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日记（摘录） （1937年1月7日） 不管纯粹的唯心主义信徒说些什么，道德毕竟是社会利益的反映，因而也就是政治的反映。布尔什维主义可能曾经对待敌人残酷无情，但它始终客观地说明事物的实情。人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想要干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向群众隐瞒什么。正是在这个中心点上，目前在苏联进行统治的派别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斯大林及其同事不仅不敢大声说出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甚至不敢把他们所做的事想到底。官僚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福利说成是人民的政权和福利。统治派别的全部思想都浸透了伪善。为了掩饰每走一步都要显露出来的言论和行动之间、政纲和实际做法之间、现今和过去之间的种种矛盾，官僚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伪造事实的工厂。由于感觉到自己在道德上的地位摇摇欲坠，又十分害怕群众，官僚对于试图把批评的光荣聚焦到他们的特权制度上的任何人都恨之入骨。斯大林寡头统治集团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和诽谤当作自卫的最重要手段。由于长期以来动用了无所不包的诽谤手段（遍及一切政治主张、公务职能、家庭关系和私人交往），迫使人们不得不走上自杀、精神失常、意志沮丧、背叛原则的道路。在实施诽谤和迫害方面，联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共产国际配合默契。这个系统的中心便是斯大林办公室。莫斯科审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精心策划的。 一名多年涉足共产国际事务的挪威老社会党人士ш．曾向我说起，当他在莫斯科驻留期间（也许是在克里木），共产国际报刊掀起了一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宣传运动。对于这一事件的政治动因，他只能猜测。ш．说：“我的最初反应是纯粹生理上的：突然呕吐发作，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同共产国际宣告决裂。”这个挪威人回挪威了。但受贬黜的苏联公民则无处可去。从法西斯国家逃出的大量侨民处于此种境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把他们看做自己耍弄各种阴谋的原料。 在西方，对最近13年来苏联究竟有多少反对整个左翼反对派，特别是具体及对本文作者的书籍文章，人们并没有哪怕近似的概念。数以万计的报刊文章印了几千万份，难以计数的攻击性演说都有速记记录稿流传，普及性小册子印数高达几百万册，大部头的书籍日复一日地散布着由数以千计的丧失良知、缺乏主见和毫无想象力的雇佣文人炮制出来的最卑劣无耻的谎言。当我们被拘留期间，我们偶尔几次收听到莫斯科的广播演说（经过几番犹豫和拖延，社会党政府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们在我们受拘留的住所拥有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其中说：托洛茨基想推翻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并消灭苏联的领袖们，以便保证希特勒在未来的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演说者”单调平淡而又令人厌恶的声音在几分钟内毒化了我们房间的气氛。我看了看妻子：她脸上是无比的厌恶；不是“憎恨”，不是，而是厌恶。我转了一下旋钮，扼住了演说者的喉咙。在桑德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潇洒自在。而在苏联呢？共产国际的外国报刊是按照莫斯科《真理报》的意旨定调的，而且，如果力量允许，还要力求超过它。在1935年1月就基洛夫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时，在起诉书中不经意地提到（没有结论性的话），某领事曾向尼古拉耶夫［注：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编注］要过一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此后斯大林在西方的主要机关刊物《人道报》就宣称：“托洛茨基的双手沾满了基洛夫的鲜血。”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杜克洛，现今是众议院副主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文字间谍。《真理报》在那些日子里还是相当小心谨慎的：关于拉脱维亚领事的话题曾经烫伤过手指……在挪威的纳粹分子袭击了我的住所以后，还是这家《人道报》以奥斯陆电的形式报道说，挪威政府开始对我进行侦查，因为查明我同夜间对我进行访问的法西斯分子有联系。我只是顺手举出一些例子，看来还不是最鲜明的例子。肮脏不堪的谎言浊浪一直持续了12年以上，直到转而采取莫斯科司法审判的形式，而这又是败坏我们星球声誉的所有审判中最为背信弃义、最为卑劣无耻的一次审判。 法国的“人权联盟”决定就莫斯科审判发表权威性的评论。它成立了一个几乎全部由资产阶级的“苏联之友”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委托律师罗森马尔克提出报告。我不知道这方面他有哪些材料。有人写信告诉我，这是一位民事方面的名律师。他的报告是丹尼斯自诺维尔·普里特报告的第三版。人权联盟匆忙地把罗森马尔克（这个法律上极端愚蠢和政治弄虚作假的高度典型！）的报告作为自己的正式版本刊印了出来。啊！当然，只是作为报告人的个人意见，但是却对他奉上了大量的恭维话。调查刚刚才要开始，至于如何进行、限于何种范围和用何种速度进行，都不得而知。而只是为了表示对苏联“友好”，就出笼了这样一份可耻的文件。罗森马尔克直截了当地写道，若在任何别的国家，托洛茨基必定被缺席判处死刑了，而莫斯科法庭“仅仅”决定一旦托洛茨基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即将其逮捕而已……这个资产阶级商人认为，这样一来我与盖世太保勾结进行的“恐怖”活动的罪行就算得到了证实。感到奇怪吗？如果查阅一下1917年和下一年的法国出版物，那就不难知道，所有这些罗森马尔克当时就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由此可见，法国的民主主义爱国者继续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只是1917年他们同沙皇外交官，同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一起反对我们，而现在则是作为斯大林、雅戈达和维辛斯基的正式“朋友”反对我们…… “人权联盟”当然（从右面）向人民阵线及其政府靠拢。