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保卫马克思主义》 芬兰事件的总结算 托洛茨基 他们不能预见夏克曼和盘纳姆写道：“我们”预见到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同盟。但抢占东波兰呢？侵略芬兰呢？“我们”却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得“我们”非完全改变政策不可。 这些政治家受一种印象负累，仿佛斯大林需要与希特勒同盟，为的是两人同滚“复活节的蛋”。他们预见到同盟（何时呢？何处呢？），但预见不到这同盟是为了什么。 他们承认工人国家有权在帝国主义阵营中间耍手腕，有权同这个帝国主义订约以反对那个帝国主义。这种条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卫工人国家，为了取得经济的，战略的及其它的利益，若是环境允许的话，而且是为了扩充工人国家的基础哩。堕落的工人国家，图谋以它的官僚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而官僚方法每走一步都要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相冲突。但是克里姆林宫图谋在它与希特勒同盟之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之间究竟有什么如此出人意外的，如此不可预见的呢？ 我们那些倒运的政治家如果预见不到“这个”，那只因为他们不能将一个问题认真想到底。1939年夏天，克里姆林宫与英法代表团商谈时候，就公开要求军事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只因英法拒绝他这要求，斯大林才断绝了谈判。仅仅这件事，就明白指示德苏协定至少要保证斯大林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全世界凡是政治上成熟的人，都要恰恰从这观点来看这事情，自己问道：斯大林究竟将如何成就此事？他将诉诸武力么？等等。然而事变进程，依赖希特勒多过于依赖斯大林。一般说来，具体的事变是不能预言的，但其大体方向，如事实所启示，则并不含有什么根本上新的东西。 由于工人国家的堕落，等到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将爆发时，苏联国力比英法的弱得多。斯大林与希特勒订约，目的在于保障苏联免受德国进攻，以及一般地免得卷入大战。希特勒夺了波兰，需要在东边保护自己。斯大林则得到希特勒允许侵占了东波兰，为了多得一些保障，防备希特勒进攻苏联西疆。然而结果苏联和德国相接壤了，因此德国胜利后进攻苏联的危险更加是直接的了，斯大林之依赖希特勒也就大大增加了。 瓜分波兰的把戏要在斯堪的那维亚舞台上续演。希特勒一定会暗示他的“朋友”斯大林，说他计划夺取斯堪的那维亚诸国。斯大林也一定会吓出一身冷汗的。总之这事表示德国完全支配波罗的海和芬兰，因而对于彼得格勒构成直接的威胁。斯大林又须想法多得一些保障，以防备他的盟友，──这次是在芬兰下手。然在那里他遇到严重抵抗。军事行动迁延不决。此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要成为大战场了。希特勒已经完成了突击丹麦和挪威之准备，要求斯大林快点媾和。斯大林不得不中止他的计划，放弃芬兰苏维埃化。以上便是欧洲西北角事变过程的显明的要点。 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弱小国家在世界战争条件之下，要从“民族独立”，“中立”等等观点来处理小国命运问题，那还是受帝国主义神话所拘束的。人家争的是世界统治权。苏联生存的问题将顺便解决。苏联问题今天还在戏台背后，但到了一个时候将搬出台面的。至于那些小国和次等国，则它们今天就已操在大强国掌握中了。它们仅仅保着一种自由，而且是一种极有限制的自由，即他们还可以自己选择他们的主人。 在挪威，两个政府争斗了一个时候：挪威纳粹党政府，在南方有德国兵队保镖，而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北方，和他们的国王一起。挪威工人应当拥护“民主”阵营来反对法西斯么？依照西班牙先例，初看时，似乎应当拥护的。事实上，那是绝大的错误。在西班牙，是单独一国的内战；外来的帝国主义强国干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总是属于次要性质。至于挪威，则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间直接冲突，相互作战的两个挪威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手里的辅助工具罢了。