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阶级，党与领导 （1940年） 原文刊载于《第四国际》第一卷第七期（1940年12月，pp.191-195），后收入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的文集《西班牙革命：1931-1939》。
原编者按：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档案中我们发现了一份草稿和不完整的笔记，现在我们将它们以手稿的形式发表出来。 判断工人运动是否落后，不但要看其群众组织的情况，还要看参与其中的组织的意识形态归属和理论水平。巴黎有一份杂志Que Faire（《怎么办》），出于某种原因宣称它所办的是马克思主义期刊，但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左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那些被知识分子的所有恶习所同化的孤立的工人，反映的是他们的经验主义论调。 如同所有缺乏科学理论根基的组织一样，这个没有纲领和没有任何传统的杂志试图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光，因为POUM好像已经打开了通往群众运动和胜利的大道。但一开始它就没有预料到把自己与西班牙革命联系的的后果，事实不但没有证明它的进步性，反而显露出它的落后性。不过，这恰恰就是全部事情的本质。因为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需求之间的矛盾已高度发展，那些对POUM政策的解读者和辩护者在政治和理论方面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是再自然不过了。 Que Faire这个杂志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但它却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对西班牙革命失败原因的评价非常生动地揭露了现时流行的伪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深思这一评价后认为它是有用的。 Que Faire的解释我们首先逐字引用关于卡萨诺瓦（Casanova）所著的小册子《被出卖的西班牙》的一段评论： “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作者（卡萨诺瓦）回答道，共产党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而又不幸地被革命群众所跟随。但究竟为什么那些革命群众会离开他们先前的领袖而鬼使神差般地集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呢？有人说‘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我们听到是一句纯粹的同义反复。错误的群众政策和不成熟的政党这两方面都能显示出当时的社会力量状况（工人阶级不成熟，农民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些状况必须从事实出发来才能得到解释，而这些事实只有卡萨诺瓦本人才能给出；否则它就会由某些恶意小人或其组织来解读，这些人是与那些独自渴望拯救革命的‘真诚个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后，卡萨诺瓦又进行了另一番论述。在这里我们被引至一个纯粹的鬼神学领域；要为革命失败负责的首先是大魔鬼——斯大林，然后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各路小魔鬼。不幸的是，革命者的上帝并没有如他在1917年的俄国所做的那样，把列宁或托洛茨基派到西班牙去。”
然后结论如下：“这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僵化理论强加于社会实践的后果”。你很难现象卡萨诺瓦是如何将这么多陈腐、粗俗和带有非常明确保守特色的谬误归结出这句高傲的理论的。上述引言的作者尽力避免给出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任何解释；他只负责做深奥的阐释，诸如“社会力量的状况”是必要的。他选择逃避任何解释并非偶然。这些布尔什维克评论家都是些理论上的懦夫，原因很简单，他们脚下无坚实之物。为了不显露出他们自己的破产，他们歪曲事实，并寻找别人理论的支撑。他们将自身局限于暗示和半调子的思考，就好像他们仅是没有时间来展示他们完全的智慧。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智慧。他们的傲慢是与知识分子的江湖骗术相辅相成。 让我们来逐步分析作者的暗示和半调子的思考。按照他的观点，错误的群众政策只能被解释成它“反映了社会力量的一定状况”，也就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以及农民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同义反复的例子了。一项“错误的群众政策”被解释为群众的“不成熟”。但群众到底怎么“不成熟”？显然是他们对错误的政策没有免疫力。只是错误政策内容有哪些以及它的发起者是谁？是群众还是领袖？这些问题被我们的作者漠然置之。借助于一种同义反复，他将责任推卸到群众身上。这种所有叛徒、逃兵及他们的辩护者的经典诡辩，与西班牙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是多么令人作呕。 叛徒的诡辩1936年7月——我们不提更早的时期——西班牙工人击退了利用人民阵线掩护的军官们的阴谋进攻。群众们临时组建了民兵而且创建了工人委员会，这是他们未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但随着POUM参与组建政府，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却帮助资产阶级破坏这些委员会，清算工人对私有财产的攻击而且使工人民兵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领导，它们对这些反革命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不证自明，尽管群众选择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打破社会党分子、斯大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诡辩论者的立论从一开始就使用了一些绝对成熟的概念，比如说，他们认为群众的组织水平绝对完美，他们不需要一个正确的领导层，而且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比领导层更英明。