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苏俄经济的危机 （1932年11月） 来源：《苏俄评论》1933年第4卷第4期，第6-35页。译者：赵昕初。
计划化之技巧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前提条件，是依据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策的基本诸法规，而开始设定了。在数年之中，国家之集中的指导机关，已经构成了而且正在行动着。将伟大的创造事业来完全履行，将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破坏的处所来复兴，那新而巨大的企业，崭新的生产事业，一群的工业部门，是已经建设起来了。把国家组织起来的普罗赖塔利亚，依新方式指导经济，以未曾有的速率来进行，其创造物质价值的能力，已经在事实上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以没落的世界资本主义为背景而向前进行。成为体现方法的社会主义，其历史胜利的权利，不实证于「资本论」，而实证于水利发电所和镕矿炉的实践之中。马克斯是很明白的，会选定如此的实证方法吧！ 但是，如果要断定苏联是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阶段，却也是极其轻率的。苏联现在所完成的，固属不失为伟大；然而，到对于经济混乱之实践的胜利，到不均衡的克服，到经济之调和性质的保障，是还残留着一个长期的而且极其困难的途程。 第一五年计划，无论怎样周密的全面的考察，就其本质和自体来说，在事业过程中，是早已背负着须要根本改造的命运了。除了一个最初之素描的假定而外，那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构成经济均衡之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计划的假定，是不得不含有新旧不均衡之不可避的增进。集中的指导，不单意味着伟大的优越性，同时也意味着错误的集中化，所谓错误集中化，亦即苏联之特异支配的危险。苏联经济的效果，是只有于实行过程中，从事计划之常时的调整，和基于实验的指示，而予以部分的和全体的改造，才能获得其保障。 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技巧，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个既成品，随着政权的获得便被付与了。这技巧不能单独的获得，它属于新经济和新文化之一构成部分，只有随着斗争的进展，一步一步的，依据数百万大众而才能获得。经济指导的技巧，到十月革命的十五周年，还停滞于极低的水准，这不是值得如何惊异的事，也不是值得怎样灰心的事。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体新闻（九月二十日），认为是可得做如此的声明：「苏联之操作计划化，是全然不良的。」一切的问题，是完全归着于操作计划化的身上。 我们曾经屡次的说：「由于不正确的计划化，尤其是由于实行过程中计划化之错误的调整，恐慌在五年计划的终了期间展开了，为了其确实的成功之利用和发展，便发现了不易克服的困难。」因此，我们早已这样看，那全然竞技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轻率的冒险的玩艺。」危险，警告，纵然令人不快，却完全的确切的成为一般公认的事实了。 第一五年计划之预备的总算在实际上，关于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点，（正确的说是四年另三个月）目前是谈不到的。最近两个月内，虽然从事极狂激的鞭鞑，可是，对于全般的总算还不见得有什么影响。确定关于履行第一五年计划之实际的，亦即经济的百分比之加重，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在新闻纸上公布的资料，与其说是经济的，计算的性质，勿宁认为具有形式的，统计的意味。假如新工场的建设达到了九○％，而以原料缺乏的缘故，以致中止作业，则依形式的统计的观点说，虽可做履行计划之九○％的记载；但依经济的观点说，则生产的支出，便不得不记入损失项内。竣工企业和建设企业之实际效果（有益效率）的计算，就全般的国家经济计划来说，还全然学属于将来的事项。而如单就量的观点说，效果之自体纵然如何的巨大，但距离计划的预定，却仍然有辽远的悬隔。 现在，煤产额止于上年的水准，因而远不及五年计划第三年的数字。普劳夫德报有如此不满意的记载：「董巴斯是苏联产业最落后的部分之一。」札•殷德斯透里亚札齐（工业化）报也如此反复的说：「燃料计划的不均衡是增大了。」（十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计划预定生产铣铁七百九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四百九十万吨，钢铁预定生产八百八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五百三十万吨，展铁预定生产六百七十万吨，而实际只生产四百万吨。以此与一九三○年，铣铁减量二○％，钢铁减量六％，展铁减量一○％。 在一九三二年的九个月间，铣铁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钢铁生产四百十万吨，展铁生产三百五十万吨。对于铣铁之显著的增长，（因有新镕矿炉的添设）钢铁和展铁的生产，仅只大体同于上年的水准。就工业化之全般课题来说，具有决定力的，自然不是粗的铣铁，而是钢铁和展铁。埃考诺米柴斯加亚。基兹尼新闻说是：「可惊异的错算」。