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论战争危险和国防政策 （1927年8月1日） 托洛茨基：同志们，首先我要拒绝一种荒诞无稽的说法…… 李可夫：您要讲多长时间？ 插话：15分钟（笑声）。 托洛茨基：45分钟吧。 李可夫：托洛茨基要求讲45分钟。 插话：给他半小时。 李可夫：没有反对意见，45分钟。 托洛茨基：由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涉及面太广，我只提纲挈领地谈。我得从与我本人有关的问题谈起：我要拒绝一种荒诞的说法，说什么我否定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政策，特别是其在反苏斗争中的失败主义政策。政治局的提纲有意重提早已消除的分歧，加以渲染并歪曲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那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几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我错了。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现在对列宁的背离相比，我当时在这些问题上对列宁的背离（我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季诺维也夫：说得太对了。（笑声） 托洛茨基：提纲硬说，反对派在有关战争和“失败主义”问题上有一条托洛茨基主义方针，又是一则谣言！你们提纲中的第13条通篇都是这样的无稽之谈，就反对派这个整体而言，它同列宁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次要的分歧不应负任何责任。至于我个人，这里我可以就这些无耻谰言作个简单答复。还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我就曾以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就战争和反战问题起草了告国际无产阶级书。我撰写了我党党纲的军事部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军事决议和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有以相当的篇幅阐述了战争问题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也以大量篇幅对战争、战争的后果及未来军事前景作了评价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宣言。我起草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关于国际形势及革命和战争的前景问题部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委托作了关于国际革命和战争前景的报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24年），我撰写了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十周年的宣言。中央委员会从未因上述文件而产生过分歧，这些文件不但毫无争议，而且未作修改即获通过。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共产国际相当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倾向”从未反映出来！原来，当我1926年批驳莫洛托夫为英国工人提出的“经济失败主义论”这一文理不通的荒谬口号时，似乎就与列宁分道扬镳了。为什么莫洛托夫在我提出批评之后把自己的荒谬口号藏进口袋了呢？ 莫洛托夫：当时没有任何口号。 托洛茨基：照我说也不是什么口号，而是胡言乱语。我现在说的也正是这种胡言乱语。（笑声） 席上插话：胡言乱语也值得一提？ 托洛茨基：为什么非要去夸大那些旧的、而且是早已消除了的分歧呢？为了什么？为的是掩盖和粉饰目前确实存在的现实分歧，难道可以一面严肃地提出反战的革命斗争和真正地捍卫苏联这一问题，一面又执行英俄委员会的方针吗？工人群众在战争过程中举行全国性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和与普塞尔、希克斯等叛徒结盟的方针可以同时存在吗？我不禁要问，我们要坚持的护国主义究竟是布尔什维克的护国主义还是工联主义的护国主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这里首先要谈谈现任领导人近一年来在这方面给予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教诲。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我现在逐字逐句地谈一谈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英俄委员会能够、应当、而且无疑会在反对针对苏联的各种武装干涉行为的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它（英俄委员会！）将成为组织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同国际资产阶级妄图挑起新的战争的一切企图作斗争的组织中心。”我再逐字逐句地谈一谈为总结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而准备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这两个人正是由于不理解英俄委员会在同……武装干涉行为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才被指责为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莫洛托夫刚才说：“我们通过英俄委员会瓦解了阿姆斯特丹国际。”这就说明莫洛托夫直到现在还一点不明白。你瓦解的是莫斯科乃至全世界的工人，在区分敌我的问题上欺骗了他们。 斯克雷普尼克：注意腔调！ 托洛茨基：腔调是根据问题的严重性确定的。你们团结了阿姆斯特丹国际，却削弱了自己。总理事会现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齐心协力——反对我们！ 