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托尔斯泰论》（1910年11月） 托尔斯泰论 （1908年9月15日） 据说近来在中国有所谓“革命文豪”从日本贩到了一句名言：“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话！其实昆仑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来赞美，托尔斯泰的价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来估定。日本的大学教授（？）在高楼大厦（？）中，吃过了精美的晚饭（？）后，利用他的余暇，偶尔随随便便地说道：“托尔斯泰者，卑污的说人也”倒也无足怪，而中国的“革命文豪”居然把它当作金言似的连忙贩卖过来，就未免有点“出人意表之外了”。
这几天法国各报为托尔斯泰百年纪念大做文章大出特号；大吹大擂，倒也热闹。我近来恰读完了托氏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很受感动，现在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觉得有些地方“实获我心”，所以抽出一点时间翻译出来，一则作为我个人对于托氏百年纪念之一点表示，二则让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们祖师之艺术的见解，看看托尔斯泰究竟是否“卑污的说人”！ 托洛茨基的原文作于二十年前，是当托氏八十寿辰时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新时代》（Neue Zeit 1908.9.15）而作。最近巴比塞主办的法文《世界报》（Monde）托氏百年纪念号中曾译载此文。我现在就是根据法译文重译的。然而托洛茨基现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译者 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在法国。 一托尔斯泰已达到了他的八十的寿辰，在我们看来，他现在好像是从死灭了的时代中留下来的一座生满了苔藓的老岩石。 说也奇怪，不仅像马克思那样的人至今还生存在我们中间，而且举一个托尔斯泰所熟悉的人为例，如海涅（德国诗人）那样的人似乎也是不曾死去的。然而时间之不可涉过的急流却把我们和这位Iasnaia Poliana（译者按，即托氏所居地）的现代伟大作家分隔开了。俄国农奴制度废止的时候，托尔斯泰已有三十三岁。他是一个贵族之子，他的祖先“十世都不曾劳动过”，他是在那保有着大领主的印信的俄国乡村旧贵族之环境中，在世世代代承袭的田产中，在大的封建的住宅中，在美丽的菩提树荫路之和平的树荫下，生长发育的。乡村贵族的传统，它的浪漫的特性，它的诗味，以及它的生活之样式：这一切影响托尔斯泰最深，托尔斯泰同化于它，而不能摆脱，结果这一切就变成了组成他的人格之微点。托尔斯泰出世的时候是一个贵族，现在呢，不管他的精神之继续的进化，就在他的创造的著作之最深的源泉中，他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自顶至踵的贵族。 贵族的托尔斯泰福尔恭斯基亲王之领主的宫堡过后就落于托尔斯泰家之手。就在这个宫堡中《战争与和平》之诗人住在一间陈设朴素的小屋内。一把锯子悬在墙上，靠着墙角放了一把镰刀，一柄木匠用的斧头。然而更高的几层楼却是属于旧的传统之忠实的守护者的，在那里挂着这一家世世代代的祖先之肖像。这是一个何等的象征呵！同样在这一家主人的灵魂中我们也寻出这重叠的两层楼来，不过这两层却是颠倒的。在他的良心之高一层，是淡泊质朴以及与民众融合之哲学之巢穴，而在下—层，即感情、欲情、意志之生根处，我们便见着一所长的封建的祖先之陈列室了。 托尔斯泰在充满了悔恨的怒气之际，也曾抛弃了浮夸与虚伪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以实行偶像崇拜、鼓吹支配阶级之勉强制造出来的同情为事的，同时它又靠着虚伪的美的谎语之助力，养成了支配阶级之偏见。