伴随此等量的结果，还有极不利且基于上记结果而生的很危险的质的缺陷。普劳德新闻关于黑色冶金企业中公认：「质的指数是在全然不得容忍的不良状态中。」「废品徒劳的消耗了良质钢，」「设备利用之技术的系数是非常的恶化，」「制品的生产量有显著的增加。」一九三一年铣铁一吨价三十五卢布，本年上半期涨至六十卢布，将如此两个数字比较一下便很明显的了。铜产在一九二九——三○年是四万七千吨，一九三一年是四万八千吨，只当计划预定生产的三分之一。一九三二年的计划数字，虽减至九万吨，而八个月只生产三万吨。关于此点，就一般来说，为了机械的制作，尤其是为了电气机械工业，是意味一些什么？这实在是无须说明的了。 在电化领域中，虽然有一些成功，却还是很落后的。八月中的发电所，只供给了所需电力的七一％。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指摘着：「既已竣工的发电所之愚蠢的，无能的，野蛮的经营。」至冬季关于热的供给，将感觉到很大的威胁，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地方，这种威胁是既已到来的了。 一九三一年，去计划预定甚远的轻工业，至一九三二年的上半期增加了一六％，可是至第三期又减退到上年的基准以下。食品工业是最落后。由重工业诸工场供给的大众消费品之补充生产，八个月中，只达年度计划的三五％。在此等应急而即时生产的大量商品中，实际上究有几许数量满足了市场的需要，目前还没有检讨。在无线电广播中，作收到煤和原料的报告，但依经济生活报的记载：「工业是在无线电广播中。」而从「无」是什么东西也不得供给的。 煤之急激的开采和不良的分等，对于软煤企业的作业有很不好的影响。软煤含有的高率湿度和灰分，不仅减少了数百万吨的金属生产量，且影响及于质的低下。由粗恶金属制成的机械，只能生产粗恶的制品，滥费劳动力，使作业停顿，并且不久便磨损了。在乌拉尔地方，「镕矿炉害疟疾。」新闻纸上有这样的消息，为了燃料的不当供给，镕矿炉有三日乃至二十日的停止工作。关此，最明了的解释，就是如下的事实：乌拉尔的冶金工场，为了燃料的搬运，备有运输马队，马匹数量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是二万七千匹，六月是一万四千匹，九月是三千匹，其减少的原因是为了粮秣的缺乏。 普劳夫德报关于斯塔林格勒的牵引机工场说：「其每年铸造量由二百五十吨减至一百四十吨。」「其设备为了缺乏初步的而且日常之技术的监视……磨损太甚。」「废品达三五％。」「尘埃固着于工场的一切机械上。」「铸造所没有明日的计划。」「无能的经营者埋头于连续的生产。」 有色冶金工业，具有巨额的投资，为什么生产会低下呢？普劳夫德报有如此的回答：「各个的工场……在各自的能力上不相适应的缘故。」可是工场的调整问题，依资本主义的技术能够解决；而独立的企业，以及关于工业全部门的问题，便是较为复杂而且困难的了！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休新闻载有：「泡特里斯克洋灰工场的作业状态很恶劣，生产计划是只履行了前半期的六〇％左右，最近数月的履行率，又减至四〇％，生产费增至计划生产费的二倍强。」此等的征候，在种种的程度上，是关联于现有一切产业的。 量和质为了量之行政的追求，随而发生质之可忧的低下；而质之低下，又碍及于次阶段之量的斗争。经济的不合理之成功的清算，常时是超过其成功之自体甚远。现在，凡属进步的劳动者，都了解这个理论。这并非以共产大学的出版物（唉！那是恶劣的东西）为根据，而是以各自的矿坑，工场，铁道，燃料库及其他的实践为根据的。此等追求的结果，更影响及于教育事业。普劳夫德报：「将教育的实质低降，将科目删简，以『骑兵之跳跃』的形式来通过，其踏上如此途程的技术专门学校，不唯不能援助工业，反而倒是阻碍工业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各高等学校之『骑兵的跳跃』，其责任究将谁属呢？若是在公布的资料中，插入关于质的订正系数，则计划的履行指数，便会突然的低降下来。关此，在一年以前，奎比雪夫已不能不承认，他在最高国民经济院会议席上，会有如此深刻的声明：「工业的巨大之发达的数字，若是将质的变动来考虑一下，便成为相对的了。」拉可夫斯基氏也有更明了的说话：「制品如缺少质的计算，则量的质数便是统计上的虚构。」 大建设事业拉可夫斯基在二年以前，关于计划的不可耐之点，曾经为如此的警告：「计划预定生产额的增加，大建设事业的预定计划，都缺乏准备……在工业领域中一切的先行政策，关于明日的种种，都未能就其本质加以何等的考虑……那不过是将旧的基本资本，予以尽量的利用便了。」将一跃而通过所生的缺陷，来做弥补的尝试，在大建设事业领域中，是最缺乏实现性的。拉可夫斯基关于履行计划所必要的资源说：「不存在于国内，最近的将来怕是也不会存在的吧！」因而，「大建设事业的计划，于其显著的程度上，将要发生破绽。」这个预言是全被肯定的了，建设事业领域中的停顿，一九三一年既已很显然，至本年度又更加增大起来。输送建设事业，据官厅的评定，在九个月内，只履行了三八％，其他领域的建设事业，一体的是更加不良。在住宅建设方面是最不良。物的资源和货币的资源，细分布于较多数的建设中，因而，致投资的效果减低。在巴尔哈西制铜工场，支出六千五百万卢布，而现在的支出依然逐日的增加，可是事实上却是白费的。何以呢？为了继续作业，一年间必须有三十万吨的输送力，而现在的输送力却不过两万吨。像这样的实例，不甚明了的有很多。材料和设备的粗劣，很显然的反映于大建设事业之上，普劳德新闻有如此的记载：「屋盖用铁，是一触即破的恶劣。」大建设事业之可惊的停顿，自动的将第二五年计划的基础给破坏了去。 内部的不均衡和世界市场生产要素和经济部门的均衡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心脏。关于解决此问题的若干屈折多方的途径，随便在任何计划中，也是不能预见的。发现这个途径，确切点说设定这个途径，是长期而困难的属于将来的事业。