的发展视为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所走过的道路，一方面越来越完善地掌握了理论，另一方面时而通过内在因素、时而通过外界影响逐步适应客观实际。这一发展道路最后归结于改革和复兴马克思主义，反映在两部系统的巨著——《美学》和《实体学》里，这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在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这两部著作有资格宣告我们的改革工作业已开始，第一个高潮已经到来。
　　这一漫长的道路是由同一个人走完的。卢卡契在十八岁那年，放弃了当一名作家的志向，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甚至经常向编辑出版工作最基本的原则宣战，他在最后一本未完成的作品中，成功地阐明了客观的统一，它反映了卢卡契本人的个性。在《过去的思想》一书中，除了很多其他事例外，也可以读到他很早就对母亲不满的章节：“与母亲开展游击战：近八年的暗室禁闭。父亲：放出来，不需要道歉”。在录音交谈中，卢卡契对这段话作了以下补充说明：“我开展了反对母亲的游击战，原因是她对我们太严厉。我们家里有一见木房暗室，这是妈妈惩罚我们的手段之一，她常常关我们禁闭，直到我们向她求饶为止。我的兄弟姐妹一听到要关禁闭就立即求饶，而我却与他们截然不同。如果她在上午十点把我关进暗室，五分钟以后我就求饶，这样就万事大吉。我的父亲下午一点半回家，我母亲尽量要避免父亲回家时出现紧张空气，根据这一情况，如果我在一点钟以后关禁闭，不论大事小事，我都不求饶，因为我知道，反正一点二十五分我就会被释放出来，不需请求原谅。”这一逻辑对以后开展自我批评影响极深。童年时代的游击英雄和成年游击队员是一致的，只有当他们估计到救人的父亲也许不能及时回家，他们才作自我批评。一九五六年后以后，当有人无法把他开除出党（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接纳他入党），而且也无法逮捕他时，他断然拒绝了作自我批评。卢卡契对自己的这一性格特点是一清二楚的，他对童年时代的叛逆精神作了如下评述：“事先反抗——但事后又屈服：这与我无缘；如果成年人不惹我的是非，我却表示屈服，我认为：毫无意义。”当他后来分析到，为什么他在短期内不得收回他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布鲁姆”纲领》，以维护自己的党籍甚至生命时（这个纲领为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描绘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前景，以替代无产阶级专政），他写下了以下典型的语句：“以匈牙利党的方式限制不可缺少的批评的尝试；（……）因此：无条件地投降于匈牙利路线（实际上反正没有任何希望）。”这一思考方法与对付暗室实际上是相同的，从两种不同的困境中向我们发出了同样调皮的斜视目光。

Ⅴ

　　一些反映苏联案件问题的提纲式语句，至今仍令人震惊：“对干部的大屠杀时期，表态，灾难时期的走运，（1）一九三〇年的布哈林——拉达克；（2）匈牙利运动；（3）住房。”卢卡契认为，他个人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其主要原因正是这三件事的巧合。其一，一九三〇年间，布哈林和拉达克很想与他接触，他却不愿与他们会面。卢卡契认为，如果他在一九三〇年与他们二人会面的话，八年后也许会因此而被镇压。他处事谨慎而有远见，他一直为此而感到自豪，他的确没有理由为下列实施而感到羞惭：他本来就一直认为拉达克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物，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对以理论家自居的布哈林已作了尖锐的批评，那正是布哈林登峰造极的时期。因此说，他并非出自机会主义的原则而回避与拉达克和布哈林的会见。当然，他对这个时代也许没有更恐怖的话可说，这样的会见必然会导致判处死刑的严重后果。其二，他也因布鲁姆纲领失败以后不得不退出匈牙利运动而走运，要是他继续留在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话，他不是被匈牙利党魁库恩·贝拉所杀害，就会被库恩的敌人所谋害，库恩本人也未能幸免。卢卡契早就指出了库恩的这种不良意图，当时他写道，在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以后，库恩就让奥托·科尔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留下来做地下工作，这是不怀好意的，因奥托·科尔文担任过人民内政委员，白色恐怖分子最恨他；他身体畸形，很容易被人识别；他是一位哲学家，在广大舆论界是熟悉的人物；另外，他的外貌又十分引人注目，把他留下岂非送入虎口？！科尔文和卢卡契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是库恩的党内反对派，。在《过去的思想》中，卢卡契是这样评论党关于把他和科尔文一起留在匈牙利的决定的：“对库恩的猜测”，这一暗示是不言而喻的。在他的学生中间，卢卡契不仅作了猜测，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拉·库恩想让他和科尔文充当殉难者的角色。在科尔文事件中，他的罪恶意图得逞了。试想一下，如果库恩本人也成为运动的牺牲品，那么，卢卡契的暗示有着多么恐怖的色彩。第三件走运的事就是住房，对此，在录音采访时卢卡契说：“还有一件事——现在列举颇有嘲笑之意——，我的住房极为简陋，对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概略地叙述这三件幸运事儿，在今天看来比罗列一连串不幸事件和悲剧更为可怕。回顾这一时期，卢卡契发现了一丝希望：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上宣布了人民阵线政策：“客观方面：危机时期开始解除（……）；个人方面：并非无痛之处（两次被逮捕）”；尽管如此：最和谐的人事关系，并非“美化”，并不“乐观”，但感觉是：不仅接近（系本意）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实体学，而且同时：前景——思想上——这种倾向的一部分将得到实现。
