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



  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南方若干省发生那蔓延于广大地域的农民运动。不仅世界无产阶级的报纸,充满了这个斗争的消息,而且敌人的报纸也是如此。被欺骗的被打败的被摧残的中国革命,表明它还活着。我们希望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重新抬头之时期,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为准备这个时期起见,必须适合时机地提出中国革命问题于世界工人阶级的议事日程。
  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认为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现在即须大声疾呼以唤起一切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站在前卫地位的革命工人注意这个远东大国的解放任务,同时须预防共产国际中站在领导地位的一派小组织之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显然要危害未来的中国革命,正像以前葬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一样。
  中国革命在乡村复兴之征兆,乃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问题乃在于如何将这个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中国革命胜利之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明白了解:现在发生些什么,换句话说,即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估定各种动力的作用,并要正确地判定革命斗争现在究竟达到什么阶段。在这两方面,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都走错了路。

  苏维埃政府存在吗?


  斯大林派的报纸充满了『苏维埃政府』的消息,彷佛在『红军』保卫之下中国一些广大省分已经成立『苏维埃政府』了。各国工人热烈地庆祝这个消息。中国广大地域上苏维埃政府之成立以及中国红军之成立,自然是世界革命巨大的成功。但我们应该公开地和明白地说没有这一回事。
  我们从幅员广阔的中国得来之消息无论如何稀少,但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事变的过程中内部势力的理解,却十分坚决地排斥斯大林派关于现时事变之估量,认为这个估量是错误的,而且极端有害于革命之未来发展的。
  中国历史,好几世纪以来就是贫困而饥饿的农民暴动史。二千年来,中国农民至少有五次达到完全的重新分配地权。但每次重分以后,不久又开始土地集中的过程,其结果又达到部分的或全般的暴动爆发。这种循环现象乃是经济停滞和社会无
  直到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以后,中国民族才有新的前途。资本主义是自外面输入中国的。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变成了外国资本和本国受残酷剥削的群众中间之媒介物。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资产阶级一起,将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与农奴制的强迫方法和高利贷的压制方法结合起来,斯大林派的根本观念就在于使中国资产阶级成为国民革命领导者以反对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由此产生出来的战略,就葬送了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耗费了高贵代价,才认识得下一真理,即说: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以及未来并不愿为反对所谓『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因为所谓『封建制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至于帝国主义,则资产阶级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在帝国主义军事掩护之下的。
  资产阶级一经明白中国无产阶级不管共产国际如何制止,仍然是趋向于独立革命的道路的,于是它在外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屠杀中国工人,首先屠杀上海工人。资产阶级一经知道它与莫斯科的友谊也是不能麻醉农民运动的,于是它也摧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和夏天那几个月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惨无人道的横行时期。
  斯大林派小组织惊怖于他们的错误所造成之后果,竟于一九二七年末企图一下挽救其多年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广州暴动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领导者的出发点是说:革命仍旧高涨。事实上革命进潮已经完全变成退潮了,广州工人前锋之英勇精神,不能够补救领导者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损失,广州暴动葬送于血海中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确定被打败了。
  我们国际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代表,我们自始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之独立政策。革命高潮开始以来,我们就要求工人领导农民暴动去完成土地革命。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赞同我们意见的诸同志受压迫并被开除共产国际,而在苏联的同志则被拘禁和充军。为的什么原故呢?为便于与蒋介石同盟!

