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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

汪文郁



遭逢全国性的“肃托”大搜捕


  1952年我是上海《解放日报》文教组的一名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记者,那年冬天,因病正在职工休养所疗养。12月22日星期一晚上8时左右,突然有两个公安人员出现在我面前,顷刻间我被双臂反剪戴上手铐押上了一辆小吉普车,旋即又直驶新闸路我母亲家进行查抄。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到,一小时后,只拿了一条薄被子回到车上。午夜时分,当小吉普停下我被押下车时,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只见眼前一片很大的操场上,正攒动着许多持枪的武装人员。操场的一边有座大楼房,敞开着大门,大门口也站着成群身着灰蓝色棉制服的便衣人员。一辆又一辆大大小小的吉普车陆陆续续驶来,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押进这楼房。我在大门口被卸了手铐,拿上被褥,被押进楼房。
  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没有想到我会被拘捕。在牢中,我思绪纷乱,坐卧不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又被突然叫出牢房。当我挟着被褥出牢门时,只见日光高照,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操场上仍站着不少武装人员和便衣。我和十来个年龄相仿的人被先后押上一辆中吉普囚车,在警笛声中离开眼前的大监狱。囚车过了白渡桥后,并未驶向提篮桥上海监狱,而是沿着杨树浦路直驶,然后在上海发电厂附近拐入一条小巷,进入有武警守门的一幢小洋楼前停下。事情已明白: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肃托”行动。当时我以为只是发生在上海,并不知道实际上是准备周密的全国性统一大搜捕。这里,和我在一起被关押的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学教师、医院小护士、青年工人和几个失业人员。年龄都不满三十岁,有不少是温州人。他们中有的尚未进入社会,有的和我一样涉世不久,现在都当作托派嫌疑犯了。
  不久,我们被集中在一间空房中。一个已记不清姓什么的班主任,语气平和地对大家说,政府办这个训练班是为了挽救一批人。要求大家在这段时间中认真学习,坦白交代问题,彻底与托匪划清界线,以取得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今后还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回到学校读书。如果有人想蒙混过去,拒不交代,可以去提篮桥继续交代,直到交代清楚为止。每个人还发了一本名为《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
  人民政府并没有像苏联斯大林那样滥杀无辜,而是网开一面,宽恕了一批人。被关押在学习班,与翼社有关的有五人。我暗暗地计算一下,可能还有五、六个人被关押他处。这样,在托派一案中被拘捕与翼社有关的竟有十多人,占全体社友的半数左右。令人吃惊的是,翼社中还出了俞硕遗这样的托派中央委员。

