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摘录）
（即《尤尼乌斯小册子》，1916年4月）
序言
1916年1月2日
下面这篇文章是去年4月写成的。当时的外界情况使它未能发表。
现在能出版它，是幸亏有这一情况：世界大战打得越久，工人阶级就越能看出它的推动力。
一字不动地发表这部著作，为的是让读者有可能检验一下，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如何准确地理解发展的进程。
这部著作批判性地戳穿了德国进行防御战争的神话，揭示了德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占领土耳其，它根据这些情况作出的预言此后日益得到了证实，而在今天，当世界大战的重心已在东方的时候，这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了。
一
情况彻底改变了。本来打算六周后就向巴黎进军，却演变成了一幕世界规模的戏剧；大屠杀成了老一套的日常事务，令人厌倦，而形势僵持不下，没有解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陷入困境，自己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人们再也不能支配他们自己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陶醉状态过去了。大街上的爱国主义喧嚣，对黄金汽车的追逐[2]，接二连三的错误电讯，被霍乱杆菌污染的水源，俄国大学生们向柏林每一座铁路桥梁扔炸弹，法国人经过纽伦堡仓促逃走，侦察密探的民众在街上的蛮横行为，潮涌般的人群挤向食品店，那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爱国主义歌声响彻云霄；全体城市居民变成了暴民，准备进行告密，虐待妇女，狂叫乌拉，自己也由于听信荒唐的谣言而达到神智不清的地步；这是一种杀人祭祀的气氛，一种基什尼奥夫式的气氛[3]，在这种气氛中只有街角上的警察才是人类尊严的唯一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
戏演完了。德国学者那些“漂泊不定的游魂”早已发出尖叫声。预备队伍不再受到跟在后面簇拥而来的少女的热烈欢呼，他们不再面带和蔼的微笑从车窗向人群打招呼；他们沉默不语，拎着纸板箱，慢腾腾地走过街道，而街上的人则摆出一副怏怏不乐的面孔为日常事务奔忙。
在白色恐怖日子里的死一般寂静的气氛中还可以听到另一种合奏曲：战场上的老鹰和鬣狗发出的嘶哑的叫声。一万顶帆布帐篷，保证符合规定！十万公斤熏板肉、可可粉、咖啡代用品，只收现金，立即交货！榴弹、车床、子弹带、为阵亡者遗孀介绍配偶、皮带、部队供应品经纪人——这些通通都是认真的广告！八、九月间被装上车并在高呼爱国主义万岁的口号声送走的炮灰，他们的尸体在比利时、在孚日山脉、在马祖尔湖的墓地里腐烂发臭，而利润却因此急剧增长。到了把这些收获迅速入库的时候了。成千双贪婪的手臂伸向大洋的彼岸，都想捞一份。
事情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城市化为瓦砾堆，农村成了墓地，土地荒芜，居民一群群去求乞，教堂充作马厩；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联盟、最神圣的诺言、最崇高的威望，一概被碾成了齑粉；任何一个奉天承运的君主都把他在敌对方面的远方亲属视为白痴或者反复无常的小人、任何一个外交人员都把另一方的同行当作老奸巨滑的恶棍、任何一国的政府都把别国政府看成本国人民的灾难而使之受到普遍的蔑视；在威尼斯，在里斯本，在莫斯科，在新加坡，都发生了饥民暴动，而在俄国鼠疫横行。到处是一片贫困和绝望。
面目破碎，名誉扫地，浑身血腥，遍体污垢，——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它就是这样的社会。当它打扮得干干净净，温文尔雅，装出一番尊重文学、哲学和伦理学、遵守秩序、拥护和平和以法治国的样子时，这是看不出来的。张牙舞爪的野兽，群魔乱舞的无政府状态，令文明和人类窒息的乌烟瘴气，——这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混乱之中，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历史灾难，国际社会民主党投降了。对于这一点估计不足，或者加以掩饰，那会是无产阶级所能遇到的最愚蠢、后果最严重的行为。马克思说，民主党人（即革命的小资产者）“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行为，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4]现代无产阶级在经过历史的考验后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无产阶级的错误也象它的使命一样重大。没有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者，可以给无产阶级指明它应该走的那条路。历史经验是它的唯一导师，它的自我解放的崎岖道路不仅是用无限的苦难，而且也是用无数的错误铺成的。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即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当前世界大战中的堕落是没有先例的，是人类的一种不幸。但是只有当国际无产阶级不打算衡量这一堕落的程度、不想从中吸取教训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毫无希望。
现在讨论的是现代工人运动发展中最近45年这一整个时期。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经历的是，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衡量得失，作出总结。巴黎公社的灭亡结束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一国际。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进行自发的革命、起义和街垒战（每一次无产阶级在事后都又回到消极状态），而是开始进行系统的日常斗争，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建立群众组织，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把社会主义理想同坚决捍卫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一盏严密科学学说的明灯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及其解放事业照亮了道路。不是在每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宗派、学派、乌托邦和进行试验，而是创立一种统一的国际的理论基础，靠它把这些国家象一本书里的各行一样连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掌握了指南针，使他们能在日常事件的漩涡中认清方向，每时每刻都把斗争策略指向坚定不移的最终目的。
这一新的方法的提出者、捍卫者和保护人过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70年的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正如法国曾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第一阶段的圣地，巴黎是那一时期欧洲工人阶级的不断搏动并且流血的心脏一样，德国工人现在成了第二阶段的尖兵。德国工人孜孜不倦地做了细小工作，付出了无数的牺牲，从而建立了最强大的堪称楷模的组织，创办了数量十分庞大的报刊，采取了最为有效的启发教育的手段，争取到最广大的选民，取得了最多的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完美无缺的体现。它作为第二国际的教师和领袖，占有而且应该占有特殊地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著名导言中写道：“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5]维也纳《工人报》在1914年8月5日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一颗明珠”。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和美国的工人运动，都日益热心地沿着它的足迹前进。而斯拉夫语系的国家，即俄国人和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则以无限钦佩、几乎毫无批判的目光仰望它。在第二国际中，德国的“突击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上，所有人都等着听德国人的意见。的确，正是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这些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起决定性的作用。说一句“我们德国人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通常就足以决定国际的方针。由于盲目信任，国际已经听命于令人钦佩的、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各国每一个社会党人的骄傲，并足以使那里的统治阶级胆战心惊。
当重大的历史考验到来时，德国的情况怎样呢？完全堕落了，彻底破产了。哪个地方的无产阶级组织都没有象德国那样全力以赴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毫无反抗地忍受了戒严，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压制报刊，扼杀舆论，彻底放弃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不仅是国际的最强大的先锋队，还是它的智囊。因此，必须对它本身和它的堕落进行分析，也就是必须有一个自我觉悟的过程。它的光荣义务是，率先去拯救国际社会主义，即进行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任何别的政党、任何别的阶级敢用批评这面明亮的镜子在所有的人面前照出自己的缺陷和弱点，因为这面镜子同时反射出来的是它们面临的历史局限性和背后的历史性灾难。工人阶级始终应当毫不畏惧地面对真理，也就是严于律己，因为它的软弱只是一种迷误，而铁的历史规律却赋予它力量，保证它取得最后的胜利。
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的权利，而且也是它最崇高的义务。我们的船上装着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而无产阶级是被指定为这些财富的守护人的！当资产阶级社会由于滥施屠戮，弄得声誉扫地，进一步趋向灭顶之灾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并且将会振作精神，去打捞它在世界大战的湍急漩涡中、在一个困惑和软弱的瞬间任其沉到水底的那些最宝贵的财富。
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大战是一个世界性转折点。把事情设想成，我们只需要象兔子躲在灌木下面等待风暴过去一样熬过这场战争，然后就可以轻快地重弹起老调来，这是一种愚蠢的妄想。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的斗争条件，尤其是改变了我们自己。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和劳动之间生死存亡的战争，似乎会有些转变或者缓和了。就是在现在，在战争期间，在假面具撕下来的时候，朝我们狞笑的还是原来熟悉的那些面孔。但是，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大大加快了发展速度，而社会内部的斗争的激烈程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直接面临的任务的巨大规模，使工人运动史上迄今发生的一切都显得是宁静的田园诗了。
这场战争的历史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事业大大向前推进。马克思以他的卓识远见揭示了未来可能发生的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中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论述：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争取议会中的权力——罗·卢·）；工人执行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罗·卢·）；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象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6]
这是在1850年写出的，那个时候，英国是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无产阶级是组织得最好的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国家经济繁荣似乎负有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使命。如果把马克思那些话里的英国换成德国，那就成了关于目前世界大战的一个天才预见。世界大战的使命是，把德国无产阶级推到本民族的领导地位上去，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之间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在国际范围大规模进行的总清算有一个“组织上的开端”。
那么我们对于工人阶级在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设想是否有点不同了呢？让我们回忆一下，还在不久前我们通常是怎样谈到将要发生的事件的。
“那时灾变就会到来。接着，欧洲开始大规模的全面进军，将有1600万到1800万人开赴战场。他们是各国的男人中的精华，配备着最先进的杀人武器，相互敌对。但我相信，大规模的全面进军后面将是大崩溃……它不是由我们，而是由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把事情推到极端，你们酿成一场灾变……你们播种什么，你们就会收获什么。资产阶级世界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你们可以确信：这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7]（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这是我们的党团发言人倍倍尔在国会就摩洛哥问题进行辩论时说过的一段话。
党的正式传单“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前几年散发了几十万份，这个传单是用这些话结尾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这样日益发展成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要么是战争危险、物价上涨和资本主义，要么是和平、一切人的幸福、社会主义！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历史面临着大决战。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加强自己的组织的力量，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是无产阶级能够凭它的力量使人类幸免一场世界大战这样骇人听闻的暴行也好，或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鲜血和暴力中退出历史，正象这一世界依靠鲜血与暴力从历史中诞生一样也好，工人阶级总会为历史性的时刻作好准备的，而作好准备就是一切。”[8]
在正式的1911年《社会民主党选举手册》（供上一次国会用）中，在论述预料会发生的世界大战的第42页上可以读到：
“难道我们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以为他们可以指望各国人民容忍这个怪物吗？难道各国人民不会发出惊恐、愤怒和不满的呼声，并因此去结束这场屠杀吗？
凡是冷静地考虑到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的可能性的人，就只会得出这里指出的那些结论，而不会得到别的。
下一次欧洲战争将是迄今世界尚未经历过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这场战争极有可能是最后的战争了。”[9]
我们现在的国会议员就是凭这样的演说、这样的言语争取到了110份委托书。
1911年夏“豹号”开进阿加迪尔港，德国帝国主义者还大肆进行煽动，当这一情况使欧洲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8月4日在巴黎[10]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德国、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工人组织的代表宣布已经做好了准备，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去对抗任何一国的宣战。任何派有代表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承担责任，要按照它们本国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行动，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罪恶活动。”[11]
但是，当1912年11月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当工人代表的长长队伍到达大教堂的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因面临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和一场英勇的决战而战战兢兢。
沉着冷静、惯于持怀疑态度的维克多·阿德勒大声疾呼：
“同志们，最重要的是，这些是我们力量的总的源泉，我们从这里取得力量，使得每一位代表在其本国去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我们掌握的各种形式和手段，运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力量，去制止战争罪行。如果这是要完成的事业，如果这确实是要完成的事业，那么，我们就必须关心使它成为关键问题，一个关键性的关键问题。
这就是激励整个国际的思想……
如果屠杀、战火和瘟疫在文明的欧洲蔓延，——我们想到这种事时只能感到毛骨悚然，怒火中烧。而且我们要反躬自问：今天人类、今天的无产者难道还真的是可以任人宰割而一声不响的一群羔羊？”[12]（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特鲁尔斯特拉[13]以“几个小国”的名义、也以比利时的名义讲道：
“各小国的无产阶级一定不惜生命财产为国际效劳，去完成国际为阻止战争而决定的一切任务。其次我们表示期望，一旦各大国的统治阶级为满足其政府的贪心和统治欲望而驱使无产阶级的儿子拿起武器去掠夺小国的土地并使人民流血的时候，这些无产阶级的儿子在他们的无产阶级双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深刻影响下就会再三考虑，他们不能去干那种敌视文明的勾当而使我们、即他们的兄弟和朋友受到损害。”[14]（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饶勒斯在以国际局的名义宣读了反对战争的宣言[15]以后，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
“国际代表着世界上的一切道义力量！一旦要我们彻底献身的悲剧时刻到来，这种觉悟就会支持我们，使我们坚强。我们不是轻率说说，不，我们是从内心深处宣布，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16]（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这象是一次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誓。[17]举世注目于巴塞尔大教堂，在这里庄严而隆重地敲响了今后劳动大军和资本权力之间大会战的钟声。
1912年12月3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发言人大卫在德国国会说：
“我承认，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当大教堂的终生伴送我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的时候，当红旗在教堂里的合唱声中在祭坛周围招展的时候，这当然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毕竟会弄清楚的。群众不再是一群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乌合之众。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从前，群众盲目地听任那些与一场战争利害相关的人的驱使，互相戮杀，造成大量牺牲。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群众不再是某个战争得益者的没有意志的工具和应声虫了。”[18]（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在战争爆发前一周，1914年7月26日，德国的党报还写道：