然而过后我们又见着什么呢？在他的最后的大著《复活》（有耿济之的中译本共三册，商务出版）中，托尔斯泰恰恰把那个富有金钱与袓先的俄国地主作为他的艺术的注意之中心，又拿贵族的轶闻、习惯、关系等等之镀金的丝线小心地缠绕着他，好像离开了这个“浮夸”与“虚伪”的世界，世间便没有美丽与重要之物了。 在领主的田庄上有一条又窄又短的路通到农民的茅屋。诗人的托尔斯泰在道德家的托尔斯泰未把这条路认作救路之先，就带着爱之心走遍了它。就在农奴制度废止以后，托尔斯泰还以为农民是属于他的，是构成他的外部环境与内我之一个微点。在他的“对于真正劳动人民之确定的爱”的后面，我们也可以确然看见他的封建的袓先之群，不过这一群祖先被他的艺术的天才把形状改变了。 精密地说，托尔斯泰所欢迎入他的创造的杰作之堂奥的唯一典型就是地主与农民。然而无论在他的“危机”之前或在其后，他从没有脱离掉而且也不曾努力来脱离掉他对于那些位置在地主与农民之间（或在这旧制度之神圣的两极之外）的一切人物之真正封建式的轻蔑，那一类的人如德国监察吏、商人、法国教师、医生、“知识阶级”，以及工人等都是他不大注意的。托尔斯泰从不曾感到有研究这些典型、观察他们的灵魂深处、询问他们的信仰之必要，他们走过他的艺术家的眼睛之前，好像都是毫不重要的人物，而且大半带有滑稽的色彩。当他表现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革命党人的时候，如在《复活》里那样，他也只是把他的贵族与农民之间旧典型改变了形状放在新环境之中，或则给我们一张纯粹表面的或滑稽的画稿而已。他的《洛弗德弗若夫》（Novodvorof）表现俄国革命党人的典型之程度，恰与德国文学家莱森格的《利哥》（Riccaut de Ia Marlinière）或法国军官之典型相等。 托尔斯泰对于新生活之敌视六十年代之初期，新思潮淹没了俄罗斯全土，尤其重要的乃是新的社会状况，当时托尔斯泰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了。从心理的和精神的见地上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人。在这里我用不着说托尔斯泰决不曾是农奴制度之拥护者，如他的好友陈庆（Chenchine）那样。陈庆是一个贵族而兼优美的抒情诗人，但在他的灵魂中对于自然之眷爱居然和对于皮鞭之赞美同时并存的。托尔斯泰却不是如此，不过我们可以确信托尔斯泰是十分憎恨那个正起来代替旧的情形之新的状况的。他在一八六一年曾写道：“我个人并不承认在我的周围生活状况是有改善的，我也不必相信那些反对这种主张的人之言。例如在我看来，制造家与劳动者间的关系并不比贵族与农民间的关系更合于人道的。” 当时到处的混乱，旧的贵族之衰落，农民之衰落，一般的紊乱，破坏之灰烬，市民生活之紊乱与喧闹，乡村间的酒店和纸烟店代替了卓绝的民歌的工人之平凡歌曲：这一切同时使得贵族的托尔斯泰与艺术家的托尔泰讨厌极了。所以他在道德上便离弃了这种可怕的进程，而且不肯把他的艺术家之赞许丝毫给了它。然而他又在这些社会状况主张回到那些社会状况的人并不必去做一个农奴制度之拥护者在那些社会状况中，生活世世代代地重复着，在那里神圣的“必然”非常有力地管治着一切。在那里生活之一切行动皆由太阳、雨、风、草木之生长而决定。在这种事物之秩序中没有理性或个人的意志活动之余地，因此也就没有个人的私人责任存在了。在那里一切都是预先规定、辩明、认准了的。如写出名诗《地之力》的诗人乌潘斯基所说，人无责任，也无自己的意志，在那里只有服从。这种永久的服从又变形为永久的努力，而且构成生活全部的，正是它。这生活在外表上并不产生出任何结果，然而它的结果是含在它自身之中的。呵！真是一个奇迹：这种无反省，无选择，无错误，因此也无悔恨的“奴隶的依赖”，正是它造出了在“麦穗”的残酷的保护之下的生存之道德的“满足”。俄国旧民间故事中的农民英雄塞连利洛维奇（M. Selianinovitch）自己也曾说“地母爱我！” 在许多年代中支配着俄国知识阶级之心灵的“民粹派”之宗教的神话就在那里。托尔斯泰是和“民粹派”中激进的倾向完全相反对的，他永远忠于自己，即在“民粹派”中他也是代表贵族保守派一系的。