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工人国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1935年2月1日）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 1935年2月1日 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外交政策，在其两个方面的管道——居主要地位的外交管道和居附属地位的共产国际——采取了截然的转向，就是投向国际联盟，保持现状，与改良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结成联线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内的政策也转而朝向市场和“富裕的集体农民”。对反对派及半反对派团体以至最无批判性的个别分子的最新一轮的攻击势头，还有党新近的大规模清算行动的目的，都是让斯大林肆无忌惮地走上右倾的路向。目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回复到过去的固有路线上（把一切寄托在富农身上，与国民党及英俄委员会结成同盟等等），只是这一次的规模更加浩大，条件也是无比艰巨得多。这个路线将把苏联领往什么方向？“热月”一词再次不绝于耳。不幸的是，这个词被用成了陈词滥调，已经丧失掉它的具体含义；要界定斯大林主义官僚目下正在经过的这个阶段，或是它正在准备的大灾难，这个词语显然是已经不敷应用，无法做这个界定了。我们必须首先确立起我们的术语。 昔日就“热月”的争论“热月”的问题，是和苏联左派反对派的历史紧密相联的。要在今天确定是谁首先用上热月这个历史比拟词，实在不容易。无论如何，1926年时就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大致如下：“民主集中制派”团体（V．M．斯米尔诺夫，沙普伦诺夫等人在流放期间被斯大林被追逐致死）宣布：“热月是个既定的事实！”接受不什尔维克-列宁派——左派反对派——主张的人士明确地否定了这个论断。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事实证明是谁正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确立各个团体对“热月”的含义的理解。有关于历史的模拟，允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正因这样，历史模拟往往容易被人滥用。 老布尔什维克学派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已故的V．M．斯米尔诺夫认为，工业化之堕后，富农和新经济人（新资产阶级）的生长，新经济人和官僚层的联系，最后是党的堕落，这一切发展到了如此深的程度，使得苏联不通过一场新的革命就无法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已经丧失权力。随着左派反对派的粉碎，官僚开始表示有意恢复资产阶级的政体。十月革命的基本成果已经荡然无存。上述就是“民主集中制派”的立场的精粹。 左派反对派则认为，尽管国内无疑已经有双重政权在萌芽，但从这些元素过渡到资产阶级霸权之间，除了通过反革命颠覆之外，不可能经由其它手段来发生。官僚机构诚然是已经和新经济人和富农联系起来，但其主要根须仍然在工人阶级之间扩展。官僚在进行打击、反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其时，背后无疑拖拽着有着新经济人和富农形状的沉重尾巴。但这条尾巴不久将会对它的头颅，也即是执政的官僚发出攻击。在官僚队伍里必然要发生新的分裂。中间派官僚的基本核心在面临反革命颠覆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将会向工人阶级寻求支持，以打击日益增长的农村资产阶级。冲突的结果仍远未到胜负已有定案的时候。要把十月革命埋葬，尚言之过早。粉碎左派反对派带动了“热月”的工作，可是“热月”仍然不曾发生。 为了让布-列派的立场的正确性从所有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展现出来，我们只需要在继后的事态发展的光照下，对1926年至1927年的争论要点作出准确的回顾便可以了。早在1927年，富农通过拒绝提供集中在他们手中的面包，向官僚施予一击。1928年，官僚层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右派主张向富农作更多让步。至于中间派，他们拿了与右派连手合力粉碎左派反对派的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在工人阶级之中寻得支持，把右派打垮，并且走上工业化乃至集体化的道路。在付出了无数不必要的代价之后，终于挽救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布列派的论断（更正确地说，是布列派论断的“最适度的变体”）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这一点上今天是不会有任何争议的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非通过恢复私有财产的方式进行，而却是通过计划管理方式在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这项事实在世界历史方面的重大意义，只有政治上盲从的人才会毫不知情。 热月的真正意义时至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必须承认，热月这个模拟毋宁是把问题搞浑而不是澄清。1794年的热月在国民公会中产生了权力的转变，权力从一部分胜利的“人民”中转到其它阶层，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热月是反革命的吗？对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给“反革命”这个概念的意义在特定情况中的范围有多宽。