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反对民族共产主义！
（“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
托洛茨基
1931年8月25日
当本文到达读者手中时，其中某些段落可能已经过时了。通过斯大林主义机构的努力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友好合作，本文作者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他只能延迟几周之后才能对政治事件作出反应。此外还必须加上一点，即作者被迫依靠远不完整的信息。读者应当牢记这一点。但即使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中，我们也必须试着至少找出一些有利条件。由于不可能对每日事件的全部具体方面作出反应，作者被迫把注意力集中到基本要点和中心问题上。这篇文章的合理性即在于此。
一、所有事情是怎样被颠倒的
德国共产党在全民公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明显，最后会被载入革命战略的教科书，作为一个范例来表明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为中，所有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对局势的估量不正确，直接目的提得不正确，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选用的手段同样不正确。在此期间，党的领导阶层成功地颠覆了它近些年来鼓吹的所有“原则”。
7月21日，中央委员会致力于要求普鲁士政府作出民主让步和社会妥协，否则就以全民公决相威胁。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提出这些要求，事实上就是提议在特定条件下，同社会民主党上层建立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当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些条件后，斯大林主义者便同法西斯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社会民主党。这意味着联合阵线政策不仅是“从下面”、而且也是“从上面”发起的。这意味着台尔曼被允许用“公开信”的方式，同布劳恩和泽韦林共同保卫民主和社会立法，使之免遭希特勒匪帮的侵袭。这样，这些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人，使用只从上面建立联合阵线这种最愚蠢、最丢脸的实验，出乎群众的意料，违背他们的意志，抛弃了“只从下面”建立联合阵线这种形而上学。
如果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那么怎么能够正式要求同社会法西斯分子共同保卫民主呢？ 一旦走上全民公决的道路，党官僚就未给民族社会主义者提出任何条件。为什么呢？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社会主义者都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不同色调，那么为什么能够只给社会民主党人、而不给民族社会主义者提条件呢？或者，这两个“变种”在社会基础和欺骗群众的手段方面可能存在某些非常重要的质的差别吧？但是这样就不要把它们都称作法西斯分子，因为在政治上，名称是用来区别事物的，而不是用来把所有事物都堆作一团。
然而，台尔曼真的同希特勒加入联合阵线了吗？共产党官僚把台尔曼的全民公决称作“红色的”，和希特勒的黑色的或褐色的全民公决相对照。事情牵涉到两个致命敌对的政党，这自然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谎言都不能迫使工人们忘掉它。但事实仍未改变：在一次特定的战斗中，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使革命工人卷入了一条同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起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联合阵线。如果可以在选票上标出自己的党性，那么全民公决至少还存在合理性（在政治上绝对不充分的既定条件下），即它可以计算自己的力量，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区分开来。但是德国的“民主”并没有给全民公决的参加者提供这种权力，让他们标出自己的党派。所有选民都被融入不可分割的群众中，在一个明确的问题上给出完全一样的答案。在这个问题的限度内，同法西斯分子结成联合阵线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样，在午夜与黎明之际，所有事情都被颠倒了。
二、同谁建立“联合阵线”？
共产党领导阶层作出这种转变，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你越是阅读那些官方文件和领袖的讲演，你就越难理解这个目的。我们被告知，普鲁士政府正在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这是绝对正确的。共产党的领袖们还说，勃鲁宁联邦政府事实上正在使共和国法西斯化，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绝对正确，我们对此回答说。“但是你们瞧，没有普鲁士的布劳恩，联邦政府的勃鲁宁就自身难保！”斯大林分子说。这也是正确的，我们回答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此能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呢？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支持布劳恩政府，一点也不打算在群众面前为它负责，甚至一点也不打算减弱我们同勃鲁宁政府及其普鲁士代理人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更没有理由帮助法西斯分子取代勃鲁宁—布劳恩政府。因为如果说我们非常公正地谴责社会民主党在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那么我们任务决不在于为法西斯主义缩短这条道路。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27日给各单位的通函最无情地暴露了领导阶层的前矛后盾，因为该信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体策划的产物。撇开那些混乱不堪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可以把这封信的宗旨归结为，社会民主党人和法西斯分子归根结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那些利用工人的耐性而欺骗背叛他们与干脆想要杀死他们这两类敌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察觉到这种等量齐观的荒谬性之后，这份通函的作者突然调转笔头，把红色全民公决说成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从下面（！）建立联合阵线这一政策的果断应用。”从何种意义上说，同法西斯分子一起干涉全民公决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是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基督教工人建立联合阵线这一政策的应用呢？任何一个无产者的头脑都无法理解这一点。显然，说的只是那些与其党决裂而参加全民公决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他们有多少人呢？至少应当理解，联合阵线政策不是要求与已经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而是与仍然留在该党队伍中的工人进行共同行动。不幸的是，这些人仍然非常多。
