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1927年8月6日） 来源：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月29日〜8月9日）速记记录第3分册，第22页。
托洛茨基：（念讲话稿）。斯大林同志昨天在这里说，反对派站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之下。斯大林同志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特征是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同志们，我看这个问题并没有抹掉，而且我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内都不会从议事日程上抹掉。引证某些已经形成的决定，即使引证得对，也只能说明应把决定作为明显错误的决定进行重新研究。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充分研究过，也从未就这个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的决定。 席上插话：也许您会回答昨天给您提出的问题吧？ 托洛茨基：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极其明显地暴露出那种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托洛茨基观点的做法很不严肃。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谈的是政治派别问题，首先按政治路线来讨论这个派别，即按似乎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来讨论。我现在也恰恰想从这种指责所依据的基本路线入手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说明。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基本指责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不能抹煞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24年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以后，斯大林即已完全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他对关于在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观点。由此可见，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即大约两年前，发挥了“托洛茨基”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 卡冈诺维奇：您还是谈谈自己吧。 插话：这个问题已经谈过了。 托洛茨基：可以说，斯大林错了，后来改正了。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的错误呢？如果所谓列宁1915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事属实（这根本不属实），如果所谓列宁后来只是加强和发挥了这个观点一事属实（这根本不属实），那么请问，斯大林怎么可能在列宁在世时，在列宁临终前就对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形成他1924年的讲话反映出来的自己的观点呢？ 由此可见，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直到1924年以后才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 安季波夫：请回答对您提出的问题。围绕第4项日程来谈。别分散注意力。 卡冈诺维奇：您就谈谈1915年的那场争论吧。 托洛茨基：斯大林只要能找出他说过的一段话来证明他在1925年前也谈到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不错了。找不出来！而布哈林？有3段，一段是1917年的，另外两段是1923年的。这些话都证明，我们反对派目前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发挥的观点，不仅是列宁在世时，而且也是两年或一年半之前，即列宁逝世后全党的观点。布哈林在谈到俄国的无产阶级时曾说过，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走向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次在俄国也‘提上日程’的任务不可能‘在本国范围内’完成。这里的工人阶级碰到坚不可摧的墙壁，只有靠‘国际工人革命’的撞击才能将其摧垮”。（布哈林著《俄国的阶级斗争与革命》，莫斯科委员会与区域局1917年版，第3〜4页） 布哈林在1919年说得更多：“生产力增长的时期只能当无产阶级在几个大国获胜时才能到来。”（布哈林主编的《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9月第5期第614页）在布哈林看来，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连生产力的增长都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几个大国无产阶级获胜时才能实现。于是就得出了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世界革命的结论。 插话：讲实质。 托洛茨基：最后布哈林接着说道，“共产国际将使……” 插话：这样根本不行。讲实质问题。为什么转弯抹角，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喧哗声）（会议主席按铃） 托洛茨基：……“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支持变成现实，离开了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相互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不能！）建成新社会。”（《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5月第8期第94页）这就是我对斯大林同志在这里针对我们现在正按日程规定讨论的问题所下断言作出的明确而直截了当的回答，斯大林认为，反对派首先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而走上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道路的。我还要提醒大家，1921年获得通过并保留至今的共青团纲领中清楚地表述了使我们背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的观点。 插话：谈实质问题。你没有勇气对这种指责作出回答。 托洛茨基：同志们，我要问：是不是说布哈林1917年，1919年和1921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呢？不是，当时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比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更加靠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么共青团的纲领呢？