但实际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熟。 但为什么那些展示出正确革命本能和优秀作战力的工人会屈从于背信弃义的领导层呢？与这些智者相反。我们的回答是：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从属关系。工人们与领导层的前进路线始终形成一个角度，而且在紧要关头，这一角度变成了180度。那个时候，领导层就动用武装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压制工人。 1937年5月，加泰罗尼亚工人的起义不仅没有依靠他们的领导层而且还反抗它。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这些伪装成革命者的可怜可鄙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杂志上重复数百次：如果 CNT（全国工人联盟（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rabajo，CNT，无政府主义政党—译者）想要在5月份夺权和建立他们的专政，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次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说的是事实。POUM的领导实际上跟在CNT的屁股后面，只不过他们用不同的措辞掩盖了他们的政策。正是由于这种行为而且仅此行为，资产阶级成功地镇压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五月起义。我们确切地明白，诡辩论者就阶级和政党、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没说出任何东西，只是在空洞地重复宣称：西班牙的群众仅仅是听命于他们的领袖。唯一能说的是：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道路的群众发现，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组建出一个能够反映其革命要求的领导层。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度动态的过程：革命的各阶段迅速转换，领导层或领导层的不同部分迅速地投靠到阶级敌人的一边，而我们的智者还从事于一种纯粹的静态讨论：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会跟随一个糟糕的领导层？ 辩证法分析有一个古老的自由主义进化论名言：什么样的民族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然而，历史展示给我们的是：同一个民族在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内会有可能面对截然不同的政府（俄罗斯、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而且这些政府的秩序根本不是按那些自由主义进化者想像的那样朝同一个方向演进的：从专制到自由。秘密在于此：一个民族是由敌对的阶级组成的，而这些阶级本身是由不同的以及部分对抗的阶层组成，这些阶层受到不同领导层的影响；此外每个民族也会受到同样由阶级组成的其他民族的影响。政府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系统地表达出一个“民族”的发展“成熟”度，它只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同一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间斗争，以及这个民族与外部力量联盟、冲突、战争等外力作用的产物。对此应该补充的是，一个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了，它就能比铸就它的作用力关系维持更长时间。它恰恰是由于革命、政变、反革命等历史上的矛盾才出现的。 在处理阶级的领导层问题时需要的正是这种辩证法。我们的智者模仿自由主义者默认了这个认识，什么样的阶级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层。事实上，领导层根本不是一个阶级的单纯“映射”或它自身自然而然的产物。领导层是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过程或特定的阶级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过程中塑造的。领导层一旦形成，总是立于其阶级之上，且因此预先感受到来自其他阶级的压力和影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虽然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可能已经在内部完全堕落，但由于没有出现重大事件以致没有机会对外暴露出它的堕落，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容忍”着这个领导层的存在。为了急剧揭露领导层与阶级之间的矛盾，需要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冲击。最强有力的历史性冲击是战争和革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人阶级通常不知不觉地被战争和革命感染。但即使在旧的领导层显露出内部腐化的情况下，阶级也不能立即临时拼凑出一个新的领导层，尤其是如果它还没有从旧的领导层崩溃过程中吸收一批强有力的革命干部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及其领导层之间内在关系的论述，是辩证的而非学院式的，这让我们的作者教条式的诡辩黔驴技穷。 俄国工人是如何成熟的卡萨诺瓦将无产阶级的成熟设想成一种纯粹静态的东西。然而在革命期间，一个阶级的意识水平是由革命进程直接决定的，这是一个完全动态的过程。人们能否在1917年1月或甚至在推翻沙皇统治后的3月，就判断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可以在八九个月后夺取政权呢？ 那时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极度分散的。战争年代里，由于落后的农民、妇女和年轻人的大量损失，工人阶级中有30-40%的成分是从通常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中新补充进来的。1917年3月，追随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只是工人阶级中的无关紧要的少数，此外党自身内部也不是统一的。