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三十五年以后 托洛茨基 “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败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① 俄国读者可以通过利沙加勒的书了解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搞错，这本书很快要出几种版本。根据附有恩格斯极重要导言的马克思的不朽著作，俄国读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哲学。我们知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实质上对马克思有关公社的说法没有任何补充。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不值一提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自然就说不出什么来了。直至最近为止出版的一切译成俄文的著作都是拉杂地转述国际反动势力的软弱无力的诽谤，其中还点缀着岗警梅姆烈佐夫[27]哲学和道德上的论点。 注[27]：梅姆列佐夫是俄国作家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中的人物。他是一个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因此梅姆列佐夫一词是沙皇警察专横的同义语。 不仅警察的书报检查条件妨碍了我们对公社的关注。在我国进步人士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由派、自由主义民粹派和民粹社会主义派等思想）的特点也是完全与这场永志难忘的无产阶级斗争所表现的相互关系、志趣和激情的和谐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在几年以前，我们似乎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缺乏巴黎公社的传统，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自己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斗争使我们的革命成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以后，我们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地遵循1871年公社的遗训。 公社的历史现在对于我们不单是全世界解放斗争的一幕壮烈悲剧，不单是某种策略原理的实际例证，而是一个直接的教训。 ①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1—372页。——编者注 一国家和争取政权的斗争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人民群众是激于简单的切身的动机和利益而起义，常常对于运动的道路和目的却一无所知：这个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权利和正义”，那个党写着“秩序”；革命的“英雄”是受“职责”感的驱使或者是贪图功名；军队的行为是取决于不容反对的纪律，取决于对纪律的恐惧，最后，或者是取决于克服了纪律和恐惧的革命觉悟；热情、贪财、墨守陈规、想入非非、迷信、自我牺牲精神，这无数的感情、思想、情绪、能力、激情统统投进了强大的漩涡，卷走了，消亡了或者扶摇直上了；然而，革命的客观目的就是为了改造陈旧的社会关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掌握的一架机器。国家就象任何机器一样，有自己的发动、传动和实施等机构。动力是阶级利益；它的机构是鼓动、报刊、教会宣传、学校宣传、党、街头集会、请愿、起义。传动机构是借口执行神的意志（专制制度）或者国家意志（议会制度）而代表种姓、王朝、等级或阶级的利益的立法组织。最后，实施机构是设有警察的行政机关，设有监狱的法庭，军队。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是组织、破坏和改造社会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它可以成为深刻变革的推动力，也可以成为策划停滞不前的工具，这就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中。 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力图掌握政府权力，以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党，自然力图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壮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走向专政的发展。然而，在什么时刻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不是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国际局势，最后，还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如传统、主动精神、战斗准备…… 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可能比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一些。1871年，无产阶级自觉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亲手掌握了公共事务的领导”（见序言开头的语录）——实际上只有两个月——，但是它一刻也没有在英国或者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自然有某种依赖关系，这个观念乃是极端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不是因为1871年3月26日生产关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已经成熟了，甚至不是因为工人当时觉得这些关系好象已经“成熟”，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保卫民族时的叛变行为使他们不得不夺取政权。马克思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武装无产阶级才能保卫巴黎及整个法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是手持武器的威胁了。梯也尔政府关心的不是使劳动的法国起来反对包围巴黎的大批俾斯麦军队，而是使法国的大批反动军队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巴黎，是为了其阴谋诡计而躲到了凡尔赛，放弃那些渴望本国自由、渴望自身和人民幸福的工人所占据的首都。无产阶级看到，自己应当挽救国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它不能不执掌政权，各种政治事件的汇合使得它不得不这样做。政权的取得是出乎意料的。尽管如此，当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时候，它仿佛是由于本阶级的重力所致，仍然走上（虽然有这样和那样偏向）正确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它的阶级地位迫使它首先有目的地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它的地位也使它执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如果说公社失败了，那也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而是由于一系列政治方面的因素，如巴黎被封锁而与外省隔绝，国际形势极端不利，本身犯错误等等。 