“我们不是傀儡，我们全力以赴地反对那样一种制度，它使人成为盲目起支配作用的那种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没有意志的根据，资本主义正准备使渴望和平的欧洲变为一座热气腾腾的屠宰场。如果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到来，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无产阶级将在最近几天通过强大的示威游行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平愿望仍无法阻止世界大战，那么至少应当使这场战争成为最后的战争，应当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末日。”（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
1914年7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还呼吁说：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拒绝为丧心病狂的统治阶级挑起那些事端承担任何责任。它知道，对于它来说，新生活恰恰是要在废墟中诞生。全部责任都要由今天的当权者来承担！
对于今天的当权者来说，这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19]
1914年8月4日，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这一事件是否一定要发生呢？具有这样大的影响的这一事件肯定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肯定是有深刻和广泛的客观原因为基础的。但是，这些原因也可能是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即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是由于我们的斗志、勇气和对信念的忠诚未起作用。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能跳跃历史的发展，正象人不能跳跃自己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毕竟能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
社会主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这样的人民运动，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是，把自觉的观念、有计划的思想并从而把自由意志灌输到人的社会行动中去。因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20]这样的“飞跃”也是同铁的历史规律、同从前的充满痛苦而又十分缓慢的发展的千百次萌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从所有由发展积累起来的材料即那些物质前提中，迸发不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志这种闪闪发光的火花，那么这一飞跃是绝对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从天而降的。这一胜利只能通过新旧力量之间长长一系列重大的较量才会取得，而在这些较量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国际无产阶级学习并试图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把握社会生活的方向盘，从一个被本身的历史踢来踢去的缺乏意志的皮球发展成为历史的具有明确目标的驾驶员。
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21]从我们欧洲文明的高度水平来说，“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是什么意思呢？恐怕我们大家迄今都是不加思考地阅读和复述这句话，却没有预感到它所包含的可怕的严肃意义。此时此刻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就会懂得，资产阶级社会向野蛮状态的那种倒退是什么意思了。这次世界大战就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帝国主义的胜利会导致文明的毁灭。——在一场现代战争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偶而发生的；如果听任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一世界大战时期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直到得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文明的毁灭就是彻底的了。因此，正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时间即40年前所预见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就象在古罗马那样，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种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投放到天平上。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取胜了。它用血淋淋的剑屠杀人类的残暴行为占了优势，天平倾向苦难与耻辱的深渊。只有我们在战争中并且通过战争学会怎样使无产阶级挺起身来从统治阶级手中一个奴仆的角色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才能抵销这一切苦难与耻辱。
现代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每一点认识都是付出高昂代价而取得的。工人阶级阶级解放的各各他[22]之路是充满可怕的牺牲的。六月斗士，公社的殉难者，俄国革命的烈士，一大批浴血的英灵几乎数不胜数。但是，他们是在战场上光荣阵亡的人，正象马克思在谈到公社英雄时所写的，他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23]。现在，操着各种语言的几百万无产者却唱着奴隶的歌曲在耻辱、兄弟残杀、自相厮打的战场上倒下了。我们也不能幸免于此。我们的确可以同那些由摩西率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比。但我们不是毫无希望的，只要我们没有丧失学习的能力，我们将取得胜利。今天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即社会民主党如果不善于学习，那么，他们就将退出舞台，“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24]。
编者注（除有特别注明外皆为中文版编者注）：
[1] 罗·卢森堡这部以尤尼乌斯笔名发表的著作是由弗兰茨·普费姆费尔特秘密出版的。
[2] 1914年7月底至8月初，德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在群众中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半官方的沃尔弗通讯社散布说，法国军官身着普鲁士军装，用汽车装载黄金经过德境运向俄国。这一说法激起人们在大街上追逐被他们怀疑的车辆并造成暴行。
[3] 1903年4月，沙皇政府建立的武装组织黑色百人团在基什尼奥夫对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采取恐怖行动。这些暴行是沙皇政府对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一种反应。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5页。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8——609页。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
[7] 《德意志国会第12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1年柏林德文版第268卷第7730页。
[8] 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60年柏林德文版第48——49页。
[9] 《社会民主党选举手册》1911年柏林德文版第42页。
[10] 原稿中为“伦敦”。——德文版编者注
[11] 1911年8月4日法国工会总联合会在巴黎举行了一次示威集会，参加集会的除了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外，还有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工会的代表。
[12]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18页。
[13] 彼得·耶莱斯·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荷兰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
[14]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33页。
[15] 指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关于当前形势的宣言”。
[16]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27页。
[17] 指传说中的1291年瑞士人民反对奥地利暴政的宣誓。
[18]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1次会议速记记录》。1913年柏林德文版第286卷第2517——2518页。
[19] 《灾变前夕》。1914年7月30日《前进报》第205号。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2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6——267页。
[22]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5章第22节。
[2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2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
二
“现在我们面对战争这一铁的事实。敌人入侵的可怕情景即将到来。今天不是要我们决定拥护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要我们决定为了保卫国家需要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如果沾满本国人民优秀儿女鲜血的俄国专制政权取得胜利，那么我国人民及其自由的未来即使不会全部遭到危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危险。应当防止这种危险，确保我们本国的文明和独立。我们的确正在履行我们过去一再强调的诺言：我们不会在危险的时刻置自己的祖国于不顾。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自己与国际的主张是一致的，因为国际在任何时候都承认任何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这正如我们在谴责任何掠夺战争方面同国际的主张一致一样……正是遵照这些基本原则，我们投票赞同了提请批准的战争拨款。”[1]
8月4日国会党团本着这种精神提出决定和支配德国工人在战争中的态度的这个口号。祖国在危急中，保卫国家，为了生存、文明与和平而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提出来的口号。其他的一切，诸如党的报刊和工会报刊的态度，群众的爱国狂热，国内和平，国际的突然解散，通通只是由上述口号产生的结果。这一切无非是在国会采取的那一最初方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这真的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关系到自由，如果生存和自由只能靠杀人武器来捍卫，如果战争是一种神圣的人民事业，那么，那一切就是不言而喻和明明白白的事情，那么，那一切就是必须忍受的事情。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这种手段。战争是一场有条不紊的有组织的大屠杀。但是，为了有步骤地进行屠杀，就必须使正常性格的人产生与此相反应的心醉神迷的状态。战争发动者历来都采用这种方法，而这是很有道理的。残暴的实践必须有残暴的思想和信仰与之配合，后者必须为前者作准备并伴随前者。于是8月28日的《实话》刊登了一幅画，上面绘有一台德国的“连枷”[2]；开姆尼茨、汉堡、基尔、法兰克福、科堡等地的党报刊载一些诗歌和散文，进行爱国主义煽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一切都是相应的和必要的精神麻醉剂，而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是在把致命的利剑刺向俄国、法国和英国弟兄的胸膛时，才能拯救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同那些宣称山和谷可以碰头，战争和“人道”、屠杀和博爱、批准战争经费和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可以统一起来的人相比，上述那些煽动性报纸就更加彻底了。
但是，如果说8月4日德国的国会党团提出的口号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做时它对工人国际的评价就不只是针对这场战争，而是针对一切战争而说的了。自从有现代工人运动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同各国人民自由和民族存在的利益之间出现鸿沟，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迫切要求操各种不同语言的无产者互相残杀和互相灭绝。以前我们一直确信，各民族的利益同无产者的阶级利益是和谐一致的，是同一的，互相不可能发生对立。这曾经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鼓动的灵魂。难道我们在我们世界观的这个基本点被一个不同寻常的错误束缚住了吗？我们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
世界大战不是对我们的国际基本原则的第一次考验。四十五年以前，我们党就经受过第一次考验。那时，1870年7月21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北德意志国会就发表过如下历史性声明：
“当前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王朝战争，就象1866年的战争[3]是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而发动的一样。
我们不能赞同威廉进行战争而要求国会批准的拨款，因为这会是对普鲁士政府的一种信任投票，而这个政府通过1866年的行动已经为当前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
我们也不能拒绝那项提请批准的拨款，因为这样做就有可能被理解成赞同波拿巴的罪恶滔天的政策。
作为原则上反对任何王朝战争的人，作为社会共和主义者以及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这个协会不分民族地反对一切压迫者，并竭力使一切被压迫者结成一个强大的友好同盟），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宣布支持当前的战争，因此我们在表决时弃权。同时我们表示满怀信心地希望，欧洲各国人民将通过现在的不幸事件得到教训，全力以赴，夺取他们的自决权，并消除今天作为一切政治和社会罪恶的原因的暴力统治和阶级统治。”[4]
德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以上述声明明确无误地赋与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以国际的特征，并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具有一种民族的、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性质。大家知道，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果他在表决时已经了解到以后几年才知道的那一切情况，他会投票反对批准拨款。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那场战争中所持的立场是，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两者都反对战争，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和绝大多数人民那时在俾斯麦的骗术影响下却认为那一战争关系到德国民族的生存利益。今天的世界大战，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声明，才第一次揭示了可怕的两难处境：一边是民族的自由，一边是国际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国会党团声明中的基本事实，无产阶级政策的方针原则性的改变，无论如何是一种恍然大悟。它们不过是随声附和8月4日皇帝和首相在演说中的那种说法而已。皇帝说，“驱使我们的不是掠夺的欲望，令我们鼓舞的是这样不屈不挠的意志：我们决心为了我们和今后的世世代代去捍卫上帝赐予我们的地盘。
你们可以从你们拿到的文件看出，朕的首相直到最后一刻都在致力于防止最坏的事件发生。我们诉诸武力，是被迫进行自卫，我们心地纯洁，双手是干净的”。[5]贝特曼·霍尔韦格讲过：“先生们，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紧急自卫，紧急情况是用不着等待命令的！……凡是象我们这样受到威胁并在为其最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人，就只应当想到怎样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在为我们的和平劳动成果、悠久历史的遗产和我们的未来而斗争。”[6]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声明的内容：1. 我们已尽了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2. 既然战争爆发了，我们就必须自卫；3. 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民族的一切都遭到危险。我们的国会党团的声明只是和政府声明略有不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正象政府声明援引贝特曼·霍尔韦格在外交方面的和平努力和皇帝的电报一样，社会民主党党团援引战争爆发前的和平示威。正如皇帝的演说断然否定任何掠夺欲望一样，我们的党团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表示拒绝进行掠夺战争。皇帝和首相喊道：我们是为我们最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我不分什么党派，我只知道德国人。于是社会民主党声明中的回声这样呼应：我们的民族的一切都遭到危险，我们不会在危险的时刻置自己的祖国于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只有一点偏离了政府的模式：它把俄国专制政府对德国自由的威胁放在自己方针的主要地位。皇帝的演说谈到俄国时却表示遗憾：“朕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动员朕的军队去反对一个邻国，而朕的军队曾同这个邻国在很多战场上共同战斗。看到一种由德国所忠实维护的友谊遭到破裂，朕感到由衷的痛苦。”[7]社会民主党党团对于同俄国沙皇政府断绝那种为德国政府所忠实维护的友好关系，也感到痛苦，但它是以一种高唱自由而反对专制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正是在这个唯一的一点上，同政府声明比起来，社会民主党党团表明了自主性，利用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使这场战争具有民主的崇高意义，并罩上了人民性的灵光。
如上所述，所有这一切是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突然领悟的。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天，社会民主党党团所说过的一切都恰恰是与党团声明完全背道而驰的。当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那个点燃战火的最后通牒发表时，7月25日《前进报》这样写道：