一切的工业，都苦于预备品的缺乏。织机为了边缘不足而休业。经济生活报关于大众消费品载有：「生产品目是偶然的，……和需要不相合致。」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休新闻（九月十二日）载有：「工业（重）是连一九三二年的前期，合预备材料，未成品和既成品，死藏于工场仓库之中，固定了十亿卢布。」这是关于公的评价的，若干不均衡和不一致的货币的表现。 大小的不均衡，于是便产生向国际市场转向的必要。一柴尔瓦内兹的输入品，可将数百和数千的柴尔瓦内兹的苏联制品，由死的藏状态中救出。一面是经济的一般发达，另一面是新需要和不均衡的发生，将和世界经济连系的必要给不变的增进起来。「自立」，亦即苏联经济之自足的计划，愈益展开其反动的空想的性质。专制，是希特拉的理想，而非马克斯和列宁的理想。 黑色金属的输入，因此便较五年计划当初，数量增至五倍，价格增至四倍。一九三二年，若是黑色金属的输入费目减低，则全然系基于货币的诸原因之故；而工场用机械的输入，便因而有显著的增加了。 加阿诺维奇，在十月八日的演说中，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同样确切的说：「苏联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从属关系应该强化起来」这恰好是不关涉于经济发达之自动的论，而似乎与何等人为的和任意的行为相关了。 苏联新闻于苏克尼里可夫，出发伦敦以前，很夸耀的揭载以下的访问消息：「对于英国，于工业及技术的关系，前卫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工业制品的广大市场，乃一般公认的事实。」苏克尼里可夫将这样的事实：不减退对外国市场的从属关系，由联系的强化以至对于世界经济从属的强化，看做为苏联经济发达的表征。前属反对派的苏克尼里可夫，没有干「托洛斯基的违法行为」吗？可是，在这个场合，机关新闻竟将那个隐蔽起来，是什么理由呢？ 劳动者的地位叙述救济的「六项条件」的斯塔林的演说，（一九三一年六月）是关联于制品的恶质，高贵的生产费，劳动力的流动，高率的废品及其他的。从那时起，未尝见过不引用这个「历史的演说」的论文。可是，依据六项条件可得疗治的一切疾患深刻化了，而且愈益的染有恶性。斯塔林处方的失败，机关新闻每日都在证明着。普劳夫德报，列举下列事项，做为生产低下的说明：「诸工场劳动力的减少，流动性的强化，劳动纪律的废弛。」（九月二十三日）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对于库拉斯诺达里斯基，昆必那特生产力之极低下，认为原因如此，随着同企业各部间可惊的不均衡而来的有：㊀劳动力之显著的流动，㊁拙劣的劳银政策，㊂一点也不保障适度的住宅，（为矿工）㊃矿工之粗恶的营养，㊄劳动纪律之破灭的弛缓。在这里是毫无变动的引用该新闻的原文。同报关于超越一切限界之流动性的原因更载有：「一切有色冶金企业中，劳动者对于实生活的贡献，是处于应当摈斥的状态。」一九三二年第一乃至第三期，在发生二百五十辆机关车供给不足的机关车诸工场中，「熟练劳动者大批的移动着。」单是可罗孟斯基工场，夏季便有二千余人的劳动者转出。苏尔莫夫斯基工场的「炊事工场是劣等的烹割店。」（札•殷德斯透里亚利礼齐报九月二十八日）斯塔林格勒的特权的牵引机工场中，「炊事工场的作业，有显著的退化。」（普劳夫德报九月二十日）诸如此类的事实，竟至散见于斯塔林派的新闻纸上，那末，劳动者之不满是达于何等的高潮可以测知了！ 纺织业的状态自然也不良好。经济生活报载有：「单是伊瓦诺夫斯加亚州，有三五千人的熟练职工，从诸企业中移动出来。」据同新闻纸的消息，每月劳动成员，有六○％以上移动的企业，在国内是很多的，「工场变成了过路」。 为了说明「六项条件」的惨败，对于经营者和劳动者，好久便只能作如此的怨言：「他们是无能的，」「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情愿完成，」……可是最近数月内，各新闻是暗自的指摘着，那破绽之实际的根源，便是劳动者之不可耐的苦极的生活条件。 拉可夫斯基在二年以前，指摘这个原因的原因说：「为了劳动者不得履行其肉体上难以忍受的重课，才使怠业增大，劳动纪律弛缓，于是，便不得不增加劳动者的人数了。」可是，实生活的条件为什么不良呢？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做如此的说明：「对于劳动者的实生活扣劳动者的给养问题之轻视的（！）态度。」（九月二十四日）斯塔林的机关新闻，单是这一句话已足以道破一切了。在劳动者国家内，对劳动者的需要之「轻视的态度」，只有于尊大而无统制的官僚政治中才可能。若是做一个冒险的说明，无疑的，根本的事实，就是为了隐蔽全然缺乏满足劳动者的物的福利这一点是必要的。国民收入是不正的从事分配，经济课题是缺乏现有资源的计算而设定，劳动者的双肩，是被课以愈益不可耐的重荷。 关于食量供给之破绽的消息，现在几乎是苏联新闻每号都记载的。饥饿加上苦役，这两个条件的结合，在最短期间内，使设备完全毁坏了，使生产者自体极度的疲劳。偷懒的普劳德新闻，揭载着饲养私有猪的妇人劳动者的照片。新闻纸是暗示着，那也是一个脱离穷蹙的途径：「私有的家庭经济，曾经将劳动者结附于资本主义；可是，现在又将劳动者结附于苏维埃制度。」这个矛盾怕是不会取信于人的吧！私有的家庭经济，是学习着构成那妇人的奴隶，一般社会的奴隶之可忌的要素的。现在，私有的猪将普罗赖塔利亚结附于社会主义。像这样伪善的新闻记者，依极度之必要，承认机会主义的私有为善良的。不良的营养和神经衰弱，使对于环境感觉冷淡，其结果，不仅既设诸工场，就是依最新技术而建设的新成立的诸工场，也将要荒废了。普劳夫德报做着如此的警告：「试着去发现一个不覆满尘埃的镕矿炉工场，或是平炉工场吧！」 伦理的条件，比较肉体的条件还不好。普劳夫德报说：「工场的指导，自大众分离了。」