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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战线政策的争论，实导源于阶级对抗阶级的斗争（按照马克思主党者对于这些字义之了解，而不是就官僚们的了解）之基本的和坚决的需要，读到斯大林派官僚们对此政策之反驳，不能不令人觉得可耻和引起愤怒。向最落后的愚昧的工人和农民日复一日地不断地解释一些其粗浅的观念，这是一件事，可以令人不感到疲乏，因为这是一件启发新阶层的工作。但是，被迫面向那班为官僚制度的蒸汽辘轳毁灭了头脑的人们，解释和证明一些极其基本的原则，却是一种不幸！对于这些没有逻辑的论据可供自己使用而只知引用国际术语的百科辞典以资补救的领袖们，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反复地用一个“反革命”的形容词，来闪避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理论！官僚们至今还不能证明他们有什么能力去完成一个革命，在他们的口头上，“反革命”这几个字已经滥用得不值钱了。但是我们要问，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说了些什么呢？斯大林派的官僚接受它们，抑或不接受呢？
这些文件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而且尚保持它们原来的意义。在无数文件之中，我选择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间我自己所起草的关于法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它曾为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会所通过，并在当时各国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过的。以下逐字逐句所引证的，便是那个解释和辩护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之一部分：
“……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就是在革命的准备时代，也不会停止，那是很明白的。与实业家的冲突，与资产阶级和国家的冲突，不管是那一方面发动，总是经常不断地发生。在这些冲突之中，不论它们是包含整个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或大多数工人的、或工人中任何一部分的利益，工人阶级都会体验到有联合行动的需要……党如果以其自身机械地来对抗这种需要……将不可免地要在工人心目中失去信仰。
“虽然，在一定时期以内，依靠工人阶级的各种政治组织之间，不可免地要发生分裂，然而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依然有联合行动的可能，联合战线问题，即导源于向工人阶级保证这种可能之急迫的需要。对于不懂得这一问题的人，以为党不过是个简单的宣传团体，而不是一个群众行动的组织。
“共产党若不坚决地确定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它永远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然而在每一定的时候，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工人群众（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之间，有可能建立相互同意的共同行动，共产党若不为此目的而寻找一切组织上的方法，即无异表现它不能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取得大部分的工人阶级。
“共产党人与改良主义分手以后，只以组织的纪律来束缚他们，是不够的；同时，使共产党的组织在一切活的斗争领域内，学习去领导无产阶级的集体活动，也是必要的。这是共产主义A.B.C.的第二个字母。
“联合战线是否只包含工人阶级，抑或扩大到连机会主义的领袖们都包括在内呢？像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已经是错误观念的结果。我们若能够简单地团结工人群众围绕着我们的旗帜周围……消灭改良主义的政党或工会的组织——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如果情形果真如此，目前这种形式的联合战线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一点也用不着疑虑，我们是利于把改良主义者从他们的巢穴中拖出来，在斗争的群众之前反对他们。如有正确的策略，只有我们会因此有所获得。从前有位游泳者，虽然他满口称赞那些最好的游泳技术，可是他自己却不敢冒险跳下水去，共产党若怀疑或害怕联合战线的运用，其行动之愚蠢，正不亚于这位游泳者。
“既与别的组织成立协议，我们自然不能不为某些行动的纪律所限制。但是，这些纪律决不可带有绝对的性质。如果改良派开始妨碍斗争，很明显的破坏运动，对抗客观局势和群众情绪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因为是独立的组织，无论如何不应顾及这些临时的半同盟者，要常常保持我们领导斗争到底的权利。
“只有从新闻记者的眼光看起来，联合战线的政策，才是一种与改良派的和解，他们这班人方以自己是远离改良主义而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在编辑室内用同一恰当的辞句批评过改良主义，但是他们却避免在工人群众眼前与改良派作公开的斗争，因此而使群众没有机会在同等的斗争条件之下去鉴别共产党和改良派。事实上，他们渴望保持事情的一定状况，以便使共产党和改良派各有严格的势力范围，各有其会议的听众和报纸，这是政治的消极——这一切将产生一种严重的政治斗争的幻想——可是，这种政治的消极，正隐藏在反对与改良派“和解”的那种表面的革命精神之后。
