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独秀 寸铁 （1926年）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国民党右派常常说：我们并不象反动派根本反对共产党，我们只是反对他们的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可是在事实上，南京和湖北的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开会时，右派党员却大声疾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逮捕共产党人，警察从中调解，他们还责问警察说：“我们替你们捉共产党，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动手！”请问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党员，所谓孙文主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如此！ 1926年3月27日《向导》周报第一四七期 署名：实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中国的绅士们相信所谓司法调查，仿佛是一种迷信。五卅事件，他们本主张用司法调查来解决，可是调查过了仍然没有解决。到了北京血案发生，他们仍旧摆出绅士的态度，仿佛以为血案之是非真相未明（或者他们还不知道是段祺瑞杀了学生或是学生杀了段祺瑞），仍旧主张司法调查，似乎案情调查清楚，是非大明，他们自有办法，可是现在已经司法调查明白了。据京师地方检察厅致陆军部的信上说：“计共验死尸四十三具，生伤四十五名，函称负伤而未受验者七十三人。……内左四区巡长王文绍供称，……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保安队副分队长郎葆贤供称，学生都拿着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卫队放了两次枪，大约放了有一千多子弹，……开枪时刻均在群众奔逃之际，……距国务院大门颇远，……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照这样看起来，段执政的皇皇命令所谓“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乎枪木棍，丛击军警。”都明明是捏造谣言，反而段执政的卫队犯了杀人的罪是实，我们要问问绅士们，你们现在怎样说？又怎样办？ 你们代表谁？凡是一个称为代表的，必以有他所代表的人为条件，不然便是冒充代表，或是自称代表。国民党右派在各地还没有什么党部之组织，现在居然在上海召集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东指一个姓张的代表江苏，西指一个姓王的代表四川，南指一个姓李的代表广东，北指一个姓赵的代表直隶，这班未曾经过党员选举的代表，请问是代表谁？ 一个不行动的党北京血案发生，全国震怒，上海学生会派人到所谓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那里，请他们参加市民反段大会，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宣传，不去行动，我们不象共产党瞎闹。”象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他了！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往往抬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的金字招牌来反对阶级争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全民”是怎样解释。若说是抽象的指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设全民利益的政治，则和我们民族解放国民革命之意义相类。若说是具体的指由全民出来革命，由全民管理政治；那么，我们便要问：卖国贼、军阀、官僚及一切作奸犯科的人，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内？若除开这一大批人，还算得什么全民？ 反赤 苛政中国军阀中宣传反赤最力的莫如李景林、张宗昌，而搜括人民最惨的也莫如他两人，这明明是告诉人民：可见反赤原来如此，可见赤不是如此。 《独立报》对谁独立？上海的《独立报》，满纸都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却不曾反对过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盛称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辈是爱国者。 他们所谓独立，想必不是拥护中国民族利益对外独立的意思，而是拥护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宣告独立！ 1926年4月1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九期 署名：实 唐生智也赤了吗？