二 共和制和无产阶级专政1871年的巴黎公社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公社；它的制度甚至还不是成熟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制度。“公社”仅仅是个序幕。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巴黎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时期，并不是因为它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而是因为它选派的九十名代表中有七十二名是工人，是因为它受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保卫。更确切地说，共和制本身只不过是事实上已经建立的“工人政权”的自然而又必不可免的反映。 亚历山大•米勒兰作为“社会主义的”人质在已故的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内阁里，同已故的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位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提出一个政治格言说：“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社会主义是共和制的经济内容。”应当承认，这个“政治公式”毫无任何“社会主义的内容”。现代共和制形式上是民主组织，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实质上仍然是有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公式”。脱离了瑞典的挪威能够顺利地保持脱离之后所处的那种状况，就是说，它能够依然是共和国而根本没有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不会有损于施托克曼市长和其它“社会栋梁”的一根毫毛），但是挪威却宁愿找一个国王（至尊的候选人的后备队伍非常庞大！），以完成自己独立的临时共和国大厦。 有一位格里姆先生，从一切迹象来看是个教授，并且是个自由派的作家，另外还是《北极星》杂志[28]的撰稿人，他不久前向我们这些“书本迷的学理主义者”解释说，“民主共和制”既不是“包治一切的药方”，也不是“绝对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格里姆先生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书本迷”所依据的那些学说，也就会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对“民主共和制”包治一切病症的性能没有抱任何幻想。为了不说得太远，我们把恩格斯为《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引在下面，作为例证： 注：[28]《北极星》杂志是政治哲学杂志，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1905—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 “人民常常认为，放弃对世袭君主制的信仰而接受民主共和制作为自己的纲领，就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制并不亚于君主制。”①但是格里姆先生提出一个毫无价值的思想，似乎整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的各种机构的正确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不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一样好，而国际社会主义则认为，共和制是社会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得有个条件，就是无产阶级要使它不再为资产阶级掌握，使它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变为以社会主义来解放全人类的工具。 ①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编者注 三 经济发展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报刊曾介绍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说明不断革命就是通过一系列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新的群众阶层的起义，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同社会主义变革联系起来，这时我们的“进步”报刊便掀起了一致的愤怒若狂的叫嚣。很多事情它都容忍了呀，但是这一点是不能允许的。它叫嚣说，革命不是一条可以“合法化”的道路！采用特殊的手段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使革命永无止境，而是要尽快地把它纳入权利的轨道，等等，等等。这是大多数所谓“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该党政论家司徒卢威、盖森、米留可夫等先生在任何自己的计划、预见或警告上都无法自禁地丢了丑，他们为了夺得的“权利”早已起来反对革命了。在十月罢工之前，他们竭力把革命（借助于哭诉！）纳入布里根杜马的轨道，声称同布里根杜马的任何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10月17日宣言颁布之后，他们事后补发了革命还有两个半月（从8月6日至10月17日）的证明书并慷慨地把十月罢工收为义子，取名“光荣”。然而，为了使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学会了什么，他们以惊人的灵巧方法要求革命允许把自己放在维特宪法的普罗克鲁斯特的床上，声称同维特宪法的任何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这些只是在事后让革命延期三个月的先生们，咬牙切齿地起来反对革命无限期的思想，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有立宪制度充分稳定的局势，即很少进行选举，可能的话以非常法来整治社会民主党，有条件地自由主义地抗议这些法律，死气沉沉地提出反对派的质问，积极地进行幕后交易（所有这一切是以对人民大众的不断的资本主义剥削为基础的，是以依靠君主制的立宪主义的驯顺的两院和皇帝的军队为基础的），——只有这样的“权利”局势才能使他们由于他们所造成一切凌辱而受到奖赏，给他们提供扮演“国家”角色的舞台。事件充分地嘲弄了这些领袖，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无能，早已使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向他们请求革命要继续存在的权利。 这个民主派的腐化较轻的代表没有冒险从已经取得的立宪“成果”的角度去反对革命：甚至在他们看来，在议会制度产生之前的这种议会制呆小病在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不是有力的武器。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立足于权利，而是立足于他们认为的事实，立足于历史的“可能性”，立足于政治的“唯实主义”，最后……最后甚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干吗不这样呢？