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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 越飞遗言——给托洛次基的信 （1927年11月。李言 译） 编者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十月革命十周年过后的第十天，阿道夫·A·越飞（Adolf A．Joffe）被发觉以手枪自杀，死于床上。床头有一封给托洛次基的信。越飞原是一个医生。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参加革命工作，积极地参加了俄国一九O五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流放。十月革命前，他协助托洛次基在维也纳主办《真理报》，因意图将报刊偷运进俄国而被捕，再被流放。 给里昂·托洛次基 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 我整整一生都在思索着，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应该明白到应在那一个适当的时刻离去，像艺员离开舞台一样。同时早一点离去总比迟一点好些。 三十多年之前，我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认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它的整个历程里面，能够为一些无限的事业服务，才算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性是无限的，而其它事物是有限的。因此，为其它事物工作便没有意义。尽管人性亦一定有一个自身以外的目标，但那个目标只会在十分遥远的未来才出现。对于我们，人性仍然是一个绝对的无限。就是在这个，亦只有在这个信念里，我时常体会到生命的意义。现在，晃眼回顾我的过去，有二十七年是在我们党的行列中渡过的，我看来应有权利说：在我全部的自觉生命里，都是忠于这个信念的。我依循着这样的生命意义而活着：为了人性的完善而工作、而斗争。我想，我有权利说，我生命中没有一天是无意义的。 但现在，我的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因此，我感到我应该放弃它、终结它。 现在，我们党的领袖们按照他们不给工作与反对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总政策，好多年来，他们已没有给我政治工作或苏维埃工作。就是在这些工作的范围内和特点中，才容许我底才能发挥完尽。去年，如你所知的，由于我是一个反对派，政治局完全把我排斥于一切政治工作之外。 我底健康越来越坏。大约在九月二十日，我不明白是什么理因，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召唤我去接受专家的检验；他们严重地通知我，我的健康状况比我预料的为更坏；我一定不能在莫斯科多浪费一天，或者延迟一小时接受治疗；要立即出国和进入一间适当的疗养院。 对于我直接的询问：“我在国外能有多少复元的机会，可不可以在俄国接受治疗，而不放弃我的工作？”医生和助手、中央委员会的主管医生、亚波苏夫同志、另一个共产主义者医生、以及克里姆林宫医院院长，全部都简单地回答说：我国的疗养院没有方法能帮助我，我一定要依靠西方的治疗。他们加以指出，如果我遵从他们的指示，他们相信我可以工作更长一段时期。 差不多两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尽管是由它主动提出诊断），并没有安排我出国，或者让我在国内接受治疗。相反克里姆林宫的药房，以前时常按照着指示发给我药物，已被禁止再这样做。事实上，我被夺取了免费药品援助，那是我一度经常得到的。我迫不得已在市内药房买一些药品。好像在那时候，当权的集团就开始以“打击反对派底肚子”的政策，来对付反对派。 当我仍然安好，足以进行工作的时候，对于这些事情，我很少留意到。但我的健康日坏，我的妻子接触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以及私人地接触森玛士荷医生，他经常会公开地为实现他的公式——保留老卫士——走上了极端。事情无论如何是永久地被拖延着了。我妻所能得到的，就是一份医务会的决议摘要。在这摘要中，我的慢性病被列举出来，而医务会强调送我出国，到一所像发特兰弟教授所开设的疗养院里，留一段时期，最长不超过一年。 九天之前，我确定是需要卧床了。由于我的慢性病的恶化和出现（它是时常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最恐怖的是我那根深蒂固的多发性神经炎病再次发作，强迫我忍受一种绝对不能忍受的痛苦，甚至令我行动不得。已经有九天了，我没有受到任何治疗，我出国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来看我。大卫达哥教授和列云尼医生被召来我床边，指示了一些琐事，但明显地不会对我有任何改善；然后，他们承认“没有什么可作了”，而出国是十分迫切的。列云尼医生告诉我妻，我出国的事情被拖延着，因为医务委员会显然以为我妻子希望和我一同前去，而“这会太化费”了。我妻回答说，尽管我的状况很值得忧虑，但她确定我不坚持自己或任何人倍伴我出国。于是，列云尼医生向我们保证，在这情况下，事情会很快弄妥。