对于劳动者的待遇，不做深刻的考虑，却限于「单纯的指挥和叱责」关此，在各个的场合，在各个的工场是能够看得到的。普劳德新闻各个场合的总计，令人想不到是斯塔林的制度。 在有色冶金业的全企业中，「连一个令人稍为满意些的行动的工场委员会都没有。」（札•殷德斯透里亚利札齐报九月十三日）可是，在劳动者国家中，工场委员会——不仅是有色冶金业的诸部门，而是全体企业——为什么而且无论怎样，其行动总会令人不满意呢？不是由于党的官僚政治，才使工场委员会无声无臭的吗？ 在德尔金斯基机关车工场中，单是锻冶工场细胞的一会议，便审议了关于开除党籍的议案十八件，此外，车辆工场是九件，制罐工场是十二件。这并非限于一部分工场的，指挥是到处支配着。弹压是官僚政治对于由下而来的直接建议和批判的唯一的应酬。 第三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案，如此的声明：「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和劳动者在国家内所担任的角色，是社会主义成功之最高的水平。」若是斯塔林的官僚政治，在这个视角之下，来处理经济计划化和调整问题——我们在一年前便已说过——则惨酷的败北，以及无益的宣泄政策都是不必要的，而政治的危机也不会迫于眉睫的吧！ 农业九月二十八日的普劳夫德报载有：「苏联农业是确立了迄于终局的社会主义的途程。」照例，单是引用集团化和播种面积的数字来证实的这种记述，是农业实况以及都市与农村不相合致的，做得苦笑的现象。 缺乏苏维埃经济之技术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可能性的计算，而单是从事集团化的追求，事实上便会招来破灭的结果。集团化在将小规模商品生产者的刺激，代以其他较高的经济刺激，很久很久以前便灭亡了。在工业上既属亳无效果的行政的榨取，在农业上也是全然无力的。普劳夫德报的消息，对于高加索的军人村，为了春季播种竞赛而悬赏。可是，耕作却反而不良，耕地是杂草丛生那样一种情况。高加索的军人村，在农业方面，是行政之量的追求的表征。全般的集团化，将耕地给化为一片杂草了。 对于集体农场，曾经供给了十万余架的耕种机，巨大的完成呵！可是，据所收到的，从地方来的，无数的新闻通信，则耕种机的效率与其个数不甚合致。在属于新设的Ｍ•Ｔ•Ｃ之一的，波尔塔夫加亚Ｍ•Ｔ•Ｃ，「最近收到的二十七架牵引机之中，已经有十九架损坏了。」像这样的数字并非是例外的。普留尔基尼因斯加亚Ｍ•Ｔ•Ｃ（乌克兰），共有五十二架耕种机。其中有两架，从春季起便没有工作，有十四架在大修理之中，所余的三十六架中，虽然有半数从事播种，「便是平数还要交换的歇班」。那末，十万架耕种引机的有用效率，还是不能算出的！ 拉可夫斯基，对于全般集团化之最幻惑的关键，下了这样一个辛辣的诊断：「依据一切从来的政策而予以准备，依据极左的冒险时代而深刻化的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在畜产及一部工艺作物的领域内，有无异论的低下，以及在谷类栽培领域内出现的低下，是第一个总算。」拉可夫斯基是错误的吗？不幸却没有错误！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简单到全不惹人注意的程度，苏维埃新闻纸也毫不加以敷衍，没有这样再会令人发生战栗之感的。以加列宁和莫洛特夫的署名，命令农民——单独的农民，为了集体农场的需要，而且根据其要求，以一定的价格、将马匹让渡给集体农场；而集体农场于其马匹的良好状态之下，负有返还旧所有主的义务。 这是农业之社会主义的部分和小资产阶级的部分之关联处所！耕作八○％乃至九○％的耕地，在理论上是完成的，应当诱致单独农民的集体农场，因实际的必要，为了从单独的农民手中强制的取得马匹，还是处于不得不有待于国家立法的状态中。在这里，一切全是颠倒的。此九月十一日的法令，对于斯塔林和莫洛特夫的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宣言。 结合问题在这样物的，生产的基础上面，都市和农村关联，是可得改善的吗？ 普罗赖塔利亚独裁之经济的基础是这样，国家为了获得农产物，关于大多数农民，当没有行使行政的强制手段之必要的时候，亦即以机械，器具，个人需要物来进行交换，而农民任意的以其生产和原料的所要量提供给国家，只有这样才算完全的取得保障，关于这一点再清楚些吧！单是在如此的基础之上，集团化——随着国内及国际的其他必须条件——实际上才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吧！ 工业制品和农产物之价格的关联，很明显的是已经转向于农民的利益了。在这个领域中，不拘多少，从事近于实际的计算，是一个不可能的课题。据普劳夫德新闻的记载：「一散特那尔牛乳的价格，依集体农场的计算，是四十三卢布乃至二百零六卢布上下。」国定价格和公认市场其价格的悬隔是尤其利害。工业制品的价格，也是要看此等制品，经由某种线路而供给于农民，才能定其大小，自然也是极不同的。可是，难期其精确的农民阶级，他们可以肯定的将价格——狭义的——的悬隔来缩小。农村依确实的国定价格来代其生产物，为了农村，他们是具有可得保障获得工业制品那样多的通货的。可是，最重要的不均衡之一，是商品的现有量和通货的现有额未能合致的一点。就财政说，便是通货膨胀；就计划经济说，便是夸大的计划。这是意味着生产力与手段，尤其是消费物之生产与生产手段的生产间，具有分配不当的事实。 物价的关联，对于都市是走着反对的倾向；同时，都市便从事于其商品的防守。也就是不仅使商品不流通，并且为了官僚的分配，还要将商品确保于自己的手中，来实行自卫。这不只是悬隔的货币的关系，且还意味着纵然那铗状的锋刃收缩了，而物的不均衡是依然存在的事实。可是，农民对于此种关系并不怎样注意。商品的缺乏，便教唆起来农民的谷物罢工：而在此种状态中的农民，是不愿取得货币而将谷类脱手的。 食粮和农产原料的调度，对于当事者两方，都不成为一种简单而有利的交换事业，临时只有照例的残存，那着要求国家机关和党机关动员的「政治的交涉」和「斗争的领域」了。