威尼斯的笃信宗教的资产者安东尼奥就准确地说过： “要记住：魔鬼也会引证圣经上的论据”…… ①这些先生往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具有宝贵的自由精神，只是没有任何完整的世界观，他们都乐意在“批评”的掩盖下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并且利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他们都坚决指责我们奴隶般地遵循陈腐过时的学说，好象我们根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 不断革命？社会主义变革？可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导说，每一种社会制度在无法维持其本身的生存，其固有的趋势发展到最大限度之前，不会让位于新的社会制度吗？难道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衰竭了吗？或许社会民主党象主观主义者那样认为，可以靠思想来铲除资本主义？云云，云云。有时连最执迷不悟的、甚至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够温和的自由派，都从乐于引用“圣经上的结论”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习这种论证方法。例如，亚历山大•考夫曼先生非常严肃地在《北极星》杂志上声明说：“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相信，社会主义理想会最后胜利，但是我们同洛贝尔图斯一起认为，同时代（同谁？）的人类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地步，我们同马克思一起深信，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只能是人民和国家的生产力逐渐发展的结果。”（第2期第132页）这位考夫曼先生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向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教皇和路德同时发誓，他是象自由派批评家们那样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常常炫耀恶意无知的活样板。 资本主义应当在无产阶级能够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就“衰竭”。这是什么意思？生产力发展到最大限度？生产集中到最大限度？这样，到哪里是最大限度？它的客观特征是怎样的呢？ 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表明，资本主义不但使主要的生产部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在大型经济机体周围设置寄生性小型工商业企业的分枝。在农业上，资本主义有时一下子就扼杀了小生产，使农民变为雇农，变为产业工人，变为街头小贩，变为流浪者；它有时要保存农民经济，但用自己的铁钳来加以箝制；它有时造成许多小的和更小的农户，使农民劳动力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交织在一起的大量现象和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主要社会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大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与小企业创造的价值相比，前者在不断增加，这样，主要经济部门实行公有化就越来越容易了。但是，在我们的批评家看来，这两部分社会生产应当各占百分之多少才可以说，资本主义衰竭了，无产阶级才有理由决定，现在我亲手摘取成熟了的果实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的党并不想在夺取政权以后就从自己的社会主义意愿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它在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并且打算完全依靠客观经济发展，因为，即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种经济发展也不会停止。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极端重要的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早已使社会主义成为客观的有益的制度；第二、这种经济发展中完全没有这样一些客观时机，只有从这种时机开始，才能对自发的演变进行有计划的国家干预，以便用公有经济去排除私有经济。 当然，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所遇到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愈高级，它也就愈容易解决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也就愈能够直接着手组织公有经济，社会革命的时期也就会愈短（如果其它条件相同的话）。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选择可以亲自夺取国家政权的时机，这绝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演变的基础上发展着的阶级斗争，正象这种经济演变本身一样，是一种具有各种必然内在趋势的客观过程。 可惜，阶级斗争的逻辑在所有资产阶级政治家，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卖弄马克思主义，以便“更独立地”同它的政治表现即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人看来不过是个空谈。任何根据阶级斗争所作的论证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是一掠而过，就象在磨平的玻璃上滑一下一样。他们还勉勉强强记住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个别原理，但是就涉及阶级斗争及其客观逻辑的各方面来说，他们仍然是原始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当回答不断革命思想（在我们看来这是从社会政治关系中得出的结论）的时候，他们诉诸“客观的社会发展”，他们忘记，这种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演变（他们非常肤浅地理解这种演变），而且包括阶级关系的革命逻辑（他们甚至不能强迫自己思索一下这种逻辑）。 社会民主党应当并且希望成为客观发展的自觉体现者。但是，如果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在革命的某个时机向无产阶级提出，在两条道路中必须选择一条：是承当起夺取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还是放弃自己的阶级阵地，那么社会民主党就把夺取国家政权当作自己当前的任务。同时它丝毫也不忽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发展和集中的过程，然而它要说：如果归根到底以经济发展的进程为依据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促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结束”自己的经济使命（它几乎没有触及政治使命）之前就实行专政，那么这也只是意味着，历史使无产阶级肩负起非常艰巨的任务。或许，连无产阶级也会由于斗争而筋疲力尽，由于沉重负担而垮台，——也许会这样。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由于畏惧阶级分化和整个国家陷入野蛮时代而放弃这些任务。 四 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可以用鞭子抽着向前转的陀螺。它也不是顺从的红海，自由主义的摩西之流可以用权杖一击或者大喝一声海水便分成两半。