翼社本是一个自发的友谊性青年团体


  翼社原是纯友谊性社团。在1946—1949年中国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曾先后两次被卷入政治漩涡。1948年11月,翼社中“托派问题”的发生,使不少社友迷失方向,失去了投奔革命的机会,并在这一次肃托中身陷囹圄。
  我是翼社社友,曾亲身经历了前后两次灾难。
  我在1946年就读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校部,同时在校长顾执中办的民治通讯社当记者,半工半读。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中,曾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反蒋、反美、要和平、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6年10月,民治通讯社被国民党淞沪杭警备司令部查封。同年11月,经同学介绍,被上海《学生日报》聘为特约记者。仅仅时隔一个月,这家报社也被查封了。以后,《学生日报》总编辑鲍敬文进了《文汇报》当文教版编辑,曾打算介绍我到那里工作,不料1947年5月,《文汇报》也被查封停刊。经过多次往来,我与鲍敬文、蔡大雄等开始熟悉起来。1947年5月,我被同学选为全校学生级联会夜校部主席,积极地投身到火红的学生运动中。不久,我突然胃出血病倒,贫病交迫,无钱就医,幸亏得到鲍、蔡两人的帮助,被送进医院治疗。事后知道,为我支付医院住院费和医药费的是翼社社友羊聪。他与我并不认识,单凭蔡、鲍两人相求,就伸出了援助的手。
  这时,我才开始知道翼社的名字。翼社是由一群青年人自发组织成立的纯友谊的小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鲍敬文、蔡大雄、羊聪、沈一全、姚轶群、俞硕遗原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同学,他们都酷爱京戏,喜欢在课余时聚在一起哼几句。以后大约有了二十多个社友,都是这些发起人的朋友、亲友和同事、同学。其中还有些社友是蔡大雄执教各中学的高中生,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大多数社友倾向了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1947年5月,我由同学韦以群和蔡大雄介绍,经过社友大会通过,参加了翼社。
  1947年8月,因家庭困难,我与蔡大雄和蔡的学生、老家在扬州的社友夏中瑞3人住进威海卫路587号富通印刷公司内原《学生日报》经理部的一间空房内。这里存放着《学生日报》的上千册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文学经典著作,也有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李季、丘东平、刘白羽等的著作。这里也就成为翼社社友间图书流通和朋友们相聚的地方。
  9月19日下午5时左右,我在愚园路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参加学联集会回到住所时,只见我们的房内已一片零乱,蔡大雄、夏中瑞和俞硕遗、余裕明、韦以群都呆坐在一起。国民党“中统”特务在秘密逮捕二楼富通印刷公司人员时,竟将我们也同时逮捕了。这就是当时震动上海的“富通事件”。这一案件涉及翼社被秘密逮捕的有十三人,是翼社第一次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我一生中也第一次戴上手铐,被当作共产党嫌疑,投进了大牢。
  1948年初,我们陆续出狱后,翼社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长鲍敬文及和他一起的社友与翼社断绝了联系;社友潘秋月、程亦凤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富通事件”,她们出狱后就去了解放区;蔡大雄仍被关在特务机关牢内;翼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硕遗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我们几个被逮捕过的人,出狱后都想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投身革命。俞硕遗也曾与余裕明、岑小昀和我商量过,准备将翼社转入地下,通过电话簿上的地址,从邮局散发油印传单,进行反蒋的革命活动。第一期传单的内容拟定为《翼社的9•19事件教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残酷统治,希望从中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翼社是个无名的小团体,有什么地上地下的。
  我走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牢狱,就被民治新专校方开除。当时父亲已五十多岁,因为失业,只身飘洋过海去太平洋美国关岛基地做苦工。母亲仍以女红收入为生。我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艰辛,精神困惑,我急切地想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人海茫茫如何寻找?这年11月间,我发现俞硕遗与社友羊聪、姚轶群、孙一全,还有俞的外甥邹一德常在一起,听说他们想翻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引起我的好奇和兴奋,以为他们已找到中共地下党了。有一天见到余裕明时便问起此事。余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在搞托派活动。
  这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托派”两字,不知道托派是什么。余裕明就告诉我,托派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中的红军总司令,也是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去世后,他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不仅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了,而且连他的妻子和儿女也不放过。
  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使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找到俞硕遗想探问一个究竟。因为他在翼社中是一致公认的诚笃忠厚的正派人。他的回答是:托派是好是坏,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只是斯大林把一切都弄颠倒了。托洛茨基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后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起一支红军,在两年半的内战中粉碎了英、德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应该是捍卫和拯救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而不是反革命。大家和我一样,对苏联共产党内的斯、托两派之争,弄不清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对托洛茨基的理论也是半信半疑,只是对托洛茨基的不幸遭遇产生了一股同情之心。

托派人士的讲话使我们迷失方向


  那时,人民解放军已在辽沈、平津及淮海战役中相继取得重大胜利,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指挥,李宗仁上台同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一时间,国统区内出现了一些政治和缓气氛。明眼人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虚伪的政治欺骗。翼社中有人想不通了,俞硕遗就组织了一次时事座谈会。一个星期日下午,岑小昀借用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会三楼会议室,为座谈会提供了既清静又安全的场所。开会那天,大部分社友都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捉的危险前往参加。
  俞硕遗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据说曾留学苏联,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因坚持自己信仰被开除出党后来到上海的托派负责人之一的王先生。他大约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面容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架的近视眼镜,西式分头的两鬓已显露几丝华发。他身着一套浅灰色西装,裤子的臀部留着一个小小的补丁,神态自若,有学者风度,看上去是一位清贫自守、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我从未见过人们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现在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见到虽与中共政见不一、但却共同信奉马列学说的托派领导人,心情十分激动和崇敬,也十分好奇,一心想听听这位革命者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
  俞硕遗简单介绍后,王先生开口了,他的谈话带有浙江口音。讲得比较分散,不成系统。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他认为,当前的国共和谈有可能达成某些协议,这跟中共长期在农村搞革命有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久了,就会有大批贫下中农涌进党内,他们会把农民的落后意识,落后习俗带进党内,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农民起义,没有胜利的希望。他说,1853年马克思对中国的太平军起义,曾经寄予期望,可是十年之后,太平军攻下南京后,他了解了太平军的事实真相后,失望了,就曾在书中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因此,王先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谈到鲁迅,他认为作家是要有自由的,也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个党、哪个组织的指挥。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相信他绝不会写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来。
  他的话一下子把我们全都弄蒙了。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我们的思绪顷刻间变成了跳跃不停的浪花,扰乱了我们对当前中国革命的原有认识和向往。难道中共领导的革命真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是事实又否定了我的一些疑问,因为全国各大城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掀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等群众反蒋的爱国运动,不都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我与翼社的许多社友一样,没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没有肯定托派的理论。我们都被牵进了思想迷宫,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我们中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按托派的说法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家争论不休。俞硕遗就组织大家分甲、乙两组进行理论学习。甲组学习的是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乙组学习的是《辩证唯物论》。据说,参加甲组学习的社友,在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俞硕遗却说中国早在明朝时就有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经过商业资本的长期侵蚀,加上国际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资本主义不但在城市替代了封建残余,而且已深入到了农村,商业经济已支配了农村的经济构造。他又举例说,中国农村过去照明用的是灯草和桐油、灸纸。自从使用了火柴、煤油和汽油后,工业产品进入农村,农村也就随着城市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种说法,令人感到滑稽,但似乎谁也说不清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渗透和作用。大家只是相信俞硕遗为人,相信马列学说,才半信半疑地接触了托派的一些理论。这两个学习小组,大约相聚了三四次就自动散伙,谁也不想在桐油灯和煤油灯之间钻牛角尖了。
  1949年1月间,俞硕遗准备召开翼社社友大会。会前,余裕明告诉我:俞硕遗想通过社友大会,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统一大会。据说托派内部有多数派和少数派两派。我们接触的是少数派。而托派中两派的形成,是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在对中国抗日战争性质的重新认识上产生了分歧,便有了两派。又说托派是讲民主的,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以通过争论来达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当时,俞硕遗的这一想法,使翼社多数社友感到意外。因为翼社的多数社友当时对托派虽有同情,但并不等于相信,更不清楚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如果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会议,显然不能代表全体社友的意志,因此,我们都向俞提出劝阻意见。俞硕遗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托派问题的发生,使这个社团又经历了一次思想分歧的变化。当时,一部分社友对托派不理不睬,保持距离;有的已跟着俞硕遗开始热衷于托派的理论;我和姚轶群、袁旭等则始终半信半疑,主要是看不到托派的群众基础和它的革命前途。翼社从此也就名存实亡了。后来,由孙一全的透露,我才知道:1949年2月俞硕遗没有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统一大会,而是与羊聪、邹一德、孙一全、严西成五人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参加了这一会议,其它人全被蒙在鼓里。