三、力量关系问题
在台尔曼7月24日的演讲中，唯一像是这次转变的严肃动机的一句话是：“红色全民公决利用了合法的、议会的群众行动的可能性，朝议会外动员群众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如果这句话还有点什么意思的话，那只能是这样：我们把国会选举当作我们进行革命总攻的出发点，以便通过合法手段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和与之结盟的奉守中庸之道的那些党派，然后借助革命群众的压力推翻正在试图成为社会民主党继承人的法西斯主义。换言之：普鲁士全民公决只是扮演了革命跳跃的跳板的角色。是的，作为跳板，全民公决本来是完全合理的。当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压力推翻法西斯分子、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法西斯分子是否曾和共产党人一起投票选举这一问题将失去全部意义。可以使用任何木板当跳板，包括公民公决这块木板。只是真正进行跳跃的可能性必须是存在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于是这个问题就归结为力量关系。当根据力量关系，现存政府只能被希特勒—休根堡政府取代的时候，喊着“打倒勃鲁宁—布劳恩政府”的口号走上街头，就是十足的冒险主义。然而，当同一个口号变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序曲时，它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种场合下，共产党人在群众眼里就是反动派的帮手；在第二种场合下，法西斯分子在被无产阶级消灭之前是如何投票选举的这一问题便失去了全部政治意义。
因此，我们不是从某些抽象原则的角度，而是从阶级夺权的实际斗争、从这一斗争的既定阶段的力量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次投票选举同法西斯分子的一致性的。
四、回顾俄国的经验
当无产阶级起义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官僚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即使不是归于消失，也会缩减到最小程度，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十月革命时期，俄国的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君主主义者携手反对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份退出预备议会，走上街头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如果说当时一些君主主义集团也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时退出了预备议会，那么这件事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为君主派连同民主制度都被推翻了。
然而，党是经过一系列阶段后才走向十月起义的。1917年四月示威时，部分布尔什维克打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中央委员会立即纠正了这批极左派分子。我们当然应该使推翻临时政府的必要性深入人心；但我们不能号召无产阶级在这个口号下走上街头，因为我们在工人阶级中还居于少数。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推翻了临时政府，我们并不能占据它的位置，结果我们会帮助反革命。在这个政府的丧钟敲响之前，我们必须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它的反人民性质。党的立场就是这样。
在下一阶段，党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部长”。这要求社会民主党决裂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七月，我们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领导了一场工人士兵示威，当时这个口号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白卫队联合起来镇压我们。
两个月后，科尔尼洛夫起来反对临时政府。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现在占据了前沿阵地。那时列宁还在隐藏之中。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被关在监狱里。工人、士兵和水兵要求释放他们的领袖和全部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拒绝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难道不应该向克伦斯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释放布尔什维克、撤销他们为霍亨索伦王朝服务这一可耻指控——吗？万一遭到克伦斯基拒绝，难道不应该拒绝同科尔尼洛夫斗争吗？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的中央委员会大概会这么做的。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这样做。列宁当时写到：“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象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8—9页——译者注）
如果我们在八月没有击退科尔尼洛夫，从而方便了他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他首先就会歼灭无产阶级的精华，因此阻挠我们在两个月后获得对妥协派的胜利，阻挠我们因其历史罪行而处罚他们（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在行动上）。