托尔斯泰要以艺术家之笔画出他所知道，他所了解，他所爱的俄国生活，那么他便不得不求助于过去，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去找个安身处。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与和平》（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九年）便是他的更好的杰作，无与伦比的。 生活之此种非人格的特性及其神圣的无责任，托尔斯泰把它表现在农民加拉达叶夫（Karataiev）之身，加拉达叶夫这种典型是西欧读者所很难了解，无论如何在西欧读者看来，这种人总是很奇怪的。加拉达叶夫的生活，据他自己解释说，个人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只要他生活是一个大整体之一部分，只要他永远这样感到的时候，他的生活便有意义了。彼得（即柏苏哈夫伯爵Besoukhov，《战争与和平》中之主人翁）所懂得的嗜好、友情、爱等等，加拉达叶夫是完全不懂得的，不过他却爱他一生中所遇着的一切，特别爱人，而且生活在这种爱之中。……彼得觉得不管加拉达叶夫对于他的友爱是何等的真挚，如果他们两人不得不分离开，加拉达叶夫连一分钟的悲哀也不会感到的。用黑格尔的习用语来说，在这个尺度上精神尚未曾获取得本性，因此它只被视为天赋的灵性。不管加拉达叶夫在《战争与和平》中只是一个旁衬的人物，实则他却是全书之哲学的枢纽（如果不是艺术的枢纽的话）。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一个国家的英雄古杜若夫（Koutouzof）也就是加拉达叶夫，这两个本是一个人，不过这一次演的是元帅之角色。古杜若夫和拿破仑相反，他没有计划，也没有个人的野心。在他的半意识的，从而又是救济的战略中，他并不让理性来支配，却诉之于一种超于理性之上的东西，即民间精神之灵感及物质条件之暧昧的本能。在兴盛时期中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下至于他的最小的兵士大家都是在暧昧地而且同等地服从着土地之深邃的势力。全书之感人处就在这种道德的一致上。 旧俄罗斯之画家托尔斯泰旧俄罗斯实在是非常贫困的，她的贵族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贫弱。俄国并没有阶级（门阀）之光荣的历史，没有十字军，没有骑士的恋爱，没有武士的角力比武，甚至连大路上、山林中，英雄好汉的浪漫的绿林生涯也没有，多么可怜！不仅此也，旧俄罗斯还缺乏内部的美，她的农民之半兽的、驯羊一般的生存又是何等深刻的堕落！ 然而对于天才有什么变形之奇迹不会创造出来呢？在这种没有色彩的灰色的生活之粗野的材料中，他居然发现了这生活中隐藏着的一切的美，而把它尽量地发挥出来。他以一种非常庄严的安静，一种对于他的精神的孩子之真正诗人的爱，把他的注意力贯注在他的著作中每一个人每一件物上面，如元帅、领主府邸中的仆人、小兵的马、伯爵的小女儿、农民、沙皇帝、兵士衬衣上的虱、规矩会老会员等等，每一个在他的眼前都没有特权，各个只能得着他所应得的部分而已。他一步一步，一线一线地洗刷出来一幅大图画，在这图画中的各部分都被他用一根解不开的内部的绳子连系在一起。托尔斯泰不慌不忙地创造出他的世界，好像他把生活本身渐次地展现于我们的眼前。他曾把本书全部毁稿改作过七次，这种伟大的创造的杰作中最惊人之点也许就是下列的一个事实——艺术家不许他自己表示出对于书中某人之同情，也不许读者来附和他的此种同情。托尔斯泰从不曾用镁光来把他的英雄指示给我们，如都介涅夫所常做的那样（他也并不喜欢都介涅夫）；他从不替他的英雄去找优越的位置。他并不隐藏过什么，也不沉默地放过什么。他在本书之末尾把那个不安定的真理追求者彼得变成了一个平静而满足的家庭之父亲。那个有着差不多孩子似的心，非常脆弱，秀美，动人的小娜达霞、若斯托夫（译者按即若斯托夫伯爵之女，彼得之妻）也被他全不怜悯地变形为一个浅见的妇人，手里抱满了脏的襁褓。然而正是这种对于所有单独的各部分之热情的注意，才创造出来全体之感人的力量。