不错，沙茨金曾非常幼稚地试图把起草这个纲领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沙茨金：纲领是我起草的。 斯克雷普尼克：把沙茨金也扯上了。 托洛茨基：由此看来，沙茨金早在1921年就凭着自己的智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旧传统都不对头，他作出这个结论，认为可以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异端邪说写进共青团的纲领并且保留下来。（喧哗声） 什维尔尼克：您最好是谈谈对您提出的那些指责。 托洛茨基：原来，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斯大林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喊声）。待我对最基本的最具原则意义的指责作出回答之后再谈对我提出的其他指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觉察到共青团的纲领中有一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话，这一段的表述同我们反对派现在的表述完全一样。就连颇具觉察力的列宁似乎也未觉察到这个情况。（喧哗声）。 彼得罗夫斯基：主席同志，应要求发言人扣紧讨论题目。 伏罗希洛夫：对！ 卡冈诺维奇：您在1915年是否与列宁进行过争论？ 插话：谈谈您1915年的那篇文章。 托洛茨基：如果没人干扰的话，我现在就来谈谈列宁1915年的文章，文章中斯大林的错误最明显。 原来是谁也没有发现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异端都写进了共青团纲领，这个纲领已存在了几年，至今仍然存在。 插话：那么是谁纠正您的，难道不是列宁吗？ 托洛茨基：我再说一遍：难道布哈林的声明是偶然现象吗？（喧哗声、会议主席按铃。）共青团纲领是偶然现象吗？是偶然现象吗？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著述都被拋在了脑后。只有被斯大林歪曲了的那段1915年的引文算是例外，斯大林当时正是在谈到日程第4项时援引了列宁的这段话，我现在的谈话被打断也是由于列宁的这段话。我只好就这段引文谈上几句。 插话：您最好能回答一下热月、克列孟梭和两个政党的问题。回答对您提出的所有指责。 插话：别再谈那段引文啦！ 托洛茨基：我要指出的是，恰恰是斯大林，恰恰是在涉及这项日程的时候讲到反对派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的立场，说这是我们背叛行为的主要表现，也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既然主席同志没有打断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那么我也同样请求主席同志给我个机会就这个主要问题作些必要的说明。（喧哗声，有人插话：这已经是挖苦话，够了！）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提纲中……（喧哗声。） 李可夫（会议主席）：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许多委员都向我反映，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脱离了日程规定的议题。（插话：对！）这就使得我让后面的几位发言人有机会就季诺维也夫同志涉及的话题发表意见；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在今天结束第4项日程，那么我们迟早还是要讨论它的。（插话：对！）因此我认为，以下的要求完全可行，这就是：下面就开始讨论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将两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插话：对！） 托洛茨基：同志们，既然其他发言人都有机会在规定的时间内谈他们自认为与规定日程有关的一切问题，那么，我想我作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指责的人，你们也肯定不会不给我这个权利的。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作为意见分歧的组成部分的所有问题，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问题，却没有人因此而对他提出过非难…… 插话：不对，根本不对！ 塔尔贝格：讲实质问题！ 托洛茨基：……他甚至谈到了我关于丰收与欠收对苏联经济的作用的评价。因此，同志们剥夺我的发言权，那是你们的权利，而我在预定的45分钟时间里可以就对我提出的指责只谈那些我认为必须谈的东西。如果主席同志认为这样做不对，他当然可以剥夺我的发言权，确认裁决则是全会的事情。我只有服从。但是，只要我还在讲台上，我就可以只讲我认为对于联席全会的第4项日程具有重要的、本质性意义的东西。 插话：你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插话：谈谈你解散不解散派别集团？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插话：这个我们要听。 李可夫（会议主席）：我想我下面的话是反映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全体委员的意见，那就是，全会希望听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此刻提上日程的问题的看法（插话：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两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都讨论过了，已经解决了，并且，确认了好多次（插话：对！），起码谁也不会把它提上这次全会的日程。 伏罗希洛夫（在席上）插话：应当围绕这个问题来谈，谈谈你执行了还是没有执行…… 托洛茨基：如果我应当把主席同志的话理解为同意接着往下谈自己的看法，并根据总的原则性考虑作出必要的结论的话，那么主席同志的意思就与我自己确定的发言提纲不谋而合。（笑声，喧哗声） 席上插话：这不符合日程。 席上插话：别强词夺理了。 卡冈诺维奇：谈实质问题。 托洛茨基：如果您是想说，没有权利讲我认为同对我的指责有关的此次全会的实质……（喧哗声），如果全会认为没有必要听我发言的话，那么它有权剥夺我的发言权。我对此表示服从，这是全会的权利。 卡冈诺维奇：给了您45分钟时间。谈实质问题，别饶舌。 托洛茨基：所以我说，全部问题就在于对实质的看法要是没有分歧，那就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在什么是实质的看法上我与卡冈诺维奇同志大不相同。这并不妨碍他去发挥他自己的观点。我发挥的是我自己的观点。 插话：谈实质。（喧哗声） 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的实质问题上我与卡冈诺维奇有分歧，正如在阿姆斯特丹问题上一样。但是我认为，我有权谈自己的看法。 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1918年1月7日）中说到：“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8页。］列宁所说的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包括了哪些具体的经济内容和社会内容呢？ 伏罗希洛夫席上插话：这全都可以散发和发表嘛。（喧哗声） 托洛茨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初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写道：“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俄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4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候起曾多次引用过这段话。