当台尔曼及其同伙为了替自己的转变辩护，开始罗列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犯下的无数恶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从事“市侩的道德说教”。
五、挑着黑灯
历史类比只是类比而已。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条件和任务。但是在这种相关的类比语境中，我们也许会问：德国全民公决的时候，问题在于对抗科尔尼洛夫的危险呢，还是实际在于由无产阶级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秩序？这个问题既不决定于光秃秃的原则，也不决定于大可争议的公式，而是决定于力量关系。在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布尔什维克在学习、计算、衡量力量关系时是多么小心和负责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在投入斗争的时候，试图描绘诸斗争力量的初步平衡了吗？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演讲中，我们都没有找到这种平衡。柏林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斯大林一样，都是挑着黑灯从事政治的。
台尔曼把他对力量关系这一决定性问题的思考，归结为两三个一般性的句子。“我们不再生活于1923年了，”他在报告中讲道，“现在共产党拥有数百万之众，并且还在飞速增长。”这就是全部！台尔曼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出他是何等不理解1923年和1931年的局势差异！当时，社会民主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些没有成功地脱离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工人们满怀希望地把目光投向共产党。当时，法西斯主义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是资产阶级田园中的一棵稻草人，而不是一种严肃的政治现实。与今天相比，1923年共产党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影响要大得无可估量。工厂委员会当时事实上执行了苏维埃的基本职能。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官僚每天都在丧失自己脚下的根基。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阶层没有利用1923年的局势，这个事实依然存在于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意识之中，存在于他们的相互关系之中。台尔曼说，共产党是一个拥有数百万之众的党。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社会民主党依然拥有数百万之众。我们不要忘记，由于不肖徒辈们从1923年到1931年所犯的一系列可怕的错误，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比1923年的社会民主党呈现出一种更为强大的阻力。我们不要忘记，当今的法西斯主义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斯大林主义官僚的错误精心滋养着，成了无产阶级夺权之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共产党是一个拥有数百万之众的党。但是由于之前的“第三时期”战略（一个极度的官僚主义愚蠢的时期），今天共产党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依然极端弱小。不能仅仅依靠全民公决的投票来领导夺权斗争。必须在工厂、车间、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得到支持。所有这一切都被台尔曼忘之脑后，他用豪言壮语取代了对局势的分析。
只有从月球降落的人，才会断言在1931年七八月间，德国共产党足够强大，能够和资产阶级社会——体现为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翼——进行公开斗争。党官僚自己不会这样认为。如果它诉诸这一论据，那只是因为全民公决遭到了失败，因此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检验。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盲目行事和为见成效不讲道德之举，表现了斯大林中派主义灵魂的冒险主义那一半！
六、用“人民革命”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7月21日的）这一摇摆乍看起来“突如其来”，但根本不是晴天霹雳，而是由过去时期的整个路线准备好的。一种真诚而强烈的激情支配着德国共产党，它要征服法西斯分子，使群众脱离它的影响，推翻法西斯主义并消灭它——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毫无疑问的。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越来越努力地用法西斯主义自己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从它的政治调色板上借用了某些颜色，并试图在爱国主义的拍卖场上压倒对方。这不是有原则的阶级政治的手段，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
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替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很难想象出比这一事实更可耻的原则性投降了。任何狡猾的花招、任何对引语的玩弄、任何对历史的伪造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背叛，目的是最好地模仿法西斯分子的骗术。这里我被迫重复以个月前关于这一问题所写的一段话：“可以理解，每次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的或民族的革命，因为它把民族中所有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力的力量都团结在革命阶级周围，并且围绕一个新的核心重建民族。但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对革命的社会学描述，此外它还需要精确的、具体的诠释。作为一个口号，它是无聊的，是一种骗术，是同法西斯分子进行市场竞争，代价就是搞混了工人的头脑……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都对革命感兴趣，因此这不是阶级的革命，而是人民的革命。