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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创不治，将成坏疽」
耀 如
恕我袭用一位伟大领袖的题目，因为我认为这个题目最切合于我对于连根底《批评的批评》的答复。
这次争论从二月正式爆发迄今已四个多月了，争论之始，虽然在「抗战无进步性论」者方面出发点与结论庞杂不一，但经过争论之后，他们至少已结成一个「联盟」了，懦怯的优柔寡断的调和思想已或多或少为争论的逻辑所推使或在尖锐的斗争中「勇敢」的投降到最坏的一方面去了。在这次论争中，自始至终坚持一个一贯的立场的除「民族爱国主义者」（？）之外，无疑只有意因一个人，连根和室川只不过是意因的修正主义的俘虏吧了。这一点最清楚的暴露在连根最近的《批评的批评》一文中。这篇文章不仅表示他最「坚决的」维持原有的错误，而且以更荒唐更肤浅的论据来弥补和加深他的错误，换句话说，他已自甘堕落为意因的俘虏了。连根同志惋惜地称我批评了他之后，我的「一般理论能力，乃至普通的逻辑方法都失去了」。现在我就把他反驳我的新论据，一步一步的解剖给同志们看，究竟我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刀子，抑或「腐朽的刀子」，那当然最好让同志们自己来判断，至于我个人的「理论能力」更无须辩护。
（一）战争的性质由什么来决定？
连根同志一开始就答复这个问题：「我根本不以为资产阶级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决定抗战性质，但我以为此种政策与关系是决定战争的目的与后果的，而抗战性质之是否进步，则决定于它的目的与后果。」（见他的《批评的批评》第一节）又在他原文第三节中劈头一句话说，「耀如不懂得战争的性质系决定于其目的及其后果」现在我们首先看一看战争的目的及后果是否决定战争的性质。第一我们要问：战争的目的和后果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连根的解答说：决定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样一来用「普通的逻辑方法」来说岂不是最终仍决定于「此种政策和关系」吗？但连根却出乎「普通」「逻辑」的推理之外，又表示「根本不以为然」。那我们就有权利解释他「根本」没有勇气推翻这个「大前提」。这个公式显然是矛盾的，循环的，玄学的。
照我们马克思主义方法看来，「战争不是一个器官，而是社会的一种机能，即统治阶级的一种机能。要确定和研究一种机能，而不明白他的器官，即国家，那是不可能的。社会的骨骼就是生产力和阶级（财产）关系」（托同志语）。由此可知，战争的性质，绝不能从战争（机能）本身或领导者的主观「目的及其领导所造成的后果」来判断，恰恰相反，战争的性质是独立于此种「目的与后果」之外，而取决于它的器官（国家）和整个机体（社会之构造）的性质的。我们就一贯拿这种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观察中国的抗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的社会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这种国家和社会特质中生出了肃清落后的封建关系与帝国主义束缚的两个主要的不可分离的任务（民主与民族解放任务）。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含有民族解放意义的斗争，亦即是「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奋斗」底政治的延长，托同志从来就这样说：「在今天，蒋介石总算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圈是我加的──如）我们也从来就这样了解，我在头一篇批评连根同志的文章中说：「我们认定：中国的军队和民众无论受什么政党什么阶级领导，又不管他们的领导如何反动，只要他们实际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则这种行动是进步的，因为它客观上实际上是中国民众长期积累对日仇恨及他们的抗日迫切要求的反映，同时也是日帝反动政策一个打击，有利于我们底抗日反帝任务的完成。」（末句圈是补加的——如）尽管连根后来把这段话的大半抄下来，把我的意见解释成为「民族仇恨的反映论」，但他把我最后的一句话删去，无论如何，表现他对论敌的不忠实。其实我全段话的中心思想，完全归结在末一句里，即这次抗日战争是「有利于我们反帝任务的完成的」换言之，它本身是含有民族求解放的意义的，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确定抗战性质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历史的标准。其余如保卫苏联，推进世界革命等意义只是附带的。
（二）抗战的「目的」与资产阶级政策
据连根说，抗战的「目的」是决定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这一点证明他把抗战的「目的」机械的隶属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之下，而并非从辩证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观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为了解释抗战「目的」何以跟着它的性质从「进步」走入「反动」，便把资产阶级的性质加以心理和玄学的分析，这种分析使他陷入极危险的思想逻辑内。
他说：「资产阶级政策之彻头彻尾反动固然是真理，但反动之中也有程度之差，如果它不得不「联苏容共」（这种政策自革命无产阶级看来是错误的，那是另一回事。）今后又变为剿共反苏，难道这样的政变于抗战「客观进步意义」丝毫没有关系吗？」（圈是我加的——如）抗战「目的」既然取决于资产阶级政策，「目的」的改变当然也是跟着「政策」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是连根认为资产阶级政策「反动之中也有程度之差」的原因，不管连根口头上如何「不以为」抗战性质取决于资产阶级政策，又不管他如何承认资产阶级政策之彻头彻尾反动的真理（我应指出：口头上承原则，而实际结论中又无形推翻它，这已构成连根底诡辩术之一），但为了从资产阶级政策找寻抗战「目的」改变的根源，他无形中难免把资产阶级抗战政策分为「较少反动」（进步）与「反动」的两个时期。说到这里，我们最好举出连根对抗战客观进步性所指示的「主要一点乃在于中国资产阶级为保持半殖民地地位而反抗日帝欲沦中国为全殖民地的企图，即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半独立的立场了。」跟着他进一步说：「但是在大战实际爆发后两年的今日，我们却不能宣布美帝已全部控制国民党的对日战争了，今后他不仅不再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而战，甚至他是否反日（即和战之权）要不要反苏也惟华盛顿的命令是听了。」照他上述的话看来，他分明说过抗战之所以进步，第一个标准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以「半独立」资格而战，现在他已完全变成美帝的附庸，「不再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而战」了。在这里，他又无形中把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半独立」（好的）与「完全是美国工具」（坏的）时期。