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引了这段话，并且立即补充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第275页。］非常清楚…… 席上插话：有必要重新考虑给他的发言时间问题。 托洛茨基：非常清楚，挖苦话“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指的是“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期限太短。（喧哗声） 鲁祖塔克：这些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 托洛茨基：不过列宁怎么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规定那么短的期限呢？（喧哗声）其中包含了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内容呢？另一方面，列宁那番挖苦得不厉害的所谓我们在1918年“也没有愚蠢到（喧哗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非常清楚，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不是指在一年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喧哗声） 鲁祖塔克：这不是发言，这是在朗读托洛茨基全集…… 托洛茨基：……不是消灭阶级，不是在12个月的时间里克服城乡间的矛盾，而首先和主要是让掌握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厂和作坊复工。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喧哗声）为了弄清列宁关于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提法，不能把列宁在不同情况、不同背景下，特别是出于不同实际目的所讲的话生吞活剥，任意重新解释。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列宁的思想。到那时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多之前提出的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只要跟踪观察这种思想在十月变革后不是要制定纲领而是要给生动的经验下理论定义的年代的发展，才能得到正确的、完全无可争议的阐释。 列宁在1915年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7页。］在这番还相当泛泛的话语中（1915年）不仅包含了同那些即使不能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也应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同时开展革命的所谓革命者的论战，而且也包含了同未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论战。列宁对前者说，革命可以而且应当在单独的一个国家内开始；从哪个国家开始呢？从那个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国家开始。列宁警告后者：要想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布进行革命战争，光靠夺取政权还不够。（喧哗声） 席上插话：围绕第4项日程来说，别讲无关紧要的话。 托洛茨基：……首先要赢得时间（“喘息时机”）并“组织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样才可能积极地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喧哗声），才能发动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举行起义。这完全是两年半前列宁在同拥护革命战争的“左派”的论战中得到大为具体和全面的发挥的思想，难道不清楚吗？单靠政权不足以应付战争，还要把掌握在无产者手中的生产组织好，以便保障人民的生活，也就是保证能进行战争（喧哗声）。而为此“至少”需要“几个月”……由此可见，列宁1915年讲的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初步地组织国家的生产；后来，1918年关于和平问题的一月提纲也完全是一个意思，他在讲到社会主义时指的是工人阶级在掌握了工厂之后要重新开工、要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恢复生产的不间断性，至少是为了养活正在作战的军队，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为了扩展国际革命。1915年不理解列宁的话尚情有可原。在列宁已经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他原来提出的思想进行鞭辟入里的阐释后的今天，怎么还不理解呢！ 我们能找出列宁从1917年至1923年止有关反对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几百条言论。其中的哪一条斯大林都没有作出过解释，也没有驳斥过。用理解错误的1915年的这段引文来同这一切相对抗，岂不可笑！ 这个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恰恰在目前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战争危险日益临近，这个问题以最为具体和最为迫切的形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偶然地碰上了一位工人通讯员。大家知道有一种不为报刊供稿、专门负责为编辑部提供信息的工人通讯员。今年2月底，在尖锐地提出军事危险问题的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我翻看了不是供报刊发表用的通讯员笔记并发现了下面这段精彩的谈话。 插话：这与第4项日程有关？ 卡冈诺维奇：这是在胡扯。 鲁祖塔克：您什么时候才能谈日程规定的内容呢？ 什维尔尼克：还是围绕第4项议程来谈吧。 托洛茨基：事情发生在国营“十月”糖果厂。一位大约25岁的女工说道：“我们不希望打仗，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应当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一位40岁的工人说：“讲得倒挺好，可怎么收场呢！谁吩咐你们干预英国的内政，往那儿寄钱呢？自找。你们做的那些事就说明你们不希望和平”。 25岁左右的女工说：“我们知道，我们帮助了英国的无产阶级，他们也不会以怨报德，在紧要关头可能会出来防止英国资本主义准备对我们进行的血腥屠杀。”一位50来岁的工人…… （喧哗声。笑声。） 格拉西莫夫：没有来自墓地的消息吧？ 插话：70岁的老太太没说什么吗？ 托洛茨基：一位50来岁的工人说：“在自己的国家安安稳稳地生活，再搞搞建设不是更好吗？共产党人把我们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写遍了每一个角落。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务，还要把上千卢布或上万卢布的钱寄给英国的矿工呢？” 一位40来岁的工人…… （喧哗声，笑声。） 鲁祖塔克：这简直成了托洛茨基纲领。 