在这方面不妨提醒一下，当达拉第政府于1933年向我提供避难权时，共产国际的全部报刊，当时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刊，大声疾呼道，我去法国是为了帮助达拉第和布鲁姆最终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干涉。认为莱昂·布鲁姆是对苏维埃国家实施军事进攻的积极组织者之一的看法，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得到证实的：莱昂·布鲁姆当时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朋友，更不是“亲爱的同志”（见《人道报》），而不过就是一个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时代在变化，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借口也随之在改变。 国家政治保卫局漫不经心地安排审判，显然是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至少忽视了我和我的儿子有可能来得及对莫斯科闹剧中涉及我们在国外的生活和活动的那一部分给予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还在审判进行之时，我就通过挪威电报局批驳了两名重要证人即戈尔茨曼和奥利贝尔格的证词。这以后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在即将离开挪威之前我得到来自巴黎的消息说，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部长的档案中找到了我妻子给当时的部长埃里奥的电报和埃里奥给法国驻柏林领事的电报——指示给我们的儿子进入法国的签证，以便在我们于1932年12月从丹麦回来时同我们会面。这两份电报加上儿子护照上的签证——即使没有有几十名证人的证词，也能完全、彻底和充分地驳斥戈尔茨曼关于我儿子在哥本哈根“布里斯托尔”旅馆（自1917年起已不存在）遇到他并带他同我见面的证词。戈尔茨曼的例子特别鲜明有力而且无可批驳地表明，被告们为了满足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需要而撒谎到自己头上，目的只是为了把我牵扯到案子中去。既然戈尔茨曼的证词如此这般，那么凭什么说其他被告的证词就一定会好些呢？ 它们确实并不好一些。奥利贝尔格的供词由于本身前后矛盾引起一片哗然，此外又被准确无误的文件和无懈可击的证词批驳得体无完肤。几十名证人坚持不懈地为我在哥本哈根停留一周的情况进行了辩护，宣誓证明当时访问我的人中（访问者的名单已准确认定）既没有别尔曼，也没有弗里茨·达维德。对共产国际这两名间谍的证词进行粗浅的分析便可以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虽然十分小心谨慎，但确是在撒谎。几十种经过确认的和有文件为据的次要情况也补充说明，对于审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整个“哥本哈根”那一章根本不能成立。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雷采尔的证词（关于化学信件的事）一碰到“技术”评析就站不住脚了，而且与其他被告的供词直接矛盾。斯米尔诺夫的“供词”，尽管在正式的报告中已被卑鄙地加以删减和以伪造的手法作了“概括”，还是提供了这位诚实真挚的老革命家同自己本人，以及同所有的宗教裁判官的悲壮斗争的相当鲜明的情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认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但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这是一些鼓动性的演说和外交照会，但不是生动真实的认证文件。而恰恰又正是这一点使它们露出了破绽。而且还不只是这一点。只要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36年8月的供词和他们自己1935年1月的供词，以及他们以前的（自1927年12月起的）所有供词和检讨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在9年长的时间内屈膝投降、自我作践和消沉沮丧的绝无仅有的那种几何级数似的变化轨迹。如果用这个悲剧性变化的数学系数加以分析，那么16人审判案中的供词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为某一个长链中在数学上必不可少的最终的一个环节…… 对于诉状中事实方面的整个分析和批判工作已经进行，一部分已经公诸于众（列·谢多夫、B．谢尔日的若干小册子，一批文章等）。所有这些材料用来要求组织反审判已经绰绰有余了。一个有权威的，公正无私的，能够在完全独立条件下开展活动的调查委员会，即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共产国际进行抵抗，也能够对莫斯科审判的所有组成部分，也即斯大林捏造阴谋的每一部分，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我们一定能够促成这样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就是现在世界各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其声誉无可指责的著名活动家，在为这一项任务而工作着。在这个未来的委员会面前，我们不会空手面对。我们绝对不想低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力量。对于莫斯科的“领袖”来说，这是一笔价值过大的赌注，因此他们将不惜动用最为致命的手段（抢走我在巴黎的档案材料只不过是锋芒小试），来妨碍我们揭露真相。他们还会从肉体上妨碍我们中的某一些人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在这方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则是处于邪恶力量的高峰。但是，即使采用从肉体上消灭幸存于世的“被告”的办法，也仍然无助于莫斯科的博尔贾家族。问题已经公开提到世界论坛面前。增加一、二宗暗杀事件只会使工人组织的社会舆论和所有正直人们的良知受到更加深重的震撼。调查离开一些人手，又会有别的人用手接住。对斯大林及其一伙的审判一定会进行到底！ 我不想用这几页旅途日记来取代调查，我只是想为调查提出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引论。所有我写在这几页上的仓促的，也许过于仓促的文字，都是与我的整个一生，与我每天的思想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我自己都难以判断，其中某一种看法对于读者有多少说服力。至少，我是在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些进行独立分析的哪怕只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线索。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3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