普劳德新闻这样深刻的记载着：「多数的集体农场，是反抗谷类调度，而将谷物隐匿起来的。」我们从文义上，是可以了然所谓「多数」在意味一些什么了。如果，农村对都市的交易是有利的，则农民便该没有隐匿谷物的理由；若是交易为不利的，亦即使用了强制剥削的形式，则不仅「多数」的集体农场，而一切的集体农场，都要和个人营农者一般，会努力隐匿其谷物的吧！关于谷类的调度，对农民听课的义务，是公然的采用现物税的性质及因此而生的一切结果的担负。全般集体化之经济的效果，依据此等事实，是可以做比单靠集团化耕地的统计，而遥为正确的决定的。 关于为窃取社会主义的资产，而发布严峻的禁止法令的事实，也就是在充分的说明犯罪程度之如何了。农村中犯罪的本质，是农民以其谷类，不依社会主义的通路来供给，而依资本主义的通路来供给。投机市场的物价，是有不怕冒犯罪之险那样的昂贵。多少的谷类是在经过投机的通路呵！ 在伏尔加，克苏皮斯库渔业托拉斯，其渔收的二○％，是被人看做为逃避到个人市场去了。「可是究竟逃避了几许呢？」——普劳夫德新闻是如此深疑的质问着。在农业中的逃避率，一般也认为是很高的，大约有二○％，也就相当于数亿布特的谷类；弹压是可得做为自己保存之常然的应付手段的；可是，弹压却代替了结合，不得构成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经济基础，何况还不能保障谷类的调度呢！当局只能依存于弹压手段，而于谷类与原料的斗争中，至于不得不命令都市解放其工业商品。在最近数月中，大众消费品是大批的向农村输送；而都市，尤其是地方中心地的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是荒废了。 本年度对农村结合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可是，都市的商业通路是在荒废之中。十月八日，加阿诺维奇在莫斯科说：「我们对农村供给较多的商品，如其可以说，那便是凌辱了都市。」从而也便可得明言，凌辱都市与工业地带，也就是凌辱劳动者。 计划经济的条件和方法计划之草定与实施的机关如何？其检讨与调节之机关如何？其进展的条件如何？这三个纲目，可就如此关联之点：①专门的国家机关，亦即中央及地方之计划委员会的阶级体系，㊁为市场调节制度的商业，㊂为对于经济机构之大众的活泼的行动制度的苏维埃，德谟克拉西，作一个简单的观察。若是，在拉普拉斯之科学的幻想中，其所描画的普遍的睿智存在的话，亦即将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过程同时记录的，将其运动之动态测定的，将其相互关系之结果预见的睿智存在的话，则这个睿智，自然会从小麦的播种面积到「秋士几」的纽扣，能够作成一个先天的，正确而完满的经济计划吧！尤其为了是官僚政治，更其常时感觉到其政治是具有这样的睿智的。因此，官僚政治是如此容易的将自己从市场的统制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解放出来。官僚政治，于其精神资源的评价上，实际上是陷于极度的误谬。官僚政治于其创造事业中，事实是不能不依存于自资本主义俄罗斯继承来的均衡，（不均衡也同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国民之经济机构的预件，以及苏联经济自体之成功与错误的经验的。可是，此等要素之最正确的综合，也只能做成一个极不完全的计划的轮廓。此外，是再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直接参加经济的国家和个人，集团和单独的参加者，不仅有助于计划委员会之统计的计算，而且有助于需要和供给之直接的影响，其必要和相对力是必须发表的。计划经过检讨，并于其显著的程度上，以市场为媒介而实现。市场自身的调节，依存于经过中介而显现的趋势。事务室的预定，必须经过商业的计算，才能证明其经济的合同的性。过渡的经济纲领，不从事卢布的统制而来思考是不可得的。不单是要统制卢布，便是卢布自身的安定也要预想一下的。商业的决算，若没有确实的货币，则只能助长其混乱之增大。 经济建设的过程，在目下还未能走向无阶级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乃系计划的枢轴。这个枢轴，是由于诸阶级与社会群，尤其是在普罗赖塔利亚自身诸层中斗争之直接的影响，而有所偏倾。最重要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就是都市与农村的结合。也就是工业得自农业的，以及工业对农业之给与的计划。储积和消费，大建设基本和劳银基本的关联，各等级的劳银调节（熟练劳动者，未熟练劳动者，事务员，专门家，官吏）以及将归于农村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配给农村诸层，——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和有利害关系的大众，在本质上，是不允许蛮悍的官僚政治为先天的解决的。阶级意识的斗争，是计划化之基本的素因，以集中经济的政策为前导的苏维埃社会，其社会群的武器，乃是苏维埃，职业同盟，以及组合和支配的政党。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数年来的矛盾和不均衡，并非要完全的克服（这是梦想！），而是将这种情势缓和下来，根据这个，则新而真实的革命，将社会主义计划化的战线扩大，直到改造其纲领，普罗赖塔利亚独裁之物的基础才能取得保障吧！ 新经济政策的绞杀，通货的膨胀和苏维埃，德谟克拉西的清算新经济政策的采用，亦即复兴市场关系的必要，在当时是为了有二千五百万独立农民存在的缘故。可是，集团化于其第一阶段中，便不具有废止市场的意味。