吴佩孚讨冯，分明是报复倒戈之仇，然而他不说是复仇，说是讨赤。现在吴佩孚又利用叶开鑫向湖南扩张地盘，也说是讨赤。并指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从前陈炯明派屡次说广州政府将于某月某日宣布共产，现在叶开鑫又说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何中国赤之多而共产又到处能够这样任便宣布！ 讨赤大元帅从前还有些人不知道“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见各报京电：“某方推曹锟为讨赤大元帅，张作霖、吴佩孚副之”，才知道所谓“赤”就是不利于曹锟、张作霖、吴佩孚，而为他们所要讨的一件东西。 反赤的滋味奉军一入天津，天津商人便因强兑军用票罢市，奉军一入北京，北京又因军用票问题，逼得商铺歇业，市面萧条，国民军在京津时从来无此现象，此时京津的商民应该饱尝了反赤的滋味！ 这是以党治国吗？广州国民党党政府之下的公安局，居然派员检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等，这是以党治国呢，还是以警察治党？ 1926年5月1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 署名：实 章炳麟与镇威孚威反赤军的残暴，不独京津市民受不了，不独王士珍通电说：“妇孺逃徙十室九空”，即吴佩孚亦通电说：“近日连接各方电告京畿附近发生官兵奸抢诸案”，张作霖也自觉不及“赤贼”秩序井然；独有一章炳麟致颜惠庆电说：“方今居庸逋寇犹未肃清，粤中赤化直搏湘楚，……居庸之寇则请镇威主之，衡岭之寇则请孚威主之，待南北二赤次第荡定，然后徐议他事”，大约章炳麟觉得京津市民所受反赤军的灾难还不痛快，再要镇威光顾张家口一下，孚威光顾湖南一下，并且一直光顾到广州，才算称心！ 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我们对于赤化有所怀疑吗？我们应该赞成反赤吗？现在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说：赤俄已经把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驻兵中国及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倒是反赤的英、美、日、法等，不肯放弃这些不法的特权；称为赤化的国民党党军，无论在省城在东江都秋毫无犯，倒是反赤的陈炯明军在闽粤边焚杀不堪；称为赤化的冯玉祥军，无论在张家口在非京在天津都“秩序井然，一尘不染”，倒是反赤的奉直鲁联军“颇有奸淫抢劫之事”；这些事实就是指示我们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奉军胜利之教训你们常说；奉、直和国民军战争是军阀的战争，谁胜谁败都和人民无关。可是国民军开到北京、天津，退出北京、天津，从未惊扰人民，奉联军一到天津、北京，军用票便吓破了商民的胆，一直闹到“妇孺逃徙十室九空”，他们的胜败，果和人民无关吗？你们又主张学生只应读书求学，不应与闻政治，可是现在奉军一入京，各校都停课了，教员大部分逃走了，女学生更惊骇的几乎连逃走都来不及，政治如此，请问如何读书求学？此次奉军胜利之教训，能否稍稍改变你们的旧观念呢？ 1926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实 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有人见马素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竟说出：“赤祸蔓延，国脉不绝如缕，反赤军声罪致讨，不期年而歼除国贼，清绥北都，斯固忠勇善战所致，然亦人心归往，正气犹存。”这样肉麻的话，觉得他真是民党之败类。我以为所有民党分子，非革命即反革命，很少有中立之余地；他们当中所有的反赤分子（内分反俄反共及反对联俄联共两派），即令他现在还骂马素是反革命，可是迟早是要和马素走上一条道路的，马素可算是这班败类中之先知先觉。谓余不信，请看将来！ 1926年5月22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实 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吗？吴佩孚向《密勒评论》主笔鲍威尔说：“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而汪精卫、蒋介石等承之，北方则有蔡元培、林长民等。”《泰晤士报》说：“鲍威尔尝闻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间，吴佩孚曾力助京汉路工会，今吴言如此，颇以为异。”如此，在鲍威尔眼中，吴佩孚也不免有点过激嫌疑！ 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提议限制过激派在国民党中工作，并禁止国民党加入过激党，然而吴佩孚却说蒋介石相信过激主义。吴佩孚分明对鲍威尔说：“现在主旨，在与过激主义抗争，过激主义既完全灭除，则中国可安！……当立意与之为难，将过激党一齐杀却，或驱之出国。”然而鲍威尔却觉得吴佩孚也有点过激嫌疑。到底我们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亚细亚民族大会与谢米诺夫一向侵略朝鲜、中国等亚细亚各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近年复号召什么“大亚细亚主义”，以图遂其吞并亚细亚各国之野心。