这种玄学的划分，就是连根决定抗战「目的」甚至「性质」的武器，同时也暴露连根过去拥护抗战多少是受了资产阶级与斯大林党的欺骗，多少是因为他自己跟着发狂的小资产阶级后面对「国共合作」政策和资产阶级的「半独立」地位怀着幼稚的幻想的。
（三）抗战的「目的」与「性质」
我们对于抗战「目的」与抗战「性质」同样是从辩证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看的，具体的说来，我们从来就把抗战的性质与资产阶级政策视为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样我们把抗战所表现的客观的历史要求（表现在进步阶级党的政纲上便是自觉的「目的」）与资产阶级为保护其一己私利的反动「目的」也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抗战中统一和发展起来，在翻译为实际的阶级斗争，只要这个抗战存在一天，这种斗争还没有最后决定。直到今天为止，虽然我们不否认资产阶级对内对外政策已把中国抗战带入极危险的境地中，并造成极不利于抗战底客观进步性往前发展的条件，但中国的命运还没有最后决定，斗争还在进行，斗争和胜利的机会尚未丧尽，换言之，在抗战中我们还有机会来推翻资产阶级政策和反动「目的」，夺取抗战的领导权。连根不从这种矛盾的，辩证的阶级观点去了解抗战的「目的」与「性质」，而单纯地机械地从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其对外关系中去寻来解答。这无怪他从他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而陷于对它的悲观——在斗争来决定前，在阶级斗争最严重和最危险关头，首先宣告无望和失败，脱离战场，这才真是个谈「阶级斗争」而实际放弃阶级斗争，只谈「失败主义」而实际对革命采取失败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懦怯者和临阵脱逃者。
（四）「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连根沦为陷入错误的思想圈套中，所以不仅曲解了自己昨天的立场，甚至还曲解论敌的立场。关于他曲解我的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我在上面已说过。他跟着为了辩护他对中国资产阶级从「半独立」堕落为「完全美国工具」的玄学分析起见，他竟又曲解了我对于抗战的辩证的观察。我在前一文章中说：「如果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政策看来，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从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看来，不仅他本身从头到尾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的政策和行动（连抗日行动也包括在内）也从头到尾是为他们的利益，受他们指导和唆使的。」我之说出这段话，分明是加重抗战的进步性不能取决于资产阶级政策及其对外关系，而只能取决于「有利于我们底抗日反帝任务的完成」——唯一的历史的标准。我之说资产阶级本身是英美帝国主义工具，甚至资产阶级的抗日行动也从头到尾是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分明不是凭空说的，而是从「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角度或条件来说的，这一点甚至连根本人也不自觉的承认，他说：「蒋介石的抗日也同时含有两种意义：——替英帝（也含有美帝等）打击日帝，二：……」为什么耀如说的，就使连根「胡涂之至」！连根自己说的就那样不「夹缠」呢？这里有个道理的：连根不但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内外政策，与抗战进步性，资产阶级的反动「目的」与中国民族底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甚至还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之偶然说出一点连自己也「胡涂之至」的真理，只不过加重他的思想昏乱吧了。
照他看来，中国抗战一开始之有进步性，其主要一点「乃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半独立的抗日立场。」现在既然中国资产阶级的对日战争已全部受美帝控制了。所以进步意义也失去了。照他的描写中国简直已从半殖民地「确定地」转变为日美瓜分的全殖民地了。这也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一时的统一已成为绝对的统一了。这种机械的观点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抵抗日本。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决议案中不是明白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抗日原因之一是由于它的统治权受了日本的过份压迫吗？不管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动及其过去的罪恶如何大，我们仍然一贯估计「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的进攻之下向左摇摆，我们这种估计不是出于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而是以中国社会性质及阶级关系的客观分析为根据的。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由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与其主人（帝国主义）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虽然永远落在资产阶级与工农底矛盾之后，但他总归存在，而且在某一时机之下，它始终要爆发起。「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保卫了民族的利益，虽然用的是最坏的方法，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它今天依赖美帝来抵抗日帝的致命进攻，他明天受了美帝的致命的威胁，也同样要迫得起来抵抗。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李福仁同志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正因为此，我们就不能凭着蒋介石依赖于另一帝国主义协助的程度来断定中国是否变成殖民地，我们只能从实际斗争中来断定这一点。