台尔曼随声附和。实际上，工人—共产党员应当对法西斯工人说：当然，百分之九十五、甚至是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都遭到金融资本的剥削。但是这种剥削是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有上层剥削者，有中层剥削者，还有下层剥削者，如此等等。只是由于这种等级，超级剥削者才能制伏民族的大多数人口。为使民族事实上能够以一个新的阶级为核心重建自身，就必须进行思想重建，要实现这一目的，无产阶级就决不能把自己消融于‘人民’或‘民族’，而是相反，制定一个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种制度之间作出选择。人民革命的口号麻痹了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接受了‘人民’这一资产阶级等级结构，阻碍了他们的解放。但是在德国当前的条件下，‘人民革命’的口号清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界线，使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使其觉得他们并没有被迫作出选择，因为在两个阵营中都是关于‘人民革命’的问题。”（出自《台尔曼与“人民革命”》（1931年4月14日）——译者注）
七、作为“民族解放”之手段的“人民革命”
思想有自己的逻辑。人民革命被当成了“民族解放”的从属手段。这样陈述问题，就为党扫清了一条纯粹沙文主义倾向的道路。可以理解，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阵营中的一些绝望的爱国派会走近无产阶级政党，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坏处：不同的分子是通过不同的道路和途径走向共产主义的。在近几个月来显然开始把脸转向共产主义的白卫队和黑色百人团的军官队伍当中无疑也能找到一些真诚的忠实分子（夹杂着一些根深蒂固的野心家和不讲道德的失败者）。党当然应该利用甚至是这样的个人蜕变来作为瓦解法西斯主义阵营的附属手段。然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罪行——是的，不折不扣的罪行——就在于它把自身同这些分子混为一团，把他们的声音和党的声音等量齐观，拒绝揭露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把施林格的那革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乌托邦的、沙文主义的小册子转换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新福音书。乍看起来，从这种同法西斯主义的不光彩的竞争中，突然涌出了7月21日的决议：你们有人民革命，我们也有；你们把民族解放作为最高准则，我们也是；你们要发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我们也一样；你们有全民公决，我们也有，而且要更好一些，我们的是纯“红色”的。
事实是，前革命工人台尔曼今天用尽全力地挣扎，使自己不在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面前丢脸献丑。党的工作者会议——台尔曼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转向全民公决——的报告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个自命不凡的标题登载在《红旗报》上。然而，在结论中最重要的地方，台尔曼提出了“今天的德国是协约国手中的一颗皮球”这一思想。因此，这首先是一个民族解放的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意大利、甚至英国，都是美国手中的一颗“皮球”。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在胡佛建议中再次表现得极为明显（明天这种依赖将更尖锐、更残酷），和德国对协约国的依赖相比，它对欧洲革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顺便说说，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要用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而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这个光秃秃的口号，来回答欧洲大陆的震荡。
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居于次要位置。我们的政策不是决定于德国是协约国手中的一颗“皮球”这一事实，而首先决定于分裂的、软弱的、受压迫的德国无产阶级依然是德国资产阶级手中的一颗球这一事实。卡尔·李卜克内西某次教导我们说，“主要敌人在国内！”朋友们，也许你们已经把它忘了吗？或许这一教导已经没有好处了吗？对台尔曼来说，它显然过时了，施林格已经代替了李卜克内西。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一标题洋溢着如此苦涩的讽刺！
八、作为投降学派的官僚中派主义学派
几年以前，左派反对派警告说，“真正俄国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在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导致社会爱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当时，这似乎是一种幻想，一种恶毒的虚构，一种“诽谤”。但是思想不仅有自己的逻辑，还有自己的爆炸力。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德国共产党就在我们眼前被拖入了社会爱国主义的泥潭，也就是说，被拖入了共产国际建立时与之誓死敌对的那些情绪和口号之中。这难道不是令人震惊的吗？不是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模仿对手和阶级敌人的思想的方法——一种与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与心理学彻底矛盾的方法——从中派主义的本质，从它的无原则性、自相矛盾和思想空洞中非常有机地涌现出来了。所以数年以来，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一直贯彻热月政策，以挖掉热月党人的墙角。受到左派反对派的威胁之后，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开始一点一点地模仿左派的政纲。为使英国工人摆脱工联主义的统治，斯大林分子用工联主义政策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策。为了帮助中国工人和农民采取独立道路，斯大林分子把他们推入了资产阶级国民党。这张清单可以永无休止地写下去。事无巨细，我们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模仿精神，对敌人的一贯模仿，尽量不使用自己的武器——哎呀！他们没有这样的武器——而使用从敌人的武库中偷来的武器。