什维尔尼克：为什么年龄只限于40岁呢？ 托洛茨基：40来岁的工人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也应当这样做，要是他们愿意打仗就让他们去打好了，我们可不想打仗”，等等。 并不是为了发表而写成的这些精彩的通讯稿证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向工人展示了前景。但展示的是虚无飘渺的前景。这一理论没有包括整个的国际过程，正因为如此，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是虚无飘渺的；这一理论妨碍我们去认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与国际革命的命运之间的那种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而且会因此而导致非革命的和平主义的结论，我上面谈到的通讯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理论一旦扎根就会对共产国际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作用。 所以就要为党提供一个不是根据现成的小抄来讨论这一新理论的机会…… 鲁祖塔克：你自己就在念小抄。 托洛茨基：……而是通过诚恳的、公开的和真正的争论来讨论这一新理论。应当适时地，即在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及时提出这个问题，不要突然地提出，而要采取全面的思想准备、检验和讨论的办法；为此必须适时地出版资料集。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或在专供代表大会前展开争论用的其他机关刊物上适时地展开讨论；让反对派有可能把自己就这个问题的发言和文章单独集辑出版或与中央委员会内多数派的代表们的言论和文章一起集辑出版。 斯捷潘诺夫：这也与第4项日程有关吗？ 乌汉诺夫：还不如给我们念点契诃夫的东西呢。 托洛茨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有关党内关系包括中央委员会同党的关系的问题…… 插话：那么您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党有什么看法？ 托洛茨基：反对派似乎持的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那么托洛茨基主义究竟是什么呢？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基辅向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把对我们反对派提出的这一指责具体化了，他在报告中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反对派在其派别活动中竟滑到这样的地步——穆拉洛夫和哈里顿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提出了反对派对加里宁和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的修改意见。对这种修改提出指责，这当然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把提出修改意见这一事实叫做派别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为什么在中央全会批准了中央的路线之后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难道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可以凌驾于全会之上？这是对我党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认识：一旦党团与中央全会有不同意见就越过中央全会而诉之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 同志们，如果可以这样解释托洛茨基主义的话，那么我敢肯定，每个党员履行自己的最为合法的党内权利的意图都可算作托洛茨基主义了。至于说到尤其是诉诸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这个问题，那么，也许这还可以算中央委员的过错，如果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的话。但是问题并不在中央委员身上。我手头恰恰掌握着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证据。诉诸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的做法永远是违反党内权利、党的传统和党章的行为吗？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吗？ 插话：托洛茨基同志，最后请讲讲实质问题吧。 托洛茨基：列宁同志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与中央委员会产生分歧时，他在1922年12月12日给非中央委员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写过信。他写道：“我会写信告诉托洛茨基我赞同他的意见，此外因我生病，还请他在全会上出面捍卫我的立场。我还希望今明两天写好一份就此问题的实质致中央全会的声明并寄给你们。总之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中央全会不能达成一致，我还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我要在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宣布目前的分歧。”［《列宁全集》第2版补遗第289号文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月13日写给我的信中说道：“我觉得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我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照现在这样的提法就可以消除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否需要指挥权的争论”。［《列宁全集》第52卷，第548页。］ 莫洛托夫：指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不是指托洛茨基主义，而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托洛茨基：不，列宁是指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意见一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将退居次要地位。我认为，在一个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希望求助于党团。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失败，我们就应该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为此，有必要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简略地陈述一下分歧所在。如果来得及，我就把它写出来，如果您也这样做，我将十分高兴。”