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1937年8月底，罗汉（托派成员，自称已多年和托派没组织联系）拜访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以个人名义”提出托派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并在叶的安排下到了西安，后因山洪毁路无法前往延安。9月10日，中共中央电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向“陈独秀等托派分子”提出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1日）。1938年1月13日，康生在《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说什么陈独秀是汉奸，自九一八以来每月领取日本的津贴三百元。3月16日，王星拱、高一涵等九人在《大公报》发表公开信：“独秀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17日，《新华日报》针对九人的公开信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陈独秀在这种情况下，给《新华日报》写了这封公开信。（《新华日报》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