在今天，中国资产阶级无疑的还在抵抗日本，甚至美国无疑的尚未和日本在统治中国问题上作最后解决，这就证明不但中国抗战本身的命运尚未决定，就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关系还未决定中国将由一个半殖民地变成美帝的全殖民地呢？抑或经过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变为苏维埃的中国呢？这个问题正如全世界工农的解放问题一样，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尽管连根指出我那个使它「胡涂之至」的「错误」之后跟着有掇拾我的所谓「错误」来做他的「抗战变质论」的有力根据，仍然宣布中国已变成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已完全是美帝工具，抗日目的「已由『总算为民族独立』而变为完全替美帝保障并取得远东利益，」换言之，宣布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斗争阵地，但中国工农是不会赞同的，他们不能随便接受一个精神病态的知识分子的即兴文章，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本能超过于任何个人的「兴趣」和「聪明」。
（五）抗战与革命的可能
抗日战争之始，我们便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指出民众有可能而且必须利用这个时机走上独立武装斗争的道路。但这只是在抗战所造成的新局面下所作之新估计，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前途，——因为它之能否实现纯然靠我们的斗争来决定，它尤其不是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因为我们已说过，决定抗战性质的标准严格的说来只有一个，那是历史的标准。历史上进步的战争（如一八七0年的普鲁士对法战争）不一定引起本国的革命，但反动战争结果却不少引起革命的。可知革命能否在抗战中兴起，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个斗争的前途——一个处于有利条件下的斗争前途，不幸「失败主义者」意因竟拿民众不可能起来为理由否认了抗战的进步性，而室川则以「民众可能起来」为唯一的理由解释初期抗战的进步性，并终于掇拾意因的论调，否认抗战目前的进步性，为了辩护这一个虚伪的标准，他们竟把托同志曲解为一个天真的幻想家，托同志为什么拥护中国抗战呢？因为他「认为此次战争是民众战争」云云。现在连根也把他底盟友的唯一标准抄入他的三大标准中，并以「抗战绝无生长革命的可能」这同一理由宣布抗战变质。
事实上我们在抗战之始就没有怀着什么过份的幻想，托洛茨基说得对：「在认真的社会改良条件之下，中国政府可以在群众中唤起深刻的同情并动员群众作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过去的经验，不允许我们对蒋介石将军的社会政纲抱有幻想。……」最后这两句话在意因的引证里，故意删掉了，但这正是托同志与我们对抗战的一贯的观察哩！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战争政策是其过去和平时期政策之继续，他是不会信任民众和放松对民众的压迫的，他只有依赖于帝国主义及苏维埃官僚的支持。国共合作不但不能解放民众力量，而且还给了民众兴起的制动机，而过度的孤立与无领导状态又加重了中国民众的困难。这些都是过去抗战失败与革命未能爆发的原因，但我们又知道中国的命运，将在世界战争中求得解决，在这一点上，我们很有理由权利保持我们的乐观主义，世界的巨大革命灾变将结束这次大屠杀，把中国人民从绝望中救出来。现在的问题就是准备好好地迎接这个临近的大决斗，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坚决拥护这个仅有的（虽然是无救的）斗争，并利用它来准备群众。推翻资产阶级及其主人的统治不是靠空口说白话，而是建筑在今天的实际斗争——现存的阵地上。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暴露连根、室川及那位著名的「失败主义者」意因是害怕斗争的革命空谈家，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让人们整天唉声叹气，宣布局势无望吧。我们还是认真的耐心的一点一滴的斗争下去。
（六）在新事变光辉之下检讨「抗战变质论」
连根同志的「抗战变质论」的最有力论据之一便是抗战与保卫苏联的关系。关于抗战客观上含有保卫苏联之意义，我们在「十一月决议案」中早己指出过了。但我们之了解这一点也是独立于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的外交关系及国共关系之外的。我们说抗战含有保卫苏联之意义，是指这一行动客观上对保卫苏联尽了眼前和未来的两种有利作用：第一，它在目前可以牵制和削弱苏联远东边境的强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它如果发展而为广大的革命战争，一直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则苏维埃的中国可以唤起苏联十月革命的复兴。只要抗战存在一天，这两种作用总是存在着的。但我们的连根同志却不幸在这个问题上也只看到资产阶级的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不仅对内是彻头彻尾镇压民众的，对苏联也是绝对不利的。「国共合作」成立那一天起便成了中国民众蜂起的掣动机，有系统的削弱抗战的力量，败坏民众的斗志，使苏联的东部边境完全陷于日军包围中。后来的「国共磨擦」以至「新四事变」当然是「国共合作」镇压民众的后果，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苏联官僚与帝国主义（英美）之间底新的紧张关系。民主帝国主义的奴仆——蒋介石为了应付日苏接近之威胁，他不能不事先谋解决苏联官僚的在华工具——斯大林党，但李福仁同志说得对：因为美国忙于应付希特勒的威胁，它尚未能充份援助蒋，因此前非常审慎的维持他与苏联的关系。但室川和连根同志竟不去了解「国共磨擦」的真相，把它夸大为「四一二事变」，即表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行动的转折点。资产阶级的打击共产党，无疑是他进一步投降英美帝国主义，甚至是他投降日帝的步骤（事实上他已往一贯的政策和反动行为又何尝不是此种步骤），但它不仅没有结束抗战，甚至没有与共产党破裂，苏联则更不用说。可能性是存在着，而且很大，但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如果光是根据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的一起一伏的行情性的外交关系——根据此种关系对抗战的可能的（即使很大）影响来断定抗战变质，要求删改全部革命政策，这除了称之为政治的冒险主义之外，别的没有适当的名称。现在德苏战争的爆发，已完全推翻了室川和连根的行情性的估计了，新的事变不仅把苏联外交推回「民主及法西斯阵线」的旧时代，不仅立即改变了中国斯大林党及国民党的敌对腔调，使「国共磨擦」「四一二事变」不幸又回到「国共合作」，而且还非常清晰的暴露＊＊＊参与保卫苏联的生死关系，暴露我们上述底抗战对保苏联的政治作用。这次无疑又证明连根和室川受了斯大林的绝望的「抗战变质」的欺骗，正如他们在抗战初期受了它的轻浮的「抗战必胜论」的欺骗一样，印象主义者往往成了「舆论」的俘虏，连根和室川就是最坏的印象主义者。