我们可以说这部著作全体贯穿着美学的泛神论。它不知道美，也不知道丑，不知道伟大，也不知道渺小，因为在它，只有生活本身（自然是就大体而论）才是伟大的，美丽的，一天一天继续发展下去，永在它的各种不同的显示之永久的连续之中。这就是真正乡村风味的美学，就它的性质而论，它是极端保守的，而且它使得托尔斯泰之叙事诗的杰作居然和《摩西五书》或荷马的名诗《伊利亚德》相似。 托尔斯泰后来所作的两大尝试，即企图把他所选择的心理的典型放在过去的框子里，特别放在彼得一世时代及十二月党时代的框子里，但这两个尝试都失败了，因为这诗人对于给了那两个时代以一个非常鲜明的特性之外国的影响是十分反对的。然而就在托尔斯泰更接近我们时代的地方，譬如在他的《安娜•加列林娜》（一八七三年，按此书有文言华译本，名《阿娜小史》，中华书局出版）中他对于社会中的骚动完全不关心；他非常忠于他的艺术的保守主义，他限制了他的飞翔之范围，他只在人迹未到的封建的幻洲上找出俄国生活之本体；那些封建的幻洲上，有它们的领主的宫堡，袓先的肖像，美丽的菩提树荫路，在树荫之下，生，老，死之永久的循环一代一代地渐次展现于我们的眼前。 托尔斯泰描写他的英雄的道德生活恰和他描写他们的生存的方式一样，是非常平静，不慌不忙的，他们的谈话、思想情绪之内的进行，决无急促之弊。他从不忙迫，但也从不曾迟缓过。他手中持着线索，这上面系着一大群人物的命运，其中也没有一个人会逃过他的巨眼。这样一个谨慎的不倦的大师，他的头脑中保藏着他的巨大的财产之各部分的全部簿记，一点也不曾遗漏。我们可以说他只以观察一事就满足了，全部的工作都是由自然来做成的。他把种子撒在土壤中，他这一个非常聪明的耕种人却等着麦秆和麦穗从土地中生长出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的加拉达叶夫，他在自然律之前是默默地服从的。他从不曾把手放在幼苗之上，强迫地展开幼苗之叶。他只是等着让幼苗之叶受了太阳的光与热依着自然的进程自己慢慢儿展开来。因为他深恨大都会的美学，这种大都会的美学以一个吞食自己的贪欲破坏了自然，牺牲了自然，只想找出自然之精华与要略，而且用一个拘挛的指头在调色版寻找七色光象中所未含有的颜色。 托尔斯泰的语言也和他的天才之本身一样是非常安静、稳定而简明，虽然没有夸张，但有力，有时也不免陷于迟钝和粗鲁，然而总是简单朴实，而且有一个无比的效力！它同时和都介涅夫的明媚而动人，又自知其美的抒情诗文体，以及陀斯妥以夫斯基的响亮而急促的，佶屈的文体显然判别了。 有着难疗治的创伤的心之天才，耽于残酷与怜悯的诗人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他的一部小说中，像一个俄国新派艺术家的样子，以一个很深刻、很动人的方法反对他自己，而倾向于托尔斯泰，那个有着一个贵族的过去之死灭的形式之诗人。他借书中一个人物的口说道：“如果我是一个俄国小说家，如果我有才干，我便永远在俄国贵族中选出我的英雄来，因为只有在这种受过教育的环境中，我们至少也可以寻出一个美丽的训练与崇高的动机之外貌来。……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的话全是庄重的，虽然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贵族。……因为，相信我，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可以遇着我们俄国人所有的一切美，至少也会遇着一切多少有点成就的完全的美。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绝对相信着此种美之完满与正当，而是因为这个美已经给了我们以义务与荣誉等等之确定的形式，这些形式在俄国除了贵族以外，就无处可寻了。”陀斯妥以夫斯基又继续说下去，虽然他并未指出托尔斯泰，但他一定是在说托尔斯泰的“这个小说家应走的路是完全显明的：他只能选择历史上的模型，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中，不再有美丽与崇高的面影了，而且现今生存的贵族根据现在的舆论已经失掉了他们的旧的美丽。” 