党目前的制度是朝同一个方向运作的。我们不止一次地写过和说过，机构的绝对主义会削弱共产国际的领导阶层，使先进工人颜面丧尽，剥夺他们的个性，摧毁和扭曲革命性格，最后不可避免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敌人面前脆弱不堪。作为一个革命战士，那些对上面的每一道命令都恭顺地俯首称道的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那些中派官吏，在季诺维也夫手下时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布哈林手下时是布哈林分子，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就是斯大林分子和莫洛托夫分子。他们甚至在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和洛佐夫斯基面前俯首称道。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重复着下一任“领袖”的语言、音调和手势；他们奉命行事，今天抛弃昨天的誓言，把两根手指头插在嘴里，向他们昨天还在依靠的退职领袖吹哨起哄。在这种灾难性的制度下，革命勇气被阉割了，理论意识被荒废了，脊梁骨被软化了。只有在季诺维也夫主义—斯大林主义学校进修过的官僚分子才会如此轻易地把无产阶级革命换成人民革命，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称为叛徒，然后把施林格式的沙文主义者顶上肩头。
九、“革命战争”与和平主义
施林格们和施滕博克—费莫尔们满怀欣喜地把共产党的事业看作霍亨索伦战争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恐怖的帝国主义屠杀的牺牲者，仍然是为德国人民的自由而倒下的英雄。他们准备把夺取阿尔萨斯—洛林和东普鲁士的新战争称作“革命的”战争。如果“人民革命”能够作为一种动员工人参加他们的“革命的”战争的手段的话，他们暂时是同意在口头上接受它的。他们的全部纲领就在于复仇思想：如果明天，他们发现同样的目的还可以通过别的道路实现，那么他们就会从背后枪杀革命无产阶级。不应该对这一点避而不谈，而应该把它揭露出来。不应该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而应该唤醒它。党是怎样做的呢？
8月1日的共产党《号角报》带着对红色全民公决的热情鼓动，粘了一张施林格的照片，登载了他的一篇使徒般的新作。原文如下：“那些在世界战争中为自由德国而捐躯的死者的事业被背叛了，叛徒们现在跑出来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当你从自称为共产党的刊物上读到这些话时，你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名字掩盖起来了！列宁将手执多长的鞭子来对这种共产主义进行论战性的挞伐啊。而且，他不会止步于一些论战性文章。他将召集一次特别的国际代表大会，以便无情地清除无产阶级先锋队伍身上的这种沙文主义坏疽。
“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台尔曼们、雷梅尔们和其他一些人骄傲地反驳道，“我们原则上是为了革命战争。”他们将引用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作为证据，莫斯科的某些无知的“红色教授”已经为他们挑选好了。人们也许真的会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言者，而是民族战争的发言人！仿佛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战争概念与法西斯军官和中派下士的民族主义思想真有什么相同之处似的！通过这些关于革命战争的廉价文章，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吸引了几打冒险主义者，却将数十万、数百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拒之门外。
“这意味着你建议我们模仿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吗？”某个新方针的特别深奥的理论家反驳道。不，我们最不倾向于模仿，即使对工人阶级的情绪也不模仿；但是我们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正确估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才能把他们带入革命。但是官僚阶层模仿着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辞藻，而不顾工人们的真实情绪，他们不要战争，不可能要战争，他们厌恶由台尔曼、施林格、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和海因兹·诺伊曼组成的新公司的军事吹嘘。
倘若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那么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不把革命战争的可能性考虑在内。但是这远远不是把一种历史可能性——夺取政权以后，事变进程可能会把这种可能性强加在我们身上——转变成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个战斗的政治口号。作为无产阶级胜利的结果，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革命战争，是一回事。作为革命战争之手段的“人民的”革命是与之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另一回事。
尽管苏俄政府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战争，但众所周知，它还是签订了最棘手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们和工人们，除了一小部分先进分子以外，都不想要战争。之后，同样的农民和工人英勇地保卫苏维埃革命免遭无数敌人的侵犯。但是当我们试图把皮尔苏茨基强加给我们的严酷的防御战转变成进攻战时，我们便遭到了失败，这一错误是由于不正确地估量各种力量而造成的，它沉重地打击了革命的发展。
红军已经存在了十四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但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宣布自己的和平政策？它为什么建议裁军，为什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它不把红军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发动起来？显然，原则上为了革命战争是不够的。两个肩膀之间必须有头脑。必须考虑环境、力量关系和群众情绪。