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保守的社会党爱国者。至于在军队和农民中，形势甚至更为不利。我们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那个时候全国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缺乏政治经验，特别在外省地区，更不必说农民和士兵了。 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什么优势？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只有列宁一个人对革命有着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党的俄国干部们在思想上也不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困惑的。但党在先进的工人中具有威信，而列宁在党的干部中具有威信。列宁的政治观念顺应了革命的实际发展要求并被新的事件所强化。这些革命的有利因素在革命形势中，换言之，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创造了一次次奇迹。党迅速调整它的政策与列宁的观念相符，与革命的实际进程相符。由于这些调整，党获得了成千上万先进工人的坚定支持。在几个月内，通过将自身立足于革命的发展之上，党能够用它的正确口号来说服大多数的工人并组织成苏维埃，他们反过来又能够吸引士兵和农民。 这种动态的、辩证的过程怎么能够用这种无产阶级成熟或不成熟的公式来探讨？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2月或3月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宁。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为了能让列宁的口号找到其通往群众的道路，必须要有骨子分子的存在，尽管刚开始人数不多；骨干分子要有信心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信心来自于过去的全部经验。无视这些元素就会轻易地忽视鲜活生动的革命，而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力量关系”来代替它，因为革命的发展恰恰就是由此组成的：在无产阶级意识转变的影响下力量关系不停地迅速地改变着，落后的阶层被吸引至先进的阶层，阶级的自信随着其力量的强大而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党，正如在党的机构里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它的领导层。在革命时代里领导层的角色和责任是至关重要的。 “成熟”的相对性十月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成熟”的一次严谨证明。但这种成熟是相对的。几年后，同样是这个无产阶级容许了从它的队伍中爬上来的官僚对革命的扼杀。胜利根本不是无产阶级“成熟”之果实。胜利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在革命危机条件下，有必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动员群众，并以此为起点推动他们前进到“成熟”的特定阶段，这样才能让群众认识到敌人绝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们已经被矛盾撕裂成碎片，在它们威风凛凛的背后充满着恐慌。反过来，如果布尔什维克未能执行好这一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根本就谈不上。苏维埃也将会被反革命所镇压，然后所有国家中的可鄙的智者将在他们所写的文章和书籍中定下这样的基调：只有空想分子才觉得能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太少了，而且不成熟。 农民的辅助作用同样智者们认为农民“缺乏独立”的提法也是抽象、迂腐和错误的。我们的这些智者何时何地曾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提出过独立的革命纲领或有独立的革命能力？农民在革命中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但仅是辅助作用。 在许多地方西班牙的农民行动大胆，战斗勇敢。但要唤醒全体农民群众，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反抗资产阶级的起义，使农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但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主动性每一步都被它自己的组织所遏制。 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缺乏独立自主的”农民，在历史事变中这些既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基本的要素。阶级意识的基础是阶级自身，包括他们的数量和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阶级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系统，这个生产系统反过来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那么为什么不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是由低级的技术水平决定的呢？ 个人的作用我们的作者用机械决定论来代替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条件。因此轻蔑地嘲笑个人的作用是好的和坏的。历史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但阶级并不能自动且同时地施展他们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创造各种各样的起着重要且独立作用的机构，这些机构易发生变形。这同样也为个人在历史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基础。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自然有其客观原因，但只有持“决定论”的愚蠢学究们才会否认希特勒在今天的巨大历史作用。1917年4月3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及时地改变了党而且使得它能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我们的智者或许会说，要是列宁在1917年初死在国外，十月革命“还是”会发生的。