集体农场和外界的关系是同样的；集体农场员的相互关系，是置于商业的决算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考虑集体农场员之个人利益的限度内，集体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这是意味着，具有经济的基础的正当的集团化，于其进程中不废止新经济政策，而单是渐进的改造其方法。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官僚政治却把这个渐进的途程来跳跃的履行了，也就是当初的时候，为了是官僚政治，便朝着最无抵抗的方向进行了。官僚政治，将其先天的计划化的成功，和普罗赖塔利亚之集中努力的，真实而无异议的成功给混同了。换句话说，官僚政治将社会主义的革命，视同他的自身。官僚政治以行政的集团化，将还未解决的与农村结合的问题给隐蔽起来。官僚政治依据其新经济政策而面对着不均衡，将结合问题给废止了。官僚政治，是以强制的手段来代替市场的手段。 以柴尔瓦内兹代表的确实的货币单位，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武器。官僚政治于幻惑的状态中，确信是既已建立起来自己的经济基础，现在的成功自动的保障其后的成功，柴尔瓦内兹不拘束计划的展开，反而倒是资本投下的独立的资源。官僚政治，不从事调整经济过程之物的要素，而单是凭借印刷机的力量来弥缝其破绽。换句话说，官僚政治是走着一个「乐观的」通货膨胀的途程。 在新经济政策之行政的绞杀以后，有名的「斯塔林的六项条件」——经济的计算，按件计劳银制及其他——变成空虚之言辞的行列。经济的计算，没有市场的关系是无从思考的。柴尔瓦内兹是结合的尺度。若是劳动者在市场以十倍的价格，来购买所缺乏的生活需要品，则一个月所余的若干卢布，对于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为市场的复兴，新经济政策的废止不适其时，虽有人在如此的承认；但，这却是经验的，部分的，未经熟虑的冲动的承认。对于个人商业和投机，将市场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商业的形态，这是自欺的。市场的交易，连自全集体农场来的商品也在内，都是对于邻近都市的需要食品从事投机的，其结果，社会的分化，亦即使少数比较幸运的集体农场富化起来了。可是占商业之主要地位的，不是集体农场，而是单独的农民和集体农场员。以投机的价格，将各自剩余品来贩卖的集体农场员的商业，是足以招致集体农场内的分化的。像这样的市场，在「社会主义的」农村中，是从事着离心力的助长的。官僚政治于废止市场，复兴亚细亚市场的同时，在一切误谬之上，又构成了最不文化的物价之腾落条件；在计划之下，商业的决算之下，也敷设了地雷。其最终的结果，便是经济混乱的深刻化。 已开始的职业同盟，苏维埃和党的硬化，也和这个相并行。官僚政治一碰到，都市和农村的轧轹，农民阶级和普罗赖塔利亚诸层的要求，便不问是什么要求，反对，批判，都愈益采用了果断的禁止。结局，官僚政治给劳动者残留的唯一的权利，便是超越生产课题的权利。对于经济的指导，凡属由下而来的一切的尝试，都立即做为右倾或左倾的偏向，亦即实际上，当做刑事的犯罪来处理。上层官僚到最后，在社会主义计划化的限界上，居然宣言自己的错误了。如是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基本的机构——苏维埃，德谟克拉西——之伸缩自如而且富于弹力的制度，是被废止了。官僚政治，对于经济的现实及其难关，仅只勉强做出一个不正的粗放的计划之轮廓，将其行政的意思，极度被蹂躏了的意思给武装起来便了。 苏维埃经济的危机若是第一五年计划所企图的，一般的经济水准，不是四年而是六年或七年完成，或者计划仅只实现五○％，怕是还没有令人足以感到威胁的根据吧！危险不存在于发展之延长，而存在于种种经济部门之渐强的不调和。计划之一切构成要素，即便是完全和先天一致的场合，其发达系数之低至五〇％，既已成为一定的结果，怕也会发生重大的困难吧！不生产二百万双皮靴，而只生产一百万双皮靴，同时制靴工场也只建设了一半，如果这样自然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可是，事实上比我们所想条的例证，是遥为复杂而且在矛盾着。不均衡是从过去承继来的。计划课题包含着不可避的误谬和错算。计划之不履行，在各个场合，或发生在特殊的原因之下，或发生于不均衡。计划经济之平均五〇％的发达，不当是在计划Ａ领域为九○％，而在Ｂ领域只履行了一○％的意味，若是Ａ依存于Ｂ，则次一生产周期，Ａ部门便该低至一〇％以下了吧！所以，不幸并非在于，冒险的速率之非现实性的暴露之一点。破绽是存在于工业化之悬赏的跳跃，而将计划的诸要素，导于相互威胁之矛盾中的一点；在于经济没有物质的准备而进行的一点；在于确定计划效果之社会的和政治的手段被破坏或毁弃的一点；在于蓄积的不均衡，更突然的临以威胁的一点；在于无统制的官僚政治，其威信愈益增进误谬的一点；在于危机是随着，企业之不得不闭锁，失业及其他附随的结果而潜伏的一点。 产业发达之社会主义的速率，和资本主义的速率之不同处，——为了比较，采用以前之进步的资本主义——乃系于其展开之可惊的程度。可是，如以最近数年中苏维埃的速率，看做为终局的速率便错了吧！资本主义发达为平均保数不仅昂扬，且由昂扬而生出危机来。苏维埃经济，与其异趣的苏维埃经济，经过了最近八九年间不断的成长期，却还未能显现其加重的平均指数。自然，可以这样的反驳我们，我等以资本主义之合目的性，给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是依据危机的中介，或至少是速率之预定的低下，因而便没有调节的必要。斯塔林的官僚政治及其理论家的论据很贫弱，他们无论怎样演述着老调，都是我们常时可得而预知的。那不过是同义异语的重复便了。我等因已走入社会主义，当为社会主义的行为，亦即单只依据那愈益增进的计划之昂扬，经济便自然调节了。