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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评传》第五章《新的高潮》p222~22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说是他的唯一的——理论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40页）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没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之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谜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

　　列宁在他一生中两次与他的亲密合作者、高级理论家决裂。第一次是在1903－1904 年，当时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老权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决裂了，并与杰出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决裂了；第二次是在反动年代，当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戈斯基和罗日柯夫这些非常有资格的作家全都离开他。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是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列宁处在困境。无怪乎他急切地抓住在制订党纲的某一问题方面可能有用的任何青年同志。

　　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月，研究民族问题，熟悉了在那里的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雅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这位克鲁普斯卡娅又说：“我回忆起伊里奇对待缺乏经验的作者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帮助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至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在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别人。例如，他想委托谁写一篇论文，但没有把握那人是否写得出，于是先同那人详细地谈论这题目，发挥自己的想法，引起那人的兴趣，充分试探以后，然后建议说：‘您写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好不好？’作者甚至觉察不出同伊里奇的预先谈话给了他多大帮助，觉察不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进了伊里奇的话，甚至采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当然，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她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的导师的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办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

　　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夫与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语，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可能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布哈林与列宁不同，倾向于学者风格；对布哈林来说，文章的结构是由它的政治利益或论战利益决定的。布哈林的影响并没有超过这一点，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接近罗莎·卢森堡的程度要比接近列宁的程度大得多。特罗雅诺夫斯基参加的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与斯大林接触的。过了几年，在情况改变以后，这种接触使这位不重要的和不稳定的特罗雅诺夫斯基得到了一个最负责的外交职务。

　　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到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他的笔迹。作者机械地写进去的某些句子，或者显然是校改者所写的某些句子，如果不参考列宁的相应著作，那看来就是出人意外的或者是无法理解的。斯大林未作任何解释就写道：“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对俄国革命进程的相对影响这个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完全是列宁的，而且他在反动年代曾作过无数次阐释。在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一度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俄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俄罗斯人并未遭受过民族压迫，相反，压迫了其它民族；但是，遭受农奴制的沉重压迫的却正是大俄罗斯广大农民群众。这个思想的真正创造者不会不提出证据、也不加评论（好像顺便作为一个通论而提出似的）就发表这样一个复杂的和经过认真考虑的思想。

　　长期与列宁一起生活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学到了列宁的思想，进而学到了他的用语，甚至学到他的笔迹。对斯大林却不能这样说。当然，他也是靠列宁的思想生活的，可是在离开列宁很远的地方生活，他只是在需要这些思想来达到他自己的独立目的时，才利用这些思想。他太倔强、太顽固、太愚笨、太呆板，因而学不到他的老师的写作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对他的文章的修改，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像破烂不堪的旧布上的鲜艳补钉”。揭露奥地利学派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人无疑是列宁。其它一切简单的、然而是有关的公式也是列宁提出的。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关于鲍威尔对民族所下的“相对的性格共同体”这一定义，我们在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话：“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列宁写的。在这以前和以后，斯大林都没有表示过像这样的意见。而且，在提到鲍威尔对自己的民族定义所作的折衷的修正时，文章评论说：“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人们不会看不出这是列宁的手笔。关于称工人的民族组织形式是“同志情感的学校”这个说法也是这样。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尽管有许多尖刻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像具有兔子颜色的变色龙、潜在的燕子和泪水做成的烟幕这样的话；列宁把所有这些华丽词藻统统删去了。自然，原来的手稿和所作的修改能够加以隐藏，但是无论如何隐藏不了列宁的手笔，也隐藏不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在他被监禁和流放的那些年代中，没有写出那怕是与他在维也纳和克拉柯夫的几周中所写的这篇著作无可比拟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