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独秀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 1937年10月9日 说明:1937年10月9日,答《抗战》周刊记者采访。
国庆日前夕,记者访陈独秀先生于其病中,恳谈目前对日抗战的种种问题,兹分节记述于下: 记者:前两天,武汉文化界有一次较为盛大的集会,陈先生没有到,有许多人都颇失望,因为他们都很想听听陈先生的演说。 陈:呵,是的,是的。那一次的集会,听说到了很多人,我本来很想参加的。可是先和华中大学约好作一次讲演,恰恰在同一个时候,事实上分身不开了。 最迫切的两件事记者:现在对日战争,已经全部展开了。从海南到华北,都在炮火连天的状况之下,而东北的义勇军也活跃起来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不仅得到国人的爱戴,而且得到世界的赞美,可是后方的工作,陈先生以为最迫切的是什么呢? 陈: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可是后方却赶不上,前方的血战是何等紧张,而后方竟是这样的松懈,尤其是武汉,简直连表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武汉为全国后方的中心,而空气这样沉寂,太可怕了。所以党政当局,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会有最有效的办法。 记者:五万万元的救国公债,湖北承销了一千二百万,现在还没有收足。 陈:这是不好的现象。日本人打算筹集二十五万万的侵略费。中国应该筹足此数,五万万还嫌太少,湖北人承购一千二百万,更是太少了。并且此次公债应该多数以现金购买。 记者:以现金购买? 陈:是的!用纸币购买,实际上并不能收“有钱出钱”之效。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所代表的若干现金,己集中在政府手里,以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以公债形式交纳政府,几乎等于未曾购买公债,其效用至多减少若干通货膨胀,所以以纸币购公债,效果小得很,因为外汇是需要现金的。 记者: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很是成功,曾博得世界各国时政专家的称赞,现金不是早已集中了么? 陈:政府的法币政策,确是成功,如果法币政策不成功,这次的仗是打不起来的。不过国内的现金仍未能完全集中。因为大部现金都还在乡村里,政府只能集中都市中若干现金,而不能完全吸收乡村的现金,乡间富户的窖藏,比都市里银行的保险库要充实得多!政府应该设法把乡间的元宝和银币以及珠宝等都集中起来,则对日抗战的费用,方可长期支持下去。 记者:训练壮丁问题怎样? 陈:敌人的炮火很厉害,我们战士的牺牲一定很多,我们应该把全国的壮丁训练起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持久战。 记者:据我所知,现在武汉三镇受训的壮丁,大概有×万人,×个月后,可以调到前线上去作战。 陈:不够不够!中国的壮丁.大部在农村里,都市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体质上,都市里的壮丁也还比农村为劣。政府应该征集农村里的自愿作战的壮丁来受训,以作对日战争的后备军。 记者:陈先生所说的两个问题——集中现金和征集壮丁,都是注重在农村里,进行起来,恐怕很为困难。 陈:要是民众起来,而且有组织,并不怎样困难。 民众的组织和训练记者:如何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呢?在现阶段中,我们应该给予民众以何种训练为最适宜呢? 陈: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的改造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由上而下。现在既还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执政的国民党从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战期中,要做到全国总动员,民众的组织应看成第一重要。 记者: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是由中央、省、县,以至区、乡、保、甲的这个制度,层递下去而运用起来呢? 陈:区、乡、保、甲,不能担负这个任务,而且也不大适宜。 记者:现在上海出了许多新的刊物,都在鼓吹利用这个系统呢!还有许多青年,都准备回乡去运动做保、甲长,或去和保、甲长联络呢。 陈:据我所知,现在的区、乡、保、甲,和民众还有许多隔阂,并不能切实组织民众,更不能训练民众,我们所谓组织民众,是希望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分赴各县担负这个责任,而不能厚望于区、乡、保、甲长。 记者:那末,这些青年回乡去后,岂不是要和那些区、乡、保、甲长冲突起来,对于抗日的后防,不是一个大累赘么? 陈: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为区、乡、保、甲长,将来我们如果一旦军事失利,他们又会摇身一变而为汉奸,他们可成为敌人利用大汉奸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我们将如何避免和他们冲突呢? 记者:陈先生对于这次抗战前途的观察怎样呢?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陈: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日本屈服以后,他在中国的权利,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 记者:此次抗日胜利,日本在中国特权固可收回,其他各国的呢? 陈:不成问题!土希战争以后,使土耳其的主权渐次完整,但土耳其只打败希腊,没有打败英法,然英法在土耳其的权利,也渐渐被土耳其收回了。所以中国只要对日抗战到底,统一固不成问题,独立也不成问题。英美各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者可循外交途径来解决,不一定要诉诸战争;假如中国不能振作,他们就非分尝一脔不可了。 远东会议的展望记者:陈先生既然谈到国际问题,那末,现在快要举行的远东会议,据陈先生的观察,对于中国有不有帮助。 陈: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必重视。 记者:那末,请陈先生把这个会议的背景来分析一下。 陈:苏俄是同情中国的,法国和苏俄有军事和政治的谅解。在会议中,中国可望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德国此时还离不开英国,不一定会帮助日本,他也不想牺牲中国的市场,可望他中立。意大利的态度倒很令人怀疑。美国的态度,以前不大好,自从罗斯福发表演说后,稍稍改变了,然美国终不会走到英国的前面,法俄也不会采取和英国对立的态度,在远东会议中,最大多数国家还是惟英国马首是瞻。英国太持重了,太保守了,太看重既成事实了,他固然不愿从中国的市场退出,而让日本独占,然而他的态度能够有利于中国至何种程度,中国抗战的胜负是有很大影响的。 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记者:关于宣传,文化界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了。现在武汉已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平津和京沪各地的文化人,都跑到了武汉,有人还提出了“武汉时代”的口号来,陈先生觉得这个抗战的非常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文化运动,应该怎样开展呢? 陈: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就是文化人的参加抗战运动。小说家、戏剧家、诗人、电影从业员、音乐家、绘画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凡是以文化为职业的人,都应该把他的精力用到抗战的行动上。我们要把抗战的基础,建筑在广大的农村里,希望各地到武汉来的文化人,不要专门在武汉办刊物,而忘记那急待唤起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并且可使他们的艺术民众化。 记者: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 陈: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报纸杂志都肯登我的文字,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记者: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不对!不对。这是大公报记者听错了我的说话,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那位记者问我,是不是打算参加实际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里面的行政)工作,我说,这于我不大相宜,十五六年时,我也没有担任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记者:明天就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陈: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我打算把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以及抗日与革命的关系,约略的说一说。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谈至此,已经将近六点钟了,室内也渐渐阴暗起来,窗外又正下看雨,记者还要过江,于〔是〕 就告辞出来。 1937年10月16日 《抗战》周刊第一卷第六期 署名:陈独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