1789年到1793年的社会颠覆的特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本质上，它不过是用“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替代固定的封建财产。“对应”这场革命的反革命，必会重新获得封建性质。但热月甚至没有任何企图走上这个方向。罗伯斯庇尔向中层资产阶级的执政团手工业者寻求支持；波拿巴则与银行界结盟。可是，所有这些转向——它们诚然不仅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并且也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俱是在崭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崭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发生的。 热月是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运行的反动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这是反动道路上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恢复旧有的财产形式，或是恢复从前的统治等级权力，而是在胜利的“第三等级”的不同部门之间瓜分新生的社会政体的成果。资产阶级吞占了越来越多的财产和权力（不论是直接地，实时地，或是通过特别的代理人像波拿巴特而吞占），毫无意思去反对革命的社会成果；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孜孜以求的是把财产和权力巩固起来，组织起来，予以稳定。拿破仑守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其中也包括农民的财产，以防范“乱民”或被褫夺了财产的财主的诉求。封建的欧洲把拿破仑视为活生生的革命体现，对他恨之入骨，按照它的标准，它是正确的。 对苏联作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今天的苏联无疑与列宁在1917年描绘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类型，没有几分相似之处（没有常设的官僚或没有常设的军队，群众在不论何时，“不论对谁”皆有权撤换所有当选官员，并且有权对他们予以积极管制，等等）。官僚统据全国，以及斯大林统据全体官僚，已差不多达到极致。但从这里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一些人，他们会说，既然这个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实在的国家与理想中先设的规范互不对应，所以他们便掉身不顾好了。这是政治势利眼，在和平主义者，民主人士，自由意志论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间，一般的极左派圈子中屡见不爽。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会说，既然这个国家经由无产阶级革命而生，所以任何对她的批评都是亵渎和反革命。这是伪善者的论调；在这声音背后往往隐藏着那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中的若干集团，或是埋藏着工人官僚的若干集团的直接物质利益。上述两类人——那些政治势利眼和政治伪善者——根据个人的境遇而随时能够对调。我们且不必管他们也罢。 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当前的苏联和苏维埃国家先设标准明显的不相近；可是，且让我们探索我们在制定纲领性的标准时未能预见到的东西吧。此外，我们还要分析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对工人国家造成扭曲；要再一次检视，这些扭曲是否有延伸到国家的经济基础方面去；也就是说，去看无产阶级革命得来的基本社会成果是否得到保存，如果这些都被保存下来，那么，就让我们找出那些成果是朝着哪个方向发生改变；我们并且要找出，在苏联和全世界范围内，是否具有可能促进和加快进步性的发展趋势的因素，以压倒反动的因素。像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态度不会为懒惰的脑袋带来现成的答案，虽说那却是他们最甘之如饴的。不过，持这种态度所得到的回报，是能够免于受到势利和伪善的磨擦，并且还存在着对苏联命运发挥积极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民主集中制”团体在1926年宣布工人国家已被肃清其时，显然是把仍然活着的革命埋葬。和这个立场鲜明对照的是，左派反对派为苏维埃政权制定出一套改革方案。斯大林主义官僚之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为了守卫自身，牢固树立这个特权阶层，因而把左派反对派捣个粉碎。可是，就在斯大林主义官僚为自保地位而作斗争的时候，它发现自己被迫采取左派反对派纲领内的所有措施，因为唯有所有那些措施才有可能拯救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基础。这是无价的政治教训啊！这则教训显示了特定历史条件——农民的落后性，无产阶级的困乏和缺乏西方的决定性支持——是怎样为革命的“第二章”作出准备；革命这“第二章”的特点，是由保守的国家官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进行镇压，粉碎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而表现出来。但是，就在这同一个例子里，显示了革命的“第一章”即使受到“第二章”的胜利者的恣意践踏，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怎样的使马克思主义团体从这样的发展中取得成果。 