　　卢卡契无视这些恐怖现象及其罪恶动机，保持了自己内在的爽朗性格，那种残酷的现实性几乎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感到滑稽。虽然卢卡契不同意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但他却不得不表示出谅解。伴随着清洗而来的阴谋、密告和毁灭性的抄家，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已谈及，希特勒主义的迫害运动，从一开始就使得任何思想上、特别是实际行动上的反抗都成为不可能，这不仅对卢卡契如此，对其他同时代的坚定的左派代表也同样如此，更不要说有什么机会进行公开反抗了。卢卡契在录音谈话中指出，由于思想意识上格调的改变，他对某些事情提到世界观高度加以认识，他说：“不能说，我们在策略上对一些案件没有加以反对，策略上我们是不偏不倚的。我重复一遍，如果斯大林用罗伯斯庇尔反对丹东的同样手法对付托洛茨基的话，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不能指责这一点，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关键问题是美国将站在战争的哪一边。”“把罗伯斯庇尔——丹东和斯大林——布哈林之间加以对比，从今天的观点看，您认为是正确的吗？”我问道。卢卡契回答说：“我认为这样对比是不对的，但作为当时生活在俄国的一个匈牙利流亡者这样看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以后的谈话中获知，他之所以要改变自己看法的原因，是赫鲁晓夫的表态使他信服，那些起诉纯属多余，因为起诉期间反对派已不再掌握政权。
　　众所周知，关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重要辩论中，虽然卢卡契一开始就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二十年代的其它辩论中，他也同情过斯大林。然而，他以后的表态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奇特的，最后它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证了斯大林时代是最不人道的，而且在政治和道德上是最幼稚的。如果认为斯大林式的集中营与其他集中营之间有着什么质的区别的话，那么卢卡契提供了一个在思想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最好例证。在他看来，一种是世界历史上的必然产物，而另一种则相反，是长在焕发着红光的脸蛋上多余的脓包。然而，我们不能不对这位供认者予以同情，他不准备美化和修正过去，而是毫无顾虑地承认他那些可怕的幻想，尽管过去几十年的教训、舆论专政、无数的个人事例等等很容易使他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这种扎根于他思想深处的观点和认识，与他称之为“改革马克思主义”和“复兴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卢卡契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没有前后矛盾的因素，他想挽救自己的整个生命，同时挽救过去和未来，这些需要从已经谈及的原因中找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可能使整个发展伴有错误，甚至罪孽，但它对发展视为有意义的，至少在主观上认为是必需的。

Ⅵ

　　卢卡契在《过去的思想》和在关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变以及与伊姆勒·纳吉的关系的《录音谈话》中所勾划的画面，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着同样的特点。按卢卡契的定义，他处于两面作战之中：“由此而产生的局面一清二楚：既要反对拉科希，又要反对对体制进行部分和内部‘改革’的各种幻想，还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革倾向等（在纳吉周围也直接散布着这种观点）。”一九六八年他代表一种类似的观点，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下，他写了一篇长篇调查报告，递交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中央。这篇报告的手稿至今尚未发表，他在手稿中作了如下论断：“如果在某一个国家里，由于斯大林的追随者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危机，资产阶级民主占了上风，那么人们完全可以预言——不需要预言家来预言——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许在短期内就可以噢再制造一个新的希腊。”他的中心思想归纳在下面一句话中：“是选择斯大林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主，两者必居其一。”
　　卢卡契一再指责伊姆勒·纳吉没有纲领，针对纳吉担任第一任总理（1953-1954）的有关问题，他已写了以下一段话：“不要对纳吉寄于太大希望。短时间的首次出任——与纲领毫不沾边（无纲领）。二十大以后也同样如此。”这几句话也出现在与一九五六年时间有关的问题上：“纳吉：不需要纲领。其论点是：纯属意识形态问题。”在录音谈话中他还补充说：“当然，他有一个一般性的改革纲领，但是，这个改革纲领如何在各个领域里付诸实施，将会出现什么具体问题，在这场改革中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凡此种种，他心中是绝对无数的。”政府之所以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冲击，直至退出华沙条约国，卢卡契认为都应归结于无纲领。在党的六名中央委员会中，他和佐尔坦·桑托一起反对退出华沙条约国，政府的决定得到了其他中央委员的支持。他反对退出华沙条约国，是出于原则立场或是出自策略考虑，对这个问题卢卡契回答说：“我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原则立场，我赞成匈牙利为华沙条约成员国；其次，我之所以作出投反对票的决定，当然也有下列因素起作用，即我们不应该给俄国人以任何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借口。”事实上，卢卡契所代表的唯一立场是：华沙条约能保护匈牙利既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同时，也不受苏联的干涉。