可是，我等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却是事实的真相。我等还没有把握着计划的调节方法。我等仅只履行了第一个素描的假定，并且还是不良而且盲目的履行。危机于我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不可避的。官僚政治是已经准备下了最近的危机。过渡社会的合法性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很不同。而过渡社会的合法性，比较社会主义，亦即在被调节而且被保障的动的均势的基础上，所发达起来之调和的经济之将来的合法性也很不同。社会主义之生产的优越，——集中化，浓化，指导意思的单一——是难以度量的。可是，此等优越性，若是不正的尤其是为官僚所滥用了，便会转变一个反对的方向了。一部分是既已转向了的。何以呢！危机是正在袭来。在这里闭起眼睛，则危机是为经济混乱的诸要素而清道呢！如再依据鞭挞，而将经济为强制的尝试，则困难要更加深刻化了。 危机将发展到怎样一个限界呢？则倒是不得预言的。这个问题，幸而不只自然力能够解决。计划经济的优越，是在危机中能够存在，而且，只有在危机中，才能特别明显的表现出来。资本主义诸国家，是在国民的计算中度过危机，消极的期待，或如巴本那样行使财政的欺瞒政策。在劳动者国家，则对于危机是有充分的准备的，一切指挥的杠杆——预算，信用，生产，商业——集中于同一的掌中，危机可因此而缓和，进而依据指挥，依据非经济的调节方法便会克服了。在冒险的攻击之后，一个审思熟虑的有计划的后退是必要的。在这里有明年的，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第十六平的课题：Il faut reculer pour mievx sauter——更确实些，为跃进而后退哟！ 危险发动的苏维埃经济目下机关新闻每号都发表着，对于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经营者，组合从事员，职业同盟从事员的起诉文，每件都是指摘不履行计划，指示和「六项的条件」的。可是，其原因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客观的原因是没有的。一切的破绽，都存在于履行者的恶意。普劳德新闻（十月二十日）这样说：「像这样作业的恶化，是有何等客观的原因吗？什么原因都没有！」单是大众当然的不高兴劳动，——也只是这种情形。中央委员会的十月全体会，是承认了：「一切连环指导的不充分。」将中央委员会及所谓连环应该除外，是不待言的。 可是作业的恶劣，果真没有客观的原因吗？？不仅小麦成熟要一定的时间，为了理会一个复杂的工艺过程，一定的时间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心理的过程，比较植物的过程更其有调节，其调节性当然也有一定的限界，是不允许跳跃的。而以最小限的营养，要求最大限的勉励也是不能允许的。 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的决议，非难劳动者和管理者，认为是不能固守其最伟大的成功，且由成功而转为退落。实际上，此等失败是早已胚胎于成功之中了。人以一时的努力，是能够肩起超过其平均力甚远的重量的；可是，若长久的将这个货物放在他的头上便不得支持。现在，若是非难人之不能固守其努力，便是没道理的。 苏维埃经济在暴露其危险！决定其疾患并非困难，因为，这是从成功自体的本质中发生的。经济为了异常而无远虑的紧张，才有了破绽。必须周密而顽强的加以治疗。拉可夫斯基在一九三〇年，如此的警告过：「我等以一切过去的清算为目标，而接受已往时代的教训。」 第二五年计划第二五年计划，在「巨大主义」的规模下编成了。第二五年计划之终局的指数，是夸张到何等程度呢？这在一瞥之下是难得到的，正确点说则是不可能。可是，问题并不在的第二五年计划的计划，而是关于其基准，亦即关于和第一五年计划的接合线的。第二五年计划的初年，自第一五年计划的终年，承继着最困难的遗产。 第一五年计划并未尝切实履行，第二五年计划从当初起便是不易支持的。若是听其自然的下去，则第二五年计划，将于行政的强制之下，自第一五年计划之缺陷的补填开始吧！这是意味危机之深刻化，而会使事业达于破灭之局的。现在，若想脱离此等危机，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将转入第二五年计划的时机延长一个年。将一九三三年，做为第一五年计划和第二五年计划的缓冲年度。在这个期间，一面检讨第一五年计划的遗产，补填巨大的缺陷，缓和难以容认的不均衡，均整经济的战线；一面就第二五年计划之始发的基准，使第一五年计划之想像的非实际的结果，要变为密切的结合。这只是不意味着将第一五年计划的履行期限再延长一年吗？是的，确属如此。互四个年追求物质的诸结果，不得用笔头从实生活中抹杀了去。检讨，调整，真完成之发达系数的阐明，都是有必要的。经济的现状，在排除着一般的计划事业之可能性。一九三三年，是既不得做为第一五年计划的补充年度，又不得做为第二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一九三三年，是为了缓和官僚政治的诸结果，为了保障昂扬计划之物质的伦理的预件的准备，而当于两次计划间，占取一独立的地位。 当时，左翼反对派曾首先求向五年计划移行，而现在又主张第二五年计划有延期的必要了。游戏的争论癖是毫无用处的。放弃了投机吧！计划事业是不得与投机协调的。后退吗？可是一时的后退。无错误的威信是什么？普罗赖塔利亚独裁的运命，是比空虚的威信还重要的。 大修正的年度全然失去均衡的苏维埃经济，真是有重大修正的必要的。在资本主义，被破坏了的均衡，得依危机之自然力来恢复；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则依意识的和理智的治疗，也是可能的。