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建设四际及在每一国家建造群众性的托派党（草案概要）
Chris Erswell（英国）
Jette Kromarn, Inge Sorensen（丹麦）
一、世界形式之转变及托派的任务
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以及政权性质的改变，乃是世界形势的关键所在。这次崩溃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工人阶级的退却的其中一环，它不仅意味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阶级的力量对比。
二战以来，阶级的力量对比有五个大原素。一个是俄国革命这个历史事件，仍然对当代阶级斗争有重要影响。第二是俄国革命的堕落。斯大林主义之胜利表示官僚层已成功夺权并拒绝把无产阶级革命扩展至世界；苏联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不再是那么直接，而是因官僚之梗阻而减弱。第三是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之增加，包括东欧、中国。第四是苏联阵营的存在促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第五是苏联之存在让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可在冷战中求得平衡，并利用这个形势来在亚飞地区达至非殖化。
总之，苏联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乃是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大因素。它一面使俄国革命在工人意识中保留，在一个限度内帮助反帝斗争；但另一方面则为了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存”而组织社会主义革命之扩张到世界其他地方。
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在目前而论，是工人阶级的大失败，不仅是物质上的大失败，而且是工人阶级意识上的大失败。对许多工人来说，社会主义之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的另一出路，是行不通的。世界上多处的工人阶级的意识都有所降低。在前苏联及东欧尤其明显。那些走资政府已经上了台五年，而工人阶级并没有起来保卫集体财产，甚而连贯彻始终地保卫其生活水平也没有。在发达国家，过去工人一般都有一种工会意识、改良主义意识。现在连这种意识也受到挑战。在半殖民地，那些民族主义运动过去一直在两大阵营间平衡，但苏联之崩溃驱使他们转向IMF，使支持他们的工人感到被出卖。
总之，斯大林政权之崩溃使工人怀疑他们的改变现状的能力。
不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相反，还因此而深化，因为斯大林主义者不能在约束住工人的斗争。所以，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充满极大矛盾而且是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为托派争取部分工人先锋分子提供更多机会。工人阶级的领导危机是那么严重，使弱小如托派那样的先锋力量，也获得大好机会来发展。
今天的托派运动必须比过去更为大胆，更要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我们所面对的工运，是一个比过去更为开放的工运，虽然另一方面，工运的意识，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意识，有些方面接近一百年前的工人阶级的水平。我们必须指出及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及政治权力的真相。这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任务，也不仅是“参与斗争”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要避免抽象的宗派主义，也要避免运动主义。我们必须以教育工作联系于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教育工人阶级。
在如今大大改变了的世界形势，其中一个特点是：在世界工人运动里，现在比过去更少了一些共同基础。过去斯大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多少在工运中代表一种凝聚力量，尽管这种凝聚力从来不是绝对的，而且在冷战结束前一段时间已开始崩解。各斯大林党都要各按其民族国家的情况而摸索自己的道路。现在呢，连那种凝聚力量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乃是民族经验，它成为工运中的压倒性因素。
托派必须根据其国家情况而灵活地干预事变，同时始终以在各国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党并使之成为四际支部，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灵活性的意思是，可能在某些国家，即使只有十个同志，也须要宣布建立独立组织，高举其旗帜，号召人家跟从我们；但在另一些国家，即使托派比较大，也须要小心从事，须要参与另一个党。
一般而言，比较合于常理的做法是：十个人该参与另一个比较大的党，而有一千个人的组织则该自行建党。但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组织问题。我们必须拿工运现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建立群众性的托派组织，意味着把工人阶级的先锋争取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上来。
在某些特定情况，例如那里的工运很有战斗性，但是政治上缺乏经验，又没有一个业已巩固的官僚领导。在这个情况下，以立即独立建党的方法去争取大多数先锋分子，是有可能的。即使是从一个小组织入手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在廿年代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中国，在建党时只有五十二人，五年之后已发展为五万人。工农群众看见俄国的榜样，因此响应中共的号召。