“在联合战线问题上，当它被提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一种用口头的激烈以遮掩对此政策之消极的和冷淡的倾向。立刻，党的右派分子，以其中派的与和平主义者的倾向……起来成为联合战线之最不可调和的反对者。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最困难时坚定地站在第三国际立场上的分子，现在都走出来为联合战线的政策奋斗。真实的情形是这样，正是那些拥护消极和等待政策的人，现在在激烈的假面目之后前进”（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五年》，375—378页，俄文版）。
难道这些话不好像今天写的用以反对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和莱绮曼的吗？其实，这是在十年以前写的，是用以反对福洛塞德、克钦、查礼斯·赖派卜德、丹尼尔·李洛尔以及其它以极左倾主义掩护自己的那些法国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很明白地把这个问题向斯大林派的官僚们提出：是不是我们在此地所引证的决议案，当它们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的时候，当它们代表列宁所领导的俄国政治局的策略的时候，就已经是“反革命”了吗？官僚们也许企图以情势已经变化为理由来答复我们，我们预先警告他们最好不要这样：事情不是关于某一时的问题，而是如文章本身所说明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A.B.C.。
十年以前，共产国际是这样的解释联合战线政策之精义：共产党向工人群众和他们的组织证明，只要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的路上，它是愿意与他们共同作战的，即使是为着极其微细的目的；共产党在这个斗争之中，必须计及每一时期之阶级的实际状况；它不仅向着群众，而且向着那些为群众所承认的组织；它以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与改良派的组织在群众眼前公开对抗。联合战线的政策促进无产阶级之革命的发展，公开的向群众揭露，共同斗争是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自觉的怠工所破坏，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分裂行动。这些观念，即在今日还是在生动的活跃着，这是绝对明了的。
那么，怎样解释现在共产国际之拒绝联合战线这一政策呢？完全是由于过去对此政策之错误的应用和失败。这些失败的原因，不在政策的本身而在于运用它的政治家。如果当时曾加以考察、分析和研究，那德国共产党对于应付目前的局势，必然在战术上和策略上准备得很好了。在寓言中曾经有个近视的猴子，把眼镜放在自己的尾巴上较验，又用舌子去舐吮，看见没有效果以后，于是这猴子便断定这付眼镜是没有一点用处，把它在石头上一下打得粉碎；斯大林派的官僚的行动，正像这个聪明的猴子。随便你们怎么说，但是眼镜是没有过失的。
在联合战线政策中所作的错误，可以分成两类。在最多的场合，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总是提出一些既不合于客观情势又得不着群众回声的激烈口号，向改良派提议为此等口号而共同斗争。这些提议是带着放空炮的性质的。所以群众依然冷淡，改良派的领袖则把这些提议说成共产党破坏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联合战线的真正性质，只有在实际地估量客观情势和群众的状况之基础上，才能证明其效果，而官僚们则在每个场合中，对于联合战线，只有纯粹形式的和夸张的运用。“公开信”这一武器，因为常常滥用，已经成为陈旧，以后非放弃不可了。
对于联合战线政策之第二种谬误的运用，更带罪恶的性质。在斯大林派官僚们的手里，它成追随在同盟者背后的摇旗呐喊，牺牲了党的独立。因为有莫斯科作后盾，共产国际的官僚认为自己是万能的，自负能够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和指出他们的路线。他们阻止了中国的农民运动和罢工斗争；他们牺牲共产国际的独立政策以取得与蒋介石的联盟；他们在伦敦的宴会席上，或在高加索的休养所中，企图经过教育的路线重新教育英帝国主义的主要屏障——改良派的工会官僚；他们想转变像拉狄吉这种模型的乔其亚的资产阶级作共产党等等。自然，所有这些都是以最好的意向去进行的，是想为群众完成他们自己还未成熟到去完成的事情，以加速运动的发展。在许多国家以内，特别是在奥国，共产国际的官僚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曾尝试他们的身子以图人工地“从上面”创造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作为到共产主义的桥梁，我们在此地顺便提及，大概不是多余的。自然，这种荒谬的愚行所产生的结果，不能不同样的又是一串失败。所有的实验和愚举，都是悲惨地结果的，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因此而倒退了许多年。
于是，曼努伊尔斯基才决定打碎那付眼镜；至于库西林，他为避免更大的错误起见，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友以外，他宣布一切的人都是法西斯。官僚们的确相信事情会因此而明白些和简单些，再不会有什么错误了。怎么会有一种与“社会法西斯”联合以反对国家法西斯，或者与“左派社会法西斯”联合以反对“右派社会法西斯”的联合战线呢？这样，斯大林派的官僚在我们的头上画一道一百八十度的弧，他们却不能不因此而宣布共产国际前四次大会的决议是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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