（七）从「抗战变质论」谈到辩证法
听说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的抗战是否变质」的问题时，一致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机械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反应。连根这样提出问题分明含有一种心理的玄学的，神秘的成份在内。问题的提出方法，可以推断这个人的解答方法。连根无疑是假定抗战尚继续存在，但进步性质则经过神秘的点金术改变了。这种点金术是什么呢？对时局的行情性的估计。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把战争视为抽象的孤立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刚才已说过了，它是某一种特定社会构造（机能）的某一特定国家（器官）的一种机能。但一种机能的发挥必须有个对象。只有当某一国家用武装力量与某一种特定对象发生战争行为时，才能构成这一机能。因此，当我们说到某一国家的战争时，我们不是说一般的战争，而是指这一国家在某一持定时期对某一特对象的一种特定的战斗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被侵略的期间反抗其当时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行为。所谓主要敌人，也不是一种心理，感情的产物，而是指那直接用武力征服中国，企图把中国民族立即成为奴隶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就是从所有这些具体的考虑得来的。而我之提出四个条件来说明「抗战变质」的内容也就是根据这种考察。但连根似乎并不关心于这些具体客观条件，他却去追求资产阶级的政策。企图从资产阶级脑汁里寻出抗战性质的变化。因此，目前上述的客观具体「目的」条件未变化之时，他竟根据一些印象和行情性的估计宣布「抗战变质」了。
连根为了辩护他的新结论，他举出一些直接牵涉到方法论的例子。现在我就趁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辩证法问题。我们说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被侵略期间，反抗其当前主要敌人（日帝）的战斗行为。那末要断定抗战是否「变质」分明要视两个客观条件而定：第一，其它一切条件（「被侵略期间」和「主要敌人（日帝）」）未变时，中国的军队是否已把枪口转向别的方面（如镇压人民反苏等）；第二，当主要敌人（即直接侵略的主要敌人）已变时，中国军队的枪口是否也跟着转向。这两个条件便是抗战「变质」的决定点，亦即是判定资产阶级政策及其与帝国主义关系是否已引起抗战「变质」的尺度。连根反驳我这个条件的第一个例证是：「这等于说，只当一个人死了时，才改变性情」。这完全暴露他以诡辩代替辩证法。一个人的性情与抗战性质同样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我们判定一个人的性情是根据他的行为，不是根据心理猜测，当一个人的行为是善良（如对人和霭乐于助人等）时，我们就说他性情好，当他的行为是不良（如凶残好杀）时，我们就说他性情坏，而行为的善恶，又取决于阶级立场。抗战就是中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就是中国民族求解放这种进步性质的表现。中国军队放过其主要敌人，转而镇压中国人民；这种行为是中国军队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背叛民族斗争这一反动性质的表现。可知「性情」或「性质」的改变，不是以一个人或中国军队的「死了」为标准，而是以他底行为的改变为标准。连根的第二个诡辩是：「我们问：在什么条件之下一块好肉才变成坏肉，耀如同志答道：只当他变成鱼的时候！」这几句话固然「滑稽」，但他们将成为连根底辩证法知识破产的可悲的例证。假如我们要判定两块肉的好与坏两种相反性质，我们的标准也不是抽象的。我们也必须以科学的分析为根据。如果它的养份尚保全，对于人生营养尚有益之时，它是好的，相反如果它的养份已完全被毒菌破坏，转变为一块毒害人体的腐物之时，它是坏的。总之一块肉对于人体的作用（营养人体或毒害人体）是它底好与坏的标准。拿一块肉来比拟中国抗战对于连根一点没有帮助。这个比拟恰恰证明：当中国军队抵抗中国民族当前的敌人（日帝）时，这个抗战对于中国民族这个有机能是尽了解放的作用，因此他是一个进步战争（一块好肉），反之，当中国军队放弃这个主要敌人而去反对中国民众时，这个战争对于中国民族这个机能则尽了戕贼的作用，因此它是一个反动的战争（一块坏肉）。
连根对我从前所列举的第三点抗战变质的内容又提出一个反驳的例证说：「如果以为美帝之完全控制抗战并不表示抗战变质，一定要等他执行美帝的命令去『镇压别国人民革命后』才算变质，那无异认为吞食砒霜不算自杀，一定要等它在肚里发作才算自杀。」这里重新暴露连根以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来判定抗战「变质」，而并不是以抗战本身的客观标准为根据。他口口声声说美帝「完全控制」抗战，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抗战已「完全」变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工具了。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里「完全控制」表现什么地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主观的感情的革命家，光是感伤地气愤地宣布斗争已「完全」失败（或「变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中国抗战当真已为连根所说变成「完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就必须「完全」替美国的反动目的服务，而这种服务，只有靠行动来表现。现在我们看事实中国抗战是在替美国的反日目的服务吗？一点也不错，这一点连根也承认抗战从始就含有两种意义的：第一，是替英美帝国主义打击日帝，第二，是民族解放的表现。但直到现在，这两种意义有什么变动呢？没有。当我们说抗战已「完全」变为美帝工具时，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指出抗战已变为镇压国内民众及反苏的战争等。否则纯粹凭重庆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来做结论，是冒险的，宿命的，悲观的。因为从外交关系到抗战转变为「纯粹」的美帝工具还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即使是短促的）对于连根虽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对于我们无产阶级却是个莫大的关头，我们绝不会随便宣布斗争已无望，放弃这个决斗关头。抗战的领导者在替抗战吞服砒霜，一点也不错，但从吞服砒霜到死亡还有一个过程，我们还有机会以一个医生的资格，检查吞服砒霜的份量，检查抗战受毒的程度，和设法施救。但连根却以一个悲观的庸医资格，对这个受毒的有机能摇头叹息，放弃一个负责任的医生所应尽的积极任务——即放过时机，在病人未死以前唱起丧歌来，顺便又埋葬了辩证法。