在世界战场上，我们不拥护协约国阵营，也不拥护德国阵营。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或借口来拥护挪威国内这个或那个临时工具。 对于芬兰也应当采取同样的看法。从世界无产阶级战略观点来看，芬兰的抵抗并不比挪威的抵抗更加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自卫行动。这点，芬兰政府自己就证明得最明白，──它宁愿停止一切抵抗，而不愿完全变为英法美诸国的军事根据地。次要的因素，如芬兰或挪威民族独立，保卫民主等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现在都已夹缠于那些无限强大得多的世界力量的斗争之中，而完全附属于这些力量了。我们必须把这些次要因素置于度外，而依照根本的因素来决定我们的政策。 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六年以前就已透彻回答这个问题了。纲领中说：“民族自卫思想，尤其与保卫民主思想相合一的情形下，最容易被利用去欺骗小国和中立国的工人（瑞士，尤其是比利时，斯堪的那维亚诸国……）”以后又说：“惟有小资产阶级的蠢才（如罗勃·格林），从瑞士一个偏僻乡村出来的，才能认真相信，他被牵入的世界战争，乃是保卫瑞士独立的一种手段。”同样愚蠢的其它的小资产者也幻想世界战争是保卫芬兰的一种手段，幻想可以根据红军侵略芬兰这类策略上的小事，来决定无产阶级的战略。 乔其亚与芬兰正如在反对大资本家的罢工之中，工人们时常连带地，使那可尊敬的小资产者的产业陷于破产，同样，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作战的时候，或寻求军事保障以防备帝国主义的时候，即使这个工人国家是健全的和革命的，也要被迫侵犯这个小国或那个小国的独立。国内的或国际的战场上，阶级斗争之残酷无情，只能引起民主派庸夫俗子流泪，却不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家感伤。 苏维埃共和国，1912年，曾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那里本是帝国主义进攻高加索时一个洞开的门户。若照民族自决原则，则有好多话可说，来反对这个苏维埃化。若从扩大社会主义革命阵势的观点看来，则军事干涉一个农民国家，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情。若因工人国家受了敌人包围而图自卫，则此强迫苏维埃化就可以辩护的了：救护社会主义革命，先于形式的民主原则。 世界帝国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利用这个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的问题，做动员世界舆论以反对苏俄之借口。第二国际在此运动中占领导地位。协约国图谋准备一个可能的新的军事干涉以反对俄国。 恰恰同乔其亚事件一样，世界资产阶级此次也利用了侵占芬兰事件来动员舆论反对苏联。社会民主党此次也出来做民主的帝国主义之前锋。那个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幸的“第三阵营”则充当后卫。 然而这两次军事干涉之中虽然有显明的相似之点，却也有深刻的差异：现在的苏联远非1921年的苏维埃共和国了。1934年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说：“苏维埃官僚政制丑恶骇人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生活条件之困苦难堪，极度减弱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苏芬战争，明白而完全地表现出：在十月革命发祥地彼得格勒炮程所及之处，现时苏维埃政策也无能施行吸引力了。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必须把苏联放弃给帝国主义；我们只能断定苏联必须脱出官僚分子之手而已。 “何处有内战呢？”“但芬兰何处有你所允诺于人的内战呢？”──那些反对派领袖说，他们如今成了“第三阵营”的领袖。我没有允诺什么。我只分析了苏芬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时一种可能的出路。占据芬兰若干根据地，和占据芬兰全国，有同样程度的可能性。占据若干根据地，必然以维持其它部分资产阶级政制为前提。若是全部占领，则必须实行社会变革，此非工人和贫农加入国内战争就办不到。起初莫斯科和赫辛福间外交谈判，指示人以企图用对其它波罗的海诸国办法来解决芬兰问题。芬兰的抵抗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诉诸武力。