肤浅的唯心论者那种在现成的规范下运作、把活生生的发展过程机械地套入自己那一套标准的思想模式，会很容易使人的热情虚脱。只有教导人们从所有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各种内部力量的冲突之间做观察的辩证唯物法，才可以赋予思想和行动所必要的坚定。 无产阶级专政和官僚专政我们在之前的多篇著作中，已经确立了这个事实：苏维埃社会虽然有着很多经济成就——这是由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决定的——它完全保留了一个互相矛盾的过渡性质；而且，从它的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性和官僚具有的特权来衡量，这个社会仍然更为接近资本主义的政体，而非未来的共产主义。 同时，我们也确定了另一个事实：即苏维埃国家虽然有万恶的官僚堕落，但只要她一天仍是在生产数据国有化的基础上保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便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而且，正是在生产数据国有化的基础上，她为贫苦大众在通过社会不平等肃清之后而达致真正的解放提供了条件。 谁要是对这两个基本前题不予深思和接受，谁要是总的来说没有研究布-列派自1923年以来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献，便有失去对每宗新的事件抓得要领的风险，同时也有摒弃马克思主义分析而陷入怨艾尤人的风险。 苏维埃（说反苏维埃会是更为正确）官僚主义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社会矛盾（这两种矛盾并不是对等的），民族共和国和地区之间的社会矛盾，农民不同群体之间，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之间，和最后是苏维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它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种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在所有关系都以金钱来计算的今天，经济性的矛盾带着非比寻常的尖锐性走到最前列。 官僚层把自身凌驾在贫苦大众之上，对这些矛盾做出调节，利用这种调节功能以巩固它的控制。官僚以其不受控制、自把自为、目空一切而积累了更多新的矛盾。官僚借助新的矛盾而制造了官僚专制主义的政权。 官僚层内部本身的矛盾造成了拣摘参谋部要员的政体；在特选的任命中所需要的纪律形成了寡头统治，乃至对战无不胜的领袖的个人崇拜。这同一个政体推广至工厂，集体农庄，大学和政府之内;领袖担当其忠心耿耿的军队的首脑；众人则追随领袖，处处唯命。斯大林按其本性，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群众的领袖；他是众官僚“领袖”的领袖，是他们的尽致，他们的化身。 经济任务越趋复杂，人民的要求和涉及的利益更多，则官僚政体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便更形尖锐，官僚为了保存地位所作的斗争便更为粗暴，更加玩世不恭地诉诸暴力，欺诈和贿赂。 政治政体面对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不断恶化——这个昭然若揭的事实有以下的解释：在极大程度上，凡压迫，迫害和镇压在现时不是用来保卫国家，而是用来保卫官僚的统治和特权。这就是日甚一日地需要用欺诈和各种各样手段的大混合来把压迫掩饰起来的原因。 “像这样的国家，能称得上是工人国家吗？”各种道学家，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性”的势利小人嗤之以鼻地说。另一些较为谨慎的人则作出如下表达：“分析到底，这或许是个工人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荡然无存了。眼前这个是处在官僚专政下的堕落工人国家。”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去重新展开全面的争论。在有关我们立场倾向的文献和正式文件里，就此问题必须发言之处已经全部论到。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人试图对布-列派的立场作出驳斥，纠正或补充。 我们在此仅限于讨论这个问题：能够把官僚在事实上的独裁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吗？ 专政这个词有时会用于限定的政治意义方面，而有时会用于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方面，这个事实使得给该术语作界定产生困难。我们会说“墨索里尼的专制”，并在同一时间，又会声言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金融资本的工具。哪一方面是正确的呢？两者都正确，但正确的层面不同。说全部的行政权力都集中于墨索里尼一身，这是无可争议的了。然而，国家全部活动的实际内容是由金融资本的利益来支配主使，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其专政）可以有甚为迥异的政治形式。从中世纪到现代，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的经验已经足够把这社会学的同一条规律引伸开来——在附以所有必要的变更之下——适用到无产阶级专政。从征服政权到工人国家消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时期里，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和方法，有可能变化多端，视乎内外阶级斗争的路向而变易。 因此，斯大林当今的统治和革命初年的苏维埃统治绝无相似之处。