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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斗争的六十年

迈 登

(1999年2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四国际的即时任务是核心同志之间重建联系,以及重建国际领导最起码协调工作。
  对于这段关键时期,时至今天,历史学家仍然在讨论这个问题:在统治阶级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受到深刻震动的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无法鼓动起反资本主义的动力?整个西欧的工人及其组织都接纳战后的制度,并且参加与重建工作。
  我们也可以问:第四国际的团体为什么没有在群众的层面取得影响?因为,第四国际的人士毕竟比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更理解危机的深度,以及拒绝走入建制的改良主义道路。
  战后,工人阶级社会其他民众的战斗性日增,(在意大利,早在1943年便开始动员);但单是这点并没有令工人运动从整体上重整再出发。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和亲社会主义的意识发展缓慢。其中,苏联正面形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苏联的军事胜利令许多工人(不只是共产党成员)认为苏联是代表着另一种实际出路的明证。只有少数有批判头脑的人才注意到苏联造成的可怕的破坏。
  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在战后重新引进的自由民主,实在是恢复战前的保守制度,比投入斗争可能取得到的远为少。大工人政党也鼓吹:“一步一步来”,说是先重建议会,明天才推使必需的社会变革,在这当中,无疑也有一些正面的转变。如英国推出一系列甚为激进的改革以应大众所需。但这些尽管真实的改进,仍没有触及制度本身。

逆流泳进


  第四国际在1948年举行的世界大会及组织的领导层,在随后的几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观念和组织重新界定。该次大会对首个工人国家俄国作出适时分析,此处也有文件专述莫斯科和南斯拉夫的破裂,当时世界弥漫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为共产党及其作辩解;另一种是反对斯大林的寡头政治,但同时认为斯大林主义制度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会在世界很多地方占统治地位。
  1950~52年是我们致力于重建革命党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在当时的出发点是认为传统党派仍然统据着工人运动,所有导致我们得出了采取“进入主义”的方向,也就是建议革命者加入共产党和社会党去,籍此来直接参与人民中最为政治化的层份的经验,从而在正在进行或可能进行的政治分化中参与其事。不过,这个取态当然不适用于美国、拉丁美洲和斯里兰卡这些没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地方。
  在第四国际内部,就进入主义的方向和对苏联发生的非斯大林化出现不同的分析意见,结果引发了大分裂,其中在上述地方的分裂最为严重。
  世界革命的三个重要部分:“第三世界”的反殖斗争、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反官僚斗争,发达国家的学生、工人的抗议兴起所造成的动力,在1963年第四国际“统一”大会受到注视。在法国、墨西哥、日本、南斯拉夫和后来的西班牙、葡萄牙,都有强大学生运动;同时,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战士也投入斗争之中。
  自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统据着工人运动和其他运动的官僚首次受到挑战。甚至在美国,也有学生动员反对越战,规模之广泛,导致成为促使美国撤出越南的关键因素之一。

反帝大动员


  客观的情势对第四国际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较为有利;它在多个国家得到空前的发展,其中尤以法国、墨西哥和日本的发展为最。由于在数国有着具有威望的大组织,使第四国际成为注目点。美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帝国主义的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发挥的影响力,就同马克思主义者在1930年代的工人斗争中的影响力相若。
  第四国际从而得以加强领导班子,将之扩充,使其有更多地方的代表。领袖和知识份子与第四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发生联系,参与到理论性和政治性的大辩论中,这些受到广泛注意的大辩论连接和承继了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最优秀的传统。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事情出现变化。这个时期复杂的运动最先并不为人了解,甚至连当事人也不知悉。1974~75年的世界性衰退是个关键的时刻。在大部分国家,尤其在工人取得最多进展的国家,社会经济的力量均衡开始变坏。不只无产阶级的力量受挫,社会上其他层份亦然。
  世界局势错综复杂。美国仍然未从越南的失败中透过气来;在发展中国家的革命运动、民主运动和反帝运动仍然在发展。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79年伊朗推翻沙赫王及桑解阵线在尼加拉瓜取得胜利为止。随后,就像我们已知的,伊朗革命的倒退迅速来临,菲律宾也走入保守的穷巷,桑解阵线陷入帝国主义的陷阱,并且与自身的矛盾斗争不休。
  所有这一切对发展中的国家有着十分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拉美国家。从这时开始,运动的低落之势便不只限在发达国家了。