（八）原则与策略
埋葬了辩证法之后，连根当然拒绝分析复杂的局势，拒绝划分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不管他口头上偶然说些双关语），拒绝分别今天与明天，最后拒绝划分策略任务与战术任务，一句话，他拒绝分清原则与实施这些原则的步骤——口头上拥护一个政纲，事实上拒绝行动。这就难怪他把我们的「抗日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任务」曲解成为国民党的「抗日第一」。把「日帝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曲解成为放弃反国民党及反美蒋的斗争，当我们说只有主要敌人已从日帝变为美帝时，抗战才真变质。他们便故意曲解为「两期抗战论」，彷佛我们拥护美帝打败日帝后之后，再来反对美帝似的。又当我们说：必须分清美帝国主义对日作战的行为与中国军队抵抗其主要真接压迫者奴役者（日帝）的行为时，他又歪曲我们把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视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但这些例子没有推翻我们的正确立场，只是更清楚的暴露连根的错误立场。
本来我们指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当前的主要敌人并规定抗日是我们的中心策略任务，我们纯然是根据目前中国抗战的新局面做出来的策略结论。但想不到坚持了这个结论三四年之后，连根把它曲解成为「抗日第一」。他们现在反对这个结论有两个理由：第一，美帝由于非军事的侵略（经济的政治的）已成为「自由中国」的「主要敌人……」第二，「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中心任务』用以打倒国民党政府，便不能打倒『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日帝』」。在这个问题上，连根陷于极大的混乱和胡涂。他的意思非常明了，我们今天虽然碰到日本的进攻，但如果我们不首先打倒「自由中国」的「主要敌人——美帝及其「完全」工具——国民党」，我们是不能打倒日帝的。表面上，这一个真理，因为彻底打倒日帝，必须把国民党的领导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中。但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样领导群众去夺取领导权呢？我们认为目前动员群众的最切实办法（策略）就是站在今天的斗争（抗战）基础上，提出实际的口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战争——是非现实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抗战——是现实的。在日帝的进攻之下，中国资产阶级率领的军队起来抵抗了。一个认真的革命家必须站在现实的斗争（不管它多么违反我们的理想）中去准备推翻国民党，否则他只是一个漂亮的空谈家，一个生活在空想中的柏拉图式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抛开策略空谈原则之外，他又拒绝分清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军队的抗日战争。他的唯一理由是蒋介石的抗日战争是「资产阶级纯军事抗战」，而不是他所理想的「民众的反一切压迫者与剥削者的革命斗争」。他特别不满我们把他的理想标准和现实斗争混为一谈——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做过这种混淆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连根的教派主义情绪特别高扬——高扬到抹煞事实。照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纯军事抗战彷佛是在真空里进行似的！它不但与中国的客观历史要求无关，他与群众也毫无关系。他一则曰：「工农大众始终是消极的，后来甚至是仇视的」再则曰：「工农大众对国民党及其战争的态度完全是敌对的了」。首先我们得指出，虽然抗战始终给国民党限制纯军事斗争，但他本身既然是中国民族求解放的表现（即连根也不否认此点）它自然得到工农的拥护，工农的消极不由于战争本身，而是由于国民党的政策。但他们虽然不是积极参加，他们却消极的支持它，他们虽然不是全体，却是部份的参加了它。士兵大众不管给连根描写为无灵魂的奴隶，但他们之参加而不是逃避战场都是事实。小资产阶级学生份子和农民甚至一部份工人之构成斯大林派抗日队伍也是事实，工人没有对战争采取「失败主义」而相反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却是事实（作者本人也亲自领导过一次唯一的工人抗日罢工，他们的情绪和坚决心超出连根的悲观想象之外的）。如果群众真如连根所说，工农仇视抗战，他应指出工农反对抗战的一些行动来证明一下（如兵士大批逃脱，工人举行反战示威或任何行动等），否则我们有权利称他是一个以歪曲事实为能事的教派主义者。当然，我们也和连根一样并不以资产阶级纯军事抗战为然，我们在期待一个理想的「革命斗争」，但我们与连根不同的就是我们不限于期待，我们还要脚踏实地的去创造和推进这一「革命斗争」，而创造这一「理想」的第一步就是承认现存的战争（抗战）之存在及其意义，把它与帝国主义战争划清楚，号召民众积极参加它，扩大它，并一直走到夺取领导权。
（九）谁在歪曲托洛茨基的立场？
从意因到连根近来特别起劲的称我们「祖国保卫主义者」或「民族爱国主义者」歪曲了托洛茨基，虽然意因不仅已公开在批判托同志而且还批判列宁的殖民地政纲，而连根则尽可能对这种批判含默——为的是维持他们那所谓「国际主义」的无原则政治联盟。关于意因和室川之妄想把托同志描写为他们一类的幻想家或幻灭家，我们刚才已指出过，现在让我们来检讨一下，连根对我的控告。
我发现连根控告我的罪状，只有一点是站得稳的，就是指责我引证过渡纲领的某几句话，旁加黑点，而又忘记注明是我加的。除了这一点罪状之外，连根的指责没有暴露我，只是暴露他自己的「曲解」。
首先我得声明，我之引过渡纲领主要是证明：即使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抗战采取军事同盟的方式与某一方帝国主义的战争纠缠起来，我们也应分清两种战争的不同意义。过渡纲领——「援助非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半殖民地，殖民地与苏联）的几段话，非常雄辩的说明我们的立场之正确，我们现在看连根怎样解释这几段话。
