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斯大林因何能够打败左派反对派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译者按：本文是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流亡挪威时写的。原文载于以俄文出版的「反对派文集」（BULLETIN OF THE OPPOSITION）第四十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版）。托洛茨基在本文内力图解释他为什么不派遣红军去阻止斯大林簒夺政权。 泽勒同志提出的问题，不单在历史上，而且在当前也是有意义的，时时在政治文献上与私人谈话中遇上这些问题，虽然提问的方式不同，大多是在私人交谈里。「你怎会和为什么会失去权力呢？」「斯大林怎能沾手于政权呢？」「斯大林底权力怎样做成的？」革命和反革命底内在法则问题到处碰到，而且常常以纯粹个人的方式提出，就像是关于一次棋赛或体育比赛的事，而不是一件具有社会性质的深刻斗争和变化。在这一件事上，很多假马克思主义者与庸俗的民主派毫无分别，这些民主派当面对着庞大的群众运动时，只会应用议会走廊里的勾心斗角的标准来妄加猜测。 任何对历史有丝毫认识的人，都知道每一次革命都会跟着引起一次反革命。当然，反革命从未完全在经济领域方面将国家退回到革命前的起点去，但却常在政治成果上从人民手中取回重大的部份──有时甚至是极大的部份。像是一条普通的规律，反动浪潮的首批被害者，就是那一批在革命初期那个进攻的时期，「英雄的」时期便已站在群众底前列的革命者。这种普遍的历史现象，现在应该指导我们达到这一观念：事情并不简单地是两个和几个个人的圆滑手段或诡计多端的艺术，而是有着无可比拟的更深远的动因。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像那些浮夸的宿命论者（像里昂·布卢姆（Leon blum）和保罗·福尔（Paul Fure）等类人──他们并不否认个人、个人底主动性、个人底坚定性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但与唯心论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最后分析起来，存在决定意识。领导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不能胜利。但是，就算是最好的领导，在没有客观的条件存在时，也不能煽动起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底最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必须有能力去分辨出击的时刻，也能够分辨何时必须退却。就是这种能力构成列宁底主要力量。 左派反对派反官僚斗争底成功或失败，自然地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敌对对方阵营底领袖的品质。但在谈到这些品质之前，我们应该清楚了解敌对阵营本身的特质，因为其中一个阵营的最佳领袖对另一个阵营可能是毫无价值的，反过来亦是如此。「为什么当时托洛茨基不使用军事机构来反对斯大林呢？这个问题──它是十分流行（和十分无知）的──却是世界上最清楚的证据，指出发问者不希望了解或不能够反映出苏联官僚战胜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普遍历史因素。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少书籍上论及这种因素，最初是在我的自传之中。我提议以几句话来总结出最重要的结论。 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确保了十月革命底胜利，而不是现今的官僚层。官僚层是在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生长起来的，它不单在革命工人行列之中，并且在其它阶级（前沙皇官员、军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中吸收其成员。目下的绝大部份官僚层，在十月革命期间，都站在资产阶级营垒那一边（只举出苏联驻外大使：保登基〔Potemkin〕、梅斯基〔MAISKY〕、托雷洛夫斯基〔TROYANOVSKY〕、苏里斯〔SURITS〕、坚曹基〔KHINCHUK〕等即可）。那些在十月的日子中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当今官僚，大部份都未在革命活动和其准备过程中，或者在革命初期中扮演过稍微重要的角色。这一点首先就是指斯大林本人。至于当前的年轻官僚们，他们是由老官僚选择出来和教育起来的，其中很多往往是他们的子女。斯大林成了这个在革命后生长起来的新阶层底「首长」。 工会运动在每一个国家内的历史都并不单是罢工和一般群众运动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工会官僚层形成的历史。这个官僚层所能够取得的巨大保守力量，以及它依照本身的需要去选择它的「亲密」领袖（冈珀斯〔GOMPERS〕、格林〔GREEN〕、莱芝安〔LEGIEN〕、立柏提〔LIEPART]、西特林〔CITRINE〕等等）时的那种绝对不会错误的意识，是众所周知的。