［《列宁全集》第52卷，第548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2月15日写道：“我确信，如果我们有失败的危险（在中央全会上），那么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失败并立即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声明，总比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失败有利得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月15日写给我的信中说：“万一我们的决定通不过，我们就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声明，要求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他还接着写道：“如果这个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被撤销（我想是不会这样做的，而您当然应该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全力反对这样做），那么我想，还是应当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要求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因为继续动摇不定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0页。］ 最后，在全会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议于12月21日改变了过去作出的不正确决定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托洛茨基同志，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3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继续向谁进攻呢？ 插话：向托洛茨基进攻。 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进攻。“……为此要通过一项提案，即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的措施问题。这件事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宣布。我希望您不会表示异议，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报告。”“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指责我在有关《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的文章的问题上“没讲真话”，在介绍《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分歧中所持的立场时“没讲真话”。 插话：我们听说了。 托洛茨基：我带来了就这个问题起草的一份有关个人问题的声明，篇幅不超过一页半稿纸。但是没有允许我公开宣读。会议主席说要把这份个人声明作为附件收入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 同志们，现在我想围绕我们大家存在分歧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从我的《这引向何处》一文，即反对莫斯科鼓动宣传部的照本宣科之作中列举…… 插话：你自己也是在照本宣科嘛。 塔尔贝格：你为什么照本宣科呢？ 托洛茨基：……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印刷厂印制的5000份照本宣科之作，我想把那个证明我们有暴动打算的可怕的罪证举出来。 说什么，反对派正在以战争时期的法国克列孟梭［克列孟梭·乔·邦·（1841－1929）——1906〜1909、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曾多次出任政府部长。］集团为榜样，纠集力量为捍卫另一种护国政策而斗争，这也就意味着要举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这种说法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插话：完全可以自圆其说。 托洛茨基：如果讲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就没有必要提克列孟梭；如果想把克列孟梭的政策作为反对派的罪征，就没有必要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有人对我们说，你的反对派像克列孟梭集团一样急欲夺取政权。反对派认为，将他们调离领导岗位是对党的利益的一种损害，他们既没有向中央，也没有向党隐瞒过这个观点。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流派都不能不持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将反对派调离领导岗位最近大大影响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 插话：回不到中央去了。 托洛茨基：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性错误恰恰在战争条件下会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中为害特别严重。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战争条件下党亦应保持，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重新建立一种较为灵活、较为合理、较为健全的党内制度，这种制度可允许适时地对政策提出批评、警告和纠正。怎么会由此得出暴动的结论呢？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为了阐述自己的想法而从法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历史中援引的历史资料即可发现，克列孟梭反对派恰恰不是通过起义，不是通过违反法国的资产阶级法律，而是通过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法律，通过法国的议会制度掌握了政权。法国议会甚至没有改变自己的人员构成。也没有进行改选。以自己的统治集团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根据战争的经验得出结论：由克列孟梭和塔迪厄等人组成的内阁要比由潘勒韦－白里安等人组成的内阁更符合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的利益。从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怎么会联想到起义呢？ 我国不存在议会机制，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我们大家都对此提出异议。是啊，幸好没有议会制。但是我国有党的机制。党在战争时期应同在和平时期一样对自己的所有机关保持监督。在其例行的和紧急的代表大会上决定主要的问题。党完全可以作出结论，解除反对派的政治领导职务是个错误，党可以纠正这一错误。 塔尔贝格：律师的演说。 托洛茨基：党能不能修改它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作出的决定呢？党能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决定：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国的经济，为了保卫中国革命和整个共产国际，党应按照列宁在遗嘱中阐述的那些原则来组建自己的领导集体呢？