托尔斯泰之道德的危机在过去之“美丽的面影”消灭的时候，与之同时消灭的不仅是艺术的创造之直接的对象，而且托尔斯泰之道德的宿命论之基础以及他的美学的泛神论之基础也都开始动摇了：托尔斯泰的灵魂中的圣“加拉达叶夫主义”也就倒塌了。凡此时以前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开的完全的整体之各微点都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片断，因此也都成了问题。理性成了妄诞。而且照例，在生活失掉了它的旧意义的时候，托尔斯泰便对于大体的生活之意义生出疑问了。他的道德的大危机之开始，正是在那时候（七十年代之后半期），即不在青年托尔斯泰的生活中而在五十岁的老人托尔斯泰的生活中。他又回到上帝之前，承认基督的教训，反对分工，反对文明，反对国家，而称扬农业工作，颂扬淡泊质朴，赞美“勿抗恶”之原理。 他的内部的危机更深，（我们根据他的自白，而知道这个五十岁的诗人蓄有自杀之念甚久！）而且更可惊的乃是托尔斯泰最后又走回到他的出发点上。农业工作不就是《战争与和平》之史诗所展现于其上的基础么？回复到淡泊质朴，回复到与人民心灵的内部的融合之原理，这不就是构成加拉达叶夫的全力量之点么？勿抗恶之原理不就是立在加拉达叶夫的宿命的服从之基础上面么？然而既是这样，那么托尔斯泰的危机又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事实是这样：至今还是秘密而且隐藏着的东西忽然暴露出来，而走入良心之领域中，这就构成了托尔斯泰的危机。天赋的灵性与它所合体于其中的“自然”消灭之后，精神现在便努力来获取“本性”了。这种自动的和谐，生活本身之自动力就在反抗它，而托尔斯泰要防卫它，保守它，便不得不求助于观念之自觉力。在这种为他自己之道德的与美学的保守之战争中，艺术家便不得不求救于道德家了。 二这两个托尔斯泰（诗人与道德家）中究竟哪一个在欧洲受着更大的欢迎呢？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不过所可确定者，就是无论如何，那一般资产阶级对于这位老人的淡泊质朴之温良宽容的微笑中，正隐藏着一种特别的道德的满足之感情。你看，这一个著名诗人，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我们中人”，而且还是一个贵族，他为着道德命令之动机，竟身穿粗布工衣，足穿草鞋，亲手锯着木头！他的这种行为使人多少觉得好像这个诗人把一个全阶级，一个全文化的罪过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代它受罪。自然这也不会阻止一般俗人来蔑视托尔斯泰之伟大，甚至表示对于他的智慧力的完备之一点疑惑。例如一个知名之士诺尔陶（Max Nordau）靠着衣袋里的龙布洛索（意大利犯罪学家）之帮助，完成了惊人的发现，说托尔斯泰身上带着退化之一切迹印。诺尔陶是那一群把多少带得有一点犬儒主义的老西米里（Smile）之哲学，穿上一件用报纸星期副刊东一块西一块补缀而成的衣服的先生们中之一个闻人。对于这一般乞丐，凡无利可图之行动皆是疯狂，托尔斯泰自然也免不掉被他们认为狂人了。 托尔斯泰的社会哲学然而不管资产阶级中赞美托尔斯泰的人用何种方法来判断托尔斯泰，猜疑也好，讥笑也好，慈悲也好，实则对于他们，托尔斯泰依然是一个心理的谜。如果我们把他的少数的信徒除外，我们便应该承认道德家的托尔斯泰在他最近的三十年间永远是完全孤立的。这真是一个在沙漠上孤独地传道的先知之悲剧了。……托尔斯泰完全受着他对于保守的乡村的同情之支配，所以他不屈不挠地，胜利地保卫着他的道德的世界，来抗拒那些从四面八方袭来威吓它的危险。只有一次他划出来他与资产阶级的各种自由主义间的很深的区别，他第一排斥我们时代中所普遍的对于进步之信仰。他叫道：“诚然电灯、电话、展览会、音乐会、戏院、一筒一盒的雪茄烟与火柴、发动机等等都是很可赞美的！然而如果为了制造这些东西就必须使得人类中百分之九十九生活在奴隶制度之中，而且成千成万地死在工厂里，那么这些东西都该永远被诅咒的，不仅这些东西，就是全世界的铁路和棉布也该如此被诅咒的！” 