假如朱海西〔JOUHAUX〕，抗拒来自左翼的攻击而至今仍能成功地保留他的职位，那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虽然，毫无疑问，他是比他的官僚同袍们较为高明；他之所以能在他们之中占坐首席，不是毫无原因的。）而是由于他的整个官僚机构，无时无刻不是在顽固地为它的存在而斗争，不是在集体地选择最好的斗争方法，不是在为朱海西设想，以及向他提供必需的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朱海西是战无不胜的。假如局势有突然的变化──走向革命或走向法西斯主义──整个工会机构就会失去它底自信，它底精巧的手法将会自觉无能为力，朱海西自己将会做出一种──出色的，但却是可怜的──表现。我们只需回忆，那些德国工会有势力而狂妄自大的领袖们，当一九一八年革命违反了他们底意志而爆发出来，以及当一九三二年希特拉现身时，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可怜相就够了。 这些例子指出了官僚层底力量和弱点的泉源。它从群众运动的初期──英雄的时期──产生出来。但当它越过了群众，再解决了它本身的「社会问题」（一种稳定的存在、影响力、尊严等等）之后，官僚层越来越企图维持群众的凝固状态。为甚么要冒险呢？冒险有可能使它失去某些东西。改良主义官僚的存在和其影响的极度膨胀，发生于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和工人群众相对地消沉的年代里。一旦这种消沉被打破──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官僚的威力就会终结。它的机灵和技巧会变成愚昧与无能。「领袖」的性质适应于它所领导的阶级（或阶层）底性质，适应于这个阶级（或阶层）正在渡过的客观形势。 苏联官僚层比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加起来的改良主义官僚层，是无可计算地更有力量，因为它手中拥有国家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方便和特权。真的，苏维埃官僚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底土壤上生长起来。但是，假如为了这个原故而将这个官僚加以理想化，就是最大的无知。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苏联至今仍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在那里，只有一小部份人口可以享有一幢私人房舍，足够的食物和衣着──在这种国家里，大大小小数以百万计的官僚，比任何其它事情都更热衷于保证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于是就产生了官僚层极大的自我主义和保守主义，它对群众不满的恐惧，对于批评的忿恨，想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丑恶耐性，以及最后，它在那个能包庇及保卫它无止境的控制和特权的「领袖」前所作出的虚伪和宗教式的跪拜。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内容。 当世界工人阶级遭受打击越重，则苏维埃官僚层就越有力量，这一点是绝无疑问，并且也是十分重要的。欧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失败，慢慢地动摇了苏维埃工人对他们底国际盟友的信心。在国内，严重的灾难仍然在肆虐。工人阶级底最勇敢和最有献身精神的代表，不是在内战中阵亡，就是升了职，大部份都溶化于官僚层的行列里，丧失了革命的精神。疲乏──因为革命那几年惊人的努力──没有了前景，由于一连串失望而充满了痛苦，广大的群众就陷于消极。这种反动──正如我们刚说过的──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会发生。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底巨大的历史进展，在于疲乏和失望并未使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和贵族得到益处，而是由工人阶级的上层和与它一起加进苏维埃官僚层去的中间阶层获得益处。 苏联底真正的革命无产者们，并非从国家机关，而是从革命群众的活动中获得力量。特别是，红军并不是由「国家机关的人员」创造出来的（在那些最重要的几年，国家机关仍然十分薄弱），而是由集合了年轻农民，并领导他们作战──在布尔什维克底领导之下──的英雄的工人干部创造出来的。革命运动的退潮、疲乏、在欧洲和亚洲的失败、工人群众的失望，都无可避免地和直接地削弱了国际主义革命者的地位；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加强了民族的和保守的官僚层底地位。革命遂展开了新的一页。前一段时期的领袖变成了反对派，而国家机关的保守政治家们，他们以前在革命中曾扮演过次要的角色，现在与胜利了的官僚层一起站在前列了。 至于军事机关，它是官僚机关的一部份，与它并无质的分别。只须说明，在内战几年里，红军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前沙皇军官便够了。