能还是不能？我认为能。我想反对派全都认为能。这里根本谈不上所谓的起义，也根本谈不上对两个政党的政策、分裂政策的骇人听闻的指责。 为了加大在这里提出的含糊其辞的关于起义的指责的分量，有人竟围绕我就军事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的事编造了有些不同寻常且骇人听闻的故事。 丘巴尔：你拐弯抹角地指的是什么呀？ 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10年间我曾10次给中央委员、非中央委员、个别军事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团体写过这样的信。从来没有人想到党员给中央写信提醒中央注意在武装力量的组织或整个军事政策方面的不当之处是反党行为。 丘巴尔：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从来没有发生过游行示威吗？ 托洛茨基：这里已经有人说过，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个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军事反对派在军队建设方面以一种分散主义的和游击主义的方针对抗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的方针。不曾有人想到这是反党倾向，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就是由于这个问题才不敢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我就此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谈我个人问题的声明，在声明中我准确地引证了政治局关于尽管要开代表大会也一定要我去前线的决定，因为我军在东线连连失利，我军在乌法近郊撤退。遗憾的是，这个声明也未公布。会议主席同志答应把它收入我们的会议记录。 再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军事文件。1924年初我在军事科学讲习班搞过一个文件，就是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参加起草的有德宾科［德宾科，帕·叶·（1889〜1938）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海军人民委员等职。］同志、费季科同志、乌里茨基同志、别洛夫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报告书谈的是军队建设问题。通过卡哈尼亚克同志和另外几个同志征集了几位军事工作者的签名以便上报中央。确实有人私下对我说过，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因为有些中央委员已经了解这个文件。文件经过了许多人的手。文件也谈到了我的报告书，也谈到的军事方面的困难，不过角度不同罢了。所有在这份声明上签名的人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几位积极参与者还在递交报告书之后很快得到了提升。 我想作为一名中央委员，我有权呈递根据同上面提及的几位军事工作者商量的结果写成的报告书。当我这样做了的时候竟引起了令人生畏的哗然、指责甚至威胁。因为报告书最后一页没有写完，晚交了半小时，整个全会的机制竟因此开动起来，温什利赫特同志带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决定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白色走廊上。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甚至还用上了“军事阴谋”的字眼。这里的军事阴谋就是一位中央委员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报告，而且在呈递报告时还通报了曾与他共同商量过某一方面的军事问题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绝对忠诚可靠的党员的姓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的原因无人不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日后给反对派加上策划起义的罪名积累材料。自然，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决不会使党内的关系缓和，也不会为党内生活创造正常的条件；为了实现我们正在捍卫的那些主张，我们争取党内生活的正常条件的努力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党员，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我要说，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多么尖锐，在就党内的尖锐问题展开争论的时候指责某个党员“枪杀共产党人”，这是共产主义关系中从未见过的，也自然会引来刺耳的、其他场合不能容许的高声喊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作过这样的表示，奥尔忠尼启则当即制止了他…… 席上插话：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 托洛茨基：完全正确，是在书记处。奥尔忠尼启则刚一出面制止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当然也就没像现在这样被迫高声喊叫了，在领导机关，而且是党的机关内部高声喊叫当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您把共产党员称作黑帮。 托洛茨基：但遗憾的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发表声明时并没有受到制止。针对伏罗希洛夫同志所说的这些有损于每一个党员的声誉，也有损于我的声誉的话，我递上了一份书面声明，遗憾的是声明没有公布。我在书面声明中指出，我在任期间、在我的领导下，也根据我的直接指示曾枪毙过逃兵、叛徒和白卫分子，但从未枪毙过共产党人，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此都应当是清楚的，本来就很清楚。枪毙共产党人的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白卫分子。如果共产党人混迹于逃兵和叛徒的队伍，那么这样的逃兵理应枪毙。 拉德琴柯：是指巴卡耶夫和扎卢茨基吗？ 托洛茨基：如能给我5〜10分钟时间，我现在就把有关巴卡耶夫和扎卢茨基同志的全部文件都公布。说我曾经要求枪毙扎卢茨基和巴卡耶夫，这不是事实。当时根据我本人的要求已在中央委员会内澄清过这个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命令，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命令规定，每一位政治委员都应当了解与其有工作联系的指挥官的家属现在何处，为的是不把家属在敌人后方的指挥官安排在前线和重要岗位，因为这些指挥官很想与家人团聚，会背叛我们，并把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领上绝路或带到前线去。该命令对政治委员命令很严厉，就是说政治委员必须留意此事。