摆脱了影响,却走不出阴影


  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使我精神振奋,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终于被共产党推翻了。眼前的事实使我认清一个问题: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是中共不是托派,托派所说的一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样,我理所当然地投入了向往已久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报考进华东新闻学院。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是共产党将我这个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已沦为社会贫民的穷学生送上工作岗位,我感受到翻身的喜悦。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托派问题成了我的心病。我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虑,将自己与托派和翼社的关系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地向报社党组织作了交代。镇反运动过后不久,有一次见到余裕明时,他告诉我:翼社社友、托派成员严西成因为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一些残余武装分子,企图在某地建立武装根据地而被公安部门抓获,镇压枪决了。这一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托派是信奉马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竟沆瀣一气,企图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托派问题既已由党内问题成为反革命问题,那么我与翼社中托派的关系岂非由朋友变成“匪帮同伙”了吗?
  1953年7月3日,我终于在报社人事科长带领下走出公安局学习班大门,从此处在千夫所指的逆境中讨生活。尽管我只是个托派同情者,没有被判刑坐牢,但已等同社会上的刑释分子,到处受人歧视。我像一名脸上刺着金印的发配犯,永远不能抬头见人。虽曾一度由报社机关学校的文化教员调到报社编辑部工作,但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还是被精简下放到农村劳动,先是在上海郊区,继而被支边去青海。从此被赶出了上海城市,也被清洗出了新闻队伍。对此,我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波动,因为经过拘捕审查和现实生活中的羞辱和歧视,我已经渐渐失去个人的欲望和追求,甘心从事长期的劳动了。
  几年以后,翼社中的余裕明被释放了。他告诉我,翼社社友中因托派问题被判刑的有:他本人被判五年;孙一全被判五年,后加十年;岑小昀被判十五年:俞硕遗已当上托派中央委员,没有判刑,和托派领导人郑超麟一样,被监禁。羊聪去了台湾,邹一德去了国外。以后又听说,俞硕遗因神经错乱被送进医院。
  五十年来,“托派问题”如同梦魇一样缠身,使我失去了青春年华、远大理想和向往革命的追求,而是变成了一个时刻想到有罪在身的小人。“文革”浩劫后,头脑渐清醒。我感悟到斯、托之争,归根到底是苏共内部的权力之争,让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牺牲在斯大林的屠刀下。1988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为托派冤案平了反。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了。对此,我没有喜悦而是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惨剧,苏联的历史可能不会如此写法。
  中国的托派是一场时代悲剧,长期受到种种诬蔑、中伤和残酷地迫害。它的成员在十分险恶的处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向往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是他们往往是书生气十足,不切实际、坐而论道的空谈。我这个平凡的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中,成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2004年9月29日给我此前供职单位的公函中,明确写明“经查阅,档案中没有关于托派成员的定性和处理”,这么轻轻的十几个字,却是我至今也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梦魇,沉甸甸地缠了我五十年。

(作者为上海离休干部,上海市作协会员)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5期 《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