“他们愿意进行战争，这些丧尽天良的人，他们在维也纳宫廷拥有影响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愿意进行战争，就可以从几周来进行种族煽动的报刊的放肆叫嚣声中听得出来。他们愿意进行战争，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已经使真相大白并为人所共知了……
由于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在一个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的射击下流了血，就要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去流血，就要让一次荒唐的犯罪行为恶化为一次更加荒唐得多的犯罪行为！……奥国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有可能成为一种引火物，由此酿成燎原大火而席卷整个欧洲！
这个最后通牒无论从其行文还是从其要求来看都是如此蛮横无理，如果塞尔维亚政府面对这一照会卑躬屈膝，它就必须考虑一下，人民群众会不会在吃一顿饭的时间内就将它推翻……
德国沙文主义报刊的一项罪行在于，它把它的可爱盟友的战争欲望煽动到极端，而且无疑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也是答应支持贝希托尔德[8]先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是在柏林玩弄和维也纳完全同样危险的把戏。”[9]（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7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写道：
“奥地利军方……孤注一掷，因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和军国主义的沙文主义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特别是在奥地利，沙文主义分子遭到了破产，他们要用民族主义的叫嚣掩盖他们经济上的破产，要通过掠夺和屠杀去填满他们的金库。”[10]（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德累斯顿人民报》在同一天发表了如下意见：
“目前维也纳外交部的战争发动者还始终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奥地利有权利向塞尔维亚提出要求。
只要奥地利政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对塞尔维亚的挑衅性的无理的侮辱就使它在整个欧洲面前显得理亏。即使塞尔维亚被证明是有过错的，即使塞尔维亚政府知道有人预谋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照会中提出的要求也是远远超出了一切正常限度。只有一个政府的可耻的战争意图才能用来解释对另一个国家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
7月25日的《慕尼黑邮报》认为：
“奥地利的这一照会是近二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文件。如果塞尔维亚接受奥地利根据调查材料而向它提出的种种要求，那就等于这个国家进行自杀。而这些调查材料的内容却至今未向欧洲公众宣布；也没有对暗杀王储夫妇的凶手进行一次公开审讯，以遮世人之耳目。”
7月24日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民报》说：
“奥地利在向塞尔维亚进行挑衅，奥匈帝国愿意进行战争，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整个欧洲有可能被淹没于血泊之中……
奥地利正在铤而走险。奥地利胆敢对塞尔维亚国家进行挑衅，如果后者不是毫无防卫能力的话，它肯定是不能容忍这次挑衅的……
任何有文化教养的人都应当对奥地利当权者的这种犯罪行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首先是工人，还有其他一切只要多少还有些热爱和平与文明的人，他们的任务在于，尽最大的努力去防止在维也纳发作的那一嗜血狂热的种种后果。”
7月25日《马格德堡人民之声报》说：
“塞尔维亚的任何一届政府，哪怕只是略微表示要认真对待这些要求中的一项，那么，这届政府就会在这一时刻被议会和人民扫除。由于贝希托尔德之流是以空洞的断言面向塞尔维亚政府、从而面向欧洲的，因此奥地利的行动就更加卑鄙下流了……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能这样来策动一场将会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了。如果不想破坏整个大陆的安宁的话，人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人们是不能这样在道义上赢得人心，或者使局外人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设想，欧洲报刊，随之还有各国政府，都将坚决坦率地劝告那些爱好虚荣而又狂妄疯癫的维也纳政治家们采取安分守己的态度。”
7月24日的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写道：
“教皇极权主义报刊发出围猎的叫嚣，他们把弗兰茨·斐迪南当作他们最好的朋友来悼念，并且要为他的死向塞尔维亚人民复仇；德意志本土的一部分战争贩子的言论也日益变得咄咄逼人和粗野；奥地利政府在他们的支持下，竟然接受唆使，向塞尔维亚国家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这份通牒不仅使用了一种骄横得无以复加的口气，而且也包含了一些塞尔维亚政府根本无法实现的要求。”
爱北斐特《自由新闻》在同一天写道：
“半官方的沃尔弗电信局[11]的一份电讯复述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的种种要求。由此可见，维也纳的当权者正在全力以赴地急于发动战争，因为昨晚递交贝尔格莱德的照会中的要求已经有点象把塞尔维亚当作奥地利的保护国对待了。迫切需要的是，柏林的外交界要使维也纳的煽动者懂得，德国对于那种狂妄要求是丝毫不会给予支持的，因此奥地利必须撤回它的要求。”
而佐尔根《矿山工人之声报》则写道：
“奥地利愿意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它只是把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作为借口，使塞尔维亚在道义上处于理亏的地位。但是，手脚却做得十分笨拙，未能做到欺骗欧洲舆论……
但是，如果维也纳外交部的战争贩子相信，他们在一场冲突（俄国也会卷入进去）中必定得到三国同盟的伙伴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那么，他们的算盘是要落空的。奥匈帝国是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奥匈帝国的削弱对它会是很合适的，因此，它不会惹火烧身去支援奥地利。在德国，那里的当权者即使愚蠢到打算这样做，他们也不敢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罪恶的实力政策而拿一个士兵的生命去冒险，否则他们一定会使人民愤怒地起来反抗他们。”
战争爆发前仅仅一周，我们党的全部报刊，无一例外，就是那样评价战争的。根据这样的评价，这场战争并未涉及德国的生存和自由，而是涉及奥地利主战派的一次犯罪的冒险行动；并未涉及紧急自卫、保卫国家和为了自由而被迫进行神圣的战争，而是涉及轻率的挑衅行动，涉及放肆地威胁别国即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
8月4日发生了什么事，竟使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表达得如此明确、流传得如此广泛的观念一下子颠倒过来了呢？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情况：同一天德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第4页上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不得不考虑到，继续坐视国界那边的频繁活动而不管，这既与君主国的尊严不相称，也不符合它的自卫的利益。皇帝和国王的政府[12]把这种看法通知我们并且征求我们的意见。对于我们盟友对形势的评价，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而且向它保证，如果它认为，为制止在塞尔维亚发生的旨在危及君主国生存的运动而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的话，那一行动是会得到我们的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万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俄国就会出场，这样，我们基于同盟方面的义务也会被卷入一场战争。但是，我们认识到奥匈帝国生死存亡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既不能建议我们的盟友采取那种与其尊严不相称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也不能在这个严重时刻拒绝向它提供我们的援助。我们尤其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利益也已受到塞尔维亚不断进行颠覆活动的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塞尔维亚人继续被允许在俄国和法国的援助下危害邻邦君主国的生存，那么，这就会使奥地利逐渐瓦解，并使全部斯拉夫民族听俄国发号施令，这样一来，日耳曼种族就会无法维持它在中欧的地位了。如果奥地利在道义上受到削弱，又由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渗透而趋向瓦解，那么，奥地利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再会是我们面对东方和西方邻国日益加剧的威胁态度时所需要的那种可以信赖并且可以指望从它得到帮助的盟友了。因此，我们完全放手让奥地利采取行动去反对塞尔维亚。我们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准备工作。”[13]（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8月4日，这样的论述已经摆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面前，这样的论述在整个白皮书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决定性地位，这是德国政府的简要声明，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黄皮书、灰皮书、蓝皮书和橙皮书之类，它们对于阐明战争在外交方面的前史及其最直接的动力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国会党团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判断形势的秘诀。在一周以前，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报刊还在大声疾呼，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导致世界大战的一种犯罪的挑衅行为，并且希望德国政府发挥阻挡和抑制维也纳的战争贩子的作用。整个社会民主党和整个德国舆论界深信，德国政府自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将不辞劳苦地去维护欧洲的和平。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报刊都认为，这样的最后通牒对德国政府正象对德国舆论界一样，是一场晴天霹雳。现在白皮书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1. 奥地利政府在它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以前，是取得了德国的同意的；2. 德国政府已经完全意识到，奥地利的行动将会导致同塞尔维亚的战争，进而导致欧洲战争；3. 德国政府不是建议奥地利采取克制态度，而是相反，它说过，如果奥地利逆来顺受，受到削弱，那么，它就不再能够充当德国的高贵的盟友；4. 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以前，德国政府已向它坚决保证无论如何要在战争中给予支持；5. 尽管如此，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对世界大战是否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通牒时，德国政府却没有保留对这一最后通牒的监督权，而是“完全放手让”奥地利去行动。
这就是我们的国会党团在8月4日所经历的一切。同一天，它还从政府口头获得一个新的情况：德国军队已经进占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的问题是，德国要进行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防御战争，为了祖国的生存、为了文明和自由进行一场反对俄国专制主义的战争。
难道这场战争的明显背景和将战争勉强加以掩盖的帷幕，围绕战争爆发而展开的全部外交把戏，关于敌对阵营要扼杀德国，要削弱、贬低和奴役德国的叫嚣，难道这一切能够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意外，能够对它的判断能力、对它的批判性洞察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吗？恰恰对于我们的党来说这种情况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党已经经历德国的两次大的战争，而且已经能够从这两次战争中吸取值得记住的教训。
今天每一个略有历史常识的战士都懂得，第一次战争即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是俾斯麦有计划地精心准备的，他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导致关系破裂，导致同奥地利的战争。皇太子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本人在他那一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写下了首相的这一意图：
“他（俾斯麦）在接任职务时就已执意要使普鲁士同奥地利发生战争，但他却十分谨慎，避免在那时同陛下谈到这一点，或者说在他认为合适时机到来之前他根本不想过早谈到这一点。”
奥艾尔在他的小册子《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中引用了上面这段话，然后说，“现在就把威廉皇帝……‘向他的臣民’发出的号召同上面那段表白对照一下吧……
‘祖国在危险中！
奥地利和大部分德国都在枕戈待命，准备同我国作战。
仅在数年之前，当事关整个德意志摆脱异族统治的时候，朕不抱成见，不念旧恶，决定向奥地利皇帝伸出结盟之手……但朕的希望破灭了。奥地利不愿忘记它的王侯曾一度统治过德国；它不愿把年轻的、但在蓬勃发展的普鲁士视为天然盟友，而只认为它是一个敌对的竞争者。它认为，必须反对普鲁士有益的，对奥地利就会有害。昔日的带来不幸的妒忌之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要使普鲁士削弱、灭亡和名誉扫地。不应当同它再结什么盟约，而是应当不仅呼吁德意志联邦的诸侯们去反对普鲁士，而是诱使他们毁盟。不管我们向德意志的什么地方看去，我们都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他们的作战口号是：要压倒普鲁士。’
为祈求上帝保佑这场正义战争，6月18日威廉皇帝发出一道上谕，命令全国举行一次祷告-忏悔日，他在那天说道：
‘上帝不乐于使朕为了朕的臣民能蒙受和平的恩赐而作的努力取得成就。’”[14]
如果我们的党团没有完全忘记它自己的党的历史，那么，8月4日战争爆发时官方的伴奏音乐难道不是一定会使它清晰地回忆起早已知道的那些曲调和词句吗？
但是并未到此为止。1870年又同法国发生了战争。在历史上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无法同埃姆斯紧急公函[15]分开的。这个文件已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发动战争的政治权术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值得回忆的插曲。那时就是老李卜克内西，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和责任是，向人民群众揭发并指出：“战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顺便提一下，发动战争仅仅只是为了保卫受到威胁的祖国，这并非俾斯麦的发明。他只是以他固有的厚颜无耻的态度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权术的一个古老的、普遍的、真正国际的处方。自从所谓舆论在政府决策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以来，究竟在何时何地在发生一场战争时，有哪一个发动战争的集团不是说，仅仅只是为了保卫祖国和自己的正义事业，防止敌人的可耻入侵，才以沉重的心情诉诸武力的呢？打仗需要这种神话正如需要火药和子弹一样。这是一种老把戏。新只新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参与了这一把戏。
中文版编者注：
[1]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6年柏林德文版第306卷第8——9页。
[2] 1914年8月28日的《实话》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德国人民及其盟友挥舞连枷痛打躺在地上的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说明词是：“好！孩子们！干得好！现在最有用的就是连枷！”
[3] 1866年6月至7月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解决了两国争取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的对抗，其结果是有利于普鲁士的。1866年8月23日的布拉格和约规定，奥地利必须赞成解散德意志联盟并退出未来的德意志邦联。
[4] 奥·倍倍尔：《演说和论文选》。1970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17页。
[5]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6年柏林德文版第306卷第2页。
[6] 同上，第6——7页。
[7] 同上，第2页。
[8] 列奥波特·贝希托尔德（1863——1942）——1912年2月至1915年1月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9] 《战争？最后通牒》。《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第200号。
[10] 《战争？》。《莱比锡人民报》1914年7月24日第168号。
[11] 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半官方通讯机构。
[12] 即奥匈帝国政府。
[13] 《德国关于世界大战爆发的白皮书》，1914年图林根—珀斯内克德文版第3——4页。
[14] 伊·奥艾尔：《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1895年9月4日在柏林一次集会上的讲话》1895年柏林德文版第12——13页。
[15] 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70年7月14日决定公布他所伪造的一件紧急公函的文本，这份文本提出了威廉一世7月13日在普鲁士同法国大使在埃姆斯浴场的一次谈话内容。埃姆斯紧急公函导致了俾斯麦所期待的宣战。
三
但是还存在一些更加深刻的关系，有些人也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这就使我们党对于弄清这场战争的真正本质、真正目的有了准备，使它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对这场战争感到意外。导致1914年8月4日事件的过程和动因并不是什么秘密。几十年来，世界大战的准备是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时时刻刻一步不停地进行着。如果说今天各国社会党人气愤地宣布要消灭那种在幕后策划这些残暴行为的“秘密外交”，那么他们是冤枉了一些可怜的流浪汉，认为这些人有秘密的魔力，正如野蛮人把暴风雨归咎于他所崇拜的偶像而去鞭打它一样。所谓命运的操纵者，这一次象往常一样，只不过是被极其强大的历史事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地壳上的变动拨来拨去的棋子。如果说有谁始终明确地在力求理解而且能够理解这些事件和变动，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近代史上的两条发展路线直截了当地导致了今天的战争。一条发展路线还是来自所谓民族国家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时期，来自俾斯麦反对法国的战争。1870年的战争使德国吞并了亚尔萨斯—洛林，从此法国投入俄国怀抱，欧洲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时代开始了，因此这次战争为今天的世界大火提供了第一批燃料。还在俾斯麦的军队进驻法国的时候，马克思在致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中就写道：