在东方面军一个师出了问题，即指挥班子叛变，给该管区造成重大损失，这时我正在南方面军工作，我通过电报了解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便给斯米尔加［斯米尔加，伊·捷·（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同志和拉舍维奇［拉舍维奇，米·米·（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5、1926年任中央候补委员。在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同志发电报询问叛变的指挥官的家属情况，以便立即抓到他们作人质并根据当时的法律处决那些有可能成为同谋和帮凶等的家属。我得到的回答是家属情况不详。我在不知道哪些人是政治委员和有哪些政治委员的情况下（在这一时期有的时候也能够碰到非常可靠的政治委员，这个时期就是一个选拔政治委员的工作做得很不可靠的时期）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凡是不了解自己的指挥官之家属情况的政治委员均应送上法庭并处以枪决。这并不是关于枪决的命令，这是当时通行的施加压力的办法。我这里有几十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类似的电报，如果愿意，我现在就来读一读。 插话：不需要。 托洛茨基：拉舍维奇和斯米尔加答复我说，我们的某某政委和某某政委是非常好的同志，我们可以为他们担保，如果是我们不称职，那就撤我们的职好了。我的回答的原话是：“同志们，别卖弄了，你们是非常好的政委，是最好不过的政委；我想对你们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要加倍注意有可能投敌叛变的那些指挥官的家属。”大家都知道，巴卡耶夫同志和扎卢茨基都没有被枪决，在我和这些政治委员之间还隔着像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这样的同志，我给他们发电报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处理人。这只是当时惯用的一种军事上施加压力的方法。所有这些情况我在当时已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我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展示过一张公文纸，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伊在关于枪毙共产党人的传闻传到政治局的时候交给我的。有关扎卢茨基同志和巴卡耶夫同志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误会。但是团政委潘捷列耶夫确实在喀山被处决，这个团的团长和政委在我军被包围的情况下丢下阵地，截获一条轮船并企图向下诺夫哥罗德逃遁。我们拦住他们，把他们交给了法庭，他们被枪决。我们把这件事报告了政治局。政治局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有人对列宁说托洛茨基枪毙共产党人，列宁主动地给了我一张表示高度信任的公文纸。我把这张公文纸交给了列宁研究院。公文纸是空白的，只在下方写一句话，你们可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速记记录中看到这句话：“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当我问列宁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是为了防备再有人散布类似的传闻；给你一份现成的空白公文纸，你可把形势要求作出的决定写在上面”。我从来没有给这份文件派过用场。这份文件在我那里作为历史文献保存下来，我交给了列宁研究院。这份文件证明，尽管有磨擦，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不会滥用他的信任，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作损害事业或损害某些同志的事情，即使是在国内战争的最为严峻的形势下也是如此。 关于……的问题…… 卡冈诺维奇：讲讲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事情。 插话：讲讲克列孟梭。讲讲热月。 托洛茨基：我正要谈这个问题。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这里引用了10月16日的声明。这个声明的基本思想是不再搞派别活动。我们的10月16日声明是否真诚呢？同志们，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反对派的中央委员是如何积极地履行这一保证的……（喧哗声。插话：“噢！”，“你们积极从事的是派别活动”，“你在开玩笑”，“在什么意义上？”）……意思是号召反对派不要自我封闭、不要与世隔绝，不要窃窃私语，不要在党面前躲躲闪闪，要公开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错，每一个派别总的说来都要对自己的拥护者负责，当然不是对每个单个的人，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但另外一条也不错：党的制度要对党内批评可能采取的形式负责。（插话：噢！） 至于谈到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简要地提到的那些条件问题，我只能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就这个问题讲过的话。把这些条件看成是某些同志能否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的条件，当然是错误的。问题自然不在这里。不久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年的间隔之后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除其他问题之外要解决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是否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反映党内关系今后的发展变化的外部征兆而已，（喊声：“噢！”）正是为了捍卫我们在党内捍卫的那些观点…… 插话：你们在车站上捍卫！ 托洛茨基：……而且把这种捍卫理解为党依据事变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对这些观点进行检验。党内斗争及其尖锐摩擦和斗争引起的后果绝非偶然。党内斗争导致了诸如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欢送中央委员这样的事实。没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然而也没有人认为《真理报》一连几个月以对待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的态度对待一些中央委员是正常现象。两者都不正常。两者相互联系。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尽管有善良的愿望，只要不在党内建立起较为正常、较为健全的制度，就无法将二者分开。（插话：什么样的制度？）我们声明，为了能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和通过这次代表大会改善党内关系（尽管有深刻的原则性分歧），我们准备作出一切努力…… 插话：无休止的争论。 托洛茨基：……我们还准备为便于中央利用反对派的力量从事任何工作，和平时期的工作或战时工作，而作出努力。每一个反对派，只要不是混进来的，不是偶然当上的（反对派中当然有这样的人），都会凭着良心做到这一切。（插话：“发表宣言了”，“停止发言”，“让托姆斯基讲”） 会议主席：请托姆斯基同志发言。（鼓掌） 1927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