一个政权之取代另一个政权并非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措施，通过由官僚向无产阶级先锋队发起的多次小型内战而发生。历史分析到最后，是社会矛盾的压力令苏联的外交爆裂。官僚层利用了社会矛盾而从群众组织的手中抢夺了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官僚专政，甚至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专政。可是，仅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那些生产关系决定着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官僚的篡权才有可能发生，才有可能维系自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有充分的理由说，无产阶级专政从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达。 必须修正历史模拟，予以纠正在俄罗斯反对派和国际反对派内部的争论里，我们对热月的有条件的理解，乃热月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目标是反对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尽管在过去，论战的内容，并没有受到这种理解的干扰，然而，历史模拟日益被加上与现实无关的，纯粹是条件性的属性，而对苏维埃国家的最新演变需要作分析，这个需要同条件性的属性发生的矛盾日益增加。只消提出这个事实便够了：我们自己经常谈论——而这是有着充足理由的——斯大林的公民表决式政权或波拿巴主义政权。然而法国的波拿巴主义是尾随热月而至的。我们要是留在历史模拟的框架内，便必须自问这个问题：既然仍未发生苏维埃的“热月”，那么波拿巴主义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在毋须对以前的评估做本质上的改变之际——那是毫无必要的——必须彻底修正这项历史模拟。这么一来，将有助我们在更近的距离上观看某些旧有的事实，对某些新的表征则有更佳的理解。 热月9日的政变并没有肃清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战果，但确实把权力转移往资产阶级社会较为富庶的分子，那些更为温和保守的雅各布宾派的手中。人们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对苏维埃革命在很久以前发生之右转视而不见；这个转向全然类似于热月[热月反动]，尽管节奏上较为缓慢，在形式上有更多伪装。苏联官僚对付左派的阴谋在最初阶段之所以能够保有相当“干净利落”的特性，乃由于在执行方面，这场阴谋本身比即兴发生的热月9日更为有计划和彻底得多。 从社会方面来说，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为单一，然而无产阶级内部自有着整一系列的层分级别；夺取政权后，在官僚和工人贵族与权力挂钩逐渐成形的期间里，表现得分外明显。在最直接、最实时的意义上，捣碎左派反对派就意味着权力从革命先锋队手中移交到较为保守的官僚和工人阶级最上层的手中。1924年这一年，就是苏维埃热月展开的一年。 当然，问题涉及历史的类同性，而非历史的一致性；社会结构和时代上的差异是历史模拟的局限性。但这个特定的模拟不是表面上的，也不是出于偶然：是革命与反革命时期内阶级斗争的高度紧张决定着这个特定的历史模拟。在法国和苏联这两个例子里，官僚层俱是凌驾在令新政体得保胜利的平民民主的背上。雅各布宾俱乐部被逐渐绞杀。1793年的革命者战死战场；他们成为外交人员、将领；他们在压迫重槌之下倒下……或转入地下。继之而起的是另外一些雅各布宾党人，他们成功地摇身变为拿破仑的宪兵。这批人当中，充斥着为数愈来愈多的旧有党派的变节者，昔日的贵族以及粗鄙的野心家。至于俄国方面吗？是同一帧的堕落图像，只不过幅员更浩大，背景更成熟，由最先是苏维埃狂热的棍子和党棍，逐渐过渡到凭借“至为热爱的领袖”而巧取豪夺的各级书记，在130-140年后再扮演一次。 在法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致令波拿巴主义热月政权得到长时间的稳定。幸运者，掠夺者，官僚的亲戚和盟友鱼肉自肥。幻灭的群众听命屈从。 国有化生产力从1923年开始，令苏维埃官僚出人意料的飞升，为官僚层的稳定创造了必要的经济前提。经济生活的兴旺为积极能干的组织者、机关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充沛活力提供了出处。这批人的物质地位和道德地位迅速得到改善。与统治圈的顶层密切相系的一个广泛的特权阶层创立起来了。劳苦大众要么生活于期望，要么陷入漠不关心。 企图把俄国革命的不同阶段，逐一套入法国临近十八世纪末时发生的相若事件，是迂腐的做法。可是苏维埃现行的政权和法国第一执政[1799-1804]时候的政体，尤其第一帝国临近之时的执政府末期的政体的相似性，确实醒人耳目。尽管斯大林缺乏胜利的神采，他在组织一个阿谀奉承者的政体方面，无论如何都超过波拿巴一世而无不及。斯大林那种权力，只能借着把党，苏维埃，以致工人阶级整体绞杀，才能获得。斯大林所凭借的官僚层，同一个既成的民族革命结果有物质上的联结，但这个官僚层和发展中的国际革命毫无联系。今时的苏维埃机关人员之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差别，就和拿破仑治下的将军和宪兵之与革命的雅各布宾派的差别一样，全无二致。 热月党人和雅各布宾人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最近向英国工会人士成员的一个代表团，解释斯大林派对“反革命”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审判的必要性和理据。这个惊人的插曲——不过是成千上万宗插曲的区区一件——立刻把我们带入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分子都是些什么人。