  中国革命之失败


  上海和武汉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我们左派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地警告说:中国第二次革命告终了,反革命暂时胜利时期到来了,此时在群众的衰败和低落之下,前进工人暴动的企图必然将更有害地削弱革命势力,我们要求变攻为守,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参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以下列民主口号动员群众:中国独立,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权,国民会议,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个政策一定能使共产党先锋逐渐医治其创伤并恢复其与工会和城乡无组织群众的连系,以便随后全副武装地迎接新的革命进潮。
  斯大林派小组织宣布我们的政策为『取消派』的政策,而他们自己,竟像历史上常有情形一样,从机会主义跑到冒险主义。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革命已经是完全低落了,但那时开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竟宣布在中国实行武装暴动。这种疯狂行为之结果就是工人更加被摧残,良好的革命党人被杀戮,使党陷于崩溃,工人群众失望消沉。
  革命的衰落和军阀战争的暂时停顿,造成了国内某种经济活跃的可能性,工人罢工重新开始,但罢工是离党发展的,党不了解客观环境,因之完全不能够在群众面前开启新的前途并用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将群众联合起来。由于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结果,现在共产党终只保留几千个工人。红色工会人数据党自己的统计,也只有六万人,但在革命高潮那几个月中工会会员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啊!
  工人遭受反革命的打击,比农民更直接得多和悲惨得多,中国工人人数是很少的,并集中在工业中心。农民则在某种程度之下有人数众多和居住散漫两种情形足资保护。革命进潮那几年,乡村中有不少地方首领受到革命教育,而反革命是不能杀尽这些战士的,无疑有好多革命工人,逃离隐藏在乡村里头。最近几十年来民间也流落不少枪械。农民与地方军队或地方政权冲突时候,就将这些枪械拿出来,组成红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军队中,也有部分的骚乱甚至公开的哗变发生,兵是各个地,成群地,有时整连整营地带着武器走到农民方面去。

  广州暴动


  因此革命被打败之后,农民运动的波浪还继续蔓延于全国各省,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现在就爆发为一种特殊力量了,农民的武装力量驱逐并屠杀当地的地主,尤其是所谓豪绅,统治阶级的地方代表者,官吏,高利贷和富农。
  当斯大林派说农民在中国重要区域所创立的是苏维埃政府时候,他们不仅表露出轻信和轻意,而且是隐蔽并曲解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甚至最革命的农民,是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农民只能够赞助别的阶级,即统治城市的阶级的政府。在一切紧要关头,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所谓『农民党』不过暂时遮掩这个事实而已,但不能更改这个事实。苏维埃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之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农民不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来创立苏维埃政府,对于军队也是如此。农民在中国俄国及其它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创立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作战时候是异常勇敢而顽强的。但这只是游击队而已。只是定着于一定部分而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略行动的,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刚正开始从反革命的瘫痪中脱离出来。农民运动的展开,目前大部分是对工人阶级独立而依照本身特殊规定和本身特殊步骤去进行的。可是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暴动与农民暴动,政治上配合起来并组织上联系起来。谁要说在工业省分消沉下去时候,中国苏维埃革命能在南方农业省分一省或数省胜利,谁就是不明了中国革命之二大问题:工农合作问题和此合作中工人领导权问题。
  农民暴动之广大涨潮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地预信这个。但这无论如何不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觉醒将直接走到政权的夺取或争取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之觉醒,初时可以带着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防御的和进攻的斗争色彩。无产阶级,尤其它的共产党前锋队,究竟需要经过若干时日才能够成熟地成为革命之全国领导者呢?这是不能说定的,但无论如何总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官僚领导机关的命令,是不能代替阶级及其政党之独立生长的。
  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就需要一个适合于较远前途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去-人数甚少力量甚弱的党总是不能笼罩这些区域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的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暴动的,即整个农民革命的领袖。
  为助长冒险主义的幻想和掩饰无产阶级前锋队的弱点起见,斯大林派就说:现在还是民主专政问题,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这个根本点上,冒险主义就完全建立在机会主义理论上面。有了国民党的教训还不够,斯大林派还假借『民主专政』名义为未来革命准备下麻醉并束缚无产阶级的新方法。