但是应当承认，与布哈林那不切实的鬼把戏相比，上面读过的莫斯科委员会的丢脸的指示倒是更全面、更清楚、更真诚地反映了赞成保留英俄委员会的那些人的真实观点。莫斯科委员会给予莫斯科工人的教诲和政治局给予全苏联的工人的教诲即是，一旦出现战争危险可以去抓英俄委员会这根救命绳索。从政治上看问题就是这样。然而这根绳索已腐朽不堪。星期六的《真理报》社论谈到了由总理事会的“叛徒组成的统一战线”。就连阿尔图尔·库克，托姆斯基钟爱的韦尼阿明都保持了沉默。《真理报》感叹地说这是“莫名其妙的沉默！”“莫名其妙”这句话已经是你们惯用的腔调了，你们开始时把赌注押在蒋介石集团，不，是押在普塞尔和希克斯身上，尔后又把希望寄托在“可信赖的”汪精卫，阿尔图尔·库克的身上，然而库克叛变了，汪精卫也叛变了，那是在布哈林将他列入可信赖者行列的两天之后的事情。我们把少数派的运动交给了总理事会的先生们及其头目，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而且不愿意让真正的革命者在这样的运动中与乔装打扮的改良派进行较量。我们为了抓到一根虽然粗大、但腐朽不堪的绳索而撇开了虽然细小却很结实的绳索。当你通过一座既窄小又不结实的小桥时，一个虽小但却结实的支撑物就可能成为您的救命之物。可是如果你抓住的是一个腐朽的支撑物，那可就倒霉了，支撑物一倒你就肯定摔下去。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在国际范围内抓住腐朽支撑物的政策。我们曾先后抓住过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普塞尔、希克斯和库克等几根绳索。但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它们都断裂了。我们像《真理报》社论就库克一事一样先说个“莫名其妙”，第二天再补上一句“这并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以下删去“中国的情况如何？”一节。］ 关于“中派主义”和腐朽绳索政策反对派曾警告说中共在你们的指导下必定奉行孟什维主义政策，反对派当时还为此而遭到无情揭露。我们现在还要胸有成竹地警告说，英国共产党在你们强加给它的政策的影响下必将受到中派主义和妥协派的毒害。如果你们不改弦更张，那么给英国共产党造成的后果就不会比给中共造成的后果好。整个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如此。 时到如今应该明白，布哈林－斯大林中派主义是经不起事变考验的。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变即是革命和战争。通过中国革命我们对中派主义政策已经有所领教。革命的要求是，从模棱两可的指示中得出完整的结论。中共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也是中共滑向（也不可能不滑向）孟什维主义的原因所在。你们的指导在中国遭到的空前失败，要求你们最终放弃那种使你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抓住腐朽的绳索的政策。 革命之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考验便是战争。我们得先说清楚：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半吞半吐、转弯抹角的迂回政策在战时事变中不会有立足之地。这一点也适用于共产国际的各位领导。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现在所面临的惟一考试就是：他们是否日夜准备投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战争则将对他们提出重要得多的要求。然而，对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显然使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人物身上。无论怎样兜圈子，英俄委员会的路线就是寄希望于阿姆斯特丹官僚的腐朽绳索的路线，总理事会现在是其中最坏的一部分。你们的这种政策不仅使中共内部蓄积了马尔丁诺夫思潮而且使共产国际内部蓄积了普塞尔思潮。一旦爆发战争你们就会接二连三地撞上“意想不到的事情”。腐朽的绳索就会在你们的手中断裂。战争将使目前的共产国际的上层人物产生严重的分化。某一部分人会转向阿姆斯特丹的立场，其口号是：“我们希望认真地捍卫苏联，我们不想成为一小撮狂热分子”。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因为他们是失败主义者。这是布哈林推导出的结论！另一部分西欧共产党人则坚信大多数会采取我们所捍卫的列宁的立场，李卜克内西的立场。斯大林的中间立场不会有立足之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对你们说，关于一小撮反对派和光杆将军等说法在我们看来简直滑稽可笑。类似的种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1914年听到过，1917年也听到过。我们对明天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且正在为明天的事作准备。反对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自己的正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完全正确！ 托洛茨基：在对内政策方面搞中派主义的缓冲在战争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各种争立党将会更多，阶级矛盾必将变得十分尖锐，我们不得不作出清楚而准确的回答。 我们在战争时期是否需要“革命的统一”或者“神圣的统一”？资产阶级为战争和军事危险时期臆造出名为“内部休战”或“神圣的统一”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局面。这一纯粹的资产阶级概念的含义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以及各政党内部的分歧在战争期间均告止息，其目的是更加巧妙地蒙蔽和欺骗群众。所谓“神圣的统一”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阴谋的最高形式。