如果对一个手中掌握着强有力的国家强制机器的工人政府来说，考虑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的情绪是重要的，那么一个革命政党就更应该提高警惕，因为它只能通过说服、而不能通过强制来行动。对我们来说，革命不是反西方战争的一种附属手段，相反，它是避免战争、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争的手段。我们不是通过嘲笑社会民主党力求和平（和平是每个劳动者的内在要求），而是通过揭露其和平主义的谬误，来同它斗争的；因为如果没有战争，社会民主党每天都在拯救的资本主义社会便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觉得，德国的“民族解放”不在于一场反西方的战争，而在于一场席卷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通过苏维埃联邦的形式把它和东欧联合起来。只有这样陈述问题，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并把它变成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关注的中心。无产阶级要使现代社会执行自己的意志，它的政党就必定不能耻于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耻于讲自己的语言，不是民族复仇的语言，而是国际革命的语言。
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
红色全民公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来源于党的深层次的思想退化。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恶毒的冒险。全民公决一点儿也没有变成革命夺权斗争的起点。它还完全停留在附属性的议会伎俩的框架内。在它的帮助下，党成功地使自己蒙受了多重失败。它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因此也加强了勃鲁宁政府；掩盖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党的许多选民拒之门外；这样，党在全民公决之后要比之前弱小得多。没法更好地为德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服务了。
在过去十五年里，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德国，已经有好几次处于崩溃的前夜；但每次它都从灾难中复活了。革命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充分的。还需要政治前提，它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力量关系：即使不能预先保证胜利——历史上不存在这样的局势——也至少应当使胜利变得可能。稍后，战略策划、胆识和毅力将把可能变成现实。但没有一种战略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中央委员会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来精确指出目前在德国无产阶级、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力量关系如何，党同农业工人的联系如何，等等，而不要那些关于危机和“改变中的局势”正在深化的一般言论。这些资料应当公开进行精确研究，而不应当保密。如果台尔曼有勇气公开列举并衡量政治局势的所有因素，那么他会被迫作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资本主义遭受了巨大的危机，共产主义有了显著的增长，党还是很弱小，无法通过革命解决问题。相反，法西斯分子正在朝这个目努力。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都准备在这一点上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都害怕共产党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分子。在普鲁士全民公决的帮助下，民族社会主义者打算颠覆这种极不稳定的国家平衡，以便在对工人作出血腥判决的过程中，强迫资产阶级的那些犹豫不定的阶层支持他们。对我们来说，支持法西斯分子是最愚蠢的行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主义全民公决。如果台尔曼还留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良心的话，他就应该这样结束他的报告。
之后，应当有序展开尽可能广泛和公开的讨论，因为即使像海因兹·诺伊曼和雷梅尔这样永不犯错的领袖，也需要在每个转折点上留心倾听群众的声音。不仅应当倾听一个共产党员有时讲出的那些官话，而且应当倾听隐藏在他的话语下的那些更深刻的、更大众化的观点。必须不能命令工人，而应当能够向他们学习。
如果讨论是公开进行的，那么某位参加者可能作出类似这样的演讲：“当台尔曼说，尽管局势无疑在转变，由于力量关系，我们绝对不能试图强行作出革命的结论，这时他是对的。但如我们所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坚决最极端的敌人正在迫切推动爆发。在这种局势下，我们能够赢得所需要的时间，来影响力量关系的初步转变吗？也就是说，能够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抓住主要的无产阶级群众，尔后迫使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低层面向无产阶级、背对法西斯主义吗？如果顺着这条路走，那就太好了。但如果事与愿违，法西斯分子在不久的将来举行起义，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革命又将注定遭到严重的失败吗？”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大致会这样回答：“当然，决战时间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也取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现在的战略任务是给敌人的强行爆发制造困难，而不是提供便利，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无论如何都要向我们宣战，那么我们当然必须应战，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不经过战斗就放弃伟大历史地位更沉重、更具毁灭性、更具灾难性、更沮丧的失败。如果法西斯分子在现在的情况下主动爆发——如果广大群众清楚这一点——他们将把劳动群众的广大阶层推到我们这一边。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越清楚地向千百万工人展示和证明我们绝不打算抛下他们、反对他们而完成革命，我们就越有更大的机会赢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公开向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工人和无党派工人说：‘一小撮法西斯分子想要推翻现政府，夺取政权。