“凡是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大叫大嚷弄糊涂的人或者并不热中于去把德国人民弄糊涂的人，都必须认识到，1870年战争必然地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将要发生一场战争，完全同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我说，这是必然的，是回避不了的，除非事先在俄国爆发一场革命，而这是未必可能的。如果不发生那一未必可能的情况，那么，现在就已必须把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看作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场战争是有益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这个胜利者现在的态度。如果德国要取得亚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将同俄国一道对它作战。说明不幸的后果是多余的。”[1]
这样的预言当时是受到嘲笑的；人们以为把普鲁士同俄国联结起来的纽带牢不可破，哪怕只是设想专制的俄国有可能同共和制的法国结成联盟，就会被看作是荒诞无稽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会被看成十足的疯子。不过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一切，却完完全全地应验了。奥艾尔在他的《色当纪念日》中说：“……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它清楚地看出情况是什么样子，并从而同那种盲目拜倒在任何成就脚下的日常政策区别开来。”[2]
当然不能这样理解事物的联系，即认为似乎是从1870年起就该对俾斯麦的掠夺实行的报复现在使法国同德国的较量成为命中注定的事，似乎今天的世界大战的核心是法国为亚尔萨斯—洛林“复仇”这件大大遭到非难的事。这是德国战争贩子惬意的民族主义神话，他们编造说，阴森森的、一心要复仇的法国是“不会忘记”它的失败的，就象俾斯麦的普鲁士卫士在1866年编造说奥国这个被废黜了的公主“不会忘记”她从前比普鲁士这个灰姑娘更加高贵一样。实际上，为亚尔萨斯—洛林而复仇已经不过是一些爱国主义小丑在装腔作势表演时使用的一件道具，贝尔福之狮[3]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纹章上雕刻的动物了。
在法国的政策中，亚尔萨斯—洛林被兼并的事已经过去，正被新的忧虑所代替。法国政府也好，随便哪一个严肃的政党也好，都不会为了亚尔萨斯—洛林而想同德国开战。如果说俾斯麦的遗赠是给今天的世界大火添加的第一块木柴，那么不如说是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它把德国、法国、同时还有整个欧洲推上了军国主义军备竞赛的下坡路，使它们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它使法国同俄国的联盟、德国同奥国的联盟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样一来，一边是沙皇俄国作为欧洲政治的力量因素大大加强了——普鲁士德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为了取得俄国宠爱的处心积虑的竞争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的——，一边是德国同奥匈帝国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了。正象上面引用的德国白皮书上的话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情况的最后结果是今天的战争中的“战斗友谊”。
这样，1870年战争的后果是，欧洲在外交政策上以德法对立为轴心分成集团，军国主义在形式上在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但是从此以后，这种统治和那种集团就赋予历史发展以一种崭新的内容。造成今天的世界大战、使马克思的预言得到光辉证实的第二条路线，来自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经历的国际性事件，来自近二十五年来的帝国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的复苏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战争时期之后在经过重建的欧洲开始的，特别是在克服了继1873年的创设企业高潮和破产而来的长期萧条之后开始的，这一复苏在九十年代的高度繁荣中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顶点，开始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欧洲各国新的狂飙突进时期：它们竞相向世界上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实行扩张。从八十年代起，一种新的、特别激烈的掠夺殖民地的欲望就发挥了作用。英国强占了埃及，并且在南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殖民国家，法国占领了北非的突尼斯和东亚的东京[4]，意大利进驻阿比西尼亚，俄国完成了在中亚的征服，并向满洲推进，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获得了第一批殖民地，最后也轮到了美国，它占领菲律宾群岛，从而在东亚得到了“利益”。这一疯狂地瓜分非洲和亚洲的时期是从1895年的中日战争开始的，它引起几乎不断的一连串流血战争。在向中国大陆进军时达到顶点，并以1904年的日俄战争告终。
所有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在各个方面造成了新的、在欧洲以外的对立；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法国和英国在埃及、英国和俄国在中亚、俄国和日本在东亚、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这是汪洋一片的动荡的大海，尖锐对立的波涛此起彼伏，短暂的同盟时分时合，局势或紧或松，而欧洲列强之间每隔几年就出现爆发一场局部战争的危险，但战争一再被推迟了。每一个人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损害亚洲和非洲各个民族而秘密地、悄悄地进行的战争迟早要导致一场总的清算，它们在非洲和亚洲兴起的风总有一天会反转过来发展成可怕的暴风雨去袭击欧洲，尤其是因为亚洲和非洲的事件产生了使欧洲军备日益加强这一持续的效果。二、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局部的和不断变换的对立集中到一个轴心，即集中到一个主要的强大对立之上，并围绕它而暂时形成集团时，欧洲的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随着德帝国主义的出现，这一局面已经形成。
帝国主义在德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的，在这里可以观察到这种兴起的纯粹形态。帝国建立之后，这里的大工业和商业的空前繁荣在八十年代表现出资本积累的两种典型的独特形式：这里的卡特尔是欧洲最强大的，银行业的发展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其集中程度是最高的。前者使重工业，即同国家供应物资、军备以及帝国主义企业（修建铁路、开掘矿藏等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资本部门成为国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因素。后者使金融资本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总是蓄积着高度能量的密集的权力，一种发号施令，支配和管理国家的工业、商业和信贷并对私人经济和国营经济同样起决定作用的权力，它能够不受限制地跳跃式地扩大，总是渴望取得利润和采取行动，它是非个人的，因此气魄很大，敢于冒险和没有顾虑；它本来就是国际性的，按照它的整个素质来说，它是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的世界舞台相适应的。
如果再加上一个极其强大的、在政治首创精神方面最敏捷的个人统治和一种极其软弱、无力提出任何异议的议会政治，而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又团结一致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并躲在政府后面，那么可以预料，当这个年青的、浑身充满活力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帝国主义带着很大的胃口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已经几乎瓜分完毕，因此它很快必定成为无法估量的令人普遍感到忧虑的因素。
九十年代末德国军国主义政策急剧的转变已经预示上述情况即将来临。它在1898年和1899年接连提出两项海军法案，这意味着将空前地将舰队突然增加一倍，并提出一个庞大的为期将近二十年的海军建设计划。[5]这不仅是对德国的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所作的相当广泛的改变——1902年的关税率[6]只是追随两项海军法案而来的影子——，而且是社会政策和全部内部阶级关系以及党派关系的进一步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海军法案首先意味着帝国建立以来的指导性外交方针的一次示范性的改变。俾斯麦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的：帝国是一个陆上强国，而且必须永远是一个陆上强国，德国的舰队至多被认为是保卫沿海地区的多余的道具——国务秘书霍尔曼本人1897年3月确实曾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声称：“我们根本不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地区；海岸本身就起保卫作用。”——现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纲领：德国应当成为陆地和海上的第一流强国。这样一来，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变成了世界政策，军备的目的从防御变成了进攻。事实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以致在德国国会本身就可以找到必要的解释。中央党当时的领导人利贝尔在1896年3月11日，即在皇帝在德国建国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上发表那篇作为海军法案的先声而阐述新纲领的著名演说[7]之后就谈到了“漫无边际的海军计划”，认为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中央党另一个领导人舍德勒1898年3月23日在国会就第一项海军法案发出呼吁说：“民众认为，我们不可能成为陆地的第一强国和海上的第一强国。如果刚刚有人对我喊道，我们根本不想这样做，——那我就要说：是的，先生们，你们正在开始，而且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而当第二个法案提出时，同一个舍德勒于1900年2月8日在国会中在提到他从前的所有关于人们不想有一个新的海军法案的发言后声称：“今天的这个补充法案所倡议的既不多也不少，恰恰是要通过使我们的舰队在为期将近二十年内增加一倍而建立世界舰队作为世界政策的基础。”此外，政府本身公开宣布了新方针的政治纲领。当时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毕洛夫1899年12月11日在论述第二项海军法案时说：“当英国人谈到一个Greater Britain（更大的不列颠——罗·卢·），法国人谈到一个Nouvelle France（新的法兰西——罗·卢·），俄国人进入亚洲的时候，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如果我们不建立一支舰队，足以……保护我们的商业和我们在外国的同胞，保护我们的使团和我国沿海地区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会危害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在下一个世纪，德国民族将要腹背受敌。[8]（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如果删掉保卫沿海地区、使团和商业这些空洞言词，剩下的便是一个简明的纲领：建立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国家，对其他民族实行铁锤政策。
众所周知，这一挑衅首先是针对谁的：新的侵略性的海军政策会使德国成为海上第一强国即英国的对手。这一挑衅在英国也是被这样理解的。海军改革伴随它的关于纲领的演说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不安，此后这种不安一直没有减轻。1910年3月，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在英国下院就海军问题进行辩论时又说，他胆敢请任何一个人就德国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这件事提出任何一点可以想见的理由，除非说那是打算同英国展开一场斗争。双方十五年以来持续的海上竞争，最后又狂热地建造无敌舰和超级无敌舰，这已经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了。1899年12月11日的海军法案是德国的宣战书，英国于1914年8月4日对此作了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的这一斗争同争夺世界市场的经济竞争毫无共同之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据说束缚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今天对这一点是大讲特讲的。这也属于爱国主义的战争神话的王国，而这些战争神话也不能不谈十分严重的法国的“复仇”。那一“垄断”从八十年代起就已成了旧时代的往事，对此英国资本家是感到痛苦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印度、日本，但首先是德国和美国的工业的发展，结束了十九世纪前半期到六十年代的那一垄断。除了英国之外，在最近几十年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按照其本性飞速地发展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
英国的海上霸权今天甚至还在使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夜不成寐，据这些正派人物说，这一霸权的摧毁似乎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所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海上霸权——不列颠帝国向五大洲扩展的一个结果——迄今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妨碍却如此之小，确切地说，德国资本主义在它的“桎梏”下以非常快的速度长成了一个脸蛋圆滚的结实小伙子。的确，恰恰是英国本身及其殖民地是德国大工业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基础，反过来说，德国也成了不列颠帝国极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主顾。不列颠和德国两国大工业的发展远远不是互相妨碍，而在很大程度上相依为命，并且在广泛的分工中密切联系起来的，尤其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对这种关系大大有利。因此，德国的商品贸易及其与世界市场的利害关系同德国政策的改弦易辙、同海军建设毫无关系。
迄今德国占领殖民地这件事本身同样没有引起它同英国之间的危险的世界规模的对立和海上竞争。德国的殖民地并不需要一个第一海上强国来保护它们，因为它们的状况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尤其没有引起英国对德国的嫉妒。现在它们在战争中被英国和日本夺走了，掠夺使所有者易人，这是战争的一个通常的措施和结果，正如现在德国帝国主义者对比利时的胃口很大，但在从前，在和平时期，一个人只要不想被关进精神病院，就不会去阐述吞并比利时的计划。为了东南非和西南非，为了威廉的土地[9]或者为了青岛，德国和英国之间恐怕决不会在陆地或海上发生一场战争，而就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今天这场战争的前夕它们甚至还准备好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是要使两个大国着手心平气和地去分配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10]
这就是说，德国方面发展海上势力和树起世界政策的旗帜，预示着德国帝国主义要在世界上进行新的和出色的巡逻了。有了第一流侵略性的海军以及与扩建海军同时接二连三扩大的陆军，就第一次为未来的政策提供了工具，而这一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为无可估量的种种可能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建设海军并扩充军备就其本身来说已经成了德国大工业的一笔了不起的大生意，同时为卡特尔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广阔的世界上进一步开展活动开辟了无限前景。这样就保证使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投到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民族自由党人是帝国主义重工业的精锐部队，中央党效法他们的榜样，正是随着它在1900年接受了曾被它大声疾呼地揭发的世界政策性海军法案而明确地成为政府党；自由思想党在讨论比海军法案来得晚的、让人勒紧裤袋的关税率时又步了中央党的后尘；容克地主阶级是这一队伍的殿军，它从顽强反对“建立令人厌恶的海军”和开凿运河[11]的立场转变成热心支持海上军国主义、殖民地掠夺和与之相联系的关税政策的破落贵族和食客。1907年的国会选举，即所谓霍屯督人选举，是整个资产阶级德国的帝国主义激情发作的一次大暴露，毕洛夫的德国紧密地团结在一面旗帜下，感到自己负有充当世界铁锤的使命。这次选举——它连同它所制造的思想迫害的气氛是8月4日德国的一个前奏——不仅是向德国工人阶级的一次挑战，而且也是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次挑战，不是专门打向哪一个人而是打向所有的人的一个握起来的拳头。
中文版编者注：
[1] 马克思1870年9月1日致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
[2] 同第二节注释[14]第9页。——录入者注 【原书此注：同本卷第412页注1第9页。——编者注】
[3] 法国贝尔福城的一座雕像，建于1875——1880年，是1870——1871年法国对普鲁士的抵抗运动的象征。
[4] 即越南。
[5] 1898年3月28日，国会通过了第一项海军法案，据此德国的舰队将大大扩大，到1904年这项开支将达4.82亿马克。这就使德、英帝国主义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和对立尖锐化。1900年6月通过的第二项海军法案又使1898年法案中计划建立的舰队扩大了一倍。
[6] 1902年12月14日国会批准的、1905年生效的关税率大大提高了对一切进口商品首先是农产品的征税，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生活费用。
[7] 在1896年1月18日为庆祝德意志帝国建立25周年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威廉二世以必须保护生活在海外地区的德国人和商船以及必须使殖民地更加紧密地与帝国联系为借口，间接地要求增加经费来进一步扩充军备。
[8]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0届第1次会议速记记录》。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293——3295页。
[9] 指当时德国的殖民地新几内亚。
[10] 1914年6月15日，德国和英国之间就它们在巴格达铁路方面的利益界线和获得葡萄牙殖民国家的一些部分问题举行了谈判。准备就绪的条约由于爆发了战争而没有签署。