将于本年八月在日本长崎召集的什么“亚细亚民族大会”，正是这个野心之开始表现。现据五月二十一日上海各报载：“俄国帝制派谢米诺夫日前化名由长崎来沪，……因谋完成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完结，来劝中国人入会云云。”所谓亚细亚民族大会，又添上一个谢米诺夫的色彩，那是更加好看了！在日本未取消廿一条件未交还旅大及南满铁路以前，且看十年来大叫“毋忘国耻”的中国人，有何颜面去参加仇人所召集的亚细亚民族大会！ 1926年5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五期 署名：实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上海《新闻报》二十二日长沙电：“国民党部已启封，二十一日又升旗，覃振随赵回湘，右派国民党部亦重整旗鼓。”这一短电使我们有两个感想：一是国民党中真有右派这一个事实，已是社会所公认的了；二是右派国民党竟和吴佩孚的爪牙赵恒惕合作了！ 刘芦隐与张君劢据大华通讯社消息：“上海工业委员会，鉴于迩来上海工潮，起伏无常，特函邀热心工业人士张君劢……刘芦隐……等，订于本月二十五日假座福州路中央西菜社讨论消弭工潮方法。”这或者是右派国民党和其多年敌党研究系，共同进攻工人的联合战线之初幕。这些民党和研究系的老爷们，他们讨论消弭工潮时大吃其西莱，他们忘记了工人连饭也没得吃啊！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国民政府讨伐陈炯明，得了东江农民不少的帮助，农民在战争中牺牲了五百多人；现在国民党右派却在中央委员会议席上攻击农会是土匪，陈炯明闻之当大称快！ 美术家再往何处遁？中国自古就有一班人，一方面不肯同流合污，一方面又不肯奋斗，于是逃禅或隐遁是他们的出路。现在生活艰难，连逃禅隐遁都非易事，于是这班人便想逃遁于科学、美术，以为如此一遁，强权当无如我何了。不料强权仍找着了他们，上海县知事禁止美术专门学校不良科学（人体模特），孙传芳斥刘海粟校长：“不顾清议罔识礼教”。且看大美术家刘海粟再往何处遁？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从前听说曾琦、左舜生自比曾左，我以为是别人轻薄他们的话，他们何至如此下流！不料曾琦现在竟用曾国藩家书给学生做国文教科书；他又说：“予则深信罗泽南、江忠源之遗风，必犹有存而未泯者，湘士多才，幸共勉之！”（见《醒狮》第八七号）。他们真是这样崇拜背叛民族的满清奴才，他们便有勾结现在的戈登、华尔破灭中国民族革命之可能，他们还谈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政纲反赤派首领章炳麟尝电请吴、张讨平南北二赤，北赤是冯玉祥，南赤就是蒋介石。现在反赤派的小卒李馆卿（李是醒狮派，该派曾加入反赤大联合，曾琦在反赤大联合开会时，发言之多，不亚于章炳麟），却来劝南赤蒋介石“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见《醒狮》八七号），可见他们的计划是：用南赤铲除共产党人，再用军阀铲除南北二赤，把中国所有革命势力铲除净尽，好让英、日、吴、张长治久安的宰割中国。这就是他们国家主义的政纲！ 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我们以为中国民族运动绝对拒绝外力援助，是个错误；然而想靠外力直接出头替我们打战，那更是个错误。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可是醒狮派一面反对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一面又说：苏俄“海军无实力，航空不见佳，陆军不可靠，我们要想靠苏俄去打英、美、法、意、日五大强国，真是梦想！”如果苏俄有实为，我们使可以靠他替我们去打战么？他们真是两个错误同时并犯了！张溥泉责备苏俄不肯出兵由蒙古攻打北京是无诚意援助中国革命，这和醒狮派是同样的错误。 1926年6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六○期 署名：实 丑哉和平运动！和平是人人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运动更是不应该反对的，可是奉直联军急攻国民军之时，吴佩孚对湘、粤大张挞伐之时，都无人出来运动和平，独当北伐军急攻武汉之时，南北巨绅都应时而出，主张和平，仿佛和平运动也算是北洋军阀一种武器，危急时也用得着。孙传芳只想保境安民时，上海和平运动之声大起，孙传芳想进兵攻取湘、鄂时，上海和平运动便沈寂，现在孙传芳军事失利，上海和平声浪又高起来了。月薪千元之孙传芳的高等顾问蒋伯器出来号召和平，几扎蹩脚绅商跟着他跑腿，这种和平运动，岂不丑哉！张一麐君老矣，何苦也出来跟着献丑！？ 1926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署名：实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章炳麟劝孙传芳讨蒋的支电，不但高叫“迫切陈词，为国呼吁，为民请命。”并且责备孙传芳不应“宴安江左，偷引岁时”。其实这道将近一千字的电报，乃是孙传芳特别拿出一千块大龙洋，叫章炳麟如此这般的。这岂不是他俩在那里唱演双簧吗？