但情况并不是如此。列宁代表了历史过程的活跃元素之一。他是无产阶级最活跃群体经验和洞察力的人格化。为了动员先锋队以及为它提供团结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机会，列宁及时地出现在革命的舞台上是必要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政治领导层能变成一个决定性因素，有如战争的关键时刻总司令的作用。历史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否则，为什么需要领导？为什么需要党？为什么需要纲领？为什么需要理论斗争？ 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但，为什么，”作者如我们已听到的那般问道：“离开他们先前领袖的革命群众会鬼使神差般地集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作者错误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革命群众并没有离开了他们先前的所有领袖。之前与特定组织有联系的工人们在观望和查验阶段时，他们会继续依附这个组织。工人一般不会轻易地与唤醒他们意识的党决裂的。此外，人民阵线内的互相庇护也迷惑了他们：只要大家都赞同的，就一定是对的。由于共产国际是唯一一个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派，而且大家都认为他还能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刚刚进入政治生活而无经验的革命群众自然就转向共产国际。此外，共产国际是人民阵线理念最热心的拥护者；这鼓舞了那些没有经验的工人阶级的信心。在人民阵线内，共产国际又是资产阶级革命最热心的拥护者；这就鼓舞了小资产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的信心。这才是群众“集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的原因。 我们的作者将上述事实描绘成好像无产阶级在一个备货充足的鞋店里挑选一双新靴子，甚至这种简单的操作，众所周知，也并不总是成功的。至于新的领导，选择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广大群众只有逐步地、在他们自己经历过几个阶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确信新的领导层与旧的比较起来，更为坚定，更为可靠，对群众更为忠诚。诚然，在一场革命期间，即当事件瞬息万变时，一个弱小的党，如果能够对革命进程有透彻的理解，而且拥有一支不满足于现状、不畏惧迫害的坚定的干部队伍，它就能够快速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党。但这样的一个党必须在革命之前建立，因为教育干部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革命耽误不起这个时间。 POUM的变节行为POUM是西班牙所有其他政党中的左派，毫无疑问，党内包含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元素，起先它是坚决不与无政府主义有牵扯的。但正是这个党在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致命的角色。它不可能变成一个群众党，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推翻旧的党派，然而只有通过不可调和的斗争，通过无情地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性，才有可能推翻它们。 但当POUM批评旧党时，它又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听命于它们。它参加了“人民”选举；加入了消灭工人委员会的政府；努力进行重组政府联盟的工作；屡次屈从于无政府主义的领导；执行与此相关的错误的工会政策；面对1937年五月起义持一种优柔寡断的、不革命的态度。从一般决定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有可能认为POUM的政策不是偶然的。世上一切事皆有其因。然而，引起POUM中间路线（Centrism）的一系列原因决不仅仅是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状况的一个反映。两个因果关系彼此靠近成一个角度，在某一时刻发生敌对的冲突。 要解释为什么POUM在政治及心理层次上会以中间路线党的姿态展现出来，可能要考虑到先前的国际经验，莫斯科的影响，多次失败的影响等。但这并不会改变它中间路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这一事实：中间路线党将必然充当革命的制动器，每次它必会撞碎自己的脑袋，并把革命引向崩溃。它也改变不了加泰罗尼亚的群众比POUM更为革命，而反过来POUM的党员又比它的领导更为革命的这一事实。在这些条件下，政治破产者们经常会通过纯粹的骗术，将错误政策的责任推卸到“不成熟”的群众身上。 领导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被歪曲的，西班牙群众失败的责任被推卸到工人身上，而不是那些麻痹或镇压群众革命运动的政党们。于是，为了逃避领导层自己需承担的责任，POUM的辩护士将其领导层应当承担的责任简单地加以否定。这种软弱无力的哲学，试图将失败解说成宇宙发展链中的必然环节，完全不会提出且拒绝提出像纲领、政党、个人这些具体因素应该为失败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这种宿命论及鸵鸟式哲学与作为革命行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内战是一个过程，其中的政治任务是通过军事的方法得到解决的。要是战争的结果由“阶级力量的状况”来的决定的话，那么战争本身就是多余的。战争有它自身的组织，它自身的政策，它自身的方法，它的领导，来决定其命运。自然，“阶级力量的状况”是所有其它政治因素的基础；但正像一幢建筑物的地基不会降低墙壁、门窗、屋顶的重要性一样，所以“阶级状况”不会使党、党的策略、党的领导重要性削弱。借助于将具体化为抽象，我们的这些智者实际上在中途停顿了。问题的最“深刻”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宣布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导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这样一个解答易于被任何蠢人接受。 