　　由此可见，卢卡契与伊姆勒·纳吉之间，不仅存在着已谈及的无纲领之争，而且还由于他们的不同纲领存在着分歧。鉴于内部的争权夺利和人民运动的压力，纳吉宣布了匈牙利中立的外交纲领。直至这个关键时刻，为了不损害自己一生的内在规律，不损害自己几十年发展的内在规律，卢卡契不能再跟随他了。因此，可以这么说，他的立场纯属意识形态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伊姆勒·纳吉拿不出一个详细的纲领。卢卡契在录音采访时还补充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把一九五六年事件理解为一次大的运动。这个自发的运动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我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通过报告对此加以阐述。”但是，如果说他与伊姆勒·纳吉有着这样的矛盾，那么他为什么在发生一九五六年事件期间仍愿意接受领导职务呢？对此，他在《过去的思想》中作了如下说明：“……前提是他有力量（享有盛名）把自发的（发展很不均匀的）运动引导到社会主义范围内之内。因此，如作为一名领导成员，或者说一个部，可在这方面协助办些事。”他把他们之间的矛盾视为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尽管他们的不同立场不可能接近，而“只有在以后的十一月间”也就是在罗马尼亚共同拘留期间才有接近的可能。这种接近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道义性的，人与人之间道义上的重要性可通过共同被捕和其他外来因素得到明显提高。在采访过程中，卢卡契说：“审讯人说我不是伊姆勒·纳吉的追随者，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供认反对伊姆勒·纳吉呢？对此，我回答说，一旦我们两人，伊姆勒·纳吉和我，都能在布达佩斯自由散步，我就会对伊姆勒·纳吉的全部活动说出我的意见，我不能议论我的同俘人。”

Ⅶ

　　现在，格奥尔格·卢卡契已愉快地成为一名匈牙利公民，人们正在忙于实现国营化，在这个时候，《过去的思想》和录音谈话中有关他从罗马尼亚拘留回国后的思想及处境的那些章节，也许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一年确定为卢卡契的晚年时时期，它可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情况在不断好转，但直至一九六七年他重新恢复党籍之前，一直被视为公开的敌人，在《过去的思想》中这样写道：他是“宗派主义的牺牲品”。该书的另一段还写道：“坚持路线，在国外发表作品，在家里不可能。”一九六四年左右，他在给雅诺什·卡达尔的一封信中宣称：他的“《美学》一书如不允许在匈牙利出版，那么它将在西德出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不经过批准。”对此，卢卡契在录音谈话中作了如下说明：“这封信的后果是，我被传讯谈话。政治局的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呀？西尔迈。我被西尔迈传讯，他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可发给移民护照，随我的便。我对西尔迈说：‘您大权在握，可任意处置我，如果我现在离开这间屋子，门口警察会搭住我的肩膀，我束手就捕，无可奈何。然而，您却没有权力任意把我撵出匈牙利。’”
　　由于坚持特殊见解的知识分子党团与国家之间的斗争，没有根据法律角度加以协调，因此，这种斗争正在顺应当前的政治形势、世界观和有争论的党派的特点继续进行。在斯大林时代，格奥尔格·卢卡契采用习惯性的自我批评方法，如同他自己有一次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挖苦性的”，他根据当时斗争的情况，也改变了活动范围和国籍，这就是说，根据一系列撤退计划——这正是他向自己提出的要求，以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在党内的地位。当斯大林主义在一九五六年以后被迫作出退缩计策，而年迈的卢卡契由于他在国际上的威望而不可触犯时，他也采取进攻性姿态，用这种办法给那些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他在录音谈话中解释说，凡是他能偷带出去的，都在国外出版了。我问，他是否因此而受过审问，他回答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没有受任何人的审问。后来，当恢复和平以后，我和阿尔采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对他说：‘瞧，只要你们禁止在国外出版，我就会心安理得地进行偷运，因为我不承认你们阻止我的德文书出版的王法。如果我的作品通过合法途径允许在国外发表，对此我若能获得保证的话，那么，我将十分愉快地放弃我偷运的权利。’”“偷运权利”这一提法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戳穿了法律的弊端。从道义上看，情况是一清二楚的：一个作家的最高天职是用一切手段保卫他的作品，以维护其本及其理想。谁放弃了这一点，就象呼喊着激进口号的示威游行者，见到红灯就停在交通路口那样滑稽可笑。然而，法律状况是混乱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有各自的道德，而法律制度却相反，它只是压迫者所独有。不过，由于外交政策上、宣传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压迫者的利益在自由权利方面不可能成为法典，或者只是支离破碎地形成了一些法规，国家在精神活动方面不可能依靠法律手段彻底巩固其统治。所以，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这方面，除了一些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法律外，习惯性的法规仍占统治地位。考虑到制裁的威胁，然而这种制裁却很少有法律依据，因此，一般不能把手稿偷运到国外去，因此，偷运手稿会遭到惩罚。打破这种习惯性法规，也许就是格奥尔格·卢卡契晚年最重要的政治活动。