我们共产党人认为现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这个政府是依靠你们的信赖和你们的选票支撑自身的；我们想和你们结盟推翻现政府，而不想和法西斯分子结盟反对你们。如果法西斯分子企图组织起义，那么我们共产党人将和你们携手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不是为了保卫布劳恩—勃鲁宁政府，而是为了拯救无产阶级的精华免遭扼杀和毁灭，为了拯救工人的组织和刊物，不仅是我们共产党的刊物，还有你们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我们准备同你们一起保卫任何工人之家、任何工人刊物的印刷厂，使之免遭法西斯分子的侵袭。我们号召你们宣誓，当我们的组织遭到威胁时，你们能伸出援手。我们提议建立一条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我们越是稳固地、坚定地执行这一政策，把它应用于所有问题，法西斯分子就越难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在公开斗争中击败我们的机会就越少。’”我们假想的台尔曼本来应当这样答复。
但是这时，海因兹·诺伊曼这位浑身上下弥漫着伟大思想的演说家登上了讲台。“从这种政策中什么也得不到，”他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会对工人们说，‘不要相信共产党人，他们对拯救工人组织毫不关心，他们只想夺取政权；他们认为我们是社会法西斯分子，他们不对我们和民族主义者作任何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台尔曼提出的政策只会使社会民主党工人觉得我们荒唐可笑。”
对此，台尔曼应当这样回答：“把社会民主党人称作法西斯分子当然是愚蠢的，它使我们在每个关键时刻都迷惑不堪，阻止我们找到一条通往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抛弃这种愚蠢行为。至于谴责我们借口保卫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而只是渴望夺取政权，我们会这样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讲：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努力夺取政权，但为此目的，就需要工人阶级的绝对大多数。企图在少数人支持下夺取政权是一种可鄙的冒险，我们与之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能强迫大多数工人阶级追随我们，我们只能试着说服他们。如果法西斯分子击败了工人阶级，那就甚至谈不上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保卫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免遭法西斯分子的侵袭，意味着我们必须保证有可能说服工人阶级，把他们领导在我们身后。因此，如果我们不保卫——必要的时候手执武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的工人民主因素，我们就不能登上政权。”
台尔曼也许会增加说：“为了赢得大多数工人稳固的、不可消灭的信任，我们必须首先谨防向他们眼里挥撒灰土、夸大我们的力量、闭眼不看事实，或者更糟，歪曲事实，等等。必须实话实说。我们无法欺骗敌人，他们有成千上万的机构在进行考察。而欺骗工人就是欺骗自己。如果我们伪装强大，那只能削弱自己。朋友们，这里没有任何‘欺骗’，没有任何‘悲观情绪’。我们为什么会是悲观主义者呢？在我们面前有着巨大的可能性。我们前途无量。德国的命运、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但正是那些坚信革命的未来的人不需要任何幻想。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前提。”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会这样回答。但是很不幸，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十一、党为何沉默不语？
但是党怎么能够保持沉默呢？台尔曼的报告意味着在全民公决问题上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它没有经过讨论便被通过了。因此它是上面提议的，而提议就是命令。《红旗报》的全部文章都报告说，在党的所有会议上，全民公决被“全体一致地”接受了。这种“一致通过”被描绘成党异常强大的标志。在革命运动史上，何时何地存在过这种哑巴似的“铁板一块”呢？台尔曼们和雷梅尔们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起誓。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就是剧烈的内部斗争的历史，党通过斗争获得了自己的观点，锤炼了自己的方法。在1917年——党史上最伟大的一年——的编年史上充满了剧烈的内部斗争，当政前五年的历史也是这样；尽管如此，没有一次分裂、没有一次主要的驱逐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你瞧，和台尔曼们、雷梅尔们、诺伊曼们相比，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前列的毕竟是另一种身高、另一种特质、另一种威望的领袖。当时，今天这种可怕的“铁板一块”、这种毁灭性的“一致通过”——它把不幸领袖的每一次转变都变成了一个大党的绝对法律——在哪里呢？
“拒绝讨论！”《红旗报》解释道，因为“在目前局势下我们需要行动，而不是演讲。”可恶的伪善！党必须采取“行动”，但事先不许讨论它。可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样的“行动”呢？在官方文件的方框里画上小十字，统计无产阶级小十字的数量，甚至没有可能弄清楚这些究竟是不是法西斯分子的十字。不用怀疑，不用思考，不用提问，甚至在眼中不要有焦虑之色，接受上天指定的领袖们的新的胡乱跳跃——不然你就是叛徒，就是反革命！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把这种最后通牒当作一把左轮手枪，顶在每位斗士太阳穴上。
表面看来，群众似乎容忍了这种制度，一切进行得优哉美哉。但不是这样！群众绝不是可以被随意塑造的粘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慢慢地、但相当深刻地回应领导阶层的错误和荒唐行为。当无数人拒绝参加“红色之日”时，他们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第三时期”理论。当他们不能通过正常方式反对洛佐夫斯基—蒙穆索的试验时，他们就在法国抛弃红色工会。数十万、数百万的工人因为不接受红色全民公决的“思想”而拒绝参加它。这是对中派主义官僚阶层的罪行的惩罚，他们卑鄙地模仿阶级敌人，牢牢地扼住本党的喉咙，为敌人效力。
十二、斯大林是怎么说的？