当我们谈论不断革命时，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我们把工人运动引到“权利”（ 什么样的权利？专制的？维特先生的权利？杜尔诺沃先生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的权利的预先规定？什么样的权利？）的岸边的愿望，我们的出发点是对正在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我们已作过几十次。我们是从各方面来看待问题的。事实每一次都证明我们的政治分析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总是抱怨我们，然而一次也没有从实质上答复我们。 最近一年来革命表明，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但却没有建立一个国家机关，作为实际的支柱、“自由”和“保障”。8月6日的杜马被扫除了。10月17日—12月11日的杜马遭到了覆灭。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革命的大山最终为他们产生一只老鼠的自由派，由于看到革命的“无结果”而畏怯不前。然而，革命有权利为这种“无结果”而自豪，因为这只不过是它内在力量的外部表现。每一次当专制制度企图与张惶失措的有产阶级代表实行妥协并依靠他们着手绘制立宪图纸时，一场新的、比过去都更加汹涌得多的革命浪涛就将图纸冲走，抛了回来，或者把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绘图员卷了进去。 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用推翻专制制度的办法去争取议会制度。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则阻止资产阶级通过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办法去取得立宪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已经非常成熟，不会跟它走；无产阶级要使它跟着自己走。民主派看来比自由派还要软弱。民主派象自由派一样，与人民是隔绝的，它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优势。它是微不足道的……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和主要战斗力量。它控制着革命的整个战场，任何一种让步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使它满足，它将通过喘息和暂时退却把革命进行到取得胜利，从而使它掌握政权为止。 我们在这里没有用近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可以请读者看看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① 在这里我们只谈谈在争取议会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内部软弱无力的一个实例。 人民代表制是资产阶级与君主制勾结的代价，同时也是这种勾结的固定舞台，每一次当它准备诞生时，就被革命扼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种历史性制度还在萌芽之中，更确切地说，还在被想到的时候就被扼杀了。这就是民兵制。 民兵制（国民自卫军）是1789年和1848年在巴黎，在意大利各公国，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一切革命的第一个口号和第一个成果。在1848年，国民自卫军（即有产者和“有教养者”的武装）是所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甚至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它的任务不仅是保证所获得的自由或者说完全应当“赏赐”的自由不受从上而下的变革的影响，而且保证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受无产阶级的侵犯。可见，实行民兵制是资产阶级强烈的阶级要求。一位研究意大利统一史的英国自由派历史家说：“意大利人非常明白，武装民兵就会使专制制度不能继续存在。此外，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制止内部深藏的各种无政府状态和一切混乱情况的保证。”②当权的反动派在中心城市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无政府状态”，即对付革命群众，便把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专制制度起初让资产者镇压和压制工人，而后再把资产者缴械，把他们也压制下去。 在我们这里，民兵制作为一个口号，没有任何象在资产阶级政党那里所享有的威信。自由派实质上不可能不了解武装的重要性：专制制度使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些具体教训。他们也明白，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可能建立抛开无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民兵制。俄国工人和1848年工人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后者当时口袋里装的都是石头，手里拿的是铁棍，而小店主、大学生和律师则肩扛着国王的火枪，腰挎着马刀。 武装革命在我们这里首先意味着武装工人。自由派了解这一点，也害怕这一点，他们绝不要民兵制。他们不经战斗就把这个阵地交给专制制度，象梯也尔的资产阶级那样把巴黎和法国交给了俾斯麦，就是不肯把工人武装起来。 吉维列戈夫先生在《立宪国家》文集里，在这篇自由民主派同盟的宣言里，在论述国家变革的可能性时十分正确地说：“社会在需要的时刻本身就会显示出保卫自己宪法的决心。”既然由此自然产生人民武装的要求，那么自由派的哲学家在这里便认为“必须补充”一点，就是为了反映变革“完全没有必要所有人都准备好武器”③。所需要的只是社会本身准备给予反击。通过什么途径，不得而知。如果说从这种支吾搪塞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那就是在我们的民主派的心里对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恐惧胜过对专制士兵的恐惧。 这样，武装革命的任务便十分繁重地压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民兵制，这个1848年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在我们这里一开始就成为人民的要求，甚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武装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以影响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 ①我们可以列举我们的小册子《1月9日之前》，特别是帕尔乌斯同志为它所作的序言。其次我们请读者看看《开端报》的几篇文章，以及我们为拉萨尔的《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所作的序言。1905年7月所写的这个序言的命运很复杂，只是现在才得以刊印出来。——托洛茨基注 ②博尔顿•金《意大利统一史》1901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20页。——托洛茨基注 ③《立宪国家》文集第1版第49页。——托洛茨基注 五 无产阶级和农民目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方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将是如下政治任务：巩固自己的地位，武装革命，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扩大革命的基地，改造国家。