　　在恢复和平以后，战争以另外的手段和形式在继续进行。在国家的地位和卢卡契之间的关系中，要害问题也继续明显存在。卢卡契这位天赋的教育家，他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需求，希望能置身于他的学生之中。非常典型的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回国纪要中写了下述一段话：“非常重要的是：联络和交谈。第一批学生，自行研究教育问题（受G的影响）。讨论会特点：公开发表意见（当时并非重要）。这样逐步形成：大有希望的青年一代。”据说在一九四五年的辩论中，卢卡契不惜一切代价，以免他的学生受到有害影响。一九六七年以后，又一次出现了这种倾向。有人一直想说服他，他真正的学生不再是他认为是自己学生的那些人了，而是那些官方文化策划的代言人，他们经常引证他的话，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以满足意识形态变化的需要。有一次他谈到，“我对阿采尔说过，我感到自己和克鲁普斯卡娅一样，斯大林曾威胁她说，他将撤掉她列宁遗孀的称号，代之命名另一个女人。”卢卡契去世以后，这个玩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卢卡契的大多数学生重新被撵出了文化界，其中一部分甚至宁愿去国外。目前，这一领域已被那些所谓“卢卡契的学生”所占领，卢卡契对这些人只是保持礼节上的关系，或者连这种关系也没有。这些“学生”在舆论界消除了对卢卡契的蔑视，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文化政策的表态或一片重要的文化方面的社论不引证卢卡契言论的。卢卡契的“学生”阵营迅速扩大，他们围着卢卡契的精神碉堡辗转，犹如苍蝇离不开肉一般。
　　卢卡契的生活和作品有着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与他的不行命运相符合，从他那里可以找到各种所需的言论，在他的观点体系中，在他的政治和美学的观察方法体系中，保守的特点占统治地位。也许卢卡契只要放松一下他的思想方法，他就能成为一名舒适的哲学家，因为正是这种思想方法才使他成为一名无法忍受的革命者。这儿举一个很好的例子以说明另一个要害问题：卢卡契生前最后一次思想大辩论，围绕着发展的延续性或非延续性问题而展开，对此，在《过去的思想》中只能找到以下说明：“反对延续性的争论。”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月《新生活》杂志合刊上发表了卢卡契的采访谈话，详细地研讨了这个问题。卢卡契在谈话中指出，法国的中央集权化过程，在路易十四期间没有被中断，经过拿破仑和第二帝国得到了发展，根据德·托肯维尔和泰恩的观点，这一过程也没有因法国大革命而中断。因此，他们认为革命只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与此相反，列宁在任何时候都想强调历史上的非延续性，例如，他看到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间出现的非延续性。斯大林却把全部策略上的方向性改变说成是以往路线的必然结果，似乎每一个转折仅仅是至今所取得成就的延续。正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存在，今天才产生了下列问题：“我们在实现改革的远景中，必须强调过去的延续还是与此相反，也就是说要向前发展是否一定得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我认为，彻底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非延续性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党的发言人有权提出他们保持延续性的规划，以反对卢卡契，这就是说，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然而，卢卡契根据非延续性原则的观察方法，拒绝了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作改良主义的评论，必须采取果断的革命手段。不过，他提出彻底决裂的要求与他自己阐明的立场很难取得一致：“……作为基础：不是反对，而是改革。”他的宇宙观，他与现存的社会主义休戚相关，这就是说，他与那个为自己开创新世界的制度休戚相关，这与他要求不断变革制度的思想方法生了冲突。这个矛盾也贯串在他很多重要的著作中：卢卡契常常不承认按他的方法所作的结论。好在这种思想苗子没有继续发展，否则他的毕生事业今天会遭到多方面的拒绝。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当然也被任意解释，因为作者本人对此也无法驳斥。
　　卢卡契几乎以庄重的严肃态度和发表纲领般的激情结束了他的自传提纲，他认为这是为后代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当然，他现在也赞同尽快进行改革。然而，他的严谨而清晰的文笔，排除了任意地解释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与现实作任何调和：“两大制度；危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的思想应作为抨击显存弊病的武器，用来促进日益迫切的改革。”这是卢卡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