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说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莽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象章炳麟荣任筹边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象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作恶，韩愈更未曾象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现在治英国的是保守党，治意大利的是法西斯党，治美国的是共和党，凡非以君治国的国家，都是以党治国，本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说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先生的新发明，或以此非难他，都算缺乏常识。现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中山先生以为这样不好，所以主张也要和别国一样以党治国，换句话说，就是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军事专政。我们以为凡是反对军事专政的人，便应该赞成以党治国；同时，主张以党治国的人，也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在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运不齐章炳鳞辛辛苦苦为孙传芳做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蒋电报，只到手一千块钱；同时，康有为到山东、天津、奉天走了一趟，“南返程仪万金五千不等。”（见《时事新报》九月念九日北京电）章炳麟得毋羡煞妒煞！ 1926年10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 署名：实 讨赤特捐上海《新闻报》十月九日济南电：“讨赤特捐已开征，丁银一两征四元二角，漕米一石征八元。”可怜被苛捐杂税逼得难以活命的山东人民，尤其是农民，现在又加上这种特捐，他们不得不感谢反赤运动了！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中华民国果然由辛亥革命而成立了吗？实质上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议决什么中华民国国旗的什么国会，自从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一直到贿选，只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里是什么中华民国国会？因此盲目的拥护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而忘记了中华民国，已经是买椟还珠；而高叫拥护国旗的人们，又是一班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怎不令人齿冷！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以丁文江博士统治之理想的大上海，竟因为讨论万县惨案逮捕各团体代表、封闭学生总会，还行文来法租界拿人！丁博士的代表詹科长对学生会代表说：“此次被捕代表，实系纯粹爱国行动，惟值兹地方多事之秋，自当特别从轻办理。”然而警察厅厅长却对商人表示对被捕各代表，他本愿意轻办，只以丁总办主张严办，故一时未便释放。哈哈！好一个鼎鼎大名的丁博士，对外人则主张“友谊的磋商”，对爱国行动则主张“严办”！“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呜呼博士做官！ 傅筱庵的和平运动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一面拿招商局轮船替孙传芳运兵，一面拿上海总商会名义通电主张和平，像他这样的和平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有一个重要意义：总商会发一次主张和平电，便是声明孙传芳打了一次败战。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对于万县惨案，有些军阀都表示愤恨，独有所谓国家主义者置之不闻不问。上海学生会邀请国家主义者大首领曾琦，参加各团体讨论万县惨案会议，曾琦回答道：“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因此，上海四川同乡会大不满意，宣布削除曾琦的四川省籍，大概这位曾琦先生是主张国家主义而反对乡土主义吧！ 那里有中华民国？张一麐说现在国民党革命北伐是革民国之命，试问现在是不是民国？本来自袁世凯以来，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已被北洋军阀负之而趋，现在国民党起兵讨伐这班北洋军阀，所以袁世凯的幕客张一麐便大呼是革民国之命，所以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也站起来大呼拥护北洋派的国旗。孙传芳复孙洪伊的信也说：“民国既已告成，已无再谈革命之理。”