  苏维埃口号


  中国前进的工人,在提出苏维埃口号时候,就说:我们是要照俄国工人那样去做的。斯大林派昨天还答复他们说:『不行,不行,你们有国民党,你们所要的,国民党都可以做到。』今天这些领袖则较和婉地答复他们说:『苏维埃是要组织的,但不是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实现民主专政。』人们就拿这种话对无产阶级说:专政权将来并不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说:彷佛另有一种现尚未知的力量,可以在中国实现革命的专政。民主专政的公式,就是这样大开了门户,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来重新欺骗工农。
  为替民主专政清除道路起见,斯大林派就将中国的反革命说成为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他们为此在反革命营垒中将资产阶级除外了。换句话说:即照旧将资产阶级理想化了。事实上,军阀所反映的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利益,这种利益是不能与农奴制利益及其社会关系分离的。中国资产阶级继与外国帝国主义发生连系,又仇视民众并惧怕革命,是不愿意或不企图拿议会制度方法以自己名义来统治国家。中国的军阀法西斯政党正是反映中国资产阶级之反民族的和反革命的性质。中国的反革命并不是封建领主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革命。这是一切私产者,尤其资产阶级私产者,反对工农的反革命。
  中国的无产阶级暴动,能够是而且仅仅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的农民暴动比较俄国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俄国十月革命时候,最初阶段还激起整个的农民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过了几个月之后,方才发生农民的内讧,在中国则每次农民暴动一开始便是农民反对富农,即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中国的中农是很少的。农民中百分之八十是贫农,惟有贫农能发生革命的作用。工人不是与整个农民联盟,而只是与贫农联盟。工人和贫农的敌人是一样的:即资产阶级。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谁也不能领导贫农得到胜利。工人和贫农的共同胜利,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会有别的政制,惟有这个政制才能够建立苏维埃制度并组织红军-红军乃是贫农所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军事上的反映。
  斯大林派说:民主专政是革命的最近阶段,它以后将生长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是共产国际的学说,不仅应用于中国,而且应用于一切东方国家。这个学说完全离开了马克思的国家论和列宁的关于国家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以外的民主专政,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可是要从资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够经由和平『生长』道路的。无产阶级专政惟有经由武装暴动道路,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法西斯专政而代之。
  惟有在一个阶级专政之下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够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由民主行为到社会主义行为的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之过渡,进行得比俄国还要快些,因为中国最基本的民主任务比俄国还更多带有反资本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性质。
  斯大林派显然还需要经过一次破产,还需要再牺牲一次工人热血,才能够终于决定地宣布说:『革命已经进至更高的阶段,其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

  向着中国第三次革命走去!


  现在谁也还不能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回光与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结合至何种程度。谁也不能够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
  这次乡村运动之特点,就是农民倾向于使这次运动带上苏维埃的形式,或至少苏维埃的名义,并使游击队红军化。这是证明农民如何迫切地寻找一种政治形式,来帮助他们脱离以前的散漫无力的状态。共产党员可以依据这个基础而得到成效。
  但无须说明就可了解:中国农民意识中笼统的苏维埃口号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般说:农民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惟有斗争的经验才能够使农民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经验从事实上对农民证明:农民的民主任务除开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是不能解决的。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除非依据民主口号出发,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到争取政权斗争之根本原因。
  农民运动,纵然挂上苏维埃的招牌,仍旧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将农民运动提高至全国规模,必须使争取土地和反对军阀捐税压迫的斗争与中国独立和民主自主之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权的国民会议,在这个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也在自己的周围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
  必须等到城市革命进潮确实到来时候,才能够开始组织工人苏维埃。等到甚么时候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能够准备这个。准备就是积聚力量。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彻底的勇敢的革命的民主口号之下来积聚力量。
  同时我们应该向工人阶级前进份子解释:国民会议对于我们不过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阶段。我们要接续进行苏维埃制度形式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要忽视下一事实,即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一些极困难的经济上和国际上的问题于中国民族面前。中国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一小部份,比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还要少,中国资本主义比俄国的还要落后。但这困难不是拿幻想,拿冒险政策,拿对蒋介石或『民主专政』的希望所能克服的。惟有明晰的思想和革命的意念,才能克服这种困难。
  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非为中国复建万里长城,及在长城的掩护之下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就是替世界革命占夺得一座极重要的关塞。中国的命运,像苏联的命运一样,不可看成为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中国革命是极伟大希望之源泉,又是极高度之革命元气之证验。
  世界革命的事业是中国工人流血的事业!
  中国革命流血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流血的事业!


      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书记洛斯麦(Rosmer)兰道(Landau)
               马尔根(Markin)
      俄国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代表:托洛茨基
      法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代表:洛斯麦
      德国共产党统一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代表:兰道
      西班牙共产党反对派代表:安得拉.高尔根
      比利时共产党反对派代表:亨诺特
      美国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夏赫脱曼,亚拜因
      奥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代表:加尔.莫耶
      奥国共产党(反对派)代表:佛莱
      奥国共产党『党内派』代表:克里格儿
      意大利左派代表:甘底亚尼
      意大利新反对派代表:散底尼,布拉斯吉

一九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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