不论他们犯过多少错误，有过多少摇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是“职业革命家”式的代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注进他们的血液中去。迈斯基是何许人呢？此人是孟什维克右派，在1918年与他所属的党破裂，好让自己空出身来，以便在白军高尔察克的庇护下，有机会到跨乌拉尔地区白党政府里当个部长。就在高尔察克被歼灭之后，迈斯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掉过脸来朝向苏维埃。对于这一号人，列宁——我与他一道——最不信任，更不必说嗤之以鼻了。现在跻身大使行列的迈斯基，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致力于煽动军事进犯，以图恢复资本主义——迈斯基本人曾经用内战的手段来攻击我们，以保卫那个资本主义。 现今驻美国的苏维埃大使，A．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年青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不久之后脱离了党；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爱国者；在1917年时是孟什维克派。十月革命其时，他是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进行非法斗争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左派反对派被镇压后，他加入了斯大林派的党——更正确的说，是加入了外交使节的工作。 苏维埃驻巴黎大使波坦京，在十月革命时期是个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教授；他是在革命胜利后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前苏维埃驻柏林大使欣丘克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以孟什维克的身份，联同了苏维埃现时的财务人民委员、当时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格里尼科一起，参加了反革命的‘拯救祖国和革命莫斯科委员会’。替代欣丘克出任柏林大使的苏里茨，曾是苏维埃第一主席、孟什维克党人寄赫伊泽的政治书记；苏理茨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才参加布尔什维克。至于其它使节，几乎全部都是这一类人；与此同时，受任命的国外人员都是最可靠的人——尤其在有过贝塞杜夫斯基、季米特耶夫斯基、阿加具可夫等人的经验之后，更是这样。 不久前，全世界报章刊登了多则有关苏联黄金开采业的重大成就的消息，这些消息还提到金矿业的组织者、工程师谢列布罗夫斯基。在今天可以和杜兰蒂和路易•菲舍尔作为官僚最上层部分的官方发言人方面争领风骚的“时代报”驻莫斯科记者，尤其费尽心机的强调谢列布罗夫斯基从1903年开始，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是“老近卫军”的一员这个事实。而这是谢列布罗夫斯基的党员证实实在在地声明的。但实情是，他在1905年时以学生和孟什维克的身份参加了1905年革命，接着便投到资产阶级的阵营许多年。1917年二月革命其时，他正在政府中出任两所军工厂的总监，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并且积极投入反对五金工人工会的斗争。1917年5月，谢列布罗夫斯基宣称，列宁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谢列布罗夫斯基连同其它许多spetzes [技术专家]一道，应我之邀靠拢到技术工作方面去。列宁对他此人毫不信任；我本人对他也难有信任之心。而现在，谢列布罗夫斯基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员！ 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在1934年12月31日刊登了谢列布罗夫斯基一篇题为‘苏联的黄金开采业’的文章。我们翻到第一页看：“……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备受爱戴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三行以后：“……斯大林同志与美国记者杜兰蒂的交谈……”；五行以后：“……斯大林同志言简意赅的答复……”；最末一行：“这就是用斯大林主义方法为黄金而战斗的用意。”第二页：“……就如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教导……”；下四行：“……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他们（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报告中写道：‘祝贺你们的胜利’……”；在同页下部：“在斯大林同志的指导的启发之下……”；下一行：“……党以斯大林同志为首……”；下两行：“……我们的党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且让我们翻到文章的结论部分吧。在半页纸内，我们读到：“……党和工人阶级的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的指导……”；三行下：“……我们挚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语录……” 在如此排山倒海的拍马屁当前，讽刺文学也得束手无策！人们应该会想到，“备受爱戴的领袖们”也毋须要文章中的每一页发表爱的宣言5次之多；更何况，这篇文章不是写来为领袖贺寿，而却是为了……黄金开采哩。反过来说，能够写下如许奉诚的文章的作者，显然的没有任何革命家的素质。具有如斯才干的是前沙皇时代下的大工厂的主管，资产者和爱国者，向工人发动斗争而是今日政权的堡垒，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义者！ 