[11] 由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的反对，1899年和1901年普鲁士政府向普鲁士议会提出的、得到工业界和军事界支持的关于开凿一条联络莱茵河和易北河的运河的提案没有被通过，因为大庄园主的代表们担心外国粮食廉价出口的可能性也会使粮食价格下跌。到1905年2月在政府由于容克地主再次反对而放弃开凿决定性的中间一段即联结汉诺威和易北河的一段之后，这一提案才获通过。
五
而沙皇专制主义哪！它无疑对党的立场，尤其在战争爆发之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它的声明中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沙皇专制主义！”于是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展开了一场保卫整个欧洲“文明”的斗争。
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在7月31日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就谴责沙皇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血腥堡垒，从马克思、恩格斯以犀利的眼光密切注视这一野蛮的统治制度的每一个动作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今天，那里的监狱关满了政治犯，这个制度害怕任何的工人运动。在德意志的战旗下同这个可怕的社会进行清算的时机现在到来了。”
路德维希港的《普法尔茨邮报》在同一天报道说：
“这是我们永不忘怀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制定的原则。这里涉及的是文明反对野蛮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也是能忠于职守的。”
《慕尼黑邮报》8月1日说：
“在履行反对血腥的沙皇专制制度这一保卫祖国的义务时，我们不要让人把我们当作二等公民。”
8月5日的《哈雷人民报》说：
“迄今为止的全部报道都使人感到：我们将受到俄国的侵犯，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赞成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防御。必须全力以赴，把沙皇专制主义从我国驱逐出去！”
8月18日又说：
“但是现在，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走出了，现在我们以及所有其他德国人拿起武器，不仅是为了履行保卫祖国、维护民族自身的义务，而且也是由于觉悟到，我们在东线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同时也是一切进步和一切文明的敌人……俄国的失败同时就是自由在欧洲的胜利。”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8月5日写道：
“不可抗拒的军事力量将把一切人卷进来。但是，当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东方的侵略面前保卫自己的立足之地时，他们不只是听从外部的力量，而是也受自身信念的支配。”
埃森《工人报》8月3日就喊叫道：
“如果现在这块土地受到俄国作出的决定的威胁，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这场斗争是针对沾满鲜血的、对自由和文明犯过千百万次罪行的俄国沙皇制度的，因此他们在履行义务和表现牺牲精神方面在国内将是无与伦比的……打倒沙皇专制主义！打倒野蛮的堡垒！口号就将是这样。”
比雷菲尔德《人民哨兵报》在8月4日也说：
“各地的口号都是一个：反对俄国的暴政和阴谋诡计！”
爱北斐特的党报8月5日说：
“整个西欧生存的利益在于铲除可憎的、进行无耻凶杀的沙皇制度。但是人类的这一利益由于英法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压制，因为它们要阻止德国资本迄今享有的取得利润的可能性。”
科伦《莱茵报》报道说：
“朋友们，无论命运怎样摆布你们，去尽你们的义务吧！你们是在为欧洲文明、为你们祖国的自由和你们自身的幸福而斗争。”
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民报》8月7日写道：
“不言而喻，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毫无疑问，大战后我们也将有阶级斗争。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阶级斗争将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中进行，这些阶级斗争将在远为大得多的程度上局限在经济领域。如果沙皇专制制度不再存在，将来就不可能再象对待受排斥者、二等公民、政治上无权者那样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了。”
8月11日《汉堡回声报》喊叫道：
“因为我们不仅必须进行反对英国和法国的防御战，而且也必须首先进行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战争，而我们是欢欣鼓舞地进行这场战争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卫文明的战争。”
而卢卑克党的机关报在9月4日还声明说：
“战争一旦爆发之后，如果说欧洲的自由得救的话，那么，欧洲必须把这归功于德国武器的威力。我们的主要斗争是对准一切民主和自由的死敌的。”
这样，德国党的报刊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
德国政府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接受了提供的帮助，它漫不经心地把欧洲文明解放者的桂冠戴在钢盔上。尽管它显然很尴尬并且在装出一副典雅仪表时显得相当笨拙，但它仍然勉力充当“各民族解放者”的脚色。“两支大军的”总司令部甚至——紧急时不择手段——学习用犹太人的腔调说德语并且在俄属波兰对“乞讨者和谋叛者”采取安抚政策。同样也给波兰人开了一张去天国的支票。这自然是给他们对他们的沙皇政府犯下的累累“叛国罪行”的报偿，而芒加·贝尔在卡麦隆却由于据说杜阿拉人要尝试与此同样的罪行，在一片战争的喧嚣声中悄悄地、未经麻烦的法律程序就被绞死了。[1]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参加了德国帝国主义所有这些在处于困境时耍弄的笨拙把戏。[2]当国会党团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掩盖杜阿拉人酋长的尸体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充满云雀的歌声，为“德国的枪托”给沙皇专制主义可怜的牺牲者带来的自由而欢呼。
党的理论机关刊《新时代》在8月28日的那一期中写道：
“亲爱的父亲[3]的帝国边界居民用欢呼声向德国的先头部队致敬，因为住在这一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总是只从腐败和皮鞭的形象中体会到祖国的概念。这些可怜的人们，真正无祖国的人们，这些受嗜血成性的尼古拉盘剥的臣仆们，即使他们激发起进行防御的热情，他们所保卫的也不外乎是自己的锁链。因此，他们现在是怀着这样的渴望和期待而生活和工作着，渴望和期待德国人的拳头所挥动的枪托尽早粉碎整个沙皇制度……当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头上骤然响起的时候，在他们心中也存在目标清楚的政治意愿：抵御东方野蛮制度在西方的盟友，以便同他们缔结光荣的和约，并集中人马竭尽全力消灭沙皇专制主义。”[4]
（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在社会民主党党团捏造说战争具有保卫德意志民族和文明的性质以后，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干脆捏造说这场战争具有解放外国民族的性质。兴登堡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了。
我们党的记忆力无疑在这次战争中对它作了一次不愉快的嘲弄，我们的党恰恰在需要运用它全部原则、誓言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把它们统统忘掉了，而倒霉的是，它却回忆起马克思的一条“遗训”，正好在它只能被用来美化马克思曾经打算“集中兵马竭尽全力”与之进行斗争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时刻把它从时代的尘封下拿出来。已经凝固了的、《新莱茵报》在德国三月革命时反对尼古拉一世的农奴制俄国的号声，突然在公元1914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耳边回荡起来，并让它手持“德国的枪托”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肩并肩地反对处在伟大革命中的俄国。
但正是需要在这里进行“修正”，并且根据将近七十年的历史经验来检验三月革命的口号。
1848年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确实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专制主义是俄国社会关系固有的产物，它的深刻根源在于俄国的中世纪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它是被资产阶级革命所动摇并尤其是在德国由于小邦割据而受到削弱的君主制反动势力的避难所和有权势的领导者。1851年尼古拉一世还能够通过普鲁士大使冯·罗霍夫[5]使柏林方面了解：他本来是希望看到1848年11月冯·弗兰格尔[6]元帅开进柏林时革命就被彻底扼杀的，并且说“还曾经有过另一些时刻，那时人们并不需要制定一部坏的宪法。”另外一次又提醒曼托伊费尔[7]说：他“确信国王的内阁在陛下的领导下将在议会面前坚决保卫王权，并使保守的原则得到贯彻。”就是这个尼古拉还做到给一位普鲁士首相颁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以表彰他“为巩固普鲁士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克里木战争使这一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场战争导致了旧制度在军事上从而也在政治上的崩溃。俄国专制统治感到必须走改良的道路——使自己现代化以适应资产阶级的关系，于是把小手指伸给魔鬼，而这个魔鬼现在已经紧紧抓住它的胳膊并将最终把它整个抓走。克里木战争的结局同时是对于人们能够用“枪托”给一个受奴役民族带来解放这一信条的富有教训的考验。色当的军事崩溃奉送给法兰西一个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并非俾斯麦的大兵的馈赠，因为普鲁士当时和今天一样，可以赠给别的民族的无非是它自己的容克统治。共和国对法国来说是自从1789年以来社会斗争和三次革命内部成熟的结果。在塞瓦斯托波尔[8]发生的崩溃就象在耶拿[9]的一样：由于国内没有革命运动，这一崩溃只是使旧制度表面上得到改进和重新得到巩固。
俄国六十年代的改革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改革也仅仅是用财力来推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些资金是由西方资本（德国的和法国的）提供的。此后，确立了新的关系，俄国专制主义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养活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再是“俄国的卢布”滚进外交部，或者象普鲁士亲王威廉[10]在1954年就强烈地抱怨的那样，不再“一直滚进国王的前厅”，而是相反，德国和法国的黄金滚向彼得褒，以便在那里维持沙皇的统治，沙皇的统治没有这种滋补提神的液汁恐怕早就结束它的使命了。从此以后，沙皇专制主义不再只是俄国关系的产物，它的第二个根源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关系。确实，从此以后，条件一再随着每个世纪而发生变动。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本身的专制统治的内部土生土长的根源受到侵蚀，而外来的、西欧的根源却在同样的程度上日益得到加强。自从1870年的战争以后，法国同德国热中于竞争，所以西欧对俄国除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外还有政治上的支持。俄国人民自身中的反对专制主义的革命力量越是增长，就越是强烈地遭到西欧的反抗，因为西欧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成了受到威胁的沙皇制度的靠山。八十年代初，旧的俄国社会主义恐怖运动曾暂时使沙皇的统治受到严重动摇，使它对内对外的权威受到打击，恰恰在那个时候，俾斯麦同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11]，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为它提供了后援。另一方面，德国越是在政治上追求俄国的宠爱，法国资产阶级的钱袋自然就越是无止境地向俄国敞开。专制主义在同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借助于两方面的支持来勉强维持生存。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沙皇专制制度用自己的双手抚育起来的，它最终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九十年代以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在沙皇的统治下，本国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昔日的“欧洲反动派的避难所”看来不得不立即给自己制定“一部坏的宪法”，它现在也不得不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洪流面前给自己找一个“避难所”。它找到了这个避难所——在德国，由毕洛夫的德国来偿还弗兰格尔和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过去受领的酬谢。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德国用来反对俄国革命的支援取代了俄国用来反对德国革命的援助，间谍活动、驱逐出境、引渡——在德国对俄国的自由战士展开了一场神圣同盟昔日曾经进行的十足的“对蛊惑人心者的追捕”，而这些自由战士直到这次俄国革命开始以前一直受到这种追捕的迫害。这一迫害在1904年“科尼斯堡审判案”[12]中不仅达到了顶峰，它在这里还犹如电光一样照亮了1848年以来的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使人看清楚俄国专制主义同欧洲反动势力之间的关系已彻底翻转过来。一位普鲁士司法大臣用手指指着俄国沙皇制度动摇的基础对德国统治阶级说：Tua res agitur（事情关系到你）！首席检查官许采在科尼斯堡解释说：“在俄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必然对德国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我的邻居的住宅失火了，那么我的住宅也有危险。”他的助手卡斯帕尔强调说：“此外，专制主义的城堡是否保持得住，这对德国的公共利益来说自然具有重大的影响。无疑，一场革命运动的火焰可以很容易地烧到德国这边来。”历史发展的鼹鼠怎样进行挖掘，使事情颠倒过来，埋葬掉“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这一老生常谈，在这里终于成为显而易见的事情。欧洲的反动势力，首先普鲁士容克的反动势力现在是俄国专制主义的避难所。依靠欧洲反动势力，俄国专制主义还能维持下来，打击欧洲反动势力就可以致俄国专制主义于死命。俄国反动势力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
这场革命受到了镇压。如果人们稍微深入观察一下，它暂时失败的原因恰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1905年至1906年的俄国起义虽然消耗了空前巨大的革命力量，目标明确并坚韧不拔，但是它仍旧失败了，我们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说明这一情况。一个原因是由于革命本身的内在性质，即由于它庞大的历史性纲领，由于它象一个世纪前法国大革命那样提出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其中一些如农业问题根本不是在今天的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解决得了的；还由于在全国的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抵抗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建立一个现代政体的困难。由此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它是一场带有资产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斗争手段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一次矛盾冲突。这是俄国阶级关系迟缓的发展和西欧阶级关系过分成熟的结果。由此看来，1906年的失败并非它的破产，而是它的第一篇文章的自然结束，以后的篇幅一定会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随后到来。第二个原因又是属于外部性质的，在于西欧。欧洲的反动势力又赶来援救它的陷入困境的被保护者。这次还没有用弹药，尽管“德国的拳头”只等待着彼得堡的示意，就会拿着“德国的枪托”开进同它毗邻的波兰。但是人们通过同样有效的援助手段——财政补助和政治联盟支援沙皇制度。它用法国的钱购买了霰弹，用它们镇压了俄国革命，它从德国那里得到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以便从耻辱的深渊中爬出来，而它是被日本的水雷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拳头赶进这一深渊的。德国官方于1910年在波茨坦张开双臂迎接了俄国的沙皇。[13]在德意志帝国首都的大门前迎接这个浑身沾满鲜血的人，这不仅是德国对绞杀波斯的行动[14]的祝福，而尤其是对俄国反革命刽子手行径的祝福，是德国和欧洲“文明”在臆想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坟墓上举行隆重的宴会。说来奇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家乡目击这场在对俄国革命进行大屠杀之后举行的挑战性的葬后筵席时不置一词，并且把1848年时的“我们导师的遗言”忘得干干净净。在这次战争之初，在得到警察允许以后，最小的党报都曾陶醉于用极端的言词反对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但在1910年当刽子手在波茨坦受到祝贺时，却一声不吭，没有抗议活动，没有文章表示同俄国自由的团结，对支持俄国反革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确，正是这次沙皇1910年在欧洲的胜利之行比其它一切都更好地揭露出，受到镇压的俄国无产者不只是本国反动派的牺牲品，而且也是西欧反动派的牺牲品，他们今天同1848年的三月战士完全一样，不只是同本国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同这一势力在外国的“避难所”发生了冲突，撞得头破血流。
然而俄国无产者革命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就象他们在沙皇和资本的双重皮鞭下的苦水流不完一样。在经过反革命一个时期极其违背人道的十字军讨伐后，革命又重新开始沸腾起来。1911年以来，在勒拿大屠杀[15]以后，工人群众又奋起抗争，潮水开始上涨并掀起波浪。按照官方的报告，1910年在俄国参加经济罢工的工人有46623人，累计256385天，1911年有96730人和768556天，1912年的最初五个月是98771人和1214881天。1912年参加政治罢工、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者共计1005000人，1913年是1272000人。1914年，洪水汹涌澎湃，威胁越来越大，越涨越高。1月22日，为庆贺革命的开始，举行一次有200000工人参加的示威性群众罢工。6月就完全象1905年革命爆发前一样，巨大的火舌在高加索、在巴库向空中腾起。这里有40000工人参加了群众罢工。火焰立即扑向彼得堡：7月17日这里的罢工工人有80000，9月20日有200000，7月23日总罢工开始向全俄扩展，构筑街垒，革命正在进展之中，再有几个月，这场革命肯定会举着飘扬的旗帜来到。再过几年，革命或许能够使沙皇制度失去作用，使它不再能够为计划在1916年举行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舞会[16]服务。也许整个的世界政治局面会因此改变，帝国主义会被一笔勾销。