在另一个情况下，立即建党可能是错误的。巴西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的巴西支部现在从工人党中分裂出来，即使它现在力量大到有条件办一份周报，也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那会使我们的同志在广大的工人先锋之外，孤立起来。
新的革命领导的发展，需要种种条件配合，例如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阶级斗争的计划，先锋工人的激进化，托派之重组为群众党等。但是，客观形势与建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关系，即使在客观形势大大改进之前，托派都要致力于建立革命群众党作为四际的支部。
我们正处身于的工运，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工运。有些国家的旧工运、旧领导分子正在重新思考立场，这就为托派提供干预的机会。例如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重建党。但同时，各地的年青人都在摸索出路。新的工运还没诞生，但已在诞生的途程上。这也提供机会给我们。托派必须把我们在旧工运与新工运的工作联系起来。在一些国家，我们可能要多强调前者，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要多强调后者。
我们不必等到工人阶级的失败与政治上的混乱已经克服了，才去建立托派党及四际，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企图把建党的工作寄托希望于他人，以为别人可代我们解决任务。
我们所面对的形势，是充满矛盾的。尽管工人中存在政治混乱，但托派仍有机会建立有相当力量的先锋组织。我们还未能争取大多数先锋，但在他们那儿，仍有不少斗争在前面，仍有不少人在反思，这些都足以促进我们发展。
二、不要什么“新国际”，要建造就建造第四国际！
四际内一直在进行着有关建造党的讨论。有人主张建造四际；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国际”。这两种组织路线，一旦同政治上的抉择联系起来，便变得异常对立。
在法国，中心问题不是如何解决法支的组织问题，而是应当提出什么纲领，什么路线。究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否仍有效？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是否仍有效？托派能否通过过渡纲领的方法去争取大多数先锋？法支的组织问题，其实是因为对上述问题作出错误或含糊的回答才派生出来的。
巴西的问题也不是是否要从工人党分裂出来，而是我们承认不承认工人党是改良主义党，它是否会在得到议会权力后才去反革命路线。在上述问题上含糊不清，使人们否定了在巴西有建立列宁主义党的必要，进而在战术上前就工人党的改良主义领导。
巴西工人党是不可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群众党。一旦这个战略问题得到澄清，就能够接着解决组织问题。我们的一般方向是：在工人党内以过渡纲领为基础，去建立一个派别，并争取党内多数。这同时意味，与改良主义领导决裂是早晚的事。
四际的关键问题是政治性不是组织性的。组织问题源于政治问题。我们的问题不是组织不够大，而是没能一贯地捍卫及发展革命纲领。我们企图，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企图拿一条激进民主主义路线来代替社会主义路线。
对于托派纲领之独特的重要性含糊不清，对于革命党之政治独立性含糊不清，无可避免引致灾难。秘鲁的同志因为这样，所以在搞了一段时间联合阵线（他们以为是同革命派合作，其实是同中派合作）之后，毫无收获可言。
四际必须拒斥那种认为四际已经失败，必须另建新国际的观点。正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指出：
“我们这样答：四际是必须被‘宣布’创立的。它已存在而且正在斗争。它薄弱吗？使得，它的队伍的人数并不多……他们主要还是干部。但这些干部却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之外，在这个星球上目下尚没有一个革命派别真正与这个名字相称。”
关于建立“新国际”的主张，要么是一种幻想，要么就是以此为外衣，好掩饰他们企图修正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拿一个混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纲领来作代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派主义组织。我们反对这种实际上四际纲领决裂的“新国际”的主张。
一切历史经验表明，要解决当代社会的危机，唯有世界革命，而世界革命本身需要有一个世界党。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克服民族经验的局限性。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形式上则依民族不同而不同。所以革命者的任务，在本质上是各国一样，而形式则依各国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建党的战略也是各国一样，只是具体战术各国不同。尽管各国形式不同，为了确保大家都有共同的革命的国际本质，就必须有四际。四际之目的不是方便各国同志“分享民族经验”，而是形成一个一般战略，在这个范畴内去检视在不同民族国家内所采取的战术。
三、世界托派运动与四际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不仅造成工运的思想混乱，而且在四际内也同样引起思想混乱。自此之后，托派运动的分裂现状有增无已。
托派之重组既须要政治上之澄清，也需要组织上之统一。我们不能简单说：“政治澄清第一，组织统一第二。”政治的澄清，必须在努力为组织统一而奋斗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到。反过来也一样。组织统一必须在政治澄清中得到。有些人拿马克思那句话（“实际运动的一个步骤，比一大纲领重要”）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其实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说理论上之论辩，与建立革命组织，二者之间是辨证的。任何理论上之辨明，若不相连于建立革命党，那只是无关宏旨的练习。
在今天情况下，为托派重组而奋斗，是理论上的辨明的最好范畴。在重组的过程中，各种理论立场互相论辩，而且可以在实践中考验真伪。这样，理论才会是活生生的，而非仅仅一种思想。