另一类人种。当今的‘真理报’的台柱之一，扎斯拉夫斯基，在今年一月提出：绝对不能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小说出版，一如绝对不能允许“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动著作”出版。扎斯拉夫斯基是何许人呢？在惨淡的昔日，他是个右翼的人民联盟分子[犹太人民联盟的孟什维克]，稍后是个在1917年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动最不堪的攻击运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指为德国间谍。在列宁写于1917年的文章里，可以找到这些作为套语使用的句子：“扎斯拉夫斯基及如他之流的恶棍们。”因此，扎斯拉夫斯基就是作为被金钱收买的资产阶级诽谤者典型，如此这般的被加载党的文献里。在内战时期，就在他藏身在基辅的期间，他为白军的出版物担任记者。他是到了1923年才转投到苏联政权去的。在今天，他保卫斯大林主义，严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反革命分子！斯大林属下的报刊，不论在苏联出版或国外出版的，充斥了这类人物。 布尔什维主义的老干部已经被粉碎。革命者已经被粉碎。革命党人被软骨头的机关所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被恐惧、奉承和阴谋诡计所驱赶。列宁生前的政治局的成员中，现在只有斯大林仍在政治局之内，其余是：两名成员在政治上被折了腰，匍匐在地（雷科夫和托姆斯基）；两人在监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人被放逐在国外，被剥夺了公民身份（托洛茨基）；至于列宁，就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作所言，仅由于死亡才幸免于官僚的迫害；篡权者没有机会把列宁关进监狱，于是把他关进陵墓去了。整个统治层已经堕落。雅各布宾派被热月党人和波拿巴分子覆灭；斯大林主义者取代了布尔什维克党人。 对于那些大，中，小型的保守而利益攸关的迈斯基们，谢列布罗斯基们和扎斯拉夫斯们构成的广泛的阶层来说，斯大林是个法官仲裁器，恩典的泉源及抵御各种可能的反对声音和力量的护卫人。官僚层为了回报，不时给斯大林冠以全国全民拥戴的光环。党的大会，就和苏维埃的大会一样，是在唯一一个前提条件召开的：赞成还是反对斯大林？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能够反对，而他们会得到应有的处理。这就是今时的统治机制。这是波拿巴的机制。在政治词典上，除此外，还未找到另一种界定。 资产阶级国家和工人国家在作用上的差别没有历史模拟，就无法从历史中学习。但这个模拟必须是具体的；而在近似性的蛛丝马迹之外，我们绝不能忽视差异性的蛛丝马迹。[法国和俄国]两次革命皆结束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但其中的一次革命，以其极端的一翼的形态，只能徒劳的把革命推向超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界限；另一次的革命，则实实在在的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创造了工人国家。这个基本的阶级区别，为历史的模拟带来了必要的实在的界线，从而对革命的诊断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革命，把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给予他们的土地之后，一般来说，封建反革命是不可能的了。被推翻的君主政体可能会重整旗鼓，满怀着中世纪幻想，但君主制本身无力重新建立封建主义的经济体。资产阶级关系一旦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立即自动地发展开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制衡它的发展。资产阶级关系在此之前已经制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它必定是自掘墓坟者。 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完全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把生产力从私有制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并且将它移交到由它亲手创造的国家的直接管辖之下。资产阶级国家继承革命之后，把自身的作用设定为警察的角色，把市场交由市场自身的规律所支配，工人国家则是承担经济学家和组织者的直接角色。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只会对市场经济发生间接和肤浅的影响。相反，工人政府若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取代，就势必会导致取消计划经济，恢复私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壁垒分明之处，在于社会主义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自觉地建立起来的。朝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不能与国家权力分割开来，而且这个权力有意实行社会主义或受制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愿望。只当社会主义发展到十分的高度，其生产力远远超越资本主义，每个人的需要获得充裕满足，国家彻底消亡，与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在其时才会具有不可逆转的属性。但是，这一切仍然是遥远的未来。