过渡纲领关于「援助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一节，头一段就指出「有些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无疑要利用战争来挣脱奴隶的束缚」这分明表示在第二次大战中，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战争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纠缠起来的可能。但连根却作了一个奇妙解释，指托同志写这段话时，「所设想的是第一次大战那种局势，即帝国主义并不与殖民地本身作战场，大战进行于欧洲大陆……」而现在呢，事实并非如托同志所设想，「帝国主义大战势必在殖民地从事实际的争夺战，那末情形就不是那末简单了。」——就需要连根对意因的修正主义投降了！惭愧得很，我们这种「不肖门徒」（室川语）倒没有那样看小托同志，我们始终相信托同志早知道第二次大战将在整个地球进行的。伊罗生着中国革命史的序言是连根自己翻译过的，他里面有几句话说：「将来主要的斗争场，当然不是小人国的洗澡管，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太平洋的盘地。战争的最重要目的物将是包含四份之一人类的中国」。这篇文章和过渡纲领同是写于一九三八年的！为什么托同志写一篇序文时却设想得那样周到和远见，当他写一篇指导全世界斗争的政纲时却只能设想二十多年前的情形，把事情弄得那样简单呢？
我引用上述过渡纲领同一节中的第二段话，目的在证明即使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军事同盟（过渡纲领称为「暂时的，本质上不可靠的联盟」）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仍然援助这一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战争。但是连根在字里行间非常不忠实的把我的原意加以曲解，说我想拿老托的话来证明「殖民地资产阶级可以与帝国主义缔结军事同盟」连根在文中用括孤引出这句话给了读者一个印象：彷佛我在什么地方说过这句话似的，我说：「即使」有了「军事同盟」，他则把它故意歪曲为我主张「可以」有这一同盟。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去向这种无理的歪曲抗议吗？最奇妙的就是连根同志为了解释过渡纲领这一段话竟对托同志又做了一番牵强附会的心理分析。他说托同志写这段话时是在「民主阵线」时期，他主要是指法苏等的「不可靠」公约是专门针对苏联而言的云云。这种解释简直在抹煞过渡纲领的文字，意义则更不用说了！过渡纲领这一段话明明是针对着「非帝国主义的国家」——苏联、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言，为什么需要连根拿一些自作聪明的心理分析来作一次大胆的抹煞工作呢？
连根这种曲解和抹煞的行为证明了托同志一句话：「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仅妨害现时的工作，而且还迫使人们用一种虚伪的见解来解释他自己的过去」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句：「甚至迫使人们去曲解和污蔑他自己平日尊重的导师。」
（十）一个愈掩愈丑的破洞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指出连根一面宣布抗战已被出卖（变质），一面又指出国民党出卖抗战，是他企图调和不可调和底思想的矛盾中心（变质）。本来一个思想忠实的人是不应该对这个明确的无可掩饰的破洞加以掩饰。而应该公开承认的，但不幸连根把这种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精神，当作嘲侮的对象。当人家没有用书面承认错误时，他加以讥讽（见他给犀照的公开信），当我公开承认我对目前争论问题初期所犯的某些错误时，他又讥为「忏悔者」了。这分明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犬儒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之毒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不下于他对修正主义的投降。我们希望这种人不把政治利益牺牲于个人面子，简直难之又难。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一种丑陋的掩饰工作。
连根掩饰他那个著名矛盾的第一个例子：「一九一七年列宁宣布第二国际死亡，一九三三年托洛茨基宣布第三国际死亡，但直到现在——一九四一年，我们还时常提出『反对第二国际出卖工人利益』『反对第三国际叛卖世界革命』。这该是『思想的最大混乱』了。」稍为具有政治常识和「普通的逻辑方法」的人也看出这个例子的牛头不对马嘴。我们还是回到逻辑吧。抗战已是变质——反对出卖抗战，这就等于说抗战是反动的同时又是进步的。同一件事物，在同一时间内是不能具有绝对相反的两种性质的。比如你说一个人，你不能同时又说他不是一个人，如果这样说就从辩证法中抽去了形式逻辑，流于诡辩了。但死亡了的第二第三国际与工人利益却不是一件事物，而是两种绝对相反的利益。前者是代表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工人官僚特权，后者则以广大下层工农为代表。反对前者正是保护后者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前者「死亡」，我们才反对他们的「出卖」。
但你不能说正因抗战变质，我们才反人家出卖它。其实如果连根拿这个例子来说，却是恰当的：「我们宣告中国资产阶级久已变成中国民族革命的反动障碍，所以我们反对它出卖抗战」。但连根害怕举出这个例来，因为他的「抗战变质论」已使他失去「普通的逻辑方法」了。
第二个补充例子：「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宣布整个临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要夺取政权，但他在六月间还提出『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连根举出这个例子又无非是说：你看，列宁有时也在表面上是「矛盾」的！但这个例子不仅越发牛头不对马嘴，而且还暴露连根对于列宁路线的无知。一九一七年临时政府的产生，完全是苏维埃领导（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自动让弃政权的结果，但全国的实际权力仍操纵在苏维埃手里，临时政府只是一个空洞机关，它的存在只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及群众觉醒之不足，因此列宁在四月提纲中特别注重「耐心的解释」，以后并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作为推翻临时政府的一个中心的鼓动口号，列宁希望推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去「收回」临时政府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六月里才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十个总长」这一口号来补充「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意义，仍不出压迫苏维埃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与资产阶级决裂。这一个例子和前一个例子一样，并没有证明列宁或托洛茨基犯了什么矛盾，甚至表面上的矛盾，只是证明连根本人的混乱。