波兰的政治革命


  雅鲁泽斯基1981年的政变堵截了波兰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力量。波兰工人阶级这次失败的全面性的、波及全国际的后果,只是到了很久之后才为人所知。
  我们现在知道,东欧和苏联的官僚社会里基本上是倒退性的动力,在1981年时得以加速;这条道路开启了柏林围墙倒塌、苏联解体及各地亲资本主义复辟之门。
  托洛茨基曾经提出,官僚政权的倒台或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或者导致发展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上述事实并不就表示托洛茨基是错误的。在波兰发生的强大动员,在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显示了在工人阶级、学生和人民中有很大部分都有着不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意欲和动力;他们赞成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期,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有过具有平权主义、革命——民主感应的强大运动。就是在苏联的工人阶级中,尤其在矿工间,也有着相若的动力;他们一再动员争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要求。

斯大林主义的代价


  不过,分析到底,统据着1980年代的倒退性倾向和工人运动的几番失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价值的不清晰,证明是有着沉重的影响。第四国际这个组织也难逃这个强大的倒退压力。这样说,并无意为这个组织本身所犯的错误,对世界变动的反应缓慢开脱。再者,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中,也犯有无数偏执的错误——尤其在国际间和个别国家不时发生的小规模分裂。在1979年,拉美运动的一翼在莫兰奴的领导下大分裂;数年后,美国支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有分裂。
  在不同的战略、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工作方法下,是有可能取得大步前进的。不过,在此退却时期,却不可能建立比我们在1968年所希望的更为强大的革命组织。
  第四国际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社会的危机的反应,也是同样的状况。自我批评是必需的。不过,不论第四国际在东欧和苏联能够做到什么,看来在群众的前面的重新组织和意识上也不会有怎样不同的动力。

(暂时的)收缩期


  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上述所有危机的元素,造成了国际主义的意识和行动方面的衰减。第四国际本身也一样有疲乏之患;在一些地区,国际的影响力也有衰减。这是不足为奇的。
  一些左派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把上述现象解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治无可逆转地衰落的明证。几乎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确定工人运动再没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必须由它们来伸张。在欧洲大陆东西部的前共产党,也确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无效,而且也没有切实的可能性以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或社会主义的另类社会。
  这种种悲观主义或失败主义是彻底错误的。工人运动能够卷土重来,但必须要由下而上地重新建立这样便要求有最广阔的思考,放下工人运动百年积累下来的成见。重新思考的第一个题目,应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社会倒台的原因。
  对当代社会的探讨,应广及到它的超国家性和每项特殊的细节。我们应该为21世纪重新界定我们为之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性。
  倘若要为备受到严重削弱的反资本主义意识成功地找到新的基础,便必须有上述的探索。
  第四国际创立以来,迄今已经60年。它在经过边沿化、战争、危机、没有群众影响力和没有金钱的状况下仍然生存至今,就足以令人惊奇。它之能够在多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保持活动,并且在一些先锋领域享有良好的信誉,也足令人惊叹。
  第四国际之所以继续健在,并且继续发生影响力,乃是它在过去70年来对于重大的现象作出分析理论贡献的结果。它建基在过去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工作之上,孜孜从事,消化吸收。
  但还不止此呢。第四国际的成员在许多历史斗争中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投入了1920年代反斯大林的斗争、1925—1927年中国革命崎岖不平的发展,它的成员是直接的参加者,而非观察员或评论家。
  即使第四国际在某地只有寥寥少数支持者,他也热切投身到实实在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去,斗争中了解这些运动内部真实的辨证法。

(史丹摘译自《国际观点》1999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