那里有民国？北洋军阀就是民国，孙传芳也是北洋军阀之一，他当然要反革命，我想张一麐还可以帮孙传芳解释说：你们革我北洋派之命，就是革民国之命。 1926年10月19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六期 署名：实 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在前清末年，山东全省岁入为一千一百二十余万两，民国八年度预算，只有一千万两有奇，张宗昌初到山东时，全省岁入为一千五百余万元，和民国八年差不多；张宗昌到山东不久，便增加到五千余万元，人民负担陡然加了两倍半。现在又要就丁漕两项征收什么“讨赤特捐”，总额一千六百十四万七千元，本年十月一日开始，至十二月廿八日截数，限各县于此三个月内缴齐，并须一律现洋，不知道山东农民怎样能够活命？同时饱受兵灾的直隶，也正在摊派善后公债一千万元。然而张宗昌、褚玉璞却天天在那里大叫反赤，大叫广东赤党没收人民财产！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张继曾问蒋介石：此次是国民党北伐还是共产党北伐？我们现在却要问：此次是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为什么发此奇问？因为段祺瑞针对孙中山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发的“外崇国信”这一口号，现在刘文岛也公然在北伐军中叫出来了！段祺瑞一叫“外祟国信”，把活的孙中山气死过去；刘文岛又叫“外崇国信”，或者可以把死的孙中山气活转来。现在可是要请问张人杰君：是否我们“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 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招商局江永轮船，为孙传芳由南京运子弹到九江，突然炸裂，船身完全炸毁。该局董事会因此开会讨论，他们都以为现留九江供作孙传芳军运之轮，还有八艘，每艘代价平均在三四十万元，关系重大，决再电请放还，至江永轮之被毁损失在廿万元以上，届时亦须要求赔偿云。我要问问招商局董事们：你们向谁要求赔偿？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私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招商局董事会，是否应该严惩这样私卖招商局的总办？ 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者陈启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面主张要收回各国在华一切权利，而一面却反对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不知道他们打算怎样收回？真是“此路不通”！ 国家主义者与研究系国家主义者一向不赞成国民党，并且很轻鄙国民党，曾讥消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可是他们现在却附和研究系，向创造中华民国之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攻击，又在研究系的机关报上大做其文章，想必他们以为研究系比国民党要高明些。这真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1926年11月4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 署名：实 研究系官运不亨通研究系的前身保皇党，刚刚跪求满清做点立宪运动，却被民党的辛亥革命打翻了；刚刚拍上了袁叶凯，组织了什么第一流内阁，却又被北洋派嫡系赶走了；刚刚拍上了段祺瑞，攫得财政、司法几个总长地位，又被民党的护法运动打掉了；刚刚拍上了曹、吴，又被冯玉祥反戈拆散了；最近刚刚拍上了孙传芳，又被北伐军打来，不独蒋方震的江西督办落了空，就是丁文江的淞沪总办也有点靠不住。可怜的研究系，怎么这样官运不亨通！ 研究系是只白虎研究系保清朝，清朝亡；帮袁世凯，袁世凯灭；帮段祺瑞，段祺瑞失败；帮曹吴，曹昊倒霉；帮孙传芳，孙传芳卸甲丢盔。有人说他是只自虎，谁沾染他，谁就晦气。 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国家主义派，不敢反对国民党，只好说共产党假冒国民党；可是他们所攻击的青天白日旗，总不是共产党假冒的吧？国家主义派说：“自蒋介石北伐以来，全国言论界大都为他一时的胜利所惑，莫敢为斩钉削铁的批评，独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抱定信念，认清真理，尽量的揭发蒋介石亲俄的自误误国（帝国主义及军阀当多谢国家主义者！）及其所以不能成功的理由，现在事实渐渐证明国家主义者言论是真理，不是客气，是千真万确，不是神经过敏了。”不错，孙传芳又已经到了南京，国家主义者所谓北伐军不能成功，总算千真万确了！国家主义者大喊其他们是国民党的友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致命敌人；只可惜他们不应该攻击他们友人的青天白日党旗！ 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国家主义者自夸道，“国人对于国家主义的信用，也一天增加一天了。”