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连根还创造一个新理论来掩饰它的矛盾，他说耀如「竟连抗日任务之依然存在与国民党抗日之失却进步性这两回事也分不清。」这简直是在矛盾之上再加上矛盾，使问题愈弄愈胡涂。既承认抗日任务尚存在，甚至还承认日帝是主要敌人，为什么又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行动是反动的呢？这种说法根本违反了策略的常识，一个知识分子在闭塞的环境里谵言乱语说一些反乎普通逻辑的话以自娱是可以的，但走入阶级斗争的战场便要丢丑了。上面的话证明，连根的掩饰工作不仅暴露他的「理论能力」和「普通的逻辑方法」，甚至还愈加反衬出那个愈掩愈丑的破洞。
（十一）再论失败主义
诚如连根所言，失败主义的意义在这次争论中被曲解得最不幸，人们把这个术语当做一种超出时空限制的法宝来应用并加以种种希奇古怪的解释。他们一般的忘记了失败主义只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也是革命家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态度。由此可知失败主义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有密切关联的。前者是从后者得出来的战术任务。失败主义的基本口号就是「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或「主要的敌人在你们自己国内」。详细的解释起来就是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交战之时，两国的无产阶级要决绝的拒绝为军事胜利——为帝国主义们掠夺目的而牺牲它的历史利益，但我们并没有把「你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失败为害较少」解释成为「比敌国失败的害处较少」，或欢迎敌国战胜，这全是连根底心理分析的胡说。我们的真意是说：「由于革命运动生长致军事上遭受失败，这对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比『国内和平』而使军事胜利，要无限大得多。」总之，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革命的失败主义者公开告诉群众：「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反动战争！」并积极参加军队和战争，和群众一起过战壕生活，正如他们在后方参加工厂，和工人一同受资本家剥削一样，在战壕中他一刻也不放弃暴露这个战争的反动性，并一步一步引导群众走向夺取政权，美国党的新军事政策，就是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指针，它是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做出来的，但它并不是什么新的原则。只是旧的原则的发挥和延长。这是革命的失败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分歧点。
但不是所有国家的对外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战争，有工人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的战争，有殖民地反对宗主国的战争，有半殖民地直接抵抗其侵略者的战争，所有这种战争，都是人类谋解放的正义战争，同样的革命者在这种战争里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应该把这种战争的进步意义公开的向群众说出来，我们应该把它和帝国主义战争分开和对照起来，我们应该公开宣布我们拥护它，尽可能援助它，一句话我们的整个路线是争取它的胜利，而不是宣布我们自己是失败主义者。但争取一个进步战争的胜利与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反动战争一样，要经过阶级斗争。这前后两个场合中唯一不同的只是阶级斗争的方式。前者采取保卫主义，后者采取失败主义。在进步战争中，我们与领导者为一个共同的目的采取共同行动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无条件的公开支持他们在政治上暴露他们，准备在战争过程中推翻反动战争的领导，我们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是如此，在最近的苏联抗德战争中也是如此。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和平主义及极左派空谈家的分歧点也在这里。
不幸连根同志为迁就和抚慰他的同盟者——意因，不惜把我们的抗战政策加以离奇的解释，竟自作聪明的冠上一个「特殊的失败主义」的名词。照他看来，凡是在战争中采取阶级立场的就叫作「失败主义」，所以在中国抗战中的第四国际立场也是一种「特殊的失败主义」，至于「保卫主义」，只是「阶级调和，一致对外。」这真是玩弄名词到了玄灵的地步。我们刚才已解释过，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主义与进步战争中的「保卫主义」，是有一定含义的。是在不同条件之下的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方式。托同志在临死之前还说这句话：「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因之，为了『保护祖国』，在原则上是与帝国主义国家情形不同的（见紧急大会宣言──如）托同志为什么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保卫祖国」原则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失败主义」不同呢？因为两种战争在原则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这还不够证明连根玩弄「失败主义」这一名词的狂妄吗？
连根为什么要苦心制造个新名词：「特殊的失败主义」来对抗我们的「保卫主义」呢？这个动机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隐瞒：为的是造出一道＊＊＊通他的昨天的立场与今天投降意因的新立场，这不仅仅是术语上的进步，而且还是政治上的投降。由此可知，在无原则的政治联盟中，可邻的牺牲者永远是那些无骨头的中派主义者。连根投降意因的修正主义的经过，我们应该要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收入无产阶级政治学教程中。