分工增加了我们的财富，装饰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它戕害了人的活泼的心灵。打倒分工！ 艺术呢？然而真正的艺术是应该把所有的人团聚在上帝之爱里，而不应该来把人们分隔开的。反之你们的艺术却只适于那极少数独得秘传的人来享受。它分隔开了人们，所以它里面就含得有虚伪。托尔斯泰很勇敢地排斥这种“虚伪”的艺术；沙士比亚、歌德、他自己、华葛耐尔、博克林（Boecklin）等都在排斥之列。 托尔斯泰完全抛掉了对于财富之一切的关心，他也从不曾想来装饰他自己，他穿着农民的衣服：这在他就是他抛弃文化之象征。然而他在这个象征的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呢？他拿什么来反对“虚伪”，即是说反对历史的进程呢？ 我们可以把托尔斯泰的社会哲学节约为下面的几个原理： （1）决定人类奴隶制的，并不是必然的社会学的法则，而是由人们专断地建立起来的法律的条规； （2）近代奴隶制乃是关于土地、租税、财产三个法规之结果； （3）不仅俄国政府，即全世界上的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它的目的总是在依靠国家的权力毫无顾忌地来犯那些最可怕的大罪恶； （4）真正的社会改良只能由个人之道德的与宗教的完满而得来； （5）要去掉政府，不必在表面上攻击它们，只要不参加到它们中去，不去支持它们便够了。尤其不应该： （a）服务去做兵士，将军，阁员，县长，议员； （b）甘愿直接或间接纳税给政府； （c）利用政府的各种机关，或请求政府之任何经济的援助； （d）多少靠着国家权力来保护私人财产。 如果我们把关于个人道德的与宗教的完满之必需这一点从这个图案中取掉（实则这一点据它的面目看来，在托氏社会哲学中只占着一个间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勉强完全的无政府主义纲领了。第一，我们有了对于现社会之一个纯粹机械的概念，以为这是坏的法规之产物。其次，便是对于政府，以及一般的政治之明白的否认；最后，战斗的方法就是总同盟罢工、同盟抵制、拱起手消极的反抗。 然而如果我们把道德的与宗教的问题除去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又除去了那个把这唯理论派的建筑和它的创造者（即托尔斯泰之灵魂）连系在一起的唯一的线索了。对于托尔斯泰，依着他自己的发展，以及他自己的地位之一切的条件来说，他的义务不是在以“共产”的无政府来代替资本制度，而是在“保护”村落共同社会来抵抗一切扰乱的“外来”势力。在他的“民粹派学说”中和在他的“无政府主义”中一样，托尔斯泰所代表的是保守的乡村原理。原始的规矩会制度主张用观念学的方法来重建而且巩固那些在经济的发达之打击下而崩坏的旧的互助之道德的团体，同样，托尔斯泰也想用道德的宗教的观念之力，来把那基础在自然经济之条件上面的原始生活样式复活起来。由是他就成了一个保守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所最关心的就是不要那个带有军备主义之笞刑与收税吏之皮鞭的政府来加害于加拉达叶夫之救济的共同社会。因为在托尔斯泰，那两大敌对的世界（资产阶级的与社会主义的）之普遍的斗争是完全不存在的，实则人类自身的命运还靠着这个大斗争之结局呢！社会主义很难引起托尔斯泰之兴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永远是自由主义之一种变化而已。在他的眼里马克思与巴斯狄亚（Bastiat）乃是同样唯一的“虚伪原理”（即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土地的劳工，以及国家的强制等等之原理）之代表人。人类既一旦走入了错误的路，那么在那条路上走了多远或多近，都是无大关系的。因为非完全退回原路，是不能得救的。 科学宣言如果我还继续违反历史的、社会学的，以及其他的进步之法则而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以大大的改良而终结的，托尔斯泰找不出够轻蔑的话来侮辱科学了。 