然而相反，德国的反动派却又把俄国运动从革命方面的帐目中一笔勾销。维也纳和柏林发动了战争。这场革命把俄国革命埋葬在瓦砾中——也许又要若干年。“德国的枪托”没有粉碎沙皇专制制度，却去粉碎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它们帮助沙皇进行了俄国一个世纪以来最得人心的一场战争。这次是一切都起了提高俄国政府的道义声望的作用：德国以外的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战争是由柏林和维也纳挑起的；德国的“国内和平”和它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比利时的命运，援救法兰西共和国的必要性，——专制制度在一场欧洲战争中还从未获得过这样空前有利的地位。满怀希望地飘扬的革命旗帜被卷进了湍急的战争漩涡，但是它沉没得光荣，并将不顾“德国枪托”、不顾沙皇在战场上的胜利和失败，在疯狂的屠杀中重新飘扬。
俄国各民族的起义也没有起到作用。比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各“民族”显然比较少地受到兴登堡步兵队的解放者使命的诱惑。犹太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喜欢扳着手指头算简单的算术题，一下子就看出，既然“德国的拳头”甚至都没有“粉碎”它们自己的普鲁士反动势力例如三级选举制，要它们粉碎俄国的专制主义恐怕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陷于这场战争的三重地狱的波兰人固然不能够向他们在弗勒申的，把德文主祷词血迹斑斑地刻在波兰儿童身上的“解放者”[17]和普鲁士各个移民委员会[18]的“解放者”所带来的预示幸福的福音大声作出回答，然而他们却可以默不作声地把葛兹·冯·伯利欣根[18]的德文格言译成更加精辟的波兰文。所有的人，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俄国人很快就觉察到这一简单的事实：“德国枪托”是被用来打碎他们的脑壳的，不会给他们带来自由，只会带来死亡。
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用马克思的遗嘱杜撰的关于解放的神话比一个蹩脚的玩笑更糟，因为这是无耻的言行。对马克思说来，俄国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转折。他的全部政治的和历史的展望都是同“只要俄国革命不在这一时期爆发”这一先决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即使在他看到的还是一个农奴制的俄国时也对俄国革命表示信任，寄予期望。革命在这一期间到来了，它没有在第一战役取得胜利，然而它已不再能被遏制了，它列在议事日程上，正在重新站立起来。而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国枪托”一同突然到来，并宣布俄国革命无效，把它从历史上抹掉。他们突然把1848年的记事本取出来，上面写着：反俄战争万岁！但是1848年在德国曾经发生过革命，而在俄国却是顽固的，无望的反动势力。相反，1914年俄国却酝酿着革命，而在德国则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在进行统治。德国的“欧洲解放者”不是象马克思在1848年那样从德国的街垒出发去肩负他们反对俄国这一文明使命，而是直接从步兵的军营（一个小小的少尉把他们关在那里）出发的。他们出发时同俄国专制主义最强大的避难所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亲热地拥抱，团结成一个民族；他们同科尼斯堡的大臣们和检察官们“按照国内和平的方式”拥抱着，出发去反对沙皇，而“枪托”则打碎了俄国无产者的头颅。
不能想象有比这付出更多鲜血的历史闹剧、对俄国革命和对马克思遗嘱更加无情的嘲弄了。这是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的政治立场中最黑暗的插曲。
对欧洲文明的解放同样也只能成为一段插曲。德国帝国主义很快揭下了讨厌的假面具，掉过头来公开反对法国、尤其反对英国。一部分党报也迅速跟着掉转方向。它们开始让狡诈的阿尔比翁[19]和它的商人习气而不是让血腥的沙皇受到普遍的蔑视，并且要把欧洲文明从英国的海上霸权下面而不是从俄国的专制统治那里解放出来。但是最能明显地说明党陷入的那种不可自拔的混乱状态的，是一部分较好的报纸的疯狂努力，这部分报纸由于被反动阵线吓得胆战心惊，无论如何都要竭力迫使这场战争回到它最初的目的上来，紧紧抓住“我们导师的遗嘱”不放，也就是抓住党报自己即社会民主党编造的神话不放。“朕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动员朕的军队去反对一个邻国，而朕的军队曾同这个邻国在很多战场上共同战斗，看到一种由德国所忠实地维护的友谊遭到破裂，朕感到由衷的痛苦。”这话说得朴素、坦率和真诚。社会民主党的党团和报纸曾把这一段话改写成《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而现在，当战争最初几个星期的花言巧语被帝国主义的干巴巴的直截了当的文风吓跑了的时候，为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所作的唯一软弱无力的说明便烟消云散了。
中文版编者注：
[1] 1914年卡麦隆海岸的杜阿拉人起来反抗德国的殖民统治，起义遭到血腥镇压，酋长贝尔·芒加于1914年8月4日被处绞刑。芒加是姓，贝尔是名。正文中卢森堡用的写法不同。
[2] 讽喻德帝国主义把自己打扮成“欧洲文明解放者”以掩盖它在殖民地的暴行的不高明手段。
[3] “亲爱的父亲”是对沙皇的戏称。
[4] 《人民战争》，发表于《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2册第872页。
[5] 泰奥多尔·亨利希·罗胡斯·冯·罗霍夫（1793——1854）——普鲁士陆军将官，从1845年起任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
[6]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冯·弗兰格尔（1784——1877）——普鲁士元帅，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
[7] 奥托·泰奥多尔·曼托伊费尔（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制度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
[8]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1855年8月，塞瓦斯托波尔港的要塞在俄国士兵和水兵进行了343天的保卫战之后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法国和英国的部队占领。
[9] 普鲁士反动国家两支主要的军队在拿破仑第一向德国进军后不久，1805年10月4日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同时进行的两次战役中被击败。
[10] 指威廉一世（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
[11] 1857年6月18日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在发生战争时双方保持“善意中立”，俄国进攻奥国或德国进攻法国时除外。德国还保证尊重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和近东的利益。1890年期满后未再续定。以后俄国就同法国接近。
[12] 9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把革命读物运往俄国，于1904年7月12日至25日在科尼斯堡的一次审判案中被控对俄国犯有叛国罪、亵渎沙皇罪和秘密结社罪。卡尔·李卜克内西为此案辩护律师之一。他谴责了俄国的残酷压迫并揭露了普鲁士同沙皇当局的勾结。
[13] 1910年11月，沙皇访问了德国。两国的外交大臣在此期间在波茨坦就双方在波斯（即今伊朗）的利益并就巴格达条约进行了会谈。
[14] 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波斯发生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运动，这场运动限制了专制主义，并实行了立宪政体。英国和沙俄在波斯南部和北部对革命力量进行了武力镇压。在它们的积极支持下，波斯的反革命势力于1911年底镇压了这场革命运动。
[15] 1912年1月29日在勒拿金矿爆发了一场罢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这场罢工发展为6000人的总罢工。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当1912年4月4日工人们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委员会时，军队开了枪，打死工人250名，打伤270名。对这场血腥屠杀全国举行了抗议罢工。
[16] 帝国主义列强早已准备在1916年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由于直至1914年德国在战争准备方面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它尤其盼望在对手尚未准备好时发动战争。
[17] 1901年5月20日，在当时波森省的一个县城弗勒申，波兰儿童受到一位教师的严重虐待，因为这些儿童不愿在课堂上用德语回答问题。对此表示愤怒的父母也被加以“破坏国家和平”的罪名而被判处重刑。
[18] 所谓移民委员会是在1886年缔结的并在1893年和1902年强化了的移民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根据这一法律，数百万马克已被投入西普鲁士和波森省“以加强德国人的成分”；这些委员会用国家的资金收买波兰人的财产并把这些财产转让给德国的大地产占有者，或者划分成小块分配给德国移民。
[19] 葛慈·冯·伯利欣根（1480——1562）——德国骑士，曾是1525年德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后来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
[20] 英国的古称。
[2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8页。除最后一句中“一致”二字的着重号外，其它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
七
然而尽管有这些情况，现在怎么办呢？既然我们未能阻止战争爆发，既然战争已经爆发了，既然国家面临敌人的入侵，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的国家处于毫无防卫能力的地位，把它拱手让给敌人，即德国人向俄国人投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向德国人投降，塞尔维亚人向奥地利人投降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原则、民族自决权不是表明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来捍卫它的自由和独立吗？如果房屋着火了，难道首先不是应当去救火，却是追查纵火犯吗？“着火的房屋”这一理由对德国或法国这两方面的社会党人的态度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中立国也有许多人跟着这样说；借用荷兰的说法，这就是：如果船只漏水了，难道首先不是应当设法把漏水的地方堵好吗？
当然，向外部敌人投降的民族是可耻的，正如向内部敌人投降的政党是可耻的一样。只是“着火的房屋”那里的消防队员们忘记了一点：社会党人口中的保卫祖国不是意味着让人们去充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炮灰。首先来谈一谈“侵略”：难道侵略真的是那样一种幽灵，在它面前，国内的任何阶级斗争都如同受到一种极其强大的法力的降伏，由瘫痪而消失了吗？根据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主张戒严的警察理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对保卫国家利益的一种犯罪行为，因为这种斗争会危害和削弱国家的防御力量。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被这种叫嚣吓住了。但是，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史毕竟证明，外来的侵略并不象资产阶级社会今天所描绘的那样是对它的最残酷的暴行，而是一种它非常喜欢采取的、经过考验的反对“内部敌人”的手段。法国波旁王室和贵族不就是请人入侵来对付雅各宾派吗？奥地利和教皇的反革命势力在1849年不就是请法国入侵来对付罗马、请俄国入侵来对付布达佩斯吗？1850年在法国，“秩序党”不就是公开以哥萨克的入侵来威胁国民议会，让它听话吗？茹尔·法夫尔、梯也尔之流和俾斯麦之间不就是通过1871年5月18日绝妙的协议而约定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军队并由普鲁士军队直接支持消灭巴黎公社吗？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卡尔·马克思早在四十五年以前就揭露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战争”是个骗局。他在他的为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写的著名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中写道：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1]
这就是说，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象官方的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入侵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表现。如果说入侵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一个经过考验的手段的话，那么，对于奋发向上的阶级来说，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却一向被证明是最好的反对入侵的手段。在新时代开始之际，一些城市由于无数内部变革和外来的敌对行动而动荡不安、风起云涌的历史，特别是意大利城市、例如佛罗伦萨、米兰一百年来进行反对霍亨施陶芬王朝的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内部阶级斗争的力量和激情不仅不会削弱公团的对外防御力量，而是相反，恰恰是从这一斗争的烟囱中喷射出来的熊熊火焰足以抵抗任何外来敌人的冲击。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切时代的一个范例。1793年法国的情况，法国的心脏巴黎的情况可以说是这样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如果说巴黎和法国当时没有被联合起来的欧洲、即来自各个方面的入侵的激流吞没，而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斗争，随着危险和敌人进攻的发展而振奋起来，日益加强抵抗，以再现的奇迹那样取之不竭的斗争勇气给予敌人的任何新的联合以迎头痛击，那么这只能归功于在阶级大清算中不受限制地释放出来的社会内部力量。今天，在相隔一个世纪以后来看问题，十分清楚，只有那一清算的极其激烈的表现，即只有巴黎人民的专政及其无所顾忌的激进主义，才能使民族找到足够的手段和力量来维护和保卫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反对王朝的阴谋、贵族的叛国行径、教士们的诡计、旺代的暴动、将军们的背叛、六十个县和省会的反抗和欧洲君主国同盟的联合军队和舰队。这就是说，正如多少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不是戒严状态而是无所顾忌的阶级斗争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自尊心、牺牲精神和道义力量，因此无所顾忌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国家反对外部敌人的最可靠的保障和最好的武器。
如果社会民主党为了论证它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而援引民族自决权的话，那么就会犯下与上述同样可悲的过失。诚然，社会主义承认各族人民享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享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如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一民族自决权的体现，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十足的讽刺。迄今这些国家之中究竟有哪一个国家的民族曾经决定自己的民族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存在和存在条件呢？
德意志民族的自决所意味的，也就是它想要的实现的，已经由1848年的民主主义者，由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驱者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宣布和加以捍卫了：这就是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为了这一理想，维也纳和柏林的三月斗士血染街垒；为了实现这一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打算迫使普鲁士进行一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为了实现这一民族纲领，首先需要清除叫做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需要结束普鲁士军事君主国以及德国的两打小君主国。德国革命的失败，德国资产阶级对它自己的民主主义理想的背叛，导致了俾斯麦的统治和他的杰作：今天的大普鲁士，它把二十个国家置于一位戴盔帽的首脑之下，自称德意志帝国。现在的德国是建筑在三月革命的坟墓上，建筑在德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的废墟上。今天的战争的目的除了维护土耳其外，还要维护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加强普鲁士军事君主国，这场战争是再一次草草地掩埋三月的阵亡者和德国的民族纲领。而历史却开了一个真正残忍的玩笑：作为1848年德国爱国者后继人的社会民主党人举着“民族自决权”的旗帜卷入了这场战争！或者说，在四大洲拥有殖民领地和在两大洲犯下残暴的殖民罪行的第三共和国难道是法兰西民族的“自决”的体现吗？或者说，拥有印度并且在南非由一百万白种人对五百万人有色民族实行统治的英帝国是这种体现吗？或者说，连土耳其、沙俄也是这种体现吗？只有把统治种族视为人类、把统治阶级视为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在殖民地国家里谈论“民族自决”。从这一概念的社会主义意义上说，如果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的存在是建立在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那就没有自由的民族，因为殖民地民族也算是民族并且是国家的一员。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承认各个自由的、独立的、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只有它才能使这样的民族产生出来，只有它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社会主义的这一口号也象它的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宣布现存事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行改造的、积极的政策的指南和动力。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特别是只要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还在决定和安排国家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那么，民族自决权就同这一政策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实践毫无关系。
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帝国主义环境下根本不会再有民族的防御战争，而且任何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它没有考虑到这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环境，如果它在世界纷乱中所持的是仅仅着眼于一个国家的孤立的观点，那么这种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