连根已正式宣布我们的立场应该从「特殊的失败主义」变为「完全的失败主义」了。这就是说：在最重的尖锐的斗争中，他没有徘徊的必要了。不是投降，就是退回原来的阵地不幸他选择了前者，一个人如果立心自杀，那是无法可想的，但连根仍然有点羞赧，为的是耀如和一切同志都没有忘记他刚才的徘徊。于是他拿大话自慰说，耀如说我在「大纲」上没有提出失败主义是「悔悟」的表示，可惜得很，我现在已证明是失败主义者了。而且第四国际的战争宣言，不也没有提到「失败主义」吗？云云。凡是参加目前争论的同志总也知道，「失败主义」问题差不多贯串这次内部斗争，差不多是我们与意因底修正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为甚么在那样重要的，被意因称为「四月大纲」的「讨论大纲」上对这个问题不表示可否呢？我们所指责的正是此点。总而言之，连根从《斗争》五卷第一期那篇文章，经过「讨论大纲」直到目前的「批评的批评」代表一个完整的过程，即从旧立场逐渐投降意因底修正主义立场的过程。意因也差不多和我们齐声指出过连根的矛盾和调和，所不同的只是意因以快乐的声调称此种现象为「进步」，而我们则警惕地指之为「堕落」而已。
（十二）划清马克斯主义与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立场
连根虽然称我们指出他们底思想的阶级根源是抄自美国多数派，但他自己也受了美国那次内部斗争的教训，不敢否认「此次争论中的阶级意义」他称我们为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爱国主义者」，而他们则是「国际主义者」，这种划分当然也是他的权利，不过我们也有权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检讨这种划分。连根说：「假使我们组织里不是只有几个小资产者份子，假使它拥有大多数工人群众」，我们就不致于采取「民族爱国主义」的立场发。这几句话充分暴露连根过去对我们底组织生活和状况的蔑视。他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的组织指为「只有几个小资产者份子」，他不知道我们的华南组织还有三分之一工人，我们的香港青年组织有半数青年工人。他尤其不知道我们的小资产者份子不少已积极的打入工人和群众的环境，难道他们整天与群众接近，所反映的意识倒还比不上少数派几个蔑视组织生活，脱离群众的病态知识分子吗？现在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案也到来，他们的立场与我们是不谋而合，难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正采取失败主义的国外同志，难道工人成份占绝对大优势的美国党的领导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吗？最坏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真正「国际主义者」在国际机关中得不到一个同情者呢？为什么那样正确反映无产阶级意识的「失败主义」路线在我们的工人同志中得不到一票赞成呢？少数派想一想这些事实不会脸红吗？
「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与「失败主义」一样都不是随便说来玩的。必须有一番认真的考虑和分析。在争论未正式爆发之前，我在几次和意因讨论的编委会中，已模糊的感觉连根（室川不消说）底态度的软弱和意因的思想的危险，大概连根还记得吧，我在《斗争》上摘登过《过渡纲领》中反教派主义的几段话，当时曾经引起一些不满，我和连根为此事谈过一次话，连根认为现在思想最大危险还是D.S.方面，意因的思想是次要的云云，我则认为D.S.思想的危险在群众中，而意因思想的危险则恐怕要发生于我们组织内，因此两种都同样危险，从此以后我就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当做我考虑日美战争问题的借镜，我后来之毅然改变某些错误，也是供这种不可调和的考虑中作出来的。后来在争论的初期，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已觉得连根犯了调和的毛病，不过还希望经过讨论之后改变他的错误。但讨论一旦展开，连根愈走愈远，终于走到完全投降意因。而室川则愈来愈密切的跟在连根后面。我们在讨论过程中预感到的一个无原则的政治联盟果然形成了。在这个联盟中，意因无疑是真正的思想上领袖，他有他的一贯的理论前提和结论——民族解放运动无进步性，中日战争自始是反动的，「失败主义」，连根只是在日美战争迫近的借口之下否认抗战的进步性，并投降意因的「失败主义」。室川则直今天，还躲在连根的影子后面，只接受了意因一个小前提而不敢公开做出什么政治结论。这种在理论庞杂不一致的，甚至在原则上还不一致的（意因已放弃了援助民族革命运动及中国抗战的原则，连根则至少口头上保持这个原则）联合，不是无原则的政治联盟是什么？
这个「联盟」的目的是什么？它在内部斗争中思想上的主要敌人是谁？他的目的是修正第四国际的殖民地运动政纲，他的思想上主要敌人是中国第四国际支部内的马克思主义派，甚至还是第四国际的执委会。这种立场完全是他的抗战的立场的再生产，它在抗战中的主要敌人是领导抗战的资产阶级。它这种虚伪的立场在思想上放过了D.S.与意因的修正主义，在抗战中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工具。总之，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这个「联盟」都是一个背叛的集团，它不但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甚至对自己的组织也采取失败主义！光是从一个「联盟」本身就可丝毫不＊＊＊地找出少数派的根基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除此之外，他们的悲观情绪、伤感、神经质和对组织轻蔑的态度都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与这种绝望的联盟完全不同，我们自始至终保持一贯的立场，我们不掩饰我们的错误，我们也不随便放弃自己的确定立场，我们三四年来没有对D.S.的机会主义让过步，我们在这次斗争中，更坚决地反抗意因底狂妄的极左派立场，一句话，我们自始至终与右方及右方机会主义作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把这两种殊途同归的修正主义当作我们底思想上的主要敌人，正如我们在抗战中，始终把日帝及其工具当作主要敌人一样。在这斗争中，中派的调和的思想，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它是一块绊脚石，同时也不止一次的证明它只是敌对思想的烟幕弹，正因为如此，我才一步一步的跟在连根思想的后面，一次比一次严重和他作公开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不是「个人问题」，这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生死问题，谁曲解这次斗争的意义，谁不从这次斗争中认真学习，谁就不是一个战斗的革命家。思想斗争是实际阶级斗争的预演！
一九四一年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