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列宁在彼德格勒的一次会议中说：「托洛茨基最近告诉我，说军队里我们的军官数目有几万人，当时我对于利用我们敌人的秘诀的意义，心里就有这样一幅具体的图画：必须利用我们以前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以资本家收集起来用来反对我们的砖头去建设共产主义！而我们并没有其它的砖头！」（列宁全集，一九三二年俄文版，第廿四卷，速记员报告，第六十五页）。这些军官和行政干部，最初几年是在先进工人的直接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在残酷斗争的烈火中，根本不会有军官特权地位的问题，这个名词在当时字汇中是不存在的。但在取得胜利，走向和平局势后，军事机关就设法把自己变为整个官僚机关的最富影响和最具特权的部份。想依靠军官去掌握权力的人，就是那些准备进一步推进军官阶层底欲望的人；那就是说，就是那些能向军官保证更高地位，给予他们官阶和勋章的人；换句话说，亦即就是那些能以一次行动，就能做出斯大林派官僚层在连续十至十二年内所能推前的工作的人。毫无疑问，进行一次反对齐诺维也夫、加米尼夫、斯大林等人底系的军事政变是有可能的，而且不会有困难，甚至不会流一滴血；但这样一场政变的结果，势必加速左派反对派所参与反对的官僚化和波拿巴特主义底步伐。 基于它自己的本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任务不是依靠军事官僚去反对党的官僚，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通过它去依靠人民群众，以控制整个官僚层，清洗它的异阶级份子，保证工人对它的清醒的控制，并且将它的政策重新纳入革命国际主义的轨道去。但是，群众底革命力量的生命泉源已经在内战中涸竭，饥荒和传染病、官僚底数量和傲慢都惊人地生长，革命的无产者变成软弱的部份。可以肯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曾经集合了数以百万计最优秀的革命战士，包括军事人员在内。先进的工人是同情反对派的，但同情仍是消极的，群众不再相信通过斗争就能深刻地改变形势。当时，官僚层断言：「反对提倡国际革命，并且准备把我们拖进革命战争之中。动荡和灾难已经够了。我们已经争取到休息的权利。我们不再需要『不断革命』。我们将会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们和农民们，信赖我们──你们的领袖──吧！」这些民族的和保守的鼓动──略略说一下吧──是以疯狂的（有时是绝对反动的）对国际主义的诬蔑来完成的。它把军队和国家官僚紧紧地拉在一起，并且毫无疑问地从疲倦的和落后的群众中获得响应。因此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发觉到自己处于孤立和瓦砾之中，特尔米多官僚底胜利的秘密就在于此。 说到斯大林底战术上和组织上特出的才干，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刻意塑造出来，并由资产阶级左倾知识分子重复地背诵着；这些知识分子们，不管他们底个人主义，却极愿意向成功下跪。这些绅士们，当列宁被各国底渣滓追捕时，他们却不承认列宁正在准备着革命。反之，当这些承认会带来满足，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利益之时，他们就「承认了」斯大林。 首先发动反左派反对派斗争的人并非斯大林，而是齐诺维也夫。最初，斯大林还在犹疑和等待中。认为斯大林从开始就已有一个策略性计划是错误的。他只是在不断探测地基。无疑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导仍残留在他身上。事实上，他谋求一个更简单的、更民族性的、「更有保证的」政策。成功之降临到他身上是意外的，他自己本身最初的感觉亦是如此。这是新的领导层和革命贵族的胜利，他们企图从群众的监督下解脱出来，并且在它的内部事务上，需要有一个有力的，可依赖的仲裁者。斯大林──无产阶级革命中第二等行列中的一个人物──于是便成为特尔米多官僚层底公认的领袖；首先是在官僚层的基层内──而且仅此而已。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作家马拉柏特（Malaparte）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政变：革命底技术。在书内，他引伸出一种观点：与列宁的战略相反，「托洛茨基的革命战术」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个国家里，能保证胜利。很难想象出会有比这个理论更为荒谬的了！但无论如何，这些放马后炮的聪明人士，指责我们因为优柔寡断而失去了政权，归根到底他们是用马拉柏特的观点来看事物的！他们认为有某些特殊的技术「秘密」，有了它就能取得和保有革命政权，而与下列巨大的客观因素影响无关：东方和西方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在一个国家内群众运动的兴衰等等。政权并不是最佳「技术」优胜奖状。政权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起来是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曾说过的，政府的领导层是成功底有力的杠杆，但这完全不意味着领导层能在任何条件下保证胜利。 