无须赘言，既然我们党在和平时期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无可隐瞒，那么战争时期就更该如此了，此时的政治路线的纯洁和清晰以及与群众联系的深度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在国内战争的高潮中，在我们党的集中化程度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严重得多的情况下，还通过异常尖锐的讨论，通过党内民主途径来解决政治领导的所有基本问题，其原因也正在这里。这是一笔必须支付的附加费用，党靠这笔费用制定和加强了正确的路线，巩固了党内的革命统一。现在有些同志，确切地说是昨天有些同志认为，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领导人的绝对正确同样完全有保障，无须再受党的检验。我们的看法则正相反：现在比我党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检验与更换。我们需要的不是口是心非的“神圣的统一”，而是真正的革命统一！ 骑墙的中派主义政策在战争时期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它不是向右转，就是向左转，也就是说，不是走热月道路，就是走反对派道路。（喧哗声） 通过热月道路能在战争中取胜吗？一般说来，可能取胜。首先会取缔对外贸易垄断。允许富农成倍地出口成倍地进口。让富农压制中农。让贫农认识到，绕开富农便没有出路。扩大和巩固官僚及行政长官的影响，把工人的要求当做“行会习气”拋弃掉。从政治上排挤苏维埃中的工人，恢复去年的选举条例并使之逐步扩展以适应私有主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热月道路。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分期式的资本主义”。到那个时候，由富农组成的下级军官班子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高级军官班子就会成为军队的统帅力量。照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军事上的胜利就将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轨道的加速推进。 走革命无产阶级的道路是否可能取胜呢？有可能，岂止是有可能。整个世界的局势都说明，在战争条件下，走这条道路最有把握取胜。但是为此必须首先驱散政治上的迷雾，在政治迷雾的笼罩下，所有的猫看上去都是灰色的。富农在右边，他们是敌人；雇农和贫农在左边，他们是朋友。接近中农则要通过贫农。要创造一种政治局面，使资产阶级和官僚不能一边数落着“这可不是1918年”，一边用胳膊肘推开工人。要使工人阶级能说：“1927年我不仅比1918年吃得饱，而且在政治上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走这条道路不仅可能取胜，而且取胜的把握最大，因为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得到波兰、罗马尼亚和整个欧洲的下层人民群众的支持…… 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方针能带来胜利吗？这个方针在两个阵营之间摇来摆去，开始时答应亲切对待富农、收养他们的儿子、疼爱他们的孙子，后来又犹犹豫豫地转向组建贫农团，年年修改选举条例即苏维埃宪法，起初倾向富农，后来反对富农，再后来又支持他们，在北高加索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依赖蒋介石和汪精卫、依赖普塞尔和库克、依赖有叛卖行为的上层人物而在下层制造混乱的方针。（这一方针迫使我们的政治局接受了1926年10月29日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要求不把国内战争引人中国农村，不把同路人或资产阶级、地主和将军、所谓的自由派推开，或者是另外一条要求自由派资产阶级最低限度地（！！！）武装工人的指示。）这一方针激怒了一些人或者说使之变得很冷漠，又没有征服另一些人的心，丢掉了汪精卫这个“朋友”，还在共产党人中制造了混乱。这个方针意味着始终抓住腐朽的绳索。 这样的方针在和平时期还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在战争和革命的条件下，中派总要发生或者向左或者向右的剧烈倾斜。它已经分解成了左右两翼，这左右两翼必然不断壮大而使中派日渐缩小。这一过程的进展肯定要加快，战争一旦被强加在我们头上，它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激烈起来。斯大林的中派必然逐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党就会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反对派的帮助…… 巴布什金：现在就不需要帮助了吗？（喧哗声） 托洛茨基：帮助党拨正路线，同时又不破坏革命的统一，不滥用党的基本财富——干部。因为绝大多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在政策正确、路线明确的情况下，在要求绝对服从的外部条件下都会更新政策，并且凭良心采取真正的坚定的革命方针。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这个，也仅仅是这个。我们要同那些散布关于有条件的护国主义和两个政党的谎言的诽谤者，同散布关于起义的谎言的诽谤者进行当面对质！ 反对派坐席上插话：说得对！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批评会不会降低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威信？（插话听不清）我不能替插话人负责。 这并不是我们对问题的提法。这是教堂里的神父或身居高位的将军对威信问题的提法。天主教就要求其教徒无条件地承认教会的权威性。革命者则是又支持又批评，而且实际上他们的批评权愈是无可争议，他们就会愈加忠诚地为他们亲自参与建设和巩固的事业进行斗争。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可能降低斯大林的虚假威信的“无可争辩性”。然而，革命和共和国不是靠这种东西来支撑的。