通过将党和领导的意义降低至零，这些智者在总体上就否认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根本没有理由期待状况会更为有利。资本主义已止步不前，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没有增加，相反失业大军在壮大，它并没有增加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反而是降低它，而且对其阶级意识也有负面影响。同样没有理由相信在资本主义政权下农民能达到较高的革命意识。我们的作者分析的结论是如此彻底的悲观，远离了革命的前途。必须指出——为了公正地评价他们——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在说些什么。 事实上，他们对群众的意识提出的要求是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在革命形势下，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已付出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大贡献。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些数百万的群众。 Que Faire只不过代表了那些小学派，或宗教团体或牧师之一族，他们被阶级斗争的进程吓着了，于是躲在角落里出版一本小杂志和他们自己的理论练习曲远离了革命思想实际发展，更不用说群众运动了。 西班牙革命的镇压西班牙无产阶级成了由帝国主义者、西班牙共和主义者、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左翼的POUM所组成的联盟的牺牲品。当西班牙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这个联盟一致起来镇压。对付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容易的。除了无情的镇压，屠杀先锋党，处决领导人等，还没有人已设想出其他更好的方法。POUM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一方面，它想参加共和政府，想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派加入执政党联盟；而另一方面，每当不可调和的内战问题出现的时候，POUM还想要维系一种和平的同志式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POUM成为自己矛盾政策的牺牲品。 统治集团中最为一贯的政策是由斯大林分子执行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反革命的急先锋。他们想排挤走法西斯，来向西班牙和世界上的资产阶级证明自身能在“民主”的旗帜下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他们政策的要旨。今日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破产者们正试图将责任推卸到格伯乌（GPU）头上。我希望我们不要被猜疑为宽恕格伯乌的罪行。但我们洞若观火并告诉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格伯乌仅作为服务于人民阵线的最坚决的特遣小分队。格伯乌的力量就在此处，斯大林的历史性角色也在此处。只有无知的庸人才能对关于首领撒旦的愚蠢笑话置之不理。 这些先生们甚至还不用为革命的社会性质问题而烦恼。莫斯科的仆从们，为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宣布西班牙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建立在这种欺骗之上的是人民阵线的叛卖政策，即使西班牙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些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但从一开始，革命就生动展现出比1917年俄国革命更多的无产阶级特性。关于POUM领导的问题，今天坐着的先生们认为安德烈•宁的政策过于极左，认为真正正确的事是保留了人民阵线中的左翼队伍。真正不幸的在于，拥有列宁和十月革命权威的宁不能下决心与人民阵线决裂。 塞尔吉（Victor Serge ）急于用一种对这个严肃问题的轻佻态度来打圆场，他写道，宁不想屈服于来自奥斯陆或科约阿坎的同志。一个严肃的人会在革命的阶级内容问题上去散布一些小道消息吗？Que Faire的智者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们不了解问题本身。真正有意义的事实是 “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权力机关，掌管了企业，力图调节生产，而POUM尽其所能设法阻止与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决裂，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不少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联合进攻并扼杀了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琐事”显然只是“老古董”代表的兴趣所在。Que Faire的智者们反而自以为拥有一种特殊的装置，它能测量无产阶级的成熟度以及独立于所有革命阶级政策问题之外的力量关系。 注：维克特•塞尔吉（Victor Serge，1890-1947），出生于比利时，父母是俄国人。年轻时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而被判处五年监禁。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他转到布尔什维主义，搬到苏联，在共产国际中工作。作为左派反对派而被捕，1928年获得自由，1933年再次被捕。由于法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一个运动，他被释放，1936年获得允许离开法国。他很快对第四国际运动发生歧见，尤其是关于POUM与左派的问题（见托洛茨基著作《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中托洛茨基与他的通信）。他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和小说，包括《从列宁到斯大林》，《我们政权的诞生》，《一个革命者的回忆》以及《二十年之后的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