又道：“国家主义潜伏在国人心田中的势力，已到了奔腾澎湃莫之能御的时候。”不错，国家主义的信用和势力已经了不得，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极阔的首领，不是最近前国务总理大人靳云鹗大鼓吹其国家主义吗？或者张雨帅、吴玉帅也会加入国家主义派，因为他们都是反赤的同志。 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孙传芳举兵讨赤之初，置人民和平的呼吁于不闻，到了赣战不利，才串出蒋尊簋、张一麐等出来奔走和平，做他的免战盾牌。现在孙传芳由九江败退到南京，不但怕北伐军东下，并且怕奉、鲁军南下，更用得着和平做盾牌了。于是什么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乃应运而生。该联合会表面上是说三省人民自治，实际是重在三省军事当局停止战争，由人民代表和粤、奉、鲁接洽和平，这本是孙传芳所求之不得的。这种仍旧拥戴三省军事当局的自治运动，与其说是三省自治运动，不如说是为孙传芳保江山的运动！这班人民代表若当真去广州为孙传芳接洽和平，国民政府或者要问问他们：三省人民自治诚然很好，但是你们所拥戴的三省军事当局是谁？ 1926年11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八期 署名：实 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什么苏民自治协进会，通电要求苏孙本保境安民之初衷，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祸。我们对于这班号召自治的糊涂虫，有三个疑问：第一，向苏孙要求他保境安民，这是什么自治？第二，孙传芳拿苏省的钱，派苏省的兵，和北伐军打得不亦乐乎，何以到现在才想起来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第三，孙传芳去了，张宗昌就要来．你们热心自治的先生们，是否再来电求苏张保境安民呢？ 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前此主张严办为万县案运动的青年的，是丁文江；现在戒严司令部枪毙陶鑫元（即陶静轩）的，也是丁文江，最近向法捕房要求逮捕钮永建的，又是丁文江；甚至于严春阳示意工会，快快将关在法界捕房的海员保出，否则丁文江要求引渡去，必然枪毙。好一个博士做官的丁文江，好一个试验大上海自治的丁文江，他的反动行为竟在军警之上！ 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及其五色旗国家主义派近来在各处尤其在日本，大反对其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大拥护其五色旗，说五色旗是国旗。可是他们（武昌的国家主义派）曾派人到岳州的吴大帅的军队宣传，恭维他们是爱国的军队，并且说“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他们的机关报说：“鄂人对于北方军阀大兴其去后之思，而对党军反有愿与汝偕亡之意。”他们称三民主义为“残民主义”，他们称国民政府为“所谓国民政府”，他们公然大叫“反对擅改国旗的国民党”（以上均见最近《醒狮》周报第一一一期）！国家主义派这样的恭维北洋军阀，这样的反对国民党与国民致府，难怪他们要拚命拥护北洋军阀的五色旗而反对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国家主义派拿“满地红表示赤化”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之一。哈哈！照他们这样见解，那么，五色旗的第一条便是红色，它不也有赤化嫌疑吗？并且马路工程上大插其小红旗；各国的国旗商旗上，很少没有红色；许多纸烟火柴盒子，都是满地红；婚姻喜事，更是大用红纸帖子，大穿其红色衣裙；难道都是表示赤化吗？若这样杜绝赤化，连药书上的红花、橘红和词典上的赤胆、赤心、红梅、红日都应在删去之例了！如此看来，所谓国家主义派，竟是一班无知识的小孩子。 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国家主义者说：“主张用青天白日旗者．不问可知为共产党人。”又说：“共产党人欲实现其一党专制之目的，绝不顾民意之赞同与否，擅自用彼一党制定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说：“使共产党人而有理性，自当服从多数爱国青年主张，放弃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谬见，而同立于五色国旗之下。”我们的回答是：国家主义者若尚有丝毫理性，总不应该闭着眼睛否认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制定的这一个事实（即曾琦自已也说：“同盟会初成立时，孙中山主用青天白日旗。”），而硬把这面旗擅自送给共产党；更不应该诬称多数爱国青年都反对青天白日旗；似乎也不应该劝我们和他们同立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之下！ 1926年11月25日《向导》周报一七九期 署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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