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致俄共（布）中央全会 （1925年1月15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1924年底，党内围绕《十月的教训》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实际上，只是单方面的批判。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此保持沉默。1925年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托洛茨基问题，通过《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力图使俄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变成某种被托洛茨基‘现代化了的’不要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企图用托洛茨基来偷换列宁主义”。全会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认为他“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1月26日，托洛茨基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出席全会，而是给全会发去这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十月的教训》的背景作了必要的说明。 敬爱的同志们： 本届中央全会第一项议程是关于各地方组织就托洛茨基的“发动”所作的决议问题。我因患病在身，不能参加全会，我认为，在这里作以下简短的解释，将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所助益。 一、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我能够在争论中提出有分量的带原则性的和有事实根据的意见，来反驳说我企图“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作用的指责。然而，我拒绝作这一方面的解释，这不仅因为患病，而且因为在目前争论的条件下，我就这些题目发表的任何言论，不问内容、性质和语气如何，都只会加深争论，使争论从单方面的争论变成双方面的争论，使争论具有更为尖锐的性质。 现在，在估价争论的整个进程时，尽管在争论中对我提出了许许多多不正确的、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指责，我仍然认为，从党的总的利益着眼，我的沉默是正确的。 二、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说我执行一条特殊的路线（“托洛茨基主义”）和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的指责。仿佛不是我走向了布尔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主义走向了我，这种凭空加在我头上的说法简直是奇怪之至。我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第62页）坦率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同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而且同“调和主义”这种曾包括我在内的思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为完成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好了准备。近8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在我党面前出现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不论我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我都是根据我党的全部理论和实际经验来解决的。这些年来，从没有人向我说过，我的某些思想或建议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只是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争论时这个名词才出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三、对农民的估价问题在这方面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我坚决否认，已完全成为过去的“不断革命”的公式在任何程度上曾促使我在苏维埃革命的条件下对农民采取漠视的态度。如果在十月革命之后我因某种原因一般地重新提过“不断革命”的公式，那仅仅是谈党史，即回顾过去，而不是要说明现在的政治任务。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我看来，无论从我们共同取得的8年革命经验中，或是从将来的任务中，都是找不出根据的。 我也不同意以下一些说法和推论，似乎我在西方革命进程延缓的情况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抱“悲观主义”的态度。尽管由于资本主义包围而产生种种困难，苏维埃专政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潜力是非常雄厚的。我曾不止一次地按照党的委托发挥和论证过这个思想，特别是在几次国际大会上，而现在也还认为，这个思想完全适用于目前这个历史发展时期。 四、关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无论在中央委员会，或是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更不要说在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之外，我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足以直接或间接地重新提起业已解决的那些问题的任何建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苏维埃和国际性质的新任务提出来了，或者说提得更加明确了。要解决这些任务有很大的困难。我绝没有打算用某种“政纲”来和党中央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对立。对于出席过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或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同志们，这个意见是不需要任何证明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争论问题，在最近争论中之所以重新提出，不仅与我的工作无关，而且据我现在所能判断的，也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无关。 五、鉴于这次争论的正式借口是我的《1917年》一书的序言，我认为首先必须驳斥这样一种指责，说我似乎背着中央出版了自己的书。事实上这本书出版（当时我在高加索就医）所依据的原则，和所有别的书，不管是我的书或是其他中央委员的书，甚至一般党员的书所依据的原则是完全相同的。不用说，对党的出版物建立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监督，是中央的事情；但我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丝毫没有违背迄今为止确定的那些形式的监督，自然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违背它。 六、《十月的教训》序言是我以前，尤其是近一年来一再说过的那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这里我只举出下列报告和文章：《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上》（梯弗利斯，1924年4月11日），《东方的前途与任务》（4月21日），《西方与东方的五一节》（4月29日），《新的转折》（《共产国际的五年》一书序言），《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6月20日），《国内战争的基本问题》。 上面列举的由于1923年秋德国革命失败而作的报告都登在《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出版物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更不要说整个政治局，从来都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些作品的错误。同样，《真理报》编辑部不仅没有给我的报告加以按语，而且从来不曾向我指出过编辑部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不同意这些报告。 不言而喻，我不仅没有把联系德国事件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分析看作是“政纲”，而且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被人理解为“政纲”，因为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政纲”。 七、由于其他几本我写的书，包括发行过好多版的书都在被指责之列，我认为必须说明，不仅整个政治局，而且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从来都没有对我指出过，我的某本书或某篇文章可以被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1905年》这本书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本书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出版的，发行了好多版，曾由党的刊物热情推荐过，共产国际还把它译成多种外文，而现在竟被指责为修正列宁主义的主要材料。 八、如开头已经说明的，我发表上述意见的唯一目的是：对于全会解决第一项议程的问题有所助益。 至于说在争论中一再说我似乎企图享有党内的“特殊地位”，不遵守纪律，拒绝中央委托我的这种或那种工作等等，我不想纠缠于评论这些意见，但我断然声明：我准备在任何职位上和在任何职位之外，自然也在任何党的监督的条件下完成中央所委托的任何工作。 这里无须证明，在这次争论之后，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句，在全会闭幕以前我将不离开莫斯科，以便必要时回答某些问题，或者作必要的解释。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