最后分析起来，决定性的是阶级斗争，以及在进行斗争的群众之中所产生的内部变化。 假如列宁在生，斗争会如何发展呢？肯定地说，以数学符号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从他的生命底最后时期里一系列的信件、文章和提议之中，尤其是从他的「遗嘱」所提议撤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并且在最后一封信中「与斯大林割断一切私人和同志关系」，这些无可争辩的方式中，十分明显地指出，列宁一定会成为那个贪婪保守的官僚层，和逐渐团聚力量的斯大林政策底不可和解的敌人。在他遭受两次病痛期间，列宁向我提议共同组织一个派别，进行斗争以反对官僚层和它的总司令部──斯大林指挥下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列宁──用他自己的语句──正在为第十二次党大会准备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炸弹」。所有这些──在精确的和无可争辩的文件底基础上──都在我底自传和一篇文章：「列宁的遗嘱」中说过了。从列宁底准备措施来看，显示出他是认识到这个特出的斗争将会是十分艰苦的；不是──对这点是没有怀疑的──他个人地惧怕斯大林成为他的敌手（这样说是可笑的），而且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背后，领导官僚那个有力的阶层所占有的共同利益底器官。当列宁仍然在生时，斯大林就进行着一项挖墙脚的手术，通过阴谋份子的媒介，小心地散播谣言，指列宁是一个有缺陷的知识分子，与局势没有接触等等；换句话说，流传着目前成为共产国际非正式的意见的同一个传说，为了要解释列宁最后一年半里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尖锐敌对。而事实则是，当列宁患病时所写的文章和信件，代表了他底思想最成熟的果实。这个「有缺陷的人」底聪慧，超过一打的斯大林。 可以这样肯定说，假如列宁能够活久一点，那官僚底万能所使出来的压力──至少在最初几年──会比较轻一点。但在一九二六年，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向一群左派反对派说：「假如列宁今天仍在生，他现在会在监狱里。」列宁底恐惧和警告性预兆仍然新鲜地在她的记忆里，而她对列宁个人底卓越才干绝无幻想，她──以她的说法──很明白，最好的舵手也要对风和对顺流或是逆流作出依赖。 这是否意味着斯大林底胜利是无可避免的呢！这是否意味着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底斗争是毫无希望的呢？这样子提问题是抽象的、图式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斗争的发展，经已毫无疑问地展示出在苏联要取得全面的胜利──那就是说，夺取政权和烧焦官僚主义腐败的根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之下，是不能也不会办得到的。没有了反对派勇敢的批判，没有了官僚对反对派的恐惧，则斯大林布哈林走向富农的道路，可能会以资本主义的复辟来终结，在反对派的鞭策下，官僚层从我们的政纲里取去了重要的借镜。列宁主义者并不能从堕落的过程里挽救苏维埃政权，也不能挽救个人权力的困境。但它阻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拯救了苏维埃政权不至全面解体。官僚层底进步的改良是反对派革命斗争的副产物。对于我们，这是远远不足的，但仍然是一些东西。 在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范围里面──对这个运动，苏维埃官僚只是间接地依赖它──形势对于苏联仍然是十分之不利。通过共产国际为中介物，斯大林主义成了世界革命底最坏的制动机。没有斯大林，就可能没有希特拉。目前在法国，斯大林主义以政治上名为「人民阵线」的屈服政策，正为无产阶级准备着一次新的失败。但在这里，左派反对派底斗争同样不会是无所作为的。整个世界都培养着和增加着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并不为了苏维埃官僚底权力和财富而参加进去，而是为了列宁底纲领及十月革命底旗帜。在帝国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联合力量底真正庞大迫害之下──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正在生长、加强他们自己，并且逐渐地取得先进工人底信任。正在形成的一个不朽的危机象征，就是塞因（即法国──译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将会在第四国际底旗帜下前进。它的第一次成功，将不会给斯大林私党底万能、它的流言，它的诽谤和它的空洞声誉留下任何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像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一样，会最后从官僚的魔爪之下将自己解放出来。斯大林主义底历史性瓦解早已注定了，这将是它反对世界工人阶级底无数罪行所应得的惩罚，我们并不希望和等待其它方式的清算！ 史骊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