在完成这些任务特别是最后一项任务时，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巴黎公社经验的。消灭常备军和警察，武装人民，消灭官僚，实行所有官员选举产生的制度，规定他们的薪金平等，实行政教分立，这就是按照公社的范例首先应当实行的措施。 但是，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地，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许多劳动群众阶层，特别是在农村，将第一次卷进革命中来，他们只有在革命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组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资助进行。最后，立法权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同时，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特点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重担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不仅将为工人政府造成巨大的困难，而且也会使它具有不可估计的优越性。这一点将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 在1789—1793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政权首先从专制制度转到资产阶级温和派分子手中；资产阶级在革命民主派取得或者准备取得权利之前，就解放了农民（怎么解放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被解放的农民对“市民”的政治举动即对今后的革命进程，失去了任何兴趣，它一动也不动地作为“秩序”的基础，把革命出卖给篡权的专制制度或者原来的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 如上所说，俄国革命不容许建立任何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只能解决最简单的民主任务。至于维特式的官僚改革家，他们文明的努力由于自己争取生存的斗争而付诸东流。因此，农民的（甚至整个农民这个阶级的）最起码的革命利益是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的。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者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象公社一样，它将有充分的权利向农民说：“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将不仅意味着实行民主的平等，自由的自治，整个赋税负担转到有产阶级身上，常备军化为人民武装，取消教会的强制勒索，而且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作的革命安排（成就）。无产阶级将使这种安排成为国家今后在农业方面采取措施的出发点。在这种条件下，俄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从一开始，在初期最困难的时期就对无产阶级的（“工人民主”）制度所作的支持并不亚于法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对向新的所有主保证用武力使其地产不受侵犯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制度所作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在预先获得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召集会议的人民代表制无非是工人民主制统治的民主形式。 农民或许会排挤掉无产阶级并取而代之吧？ 这是不可能的。整个历史经验说明，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经验证明，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①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农村依附于城市的历史。欧洲城市在工业上的发展当时使得农业生产方面的封建关系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农村本身产生不出能够完成消灭封建主义这一革命任务的阶级。使农业依附于资本的城市，却产生了这样一些革命力量，它们掌握了对农村的政治领导权并把国家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扩展到农村中去。农村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彻底陷入在经济上依附于资本的境地，而农民则彻底陷入在政治上依附于资本主义政党的境地。资本把农民变为自己的政治财产，变为自己竞选的场所，使封建主义在议会政治中得以复活。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国库和军国主义把农民推进高利贷资本的陷阱，而通过国家牧师、公立学校和营房腐蚀，使农民成为高利贷政治的牺牲品。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自己整个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势必要交出对农民的领导权。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形势下，农民只得依靠工人民主的制度。即使农民这样做并不象它通常依靠资产阶级制度那么自觉，那也好！但是每个资产阶级政党一旦控制了农民的选票，就急于利用政权来盘剥农民，用各种希望和诺言欺骗它，随后，在对它最不利的情况下就让位于其它的资本主义政党，而无产阶级则是依靠农民，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农村文化水平和发展农民的政治觉悟。 马克思说，法国农民的偏见“抵不住公社关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的号召。地主非常明白（他们也最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②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思想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为它原则上是可以允许的，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还是“不愿意”要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直接的意义上说来，它是不能实现的。 事实就是如此。这类联合必须有个前提，这就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农民，或者农民建立了强大的独立政党。正如我们竭力说明的那样，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将是农民的（不只是农民的，而且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切进步势力，一切实际利益的代表。马克思说：“公社乃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此，它是真正的国民政府。”③ 但是它依然是无产阶级专政。 ①“农民协会”的产生和发展的事实能否驳倒这些以及更进一步的设想呢？丝毫不能。“农民协会”是什么组织？就是某些寻找群众的激进民主派分子同农民中的——看来，不是其最下层中的——最有觉悟的分子为了民主变革和土地改革而联合在一起的组织。 “农民协会”无论发展得多么快，无疑，也根本不能成为农民群众的政治组织。革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就根本不能指望（暂不谈其它一切设想）“农民协会”能够在即将最后推翻专制制度和政权转到革命手中的时刻成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重要竞争者。同时还不应当忘记，主要的革命战役是在城市里进行的，单是这一点就决定“农民协会”只起辅助的战斗部队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它在政治力量等级表上的位置。 至于使“农民协会”有其存在意义的土地纲领（《平均使用土地》），应当说，土地运动发展得越广泛深入，它发展到没收和分配土地阶段的速度越快，“农民协会”由于成千上万的阶级矛盾、地区矛盾、风俗习惯的矛盾、技术的矛盾而瓦解得越迅速。它的成员将会在农民委员会、地方土地革命机构里起自己那一份影响，然而，农民委员会，经济管理机关当然消灭不了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之一的农村对城市的政治依赖性。——托洛茨基注 ②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1—382页。——编者注 ③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六 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和目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革命组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巴黎公社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1848年3月的维也纳革命使大学生占了统治地位，因为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还能实行革命政策的一部分人。分散的、没有政治经验和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则跟在大学生后面。在所有紧要关头，工人们总是向“脑力工作的先生们”提出帮助“体力工作”的人。大学生们有时把工人召集起来，有时又自己切断工人由郊区到市区的道路。他们有时运用自己另外依靠大学生军团的武器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威信来禁止工人提出自己独立的要求。这是对无产阶级实行善意的革命专政的典型的鲜明的形式。 在巴黎公社，一切都以工人的政治独立性为基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的无产者选民们提出，不要忘记，只有从工人自己当中选举出来的人才会很好地为他们服务。中央委员会写道：“要摆脱有产者，因为有钱人愿意把工人看作亲兄弟的事是绝少有的。”公社是无产阶级的事务委员会，国民自卫军是它的部队，官员是它的担负责任的公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906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完全不象1848年的维也纳工人阶级。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全俄的实际活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不是在激奋时刻夺取了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统治权的现成的密谋组织。这是群众自己为了协调它的革命斗争而有计划建立的机构。这些由群众选举的、对群众负责的苏维埃，这些绝对民主的机关实行的是最坚决的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精神的阶级政策。这还远不是临时政府，它们有时甚至可以化为乌有，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地方上的临时政府的未来的基础。工人苏维埃的全部活动也清楚地表明，掌权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政策同1871年公社相比将大大前进一步。 马克思说，巴黎工人没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就荒谬绝伦了。经济制度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经济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缩短它的道路。 无产阶级将从包括在所谓最低纲领中的那些改革开始，并由于其地位的缘故将不得不直接从这些改革向集体主义的措施过渡。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累进所得税将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虽然这里的重心不在于颁布“法令”，而在于组织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行动。但是主要的困难（即向集体主义过渡！），在于国家在厂主为对付所颁布的法令而关闭的工厂中靠国家资金来组织生产。 颁布取消继承权的法律并付诸实施也将是比较容易的事。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形式的遗产也不会使无产阶级为难，或者成为它的经济负担。但是作为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继承者，工人国家必须承担由社会组织经济的任务。 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说，没收（无论有偿或无偿）也是这样。有偿的没收有其政治上的好处，但在财政上有困难，无偿的没收则在财政上有利而在政治上有困难。但是比这些更困难的将是经营组织工作。 我们重述一遍：无产阶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政府。 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是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的沙漠中的绿洲。社会化经济占领的领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愈感到稳固，无产阶级进一步的经济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实行其革命政策时一样，它不仅要依靠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握革命赋予的政权时，将采取一切所能采取的办法立即把本国事业的命运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①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则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庄严呼声也驱使走这条道路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冲破我们伟大革命的民族框框，使之成为劳动者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击退，才能够把自己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①关于国际的革命命运，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拉萨尔演说的序言里已经概括地谈到了。——托洛茨基注 写于1905年12月。译自马克思《巴黎公社》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I—XXI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