公开地批评和切实地改正错误将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展示我们的制度的内在力量，我们的制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找到正确进行的内部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派的批评——这种批评已经开始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更大的结果，归根结底提高了十月革命的威信，巩固这种威信，靠的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信任，而不是盲目信任，并从而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国防能力。 政治局的决议草案写道： “准备反苏战争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胜利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扩大的基础上的再现。”［《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73页。］
这话对吗？毫无疑问。甚至提这样的问题本身都很荒唐。可是决议又补充说：“任何同我们党内反对派一样的人都对战争的这一性质抱有怀疑……”等等。反对派对战争的一般阶级含义抱有怀疑？一派胡言！并不怀疑。丝毫也不怀疑。只有那些自己糊涂透顶也想把别人搞糊涂的人才会作与此相反的断言。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大家都认同的这种一般阶级含义掩盖了种种错误和种种蜕变行为呢？不是这个意思。也掩盖不了。如果事先就一劳永逸地认为当前的领导层是惟一可以想象的领导层，是天生的领导层……斯克雷普尼克：即使不是天生的领导集团，也是自然而然的领导层。 托洛茨基：那么对错误的领导集团的任何批评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否定，都是煽动起义了！然而这种观点不过是对党的否定。一旦爆发战争党就只能起一种捍卫作用，至于说如何捍卫，那得听别人指挥。 我再简单明确地重复一遍：我们反对派是否对捍卫社会主义祖国持怀疑态度呢？绝对没有。我们不仅希望捍卫祖国，而且还希望教会别人一点什么东西。我们是否对斯大林制定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正确路线的能力抱有怀疑？是怀疑，而且是非常怀疑。 斯大林不久前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反对派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进行的未来搏斗中取胜吗？”请允许我重复一遍：“难道反对派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进行的未来搏斗中取胜吗？”且不说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么无耻。也不想回过头去谈列宁对斯大林的手法所作的经过斟酌的鉴定：粗暴和不忠。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提法，并对此作出回答。“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的未来搏斗中取胜”的只能是白卫分子。反对派支持苏联取胜，它以并不比别人逊色的行动证明了并必将证明这一点。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并不在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指的是另外一个他不能说出来的问题。那就是：“难道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不能保证苏联取胜？”是的，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季诺维也夫：说得对。 托洛茨基：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正在给取胜制造困难。 莫洛托夫：那么党是干什么的？ 托洛茨基：党受到你们的压制。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正在给取胜制造困难。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以下这样的断言。事变的发展与反对派的警告惊人地相似。应当改变政策，不要坐等灾难性的内部的检验到来。反对派对全党说，应当改变政策，不要像中国那样坐等灾难性的内部检验。每一个反对派，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反对派而不是冒牌的反对派，都会在战争爆发时在党指派的前线或后方的一个岗位上工作，并自始至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任何一个反对派都不会在战争前夜或战争期间放弃为修正党的方针而斗争（党内一贯如此）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这种斗争是保证取胜的最重要条件。我来归纳一下：要不要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战？要！要不要为捍卫斯大林的方针而战！不要！我们希望党能够改正那些已经导致了巨大失败的触目惊心的错误，公开地修正斯大林的方针。 插话：应当修正的是你。 斯克雷普尼克：党没有给你这么大的权利。 托洛茨基：党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向中央讲真话的权利。 斯克雷普尼克：但是没让你胡来。 席上插话：你是派别集团的全权代表。 稳定与群众的左倾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草案》立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在纯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趋于巩固的事实”。