追求托派重组，而不是因为大家既然有共同传统，自然就有道德责任这样做，而是因为，若要托派产生影响，就必须有起码的人数。托派重组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例如，倘若法国的所有或主要的托派都统一起来，那就能够建立一个足以引起斯大林党的党员的注意的党。但法国的托派的分散，使他们没有起码的力量去干预斗争，去考验自己的政治路线，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或纠正彼此的错误。最后只有从事纯粹的思想斗争来解决分歧，但是这很少有效，而这些论辩最后只有作者才有兴趣去看。
因此，我们重申在十三次大会时所提出的主张：四际有必要制定一个把革命托派重组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影响到先锋工人。
四、纲领、方法与组织
一个党的本质，就是它的纲领。在四际而言，那就是过渡纲领，以及按照过渡纲领的方法对之所作的发展及阐释。过纲的本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就是把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使无产阶级自觉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夺权及改造社会来说，是必要的。
要把工人阶级争取到政治觉悟上来，关键在于把其中的最觉悟分子争取到托派纲领及托派党上面来。建党的工作需要我们把宣传、鼓动与行动结合起来。过纲的方法，并不仅指要争取最激进的工会要求，而更在于把这些要求同工人阶级建立双重政权、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
以失业为例，革命者不仅支持工会的“每周工时削至35，但照领全薪”的要求，而且要在宣传与鼓动中将之联系于真正有效的反失业斗争，包括了：争取按通货膨胀调整薪金及工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把破产公司国有化、工人控制生产等等。这些要求把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及工人组织起来夺权的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把我们的过渡要求联系到实际斗争，而这就需要我们向群众组织及工人群众提出来，而提出的方式，有时可以是宣传，有时是鼓动，有时是号召行动，总之按照形势及自己的力量便宜行事。
在四际内，一直有一种倾向，要否定宣传的重要性，也就是否定了提高先锋并争取他们占到托派纲领上的重要性。
有时候一个小的托派组织，也会因为遇到天赐良机，而必须按照鼓动性团体而非宣传性团体的方式工作。在另一些时候，即使是比较大的托派团体，或者因为孤立于工运之外，或者在工人先锋中有明显的重组机会，而变得要更注重宣传。怎样平衡宣传、鼓励与行动三者的关系，全仗形势而定。
国际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是共同讨论总的任务，以及国际对支部的总的监察。这意味着国际不是一种联邦，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党，其作用与任务同各国支部的是大有分别的。这并不表示每个支部都做同样工作，也不表示，由一个最高领导指挥一切，而不管支部的意见。国际的民主集中制，比诸于支部的民主集中制，尤需灵活性和具体。不论说国际领导每一次都要支部奉行它那经过多数决定的政策，还是说国际领导每一次都要迁就支部的多数意见，都是错误的。
如果国际多数认为某个支部采取某种行动更好些，而支部多数则持另一种意见，那国际可以让支部自行决定并在行动的后果中考验其决定，但也可以坚持支部奉行其决定。这一切端赖于问题的严重性。
五、战术——它的方法、它的例子
四际必须在下一个时期中保持其战术上的灵活性。现在四际一般都太松散，但在六十年代末却曾经滥用权力，企图把某几个国家的经验机械地扩张到整个四际。这种方法在今天尤其错误，因为目前的世界形势，使民族经验对工人阶级的意识的影响空前地大。这就需要我们战术上保持灵活，其中包括下述问题：究竟是独立建党呢还是参与现存的工人组织。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的目标要始终清楚明确，那就是争取多数先锋，从而争取工人的多数。采取多数先锋，意即争取他们站到托派纲领上，组织为列宁主义党。我们必须拒斥任何“例外论”，即认为某些情况下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列宁主义党去领导工人。
需要一个列宁主义党，是托派的纲领。不论是在我们战术性地参与一个改良主义大党，还是战术性而又没有期限地留在一个大的以选举为重的党（如英工党），这种立场都是正确的。在这些党里面，托派要提出他们的纲领及前瞻并努力争取多数，将之变成群众性革命党。如不能，则右派迟早会开出他们，又或他们因其领导之即将犯下罪行而不能不退出。分裂出来之后就要另行建党，而这时可望比从前是有所扩大。
进入他党是一种策略，它不一定是短期，也不一定是长期。要有多久，决定于成绩。当我们已经尽了力争取部分先锋，又或我们争取先锋的工作为党官僚所妨碍，那就有分裂的需要。
六、结论
我们的国际面对一个极其矛盾的形势。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政权之崩溃，造成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的混乱，使我们工作更困难。但另一方面，深化中的资本主义危机，斗争之无可避免，以及工运领导上的危机，却向托派提供新机会。
如果要利用这些机会，四际必须在纲领及战略上非常明确。我们在过去错失太多机会。
执委会多数的文件（“建造四际”）只是提出了更多的政治混乱。它侧重指出形势恶劣，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只要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目前的矛盾形式仍可让我们继续前进。它只是坐待“群众积累了新经验、获得了局部胜利以及新一代的激进化”。
四际须要在政治上重新确定取向。我们可以在战术上和组织上保持灵活，但是，我们的目标要始终清楚，那就是在每个国家建立群众性托派党并使之成为四际支部。其中也包括了要统一托派运动。如能达到这点，我们就可以大大增加影响，并在民主集中制之下解决彼此的分歧。四际必须在托派运动内促进政治上之辨明及组织上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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