我们已努力阐明目前德国同它的对手发生冲突的背景。确切地阐明目前的战争的真正动力和内部联系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的国会党团和我们的报刊表明态度时，维护德国的生存、自由和文化这一书佛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是一场德帝国主义由于它的世界政策的目标准备多年、在1914年夏季通过德国和奥地利的外交手腕自觉地发动起来的先发制人的战争。除此之外，在总的评价世界战争和它对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意义时谈论防御和进攻问题、“祸首”问题，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如果说德国根本不是在进行自卫，那么法国和英国同样也不是，因为它们所“保卫的”不是它们的民族的地位，而是它们的世界政治地位，它们的受到德国暴发户冲击和威胁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财富。如果说毫无疑问是德国和奥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游弋引起了世界大火，那么法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俄国主义吞并摩洛哥，英国帝国主义准备掠夺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以及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它对印度的暴力统治，俄国帝国主义的意在君士坦丁堡的巴尔干政策。如果扩军备战作为导致灾难到来的动力起了重大作用，那么这是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一场竞争。如果说德国通过1870年俾斯麦的政策为欧洲的军备竞赛铺下了基石的话，那么这一政策从前却得到第二帝国的政策的庇护，后来又受到了第三共和国向东亚和非洲扩张的军事殖民冒险政策的促进。
法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在1914年7月根本没有战争意图，法国社会党人主要就是由于这一事实才陷入了“民族防御”的幻想之中。饶勒斯在他一生最后的一次演说，即在大战前夜在布鲁塞尔人民之家的演说中保证“今天在法国任何正直和诚实的人都毫无保留地、无条件地拥护和平”。情况确实如此。当罪恶的战争强加给他们的国家的时候，愤怒支配了法国社会党人，这从心理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评价世界大战这一历史现象和确定无产阶级政策对大战的态度，这一事实就不够了。目前的战争所由产生的历史不只是开始于1914年7月，而是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那时条条线索都同一条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联系着，直到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密网遍布了五大洲。这是一个各种现象的强大的历史综合体，这些现象的根子一直达到经济发展的最深底层，奥秘的最远的枝杈伸向依稀可见、正在破晓的新世界。同这些现象的十分广泛的规模相比，犯罪和赎罪、防御和进攻的概念显得毫无内容，黯然失色了。
帝国主义政策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产物，它是资本的世界性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从来就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通过它的各种相互关系才能认识这一整体，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摆脱这一整体的。
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对目前战争中的“民族防御”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民族国家、民族统一和独立是上一世纪中欧的资产阶级大国在建立时所依靠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旗号。资本主义同小国分立状态、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割据是不能相容的，它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尽可能巨大的、内部完整的国土和一种精神文明，没有这种条件，社会的需求既不能提高到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水平，现代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机器也不能够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能够发展成包括全球的世界经济以前，它竭力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界限内争取有一片完整的领土。这一纲领——它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的和民族的棋盘上只能通过革命道路来贯彻——仅仅在法国，在大革命中被实现了。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一纲领以及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是半途而废的，未完成的工作。德国和今天的意大利，仍然存在的奥匈帝国和迄今的土耳其，俄国和不列颠世界帝国，都是证明这一论断的活生生的事例。民族纲领，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勉勉强强地在中欧大国站稳脚跟并且在这些国家中获得必要的工具和条件以前，仅仅作为上升时期的、旨在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发挥历史作用。
在那以后，帝国主义使各国资产阶级提出超越民族边界并且根本不考虑民族关系的向外扩张作为自己的纲领，从而彻底埋葬了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自然，民族主义的词句仍旧保留下来。但是，它的现实内容、它的作用却转向了它的反面：它只是作为帝国主义意图的牵强附会的借口和作为帝国主义竞争的战斗口号，作为唯一的和最后的能把人民群众拉去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炮灰的意识形态手段而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资本主义政策的总趋势简直就象十分强大的、盲目起作用的法则那样支配个别国家的政策，正如经济竞争的法则强制性地决定个别企业主的生产条件一样。
如果我们暂且设想，——为了检验当前主宰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那一“民族战争”的幻觉——在目前的国家之中有一个国家的战争确实在开始时的出发点是要进行纯粹的民族防御战争，那么它的军事成就首先也要导致对外国领土的占领。但是在存在热中于帝国主义掠夺的最有影响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情况下，随着战争本身的进程，他们又产生了扩张的野心；战争开始时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或者潜伏状态的帝国主义趋势，随着战争本身的进程就象在温室的环境下一样发展起来，并决定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结果。其次，军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结盟几十年来支配着各国的政治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交战的任何一方在战争过程中出于纯粹防御的考虑而力求争取同盟国。因此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战争，从而不可避免地触动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势力范围，并造成新的势力范围。例如，一方面英国把日本拉过来，使战争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把中国的命运提上议事日程，激发起日本和美国之间、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对抗，就是说，为未来的冲突积累了新的燃料。另一方面，德国硬把土耳其拉进战争，因此把君士坦丁堡问题、整个巴尔干和近东的问题提出来，要立即加以解决。如果有谁不了解，单从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出发点来看，它就是一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那么他根据这些影响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在当前条件下进行的这场战争会完全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帝国主义对世界重新瓜分的过程。是的，这场战争几乎在它存在的最初一瞬间已经成为这样的过程了。交战双方之间经常变化不定的力量对比迫使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仅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或者防止新的敌对行动的危险，也要通过民族问题和领土方面的紧张的肮脏交易去控制中立的国家。以德奥为一方，以英俄为另一方，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提出的“建议”吧！所谓的“民族防御战争”具有如此惊人的作用，以致它甚至可以引起非参战国的财富、力量对比的全面变动，而且是明确地朝着扩张的方向。最后还有这一事实本身：今天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战争（即使它在开始时表现为“民族的防御战争”）中只是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也被一道卷入了战争，因为任何一个交战国都企图占领对手的殖民地或者至少在那里引起骚乱——请看英国对德国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点燃起“神圣的战争”的尝试；这一事实同样会自然而然地使今天的任何战争变成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大火。
因此我们的议员们和编辑们今天所描述的那种朴素的、正派的、热爱祖国的防御战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它使人们丧失历史地理解事物整体及其世界联系的能力。战争的性质既不是由所谓担负领导职务的政治家的庄严声名，甚至也不是由他们的真诚意图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军事组织情况决定的。
纯粹的“民族防御战争”的公式乍一看来也许对象瑞士这样的国家是合适的。但是，瑞士恰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对今天的各国来说不是一个典型。瑞士的“中立”状态和它拥有难得的民兵，这件事本身正是包围它的军事大国之间的潜在战争状态的消极结果，并且也只有当它能同这种状态相协调时才会维持得住。比利时的命运表明，这样一种中立在世界大战中是怎样一下子就遭到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的。这里我们来专门谈一谈小国的情况。今天正是塞尔维亚为检验“民族战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如果有哪一个国家根据一切外部的表面特征有权利说自己的一方是进行民族防御战争的话，这就是塞尔维亚。由于奥地利实行兼并，塞尔维亚为民族的统一而斗争，它的民族生存受到奥地利的威胁，它被奥地利强迫投入战争，因此塞尔维亚完全是合情合理地在为本民族的生存、自由和文化而进行真正的防御战争。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及其所采取的立场是对的话，那么，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上反对战争、拒绝军事拨款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恰恰是背叛了本国的生存利益。实际上，塞尔维亚人拉普切维奇和卡兹列洛维奇不仅已把自己大书特书地载入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史册，同时还表现出透视战争真正关系的锐利历史眼光，而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眼光对自己的国家、对教育他们的人民作出了优异的贡献。从形式上看，塞尔维亚进行的当然是民族防御战争。但是，塞尔维亚的君主制度和它的统治阶级的意图象现今各国的统治阶级的意图一样，也是要不顾民族的边界去进行扩张，因而是具有侵略性质的。这样，塞尔维亚的意图也指向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它必须在那里以阿尔巴尼亚人为牺牲而同意大利进行一场真正的帝国主义竞争，其结局将在塞尔维亚以外由列强来决定。然而主要问题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后盾是俄国帝国主义。塞尔维亚本身只不过是巨大的世界政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且如果撇开这一广泛的联系，撇开整个世界政策的背景，要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作出评价，那肯定是做不到的。这一看法完全适用于最近的巴尔干战争。如果与世隔绝开来和形式主义地去观察问题，那么，年轻的巴尔干国家充分具有历史性权利来贯彻民族国家的老的民主纲领。但是，如果从导致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焦点和晴雨表这一先生的历史联系来看，那么，巴尔干战争在客观上也只不过是全面决战中的一个片段，一系列后患无穷的事件中的一个环节，那些事件以令人痛苦的必然性导致了今天的世界大战。国际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于巴尔干社会党人坚决拒绝给予巴尔干战争以任何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并且揭露这场战争的真相而在巴塞尔热情地对他们致敬，并且以此预先规定了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对今天这场战争的态度。
但是，今天所有的小国都处于与巴尔干国家同样的情况，例如，荷兰也是这样。“如果船只漏水了，那么，首先就要考虑到将漏水的地方堵好。”这除了意味着纯粹的民族防御，捍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在小小的荷兰来说事实上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考虑荷兰人民甚至他们的统计机的意图，那么当然谈得上纯粹的民族防御。但无产阶级的政策是以历史地看问题为基础的，它不能以单独一个国家的主观意图来准则，而必须在国际范围内根据世界政治形势的整个复杂情况来制定。不管荷兰是否愿意，它也只不过是当今世界政策和外交的一整套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假如荷兰在事实上卷入了世界大战的漩涡，这一点就会立即清楚了。那时首先发生的就是，它的敌人也会竭力袭击它的殖民地。这就是说，荷兰进行的战争自然而然地就会以保护它今天的财富为目的，而维护北海的佛兰德民族的民族独立将具体地扩大成维护它对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亚人的统治权和剥削权。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荷兰军国主义单枪匹马地去行动，那么它在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将象一叶扁舟那样沉没，因此不管荷兰是否愿意，它将立即成为交战大国集团的一员，也就是从这一方面说，它将成为纯粹的帝国主义意图的支柱和工具。
就这样，个别国家的战争的性质一再是由现今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而这一环境造成了下述情况：今天根本不可能再有民族防御战争。
考茨基几年前也在他的小册子《爱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1907年莱比锡版）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截然对立的现象，那么毕竟会出现一些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两种爱国主义甚至有可能在一场战争中汇合起来，实行合作。
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在摆脱和防止来自一个异民族的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等方面具有同样的利益……在由这种意图产生的民族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经常合而为一……但是，自从无产阶级成为一种每当国家一有较大动荡就危及统治阶级的势力以来，自从一次战争结束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土战争后的俄国恐怖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以来，那些没有独立和统一或者不完全独立和统一的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也就在事实上放弃了它的民族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只有通过推翻一个政府才能达到的话，因为资产阶级憎恨和害怕革命甚于它喜爱民族的独立和伟大。因此，它放弃波兰的独立，并且让奥国和土耳其这样陈腐不堪的国家结构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两个国家早在一代人以前就似乎已经注定要灭亡了。
作为革命或者战争的起因的民族斗争在欧洲的文明部分就是这样结束的。那里的那些今天也只有通过战争或者革命才能解决的民族问题，今后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求得解决。但是，到那时，这些问题由于国际的声援将立即采取一种与今天充满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完全不同的形式。这些问题已不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它今天的实际斗争中去过问，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用到其他任务上去。”（第12——14页）
“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有朝一日会为了维护本民族的自由合而为一的这种可能性愈来愈小了。”法国资产阶级同沙皇政府联合起来了。俄国不再是西欧自由的威胁，因为它由于革命而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地方再也无法期望出现一场能够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合而为一的那种维护民族自由的战争”（第15——16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我们已经看到，在十九世纪还能迫使某些自由的民族以战争的形式来抵抗它们的邻国的那些对立不再存在了；我们看到，今天的军国主义丝毫也不再是为了维护重要的民族利益，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利润；没有谁在威胁一个民族，因此军国主义不是为了确保本民族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性，而仅仅是为了确保和扩大海外征服地。今天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再也不会引起一场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来说必须坚决反对的战争（第2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从这一切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在今天战争中的实际态度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难道可以声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国家同社会主义的自决权、同民族理想[2]不符合，因此这个国家与我们是毫不相干的，我们把它放弃给敌人？消极地听其自然、不加干预的态度从来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态度的准绳。既不是在统治阶级的指挥下去维护现存的阶级国家，又不是一言不发、袖手旁观，等待风暴过去，而是提出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鞭策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遇到任何巨大危机时继续前进，促使危机发展到超出原来的范围，这是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这就是说，不应当虚伪地给帝国主义战争披上民族防御的外衣，而恰恰是要认真实现民族自决权和进行民族防御，并以此作为革命的杠杆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民族防御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民族要把防御掌握在自己手中。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是建立民军，这就是说，不仅要立即将全部成年的男性居民武装起来，而且首先也要由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其次则是说，立即废除一切剥夺政治权利的做法，因为必须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作为民族防御的基础。公布这些实际的民族防御措施，要求实现这些措施，这是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四十年来，我们已向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证明，只有民军才能真正保卫祖国，并使祖国成为不可战胜的。现在第一次巨大的考验来到了，我们却把保卫祖国作为十分理所当然的事业交到了常备军即统治阶级控制下的炮灰的手中。我们的议员显然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他们“怀着热烈的愿望”把这些炮灰当作祖国的真正国防军一道送赴疆场时，在他们直截了当承认普鲁士王国的常备军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是它的真正的拯救者时，他们这样做，就是公然摈弃我们的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即建立民军，使我们四十年来关于民军的鼓动的实际意义化为乌有，成为教条主义的空想的奇谈怪论，而这些奇谈怪论是再也不会有人认真加以接受了。[3]