在一段特定的发展阶段之内，社会主义建设同工人国家是存亡与共的。只有在透彻考虑过资产阶级形成的规律（“无政府性的”）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计划性的”）这两者的分别，才有可能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模拟中那些无法逾越的限制。 1917年十月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扭转在俄国发生的农业民主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与雅各布宾革命充分而完全的模拟。但颠覆集体农庄的威胁力没有片刻松缓；它还威胁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一场政治反革命，那怕是一场回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反革命，俱无法重建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可是只消一个孟什维克或是社会革命党集团的权力复辟，就足以令社会主义建设烟消云散。 过度膨胀的官僚中心主义变为波拿巴主义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两场革命的基本区别，以至于“对应”这两场革命的反革命之间的基本分别，对于理解构成斯大林政权的本质的那些政治反动的转向的重大意义，是至关重要。农民革命，以及凭靠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能够与拿破仑政权和平共处的；以致，甚至在路易十八之下，它们也能够安然泰然。无产阶级革命在斯大林的现政权下已经面临致命的危险；它将无法承受再进一步的向右转。 苏维埃官僚——其传统是“布尔什维克派”，但在现实上，它从很久以来已经放弃了这个传统，其组成和精神是小资产阶级的——被召来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立，为工人国家和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进行调节；这就是官僚中心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它的左摇右摆，力量，弱点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是如此致命的所在。由于官僚愈来愈独立，有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单独一人的手中，官僚中心主义便愈发转变成波拿巴主义。 波拿巴主义的观念甚为宽阔，有需要予以具体化。在过去的几年中，对那些利用无产阶级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对抗，并且通过直接的凭靠在军事-警察机器而凌驾在议会和民主政体之上，把自身作为“民族团结”的救星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我们曾经应用过波拿巴主义这个词。我们一向把这种腐败的波拿巴主义与那个年青的、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原则掘墓人，并且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的捍卫者的进步的波拿巴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因为两者具有共同的迹象，所以我们对那两种示象运用共同的名称；在耄耋老人身上，虽然有过时间的无情蹂躏，我们仍是能够辨认出他少艾当年的模样。 当然，我们是拿资产阶级兴起时而非衰败时的波拿巴主义，来与今日的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来并排对比：是拿执政官时期和第一帝国的时期，而不是拿破仑三世，更不是等而下之的施莱歇或杜米格。为了作出这个模拟，并不需要把拿破仑一世的事迹拿来与斯大林对比——波拿巴主义能够因应社会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在口径悬殊的轴心上巩固自身。 从我们感兴趣的方面来说，两种波拿巴主义——雅各布宾的和苏维埃的——在社会基础方面的差异，才是更为重要的。前者关乎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取消它本身的原则和政治机构而巩固下来。后者关乎工农革命通过粉碎它自身的国际纲领，领导的党和苏维埃而巩固下来。拿破仑把热月的政策推进一步，不仅向封建世界发动斗争，并且也向“乱民”和中小型资产阶级的民主圈子发动斗争；通过这种方式，把从革命诞生的政体得来的成果，集中到新生的资产阶级贵族手中。斯大林不仅守卫着十月革命的成果以防止封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且还反对着贫苦大众的诉求、急切和不满足；他把普通工人大众的内在历史性进步倾向的代表——左派捣个稀巴烂；他运用各种极端悬殊的工资，特权，级别等等的差异为手段，制造了一个新生的贵族。斯大林凭借社会新生的等级制度中的最上层的支持，来反对社会的最底层——有时是相反，即凭借最低层的支持来反对最上层——从而令权力完全集中在他一人的手里。这一政体若非称为苏维埃波拿巴主义，哪还能称作什么？ 波拿巴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平衡在金字塔顶尖的球总是要在这一边或另一边滚动。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历史的模拟碰到了它的极限。拿破仑的垮台当然不会令阶级之间的关系保持原状；然而法国的社会金字塔在本质上仍然保持了它的资产阶级属性。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势无可免的垮台，则将会令苏联之作为工人国家的属性立即打上问号。