另一方面决议又谈到：“西欧无产阶级中的基本过程是左倾的过程”，而且这一思想好像是针对反对派提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地混乱。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确已走出了那种不是如1920年在意大利、1923年在德国那样不是完全放手，就是屠杀工人、不断破坏生产力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党的软弱，另一方面是由于领导集团的错误，资本主义在经历异常尖锐的战后危机之后找到了为争取自身巩固和发展而进行内外部斗争的办法。正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各阶级间的冲突的加剧和世界范围内的种种摩擦的加剧上，这种斗争中蕴含了愈来愈多的阶级冲突、军事冲突和动荡。这就是发展的一般战略路线。整个时代仍然是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巨大历史范围内的群众左倾过程就必然发生并表现为地下的震荡和直接的、冲破普塞尔主义和奥托－鲍威尔主义等地壳的火山爆发。 但是在当代的可说是基本战略曲线中有其策略的转弯、倾斜和洼坑，有时是很深的洼坑。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遭到的失败，不管其原因如何，都是导致主要是无产阶级上层人物的革命水平暂时下降的原因所在，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削弱共产党来加强了社会民主派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最近在整个欧洲所看到的情况，在共产党内也是右翼比左翼占有暂时性优势，这又是西方多数政党的共同点。 工人贵族、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这几个时期的作用特别大，也特别反动。在这一国际过程中掌权的联共党也不例外。错误的制度还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 席上插话：说的太过分了。 托洛茨基：错误的制度妨碍工人迅速了解失败的原因并消除失败造成的后果。右翼利用强大的机关一个劲儿地攻击左翼，并运用机械手段使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不利于左翼的改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左翼反对派近来愈来愈无法对共产国际、联共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而那些在十月革命后还在敌人营垒里后来显然是作为考验对象准许进入共产国际队伍的右派分子、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却能愈来愈多地代表共产国际慷慨陈词。在这段时间里，群众中积聚着新的左倾的因素，即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这个高潮或迟或早总会到来。反对派正在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准备。 ※ ※ ※ 简单谈谈军队问题。一个国家的防务是全部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但是有一种特殊的、直接防御工具，这就是军队。这一工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军事领域是一个最尖锐地反映制度的强大方面和薄弱方面，所有政治变动、政治错误和失误的领域。同时在这个领域内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容易被表面现象、外观形象和流言蜚语所蒙蔽。通过军队来对制度进行检验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这方面最好是多一点批评，少一点善良的信赖。最近，几位军事工作者在可能发现的战争威胁的影响下就我国武装力量的状况交换了意见。斯克雷普尼克：噢，连军事会议都开过了。 托洛茨基：这些人当中有陆海军检查员穆拉洛夫同志、因持反对派观点被解职的集团军司令普特纳同志和普里马科夫同志，还有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和巴卡耶夫同志。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忠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并不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逊色。他们讨论的结果写成了文件，文件中有为提高军队的革命水平和战斗力所必须作出改变的计划。这一文件我已通过李可夫同志给中央政治局送去一份。 这份文件以批判、求实的态度谈到了有关红军建设的所有问题。我们没有打算在联席全会上宣读这个文件，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该在中央委员会内进行讨论，这是有关党和革命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想为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伙提供口实，他们会借题发挥把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变成闹纠纷的材料，或是像伏罗希洛夫那样用来发表以被污辱的军官的名誉问题为题的、非党的、非共产主义的谈话。可我们提出的是事关党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可是在伏罗希洛夫讲话之后我们又认为应该公布我们的文件（不作速记记录也不收入全会记录），为的是让全会感到需要更加认真地检查国家防务状况，而不是像伏罗希洛夫同志那样在发言中作肤浅的评价。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把要不要在这次全会上公布这个文件的问题提请政治局决定。暂时只把一份文件交给李可夫同志（如上所述），在文件上签名的人负有完全的责任。（大厅里有喧哗声） 列·托洛茨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