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对保卫祖国的理解是与此不同的。当1871年无产阶级在遭到普鲁士围困的巴黎取得权力的时候，马克思针对他们的行动热情洋溢地写道：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么，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公社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4]（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而我们的老导师对社会民主党在象今天这样的一场战争中的作用是怎样想的呢？弗里德里曼·恩格斯在1892年谈到无产阶级政党在一次大战中所应采取的基本的政策路线时写过下面一些话：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么，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比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渠’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5]（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在恩格斯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形势。他看到的还是老的沙皇俄国，而我们在那以后却经历了俄国大革命。其次他想到的是，德国在突然遭受袭击时反对东方和西方同时发动的进攻的一场真正的民族防御战争。最后，他象真正的战士多半习惯于过高地估计发展的速度那样，过高地估计了德国条件的成熟程度和社会革命的前景。但是尽管如此，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他所理解的作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民族防御不是支持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军事政府和它的总司令部，而是一次以法国雅各宾派为榜样的革命行动。
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在一场巨大的历史性危机中保卫自己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一个严重过错恰恰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声明中庄严宣布：“我们在危险时刻不会置祖国于不顾”，却在同一时刻否定了它的这句话。它在最危险的时刻是置祖国于不顾了。在那一时刻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背景，揭穿编造出来的关于祖国遭到袭击的爱国主义谎言和外交方面的谎言；大声疾呼地宣告，在这次战争中胜与负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都同样是灾难性的；最大限度地反抗通过实行戒严压制祖国；宣布必须立即把人民武装起来，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强烈要求人民代表机构在战争持续期间不断举行会议，以便确保人民代表机构对政府密切实行监督，人民对人民代表机构密切实行监督；要求立即恢复一切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真正保卫它的国家；最后，以1848年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旧的真正的民族纲领、以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纲领、以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来反对旨在维护奥国和土耳其、即维护欧洲和德国的反动势力的帝国主义战争纲领。本拉是必须用这面旗帜来引导国家前进的，它本来会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自由的旗帜，是与德国的优良传统以及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一致的旗帜。
世界大战的伟大历史时刻显然要求有一种果断的政治行动，一个有气魄的全面的态度，一个慎重确定的国策，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担负起这些任务。但是，在那一时刻有发言权的工人阶级议员们没有这样做，可耻地史无前例地失职了。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领导——不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而是根本就没有去采取任何政策，它作为具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特殊的阶级政党完全退出阵地，不加批判地把国家对外交给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可怕的灾难，对内交给了军刀的专政，而且自己还要承担战争的责任。国会党团的声明说，它只批准保证国家的拨款，却拒绝对战争承担责任。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用于这种“防御”的拨款，即哟内敢于军事君主国军队对人类进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拨款，根本不需要社会民主党批准，因为拨款的使用丝毫也不取决于社会民主党是否赞成，社会民主党是以少数对资产阶级国会牢固的四分之三多数。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自愿的赞成只做到了一点：显示了全民族在战争中的团结，宣布了国内和平，即停止阶级斗争，取消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的反对派政策，因此它对战争也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通过自愿地赞成拨款，使这次作战具有了民主的保卫祖国战争的招牌，支持并确认了他们对群众散布的有关保卫祖国的真正条件和任务的谎言。
因此，关于无产阶级在祖国利益和国际团结义务之间严重地进退两难的说法，关于使我们的议员只能“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到帝国主义战争一边的这种悲剧性冲突的说法，是不折不扣的幻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构。更确切地说，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一样，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和谐一致的：两者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开展阶级斗争和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但是，我们的党为强调它反对战争、为强调那些要求应当做些什么呢？它应当宣布群众罢工吗？或者应当要求战士去拒绝服役吗？这是通常要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采取肯定的态度是如此可笑，就好象光打算作出“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就制造革命”的决定一样。革命不是“制造的”，伟大的人民运动不是按照党的机关从口袋中拿出的技术方案发动起来的。一些小的密谋集团能够准备在一个确定的日期和钟点进行一场暴乱，能够在必要的时刻把“开火”的信号发给他们的几打拥护者。伟大历史时刻的群众运动是不能用这样的原始方式来领导的。在一些情况下，“准备充分的”群众罢工恰好会在党执行委员会发出“信号”的时候，可悲地无法发动起来，或者刚一开始就一败涂地。是否真正举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群众行动，这取决于许多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取决于当时的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的斗争情绪的成熟情况，这都是难以预料的，是任何政党都不能人为地制造的。这就是巨大的历史危机同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在和平时期能够依靠领导“机关”的指挥棒，井井有条地进行的那种小规模示威行动之间的差别。历史性的时刻总是要求有相应的人民运动形式，甚至不顾党的一切规章制度，创造新的形式，临时想出以前不知道的斗争手段，整理和充实人民的军械库。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作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领导者需要提出的不是可笑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性的方案，而是政治口号，是对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政治任务和利益的明确解释。因为我在论述俄国革命中的群众罢工时所谈到的那些内容，也适用于任何群众运动，这就是：
“如果说发布举行群众罢工的号令和计算、筹措罢工经费的意义上讲，领导群众罢工是革命时期本身的事，那么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讲，对群众罢工的领导则又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事情。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即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斗争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重要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为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就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群众罢工‘自然’爆发，而且总是很‘及时’。在后一种情况却不然，领导所发出的举行群众罢工的要求有时会无人响应。”[6]
不是看行动的外部的、技术上的形式，而是看它的政治内容，这一点已为事实所证明，比方说，议会讲坛这个唯一自由的、声音传得很远和具有国际影响的阵地，假如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能把它利用起来，在那里响亮地和明确地表述工人阶级在这次危机中的利益、任务和要求，那么这个讲坛恰恰就会成为唤醒人民的强而有力的工具。
群众会不会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使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口号具有突出的意义？这是谁也不能一下子就说清楚的。不过这也根本不是决定性的问题。我们的议员在批准拨款以前并没有要求普鲁士和德国军队的将军事先作出奇特的保证，即保证他们将无条件地取得胜利而决不会战败，但是他们“深信不疑地”让这些将军发动了战争。对军国主义军队适用的道理也适用于革命军队：只要哪里发生战斗它们就进行斗争，无需事先声称有成功的把握。在最坏的情况下无非是，党的呼声起初不起明显的作用。是的，对我们党的英雄气概的报答可能就是大规模的迫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1870年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答。伊格纳茨·奥艾尔在他的关于1895年色当纪念日的演说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一个要夺取世界的党，必须珍视它的原则，而不去考虑由此会引起什么危险，如果它不这样做，它将是毫无希望的。”[7]
老李卜克内西写道：“逆流游泳绝不是容易的，如果水势象尼亚加拉瀑布一样湍急和猛烈，那就更加不是小事情了。
老同志们还记得‘民族耻辱’极其深重那一年的对社会党人的追捕，也就是1878年可耻的反社会党人法。那时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杀人凶手和卑鄙的罪犯，正象1870年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成叛国者和死敌一样。这种‘群众情绪’的爆发具有异常强大的力量，因此多少有点令人瞠目结舌，迷惑不解，喘不过气来。人们面对一种更高的权力，真正的、丝毫不容置疑的、不可抗拒的权力，感到自己没有里。人们没有明确的敌人。这象一场瘟疫，在人们中间，在空气中，到处都是敌人。
但是1878年的发作，就其强烈程度和野蛮程度来讲，是1870年远远不能与之相比的。不仅人们的激情的飓风把它抓到的一切东西都折断了，打倒了，撕碎了，而且还有可怕的军国主义机器以最完善、最可怕的方式在运转，而我们却置身于正在转动的铁轮之间，一接触它们就要丧失，我们活动在铁臂之间，那些铁臂在我们身边掠过，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抓过去。除了被释放的鬼怪的自发力量外，还存在着迄今世界上见过的最完善的杀人艺术的机械作用。一切都以最野蛮的方式在起作用，一切锅炉都烧到要爆炸的程度。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志愿在哪里还有呢？尤其在人们认识到自己处于微不足道的少数，在人民本身都没有可靠的立足点时，情况更是如此。
我们的党还在发展中。在我们建立必要的组织以前，我们经历了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的考验。当社会党人受到追捕这一情况到来的时候，即在给我们的敌人带来耻辱而给社会民主党带来荣誉的那一年，我们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分支很多的组织，以致每一个党员都因为意识到受到有力的支持而坚强起来，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相信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说，那时逆流而上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需要做什么呢？一定要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那时必须：咬紧牙关，不管要发生什么事情，都等着让它发生。没有时间去恐惧……
倍倍尔和我……没有一分钟理睬过警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能退出战场，我们必须坚守阵地。”[7]
他们坚守了阵地，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四十年来就是依靠那时它面对无数敌人发挥出来的那种道义力量维持下来的。
这一次本来也会这样过去。也许初期只能做到拯救德国无产阶级的荣誉，使千千万万的、现在在战壕中无声无息地丧生的无产者，不是思想上模模糊糊，混乱不堪，而是头脑清醒地死去，懂得他们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际性的、为各族人民解放而斗争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幻影。但是我们党的勇敢的声音已经对沙文主义迷醉状态和丧失理智的人群起了巨大的清醒作用，使有觉悟的人民不致神智不清，使帝国主义毒化人民、愚弄人民的勾当难以得逞。正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十字军东征会飞速地使人民群众醒悟过来。因此，在今后的战争过程中，随着各国由于进行无尽无休、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而引起的良心上的谴责日益加强，随着战争的帝国主义马脚日益清楚地显露出来，随着嗜血成性的投机家们在市场上更加放肆地吵嚷，一切有生气的、正直的、善良的和进步的人将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那时首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在普遍的混乱、蜕化和崩溃中成为汹涌澎湃的大海中一块岿然不动的磐石，成为国际灯塔，使其他一切工人政党很快就能凭着它辨清方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以前在整个无产阶级世界中享有巨大的道义上的威望，凭着这一威望，它无疑也能在这次普遍的混乱之中在短期内造成一次转变。随之，人们群众在各国要求和平的气氛和压力就会加大，大屠杀就会迅速结束，牺牲于屠杀的人数就会减少。德国无产阶级仍然会是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敲钟人，而这完全是一项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门徒相称的爱国主义事业。
1916年出版于苏黎世。译自《罗莎·卢森堡全
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1—83、109—
121、132—152页。
（唐春华 周家碧 译 殷叙彝 校）
中文版编者注（除有特别注明外皆为中文版编者注）：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8页。除最后一句中“一致”二字的着重号外，其它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
[2] 在原稿中为“理想的民族”。——德文版编者注
[3] 8月6日慕尼黑的党的机关报写道：“尽管如此，如果现在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如果他们热烈祝愿所有出发去保卫德意志帝国的人取得成功，那么，这决不是一种‘策略措施’，这是怎样一个党的态度的十分自然的结果，这个党时刻准备建立一支保卫国家的人民军队，来取代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它看来与其说是保卫民族反对疯狂袭击的意志的体现，不如说是阶级统治的体现。”
看来！！——《新时代》甚至直接把今天的战争颂扬成“人民战争”，把常备军颂扬成“人民军队”（见1914年8、9月份第20和23期）。——社会民主党的军事问题作家胡果·舒尔茨在1914年8月24日有关战争的报道中对“生动活泼地”体现在哈布斯堡军队中的“坚定的民军思想”进行了赞扬。——卢森堡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382页。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7——298页。
[6] 见本书第73——74页。【录入者注：指《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第四节末段：“如果说从发布举行群众罢工的号令……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7] 奥艾尔：《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第6页。——卢森堡注
[8] 《1872年莱比锡叛国审判案》1960年柏林德文版第389、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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