列云尼医生今天再向我说医生们没有办法可施，唯一的办法是立即起程出国治疗。然后，黄昏时，中央委员会的医生，布天卢甘同志，通知我妻，中央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决定不送我出国，但留在俄国内治疗。理由是专家们主张，短暂逗留国外没有用处， 要长时期治疗，而中央委员会只能给我最多付一千元，再多些是不可能的。 最近，我从国外接到一个提议，保证以二万元作为我底回忆录的版权费。但（考虑到回忆录是要受政治检查的）和明白到在我们国内革命和党底历史是怎样地被伪造，而我并不考虑对这些伪造帮一臂之力。政治局的整个检查包括不容许对一个人和他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无论那人是在那一个阵营中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还是那些正感觉到拥有那种尊严去检查他人的人。最后，除了拿到那个我曾为它献身二十七年革命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它以为可以用一笔少于一千元的数目来估价我的生命和健康——的钱外，我看不到任何其它途径可以获得治疗。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结束这段生命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我知道，党的一般意见是反对自杀的；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了解我的处境的人会因此而责备我。如果我的身段健康，我应该以我的力量来反对党内形成的形势。但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忍受党默默地接受将你从它的行列中排挤出去。虽然我绝对相信，一个危机始终会来临，迫使党把那些沾污它的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死是一项抗议，反对那些令党对这些耻辱作不出任何反应的人。 如果能容许把一些大事情与小事情比较的话，我会认为你和齐诺维也夫之被排挤，这件无比重大的历史事件，一定无可避免地会在我们革命内展开一个特尔米多时期（注）。而在我于党内作了负责职务二十七年革命工作后，我已经走到了一种情势，除了射一颗子弹进脑袋外，已没有其余工作可做了。这两件事实说明了同一的事情——我们党内现政权的实况。可能这两件事实，一件小的和一件大的，连在一起会震醒党，和令它停止走向特尔米多反动。 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十多年的共同工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希望私人的友谊使我有权利，在离别的时刻，告诉你我所认为你底弱点之所在。 我从不怀疑，你所指示底道路的正确性。你也知道，有二十多年，从“不断革命”开始，我就和你在一起。但我时常感到，你缺少列宁的不屈不找和不妥协性。如果需要，列宁会单独从事他认为正确的任务。他确信将来会赢得多数，会被承认为正确。自从一九〇五年开始，你在政治上时常都是正确的，我亦曾经告诉过你，我亲耳听到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时，正确的不是他，而是你。在死之前，一个人无需撒谎，我现在再一次告诉你这一点。 但你时常放弃你的正确立场，为了求得妥协和让步，你过高估计它们的价值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你常常都是正确的，现在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正确。总有一天，党会明白这一点的，而历史也会被迫承认它。 进一步说，假使有人离开你，你决不要害怕，尤其是当大多数人还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快走向你的时候。你是正确的，但你的真理底胜利的保证有赖于坚强的不妥协性、严谨的坚决态度、拒绝任何一次的妥协。这些正是真理取胜的秘决。 我时常都希望告诉你这些，在这个要说再见的时刻，我终于说出来了。 我祝福你底力量和勇气，像你时常表扬的那些人一样；以及，一场快速的胜利。我拥抱你，再会。 你的 再：我是在十五至十六日之间的晚上写这封信的。在十六日玛丽·米埃露芙娜去医务委员会，坚持要送我出国，只有一两个月也好。他们回复说：专家们的意见认为出国一段短时期是绝对无效的。他们告诉她：医务委员会已经决定立即送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如此，一个为了我的健康的短暂旅行，他们也拒绝了，虽然全部医生都同意在俄国治疗是无效的，而且对我没有丝毫好处。 再见了，亲爱的里昂·大卫度维奇，坚强点，你需要如此，同时也要有活力，不要为我而生怨恨。 （注：特尔米多，又译热月，是一种历史类比，源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后，公安委员会主席罗伯斯比尔于一七九四年一月被杀，从此革命转趋低潮。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众在革命中的政治果实已被篡夺，但革命的社会变革仍然保留着——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