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弗朗克：托洛茨基主义出没于莫斯科和北京

托洛茨基主义出没于莫斯科和北京

皮埃尔·弗朗克

　　新的争论显然已使中苏分歧达到最后决裂的地步。在几个月期间，阐述北京观点的文章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之后，莫斯科展开了它自己的攻势，发表了两个月以前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这事发生在中国报刊刊载了一篇题目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不久以后。〔全文见3月31日新华社电讯。〕

　　最后的决裂已经迫在眉睫。这一点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即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召开各国共产党的会议，其目的不是要谋求和解，而是要保证进行一场「严重的并从各方面看来长期的斗争」。从今以后，诸如法国共产党的首脑们这样一些莫斯料领导人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将为这个建议辩解，谴责任何企图规避采取明确立场而保持一种骑墙观望的调和态度的共产党。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中国人不会承认任何妥协的解决办法，过去几个月的局面的继续将使中国人能够占据上风，并将鼓励所有那些想要利用这个分歧来显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的人们。所以他决定提出召开会议的问题，以便纠集尽量大的力量来反对这样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正在滋长；因为我们所对付的是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他们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活动的手段，所以危险更加严重。」（苏斯洛夫语）

　　各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的反应如何？答案将是颇饶兴趣的。在 1960 年的会议上，八十一个党派遣了代表。赫鲁晓夫能否召开一次出席的党势必大为减少但又不致使他丢脸的会议呢？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共产党对这种会议还抱有保留态度，虽然陶里亚蒂在政治上是赞成赫鲁晓夫而反对毛泽东的。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的「团结」经受着严重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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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方面的这种发展伴有由上述两个文件所证明的政治攻击的加剧。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决定拋开双方按十足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互相用以攻讦的形容词不谈，也不提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的粗暴歪曲。旧的斯大林派表明它在这两个阵营里还有它的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赫鲁晓夫的布达佩斯旅行期间，他在这方面证明是最有希望的学生。因此，在关于核战争的问题上，他把一系列愚蠢的主张说成是毛泽东的，并且断定「只有地道的白痴」才会抱有这种看法。

　　每一方都必然拼命地打击对方的弱点。苏联的领导人从中国人的观点中得出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极端的结论；当然，中国人是赞扬斯大林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举出许多极好的例子来证明走议会和和平道路以取得政权的政策的破产和愚蠢。(伊拉克、印度、法国、阿尔及利亚、西班牙……）

　　但是，在官僚们所写的这些文件中，尽管实际的情况和分歧是以完全颠倒黑白的方式说明的，某些重要的问题却仍旧可以看得很清楚。

　　例如，苏斯洛夫的报告开头就强调指出当前冲突中的主要分歧。他说，1960年宣言的基本命题说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意即工人国家的经济——是全世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指责中国人在写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在今天看来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力量」时修正了上述这个命题。他认为，这样讲就意味着(中国的理论家让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只起一种使其支持和推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支撑点』的作用」。苏斯洛夫接着说，这样讲就意味着他们不懂得和平经济竞赛的意义。

　　他还指责中国人这样地歪曲了苏联的观点：「苏共领导歪曲了问题的实质，力图证明经济竞赛将意味着『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行了』。」（引自《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中间略有删节。——译者）

　　如果对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有什么「歪曲」的话，那只是就他们并不完全敌视群众斗争这一点来说是如此。然而，他们不把群众斗争看作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只是并且主要是看作对资本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以便把它们纳入苏联外交努力范围的手段——看作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经济建设已经变成的历史动力的支撑点。

　　毫无疑问，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祸害折磨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所要考虑的问题来说，这是由中苏冲突引起的头等重要的分歧。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应当是推翻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应当在本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合作并使这种合作同克里姆林宫达成外交上的谅解呢？历史的动力是否不再是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某些工人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竭尽所能地（虽然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和手段相当有限）强调了多年的重要争点。中国人目前正在以一种据我们看来已在赫鲁晓夫主义的领导人中间引起恐慌的力量把这个争点提出来。

　　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并不是通过纯粹意识形态的手段得出这种看法的。他们得出这种看法，是通过他们自身处境的前因后果，通过对苏联政策的亲身试验，在某种程度上还自已花了代价。由于他们对这个问题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在政治上逐步求得发展，由于国家的贫穷使他们感到压力很大，中国人在实行有关这方面的路线时并不总是始终一贯的。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主义的领导集团在实行它力图使其凌驾于群众运动之上的和平经济竞赛的方针时却是前后绝对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攻击证明很有力量，足以迫使苏联的领导采取守势。在布达佩斯，赫鲁晓夫不得不申辩：「我们并不反对世界革命，不过……」不过，不过，我们不能越俎代庖。仿佛有人那样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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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苏联还没有消灭阶级；资本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修正主义乘机兴起——象大战结束以来在一些共产党内所看到的那样，首先是白劳德，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

　　按照苏联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非无产阶级阶层占压倒优势的国家，中共的领导人「肯定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气质，不能坚决地抗拒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压力」。

　　换句话说，在一方面看来，这是国内资本主义压力的问题；在另一方看来，这是小资产阶级压力的问题。

　　但是，当它们在其观点的社会根源中找到这种分歧时，它们都互责对方犯有同样的政治罪行托洛茨基主义。在这场论战中，被埋葬了多次的托洛茨基主义又出现了。

　　在中国人看来，托洛茨基主义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孟什维克的概念——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还不止是概括性的。苏斯洛夫在中国人的观点中找到的托洛茨基主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派别活动的」方法，不仅在于他们指责苏联领导人蜕化变质的论点，而且在于他们对殖民地革命的看法，在于他们对武装革命斗争的想法，在于「和平共处」的问题。（注：如果要把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对真正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歪曲——指出，那就需要写几篇文章才能把问题说清楚。）

　　如果认为敌对的双方之所以互相指责带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色彩，是由于象某些资产阶级的或社会民主党的评论员所设想的那样，托洛茨基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之间采用的最猛烈的形容词，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好多年的期间，那些官僚们宁可保持缄默而不愿提起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

　　不难证明，苏联和中国的主要思想家正在密切注意洛茨基主义的出版物，虽然这些出版物的销路一般说来远不如官方共产党的报刊。

　　他们并不引证其它政治流派的言论。这是颇有道理的。他们知道——并非根据经过考虑的推断，而是出于一种自保的本能——他们队伍中的这个危机并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或社会民主党的威胁。既然多年来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一直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些领导人在他们自己的组织的成员中所感到的危险，就只有托洛茨基主义了。

　　当中国人听到谈起斯大林的罪恶时，当苏联的领导人听到谈起不断革命论时，任何一方都觉得那种话听来像是会随着目前全世界巨大的革命浪潮而重新出现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回声。

　　他们都害怕了。并且他们同时竭力互相恐吓：「当心你们究竟是为谁卖力的！」这就是他们彼此提醒的话。苏联领导人暴露出，他们对于这一点甚至比中国领导人更加注意、更加担心。

　　不论每一方采取什么行动，他们都无法遏阻历史的进程。好多年来，官僚机构一直支配着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日益强大的力量正在突破这种控制。双方的官僚机构互相指责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冒险主义等等。他们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压力来解释当前危机。他们表明他们不会确实认清自己，不会看出自己是什么货色——官僚主义者；并且也不会看出他们的日子是不长的了。

　　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的危机首先是这些官僚主义领导集团的危机，是共产主义革新的紧要关头。所以这些领导集团将不再一帆风顺，同时它们将按自己的方式促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最后胜利。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