在广大群众面前，斯大林惟有把芬兰苏维埃化才能替战争辩护。顾锡宁政府之任命，表明等待芬兰的将不是波罗的海诸国的命运，而是波兰的命运了，──在波兰，不管“第三阵营”那些业余的专栏作家如何涂抹，斯大林不得不发动国内战争并改变财产关系。 我屡次详细说明，如果芬兰战争不汇流于大战之中，如果斯大林不因为外来的威吓而后退，那么他一定要实行苏维埃化芬兰。这件工作本身比苏维埃化东波兰困难得多。在军事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准备得更好。在民族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具有长久的民族斗争传统，要求脱离俄罗斯而独立，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本是反对波兰的。在社会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办法，创立了一个农业的小资产阶级，而解决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问题。然而斯大林若战胜了芬兰，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得到芬兰工人和小农之助而推翻已存的财产关系。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不实行这个计划呢？因为资产阶级舆论大动员起来反对苏联。因为英国和法国认真考虑军事干涉问题。最后──次序居后，并非重要性居后──因为希特勒不能再等待。英法军队出现于芬兰将直接危害于希特勒的斯堪的那维亚计划，这计划本是立足在阴谋和突击之上的。陷于两面夹攻──一面协约国，一面希特勒──的地位，斯大林于是抛弃了苏维埃化芬兰，而限止于占据若干战略上的阵地。 “第三阵营”（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些人物，现在杂凑了一种议论，认为：托洛茨基从苏联的阶级性推演出芬兰有国内战争；既然无国内战争发生，那就表明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了。事实上并无需要从苏联的社会学定义，用逻辑方法，“推演出”芬兰有可能的国内战争；──只消根据东波兰经验就够了。那里发生的财产关系的颠覆，仅能由十月革命产生的国家来完成。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为了在特殊条件之下求自保，不得不在波兰进行这种颠覆。并且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怀疑，在相同条件之下，他们在芬兰也会重演这个事业。我所指明的，只此而已。但在斗争过程中，条件改变了。战争同革命一样，常常有突然的转变。红军方面一经停止军事行动，芬兰国内战争自然谈不上了。 每个历史诊断都是有条件的，诊断愈具体，则依赖于条件者愈多。诊断并非开支票，可于某年某月某日兑现。诊断仅仅指出事变发展的一定趋势而已。但还有他种力量和倾向与此趋势同起作用，到某一时候开始占据支配地位。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只能帮助确定方向。我屡次声明我的诊断是有条件的，是许多可能的演变之一种。芬兰暂时走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命运，而非东波兰的命运，像这种第十等的历史事实，现在若要紧紧抓住如同救命的岩石，那只是没出息的学究们做的事情，或者──“第三阵营”的领袖们做的事情。 保卫苏联斯大林之进攻芬兰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苏联。苏联的政策是受拿破仑主义官僚所领导的。这些官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进欵。他们保卫自己比保卫苏联精明得多了。他们保卫自己，不惜牺牲苏联，不惜牺牲世界无产阶级。这一点，在苏芬冲突全部发展之中表现得太明白了。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替侵略芬兰负丝毫的责任，这个侵略不过是拿破仑主义官僚政策链子当中单独一环罢了。 与斯大林团结一致，辩护他的政策，分担他的责任，如三倍无耻的共产国际所做的，──这是一件事情；向世界工人阶级解释，无论斯大林犯了多大罪恶，我们绝不能容许世界帝国主义粉碎苏联，重建资本主义，化十月革命国家为殖民地，──这又是一件事情。这个解释也就是我们保卫苏联的根据。 那些看机会的失败主义者，即那些失败主义的冒险家，他们允诺于协约国干涉时改变他们的失败主义政策为保卫主义政策，以此图谋解除他们的难题，──然而这是可耻的遁辞。