他说：“恶应该立刻灭绝，为了这个缘故，把它认为恶就够了。”事实上把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一切道德感情以及由此种结合生出来的宗教的与道德的假定，在托尔斯泰就变成了爱、忘我与勿抗恶之最抽象的命令；他先把此等命令之历史的内容全部去掉了，从而又去掉了它们的全部内容，因此在他看来，它们便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所固有的。 托尔斯泰不承认历史。这就是他的全部思想之基础。他的否定之玄学的自由，以及他的说教之实际的无效力也就是在这上面。他所承认的唯一的生活就是在乌拉省一带大草原上哥萨克耕作者之原始的生活样式，这正是在历史之范围以外的。这种生活样式不断地重复下去，多年来并无一点改变，好像蜂与蚁之群集的生活一样。然而人所称做历史的东西，在托尔斯泰看来乃是疯狂、错误、残酷之产物，这三者戕贼了人类之真实的灵魂。托尔斯泰以一个残刻无情的论理，在排斥了历史的时候，同时也把一切的有关系的东西同等地排斥了。他憎恨报纸，因为他以为报纸是现代的史料。他以他的老胸对着世界的大洋中的波涛，他想来力挽那滔滔的狂澜。 托尔斯泰对于历史之此种不了解便可以解释出来在社会问题之领域中他是孩子似的无力。他的哲学是一幅真正的中国图画。便是最不同的时代之观念也不曾被他依照历史的远景而分类的，在他看来好像都是与观者立在一个相同的距离上，分不出远近来。他作文反对战争，他的论据都得自纯粹的论理中，而且为了使得他的论据更为有力起见，他同时引证了伊毕克德（Epictète）与莫利拉里（Molinari）、老子与弗利德利齐二世、先知以赛亚与报纸副刊记者哈尔杜安（Hardoum）。在他的眼里，著作家、哲学家与先知并不是代表决定的时代，而是代表道德之永久的范畴。他把孔子与哈尔拉克（Harnack）同列；叔本华也和耶稣基督甚至和摩西相结合。 在这种反对历史的辩证法之孤立的苦斗中，托尔斯泰无一刻不陷于最难解的矛盾之中。他由此而得结论道：“在人们的地位与他们的道德活动之间的基本的矛盾乃是真理之最确实的记号，”这结论是全然合于他的天才之倔强的！ 历史之报复然而这个唯心派的骄傲本身也就带着责罚的。事实上像托尔斯泰那样违反了自己的意志，被历史残酷地利用过的人，在著作家中很难举出第二个来。 他，神秘的道德家，政治之敌，同时又是革命之敌，然而他多年来就培养着民间分派主义（即不从国教者）的许多团体之潜伏的革命意识。他，他排斥资本主义文化，却又得着欧美资产阶级之亲切的欢迎，他们在他的说教中找出了空泛的人道主义与抵抗革命的哲学之防卫二者来。 他，保守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之死敌，而在他的八十寿辰之期，却看见自己变成了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之工具与旗帜。 历史战胜了他，然而不曾损坏了他。现今便到了他的生命之界限，他还保持他的道德的愤怒，非常新鲜，非常活泼。 反动的势力想把俄国的太阳永埋在绞绳的密网之下，在那最悲惨、最猛烈的反动之夜里，在那正式舆论的一极卑鄙的胆小之闷得死人的空气中，这个基督教慈善之最后的圣徒好像《旧约》中的愤怒之先知再现一样，发出他的顽强的呼声：“我不能闭口！”这一句话像一个诅咒吐在那般在绞刑前俯首或闭口的人的脸上。 如果托氏不同情于我们的革命的目的，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历史不要他了解它的道路之故。 我们决不因此便来攻击他。我们要永远赞美他，不仅赞美他伟大的天才，实则只要艺术本身一日不灭，这伟大的天才也是一日不死的，而且还要赞美他的不可制服的道德的勇气，这勇气不许他留在“他的”虚伪的教会里，“他的”社会中，“他的”国家内，这勇气又判定他便在他的无数的赞颂者中间，他依然是一个孤立而不得人了解的人。 来源：《巴金译文全集》第5卷，第483-5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