斯大林确实事先批准了新的摇摆了吗？没有人知道，正如没有人知道斯大林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意见。斯大林保持沉默。更为谦虚的领袖，从列宁起，当他们想对兄弟党的政策施加影响的时候，他们会作演讲，写文章。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斯大林无话要说。他想欺骗历史进程，正如他欺骗个人一样。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帮助德国或西班牙无产阶级前进一步，而是如何事先为自己保证一条政治退路。
斯大林对世界革命基本问题的两面派态度的一个无法超越的例证，就是它对1923年德国事变的态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同年8月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那封信：“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应当抛开社会民主党人尽力夺取政权吗？为此他们是否已经成熟？在我看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在俄国夺取政权时候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1）和平，（2）土地归农民，（3）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现在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有一个苏维埃国家作邻居，我们当时却没有，但是现在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可以说，如果现在德国政权倒台了，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他们也将以崩溃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击得粉碎，被抛回去。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斯大林在这里站在布兰德勒的右边，1923年8月到9月间布兰德勒的看法刚好相反，他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困难将从夺取政权之后开始。现在共产国际的官方意见认为，布兰德勒分子在1923年秋季错过了一次绝佳的革命局势。布兰德勒分子的主要原告是……斯大林。然而，他向共产国际解释过他当年的立场这一问题吗？没有，因为完全没有必要：禁止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重提这个问题就足够了。
斯大林无疑会试图通过同样的方式玩弄全民公决的问题。台尔曼即使有胆量，他也是不会加以揭露的。[台尔曼是否反对这一转变，是否仅仅从属于雷梅尔和诺伊曼（他们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不予考虑，这完全是个人的和偶然的问题：问题在于制度。台尔曼不敢向党呼吁，因此他要承担全部责任。]斯大林通过他在德国中央委员会里的代理人进行工作，自己则暧昧地退居幕后。如果新路线得胜，那么所有的曼努伊尔斯基们和雷梅尔们就会宣布说，创始权是斯大林的。如果失败，那么斯大林完全可以找到替罪羊。斯大林战略的精髓就在这里。他在这一领域是充满力量的。
十三、《真理报》是怎么说的？
那么，共产国际的领导政党的领导报纸《真理报》是怎么说的呢？《真理报》未能登载一篇严肃的文章，根本没有尝试去分析德国的局势。它羞涩地从台尔曼的长篇纲领性演讲中摘取了半打空话。事实上，目前这份笨头笨脑、缺乏骨气、对官僚卑躬屈膝、在矛盾中乱作一团的《真理报》能说什么呢？在斯大林保持沉默的时候，《真理报》又能讲出什么呢？
7月24日的《真理报》这样解释柏林的转变：“不参加全民公决，就意味着共产党人支持目前的反动州议会。”在这里，全部问题被归结为简单的不信任投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共产党人不在全民公决中掌握主动权呢？为什么他们几个月来反对这种主动权呢？为什么他们7月21日突然在这种主动权面前屈膝了呢？《真理报》的论据是议会克汀病的一个为时已晚的论据，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8月11日，全民公决举行以后，《真理报》改变了论调：“党参加全民公决的目的是在议会外动员群众。”但是8月1日这个日子不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即为了在议会外动员群众而被指定的吗？我们现在不会驻足批判日历上的“红色之日”。但是在8月1日，共产党在自己的口号和自己的领导下动员了群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一周后需要一次新的动员，以使被动员者彼此不能见面，以使他们没有一人能够计算自己的人数，以使不管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敌人，都无法把他们同他们的死敌区分开来呢？
第二天，在8月12日的报纸上，《真理报》宣布说，“选举结果表明……工人阶级已经给了社会民主党以最大的打击。”一点也不多，一点儿也不少。我们不引用全民公决的统计数据。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数据（《真理报》的读者除外），它将劈面打击《真理报》愚昧无知、恬不知耻的吹嘘。这些人认为，欺骗工人，向工人眼中撒灰，都是正当的事。
官方列宁主义在官僚不肖徒辈的脚下被摧毁了、踩碎了。但非官方的列宁主义还活着。请那些肆无忌惮的官吏不要以为一切都会不受惩罚地过去。科学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比机构、比任何金钱的力量、比最残暴的镇压都要强大。就机构、金钱和镇压而论，我们的阶级敌人要比现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强大得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俄国的土地上把他们击败了。我们证明，他们是可以被击败的。革命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击败他们。为此就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机构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将赢回自己的权力，推行马克思和列宁的政策。
萧遥 译
Leon Trotsky,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p.93-114.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First Edition 1971, Third Printing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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