依照一个记秒钟来决定政策，一般说来本是不容易的，何况在战时条件之下。当苏芬战争最紧张的几天，现在知道，协约国参谋部曾决定：惟有用空军炸毁穆曼斯克铁路这个办法才能认真而迅速地援助芬兰。从战略观点上看，这是完全对的。协约国空军干涉和不干涉问题，悬于一发。“第三阵营”的根本立场似乎也挂在这根头发上摇摆。但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必须依照战争中根本的阶级阵营来决定立场。这是可靠得多。 已得阵地不可送给敌人失败主义政策并非惩罚某一政府以前犯的这个或那个罪恶，而是从阶级关系做出来的结论。在战争中，马克思主义路线并非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和感情之上，而是建立在某一政制与其它政制相互比较之社会的估价之上。我们拥护阿比西尼亚，并非因为阿比西尼亚皇帝政治上或“道德上”优于莫索里尼，而是因为保卫落后国家以反对殖民地侵略，乃是对于世界劳动阶级大敌人帝国主义之打击。我们保卫苏联，与莫斯科“皇帝”政策并不相干；我们从下面两个根本理由出发：第一，苏联的失败将供给帝国主义以新的资源，并能多延资本主义社会好几年残喘；第二，苏联社会基础，若是清除了寄生的官僚主义之后，还能够保证经济上和文化上无限量的进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则除了继续腐烂以外没有其它的前途了。 最能揭破那些喧闹的批评家的假面具的，就在于：当斯大林毁灭布尔什维克党，绞杀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借“人民阵线”和“集体安全”的美名出卖世界革命时候，他们仍旧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仍旧认为必须保卫苏联；可是这个斯大林一经侵入“民主的”芬兰，帝国主义民主国资产阶级舆论（他们掩盖并赞成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所犯的一切罪恶）一经大声叫喊反对，我们的那些革命家就立刻宣布：“是的，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些革新家跟在罗斯福屁股后头对苏联宣布一个道德的禁运。 那个博学巫医盘纳姆的推论，以为我们保卫苏联就是保卫希特勒。这个逻辑乃是小资产阶级蠢笨思想之最好的小标本，这种思想企图强纳矛盾的现实于平面的三段论法范围之中。布勒斯特和议后，工人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拥护霍亨佐伦么？是呢，不是呢？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曾详细解释这一问题，其中确定地说：苏维埃国家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订了条约，绝不束缚这个国家内革命党的行动。世界革命利益超出于单独的外交结合之上，无论这外交结合本身是如何未可非议的。我们保卫苏联时，比盘纳姆一伙人更加认真地反对斯大林，反对希特勒。 不错，盘纳姆和夏克曼并不寂寞。雷翁·朱奥，有名的法国工贼，也气愤于“托洛茨基派保卫苏联”。他不气愤，谁气愤呢？但是我们对于苏联的态度，正是我们对于法国“总工会”的态度：我们保卫它，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它受了雷翁·朱奥一类的流氓所领导，他们每一步都欺骗工人，出卖工人。俄国孟什维克派也在叫喊：“第四国际走入死巷去了”，因为第四国际仍然承认苏联是个工人国家。这些老爷自己就是第二国际党员，第二国际是受那些有名的工贼如惠士曼和莱昂·勃伦领导的，他们于1936年6月出卖了一个特别顺利的革命局势，因之使目前的战争成为可能。孟什维克派承认第二国际属下的政党为工人党，却不承认苏联为工人国，为了官僚叛徒站在苏联头上。说谎夹着无耻和犬儒主义。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作为一个社会层来说，同勃伦，朱奥，西特冷，托马塞士等相比，不更好些，也不更坏些。二者中间不同的，仅仅在于斯大林等人利用又削弱社会主义发展的有生气的经济基础，而勃伦等人则紧紧攀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腐败的基础。 必须认为工人国家是从无情的历史试验室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拿指头挖鼻子沉思之中想象出来的。革命者的责任在于保卫工人阶级已有的胜利品，即使这胜利品受了敌方力量压迫变为畸形。凡不能保卫旧阵地的人，永远征取不到新的阵地。 1940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