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权，便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是由何种政治政权的兴起，以取代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才能够令苏维埃制度复兴——假如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能够再次动员城乡的贫苦大众在它的周围。 结论从我们的分析里得出了若干结论，概述如下： 1．俄国大革命的热月反动不是将来的事，而是已经发生了好一段时间。热月党人能够庆祝他们大约十周年的胜利。 2．苏联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苏维埃”（或反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在类型上更接近帝国而不是执政官时期。 3．苏联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倾向仍然是个工人国家。 4．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苏联国内危机最重要的来源，并直接威胁到苏联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生存。 5．由于苏联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各个阶级之间及阶级自身的时紧时缓的矛盾，在未可知的长时期内，仍然会继续在苏联之内存在；无论如何，将会存在至世界上多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完成胜利为止。 6．无产阶级专政在未来也仍然是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专政的波拿巴主义堕落就是对无产阶级征服得来的社会成果直接和实时的威胁。 7．波拿巴主义在政治上已经穷途末路，踏入了无所不用其极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时期这个事实，最恶形恶状的症状之一，就是发生在共青团里的恐怖主义倾向。 8．只当波拿巴主义是经由无产阶级先锋队自觉的行为来撤除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必然垮台，才会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建立。至于任何其它情况下，代替斯大林主义而起的，只能是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9．个人恐怖主义的战术，无论在什么旗帜下进行，在特定的条件下，只会被无产阶级最险恶的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10．党的掘墓人——斯大林，须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的恐怖主义的发端，负上政治和道德责任。 11．全世界无产阶级持续不断的失败，是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受到削弱的主要原因。 12．作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盲目的仆人，同时又是改良主义官僚最佳盟友和护卫者的共产国际，它推行的恶贯满盈的政策，是造成世界无产阶级失败的主要成因。 13．把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从苏维埃波拿巴主义败坏士气的影响下——即是从所谓共产国际的官僚买办中解放出来，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国际层面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 14．拯救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以及为第四国际而斗争，两者是不谋而合的。 跋我们的反对者（对此我们无任欢迎）将会抓住我们的“自我批评”而大吵大嚷——那么你们对热月这个基本问题改变了立场啰，你们过去谈热月的危险，现在却突然宣布，热月已经遥遥在后！斯大林主义者大概会发出上述叫嚣，并且还会加油添醋，说我们更改立场，为的是便于挑起军事干预。此外，那些布兰德勒分子和洛夫斯通分子，或另一方面，那些自作聪明的“极左派”，或许也会持相同的论调。所有那些人，他们从来不能向我们指出热月的比喻有什么错处；现在，我们既然自揭错处，他们就要更大声吵嚷。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我们对苏联的一般评价的错误之所在。问题完全不是我们把我们的原则性立场予以更改——那些原则性立场早已在多份正式文件中作出了系统的阐析；问题只是我们令这些原则性立场更为精确。我们的“自我批评”并非推及到对苏联的阶级属性或苏联堕落的成因和条件的分析，反而是通过运用著名的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作为模拟的手段，把苏联堕落的成因条件和过程作出历史性的厘清。对局部的错误予以纠正，哪怕这项局部错误是重要的错误，不仅没有动摇到布-列派的基本立场，反倒会让我们通过更加准确，更为现实的模拟的手段而使我们的基本立场更为精确，更为具体地确立。而且应补充说明，正是政治堕落的过程本身（我们刻下正在讨论这个课题）具有更为突出的形态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错误披现出来。 我们的倾向从不声称战无不胜。我们没有斯大林主义那些教主们那种启示式的现买现卖的真理。我们在存在的光照下讨论问题，检查我们的结论；我们公开承认既知的错误，并踏步前进。科学的觉悟性和律己严格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在这点上也一如其它，希望对我们的导师保持忠诚。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