自然，有如修理工场时。〔，〕中止其生产一般，而将全国的生产中止，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没有那样的必要，只要将生产速率减低便很充分了。一九三三年当面的生产事业，无计划是不得经营的。因而，便有基于适度之量的课题，来做成一个年度计划的必要。以质的完成为主眼，废止不合时机的建设；将力与手段，集中于第一顺位的建设；以经验为基础，来均整工业各部门的关联；要整理诸工场复兴其设备。不作徒然的焦虑，不为迷惑的变更，不追求记录，使各企业生产服从其工艺的律动，撤回已发出的经济指令，完成未竣工的部分，调整工场中作业场的关联，矫正其不正之点，补修毁损的部分，准备使工场向较高的阶段移行，使量的课题不防害质的成功，必须伸缩自如而具备条件的性质。 一九三三年，须要自改善劳动者的境遇，克服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因为这里存在着对于其余一切的钥。对于劳动者及其家族，要保障其衣食住，不问其价格之如何！将各工场的干部和普罗赖塔利亚的中坚分子，从栽培马铃薯，养育家兔及其他种种补充的重担负中解放出来；同时，使补充的课题，成为非独立的课题，而务使各工场的食粮地盘问题，得到调节。将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事业整备起来，使商品不为工业的原料废物而使用，要应于人的需要而使用。要以铁腕停止通货膨胀的过程，复兴确实的货币单位。此等艰难的事业，不果断的削减投资，为了预防今后数百亿卢布的损失计，如不将投于新建设事业中，不合目的或不合时机的数十亿卢布的牺牲取消，是不得实现的。 一时的后退，在工业的领域中，和在农业的领域中同样的有其必要。后退的终点，是不能预先确定；而只有依据大规模的经济修正的经验，才能明示其最后的限界的。 指导机关虽然要统制，援助，动员一切的生活力；却不可和现在一般，将企业驱逐于死线之上。为了经济和人人，自行政的压迫和官僚政治来的休息是必要的。新闻纸的报告，多数经济家的断定，一九三三年较一九三二年，应该有何等本质的相异之处，这样的意见是在各自的接近之中。可是，为了恐怕批判，致使其所信不能彻底。 经济生活报，关于铁道输送有这样的话：「一九三三年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将关于运输机构各个构成部分之作业的，一切而且各样的不调和，不完成，不均衡，来做一个完全的决定的清算的问题。」很好的一个言论！必须将这个公式，普及于经济全体系，并且要完全的采用。普劳德新闻，关于斯塔林格勒的索引机工场说：「为了保障制品之计划的生产，要决定的排除事业之官僚主义的方法，要根本铲除运输的疟疾。」这确实是一个正当的言论！全体计划经济，依其各自的形式，是在染患着国家规模之运输的疟疾的。补填缺陷的方法和计划事业不相合致。一九三三年必须根本铲除运输的疟疾，或至少也要添低其温度。 在农业领域中，苏维埃政府本身已发出宣言书，布告由量向质的转向。这是正当的，不过，还有将问题更广泛的处理之必要。问题不仅在于土地耕作的质，而是关涉及于一切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与实践的。由量向质的转向，更必须普及到政府本身的政务上来。 后退，在集团化领域中，是首先不可避的。政府对此是幽囚于比任何部面都多的误谬之中。官僚政治依然以全权从事表面的指挥，以莫洛特夫和斯塔林的署名，指定的要将谷类播种面积精密起来；但，实际却早已在听其自然的放任着。而在农村中呢，又出现了一切脱落者——前集体农场员的新阶层，其人数是在渐渐增加之中。将窃取收获物，自由处分种子，随而还向国家要求的农民，强制的保留于集团之内，真是不智慧的。不过，若使崩坏的过程，听其自然的推移下去，却也是很大的罪恶。目下，想破坏集体农场运动的倾向，就在共产党员中间，怕也是同样的在抬头。如果若容认此种情势，便会等于将婴儿随着肥皂水，同时泼出去一样吧？ 一九三三年，要顺应技术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资源，而致力于集团农业的完成。精选一些最有望的集团，将这些集团，和基本的农民大众，尤其是和贫农的经验与希望相合致那样而加以改造。同时，国内战之直接的危险，自属无须词费，使农业的动摇止于最小限度，而来作成集体农场的退出条件，则是应当的。 机械的「富农解体政策」，事实上是已经被破弃了。不过，关此还必须要做到公式的废止。同时，严峻的限制富农榨取倾向的政策，也要使之复活。在一九三三年，农民也同样的耕作土地，织工也同样的制造印花布，镕矿炉也同样的生产金属，铁道也会同样的运输人与劳动生产物吧！可是，这一年的最高目标，却不是要尽可能的多，尽可能的快那样来生产，而是置重于经济的整理。也就是要做检查用具目录，完全与不完全的，用得和不用不得的东西要分别一下，除去尘埃与污秽的物件，添设不起的住宅和食堂，完成屋顶，敷设下水管这样一些事。何以呢？为了充分的劳动，人首先就有过人的生活之必要，因而，人的需要是必须满足的。 大修正特别年度的设置——这方法的本身，自然是什么事情也还没有解决。这方法是只有在改变经济及其担当者——劳动者和农民之处理的场合，才发生重大的意义。经济的处理方法是政策，而政党便是政策的手段。 课题之课题，便是政党的革新。在这里，使列宁以后时代的困难的未完功业趋于检讨化，从事于完全和不完全的，用得的和用不得的之分离，扫除尘埃和污秽的对象，官僚政治之一切机关的通风与消毒，同样是有必要的。其次便是苏维埃和职业同盟。一切苏维埃机关的大修正，实在是一九三三年最重要而且最紧急的课题。 （本文译自脱洛斯基派所主办的机关报Bulleten Oppozition No 3-1932年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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