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之间的交锋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三驾马车之间的冲突也酝酿了将近一年。看来，这正是托洛茨基期待已久的重新组合行动的良机。但是在这整个时期里他却置身事外，对导致党分裂的那些问题保持沉默，仿佛对它们一无所知。13年后，当他在墨西哥站在杜威委员会面前时，他承认道，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之间如同敌人般的互相厮杀把他惊呆了。他说：“冲突的爆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代表大会期间，我疑惑地等待着，因为整个形势改变了。我完全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①
事过多年之后，这样的回忆似乎相当不可信；但它却被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期间所写的尚未发表的日记摘要完全证实了。②他向杜威委员会解释道，他之所以感到惊异，是因为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三驾马车小心翼翼地向他隐瞒他们之间的分歧，并趁他缺席时在起着真正政治局作用的秘密核心小组会上挑明了分歧。这个解释尽管是符合实际的，却没有说明什么。首先，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重大争论是公开进行的。只要他留心事态的进行，就不可能无视它的重要意义。显然他没有这样做。其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茨卡娅和索柯里尼柯夫不是在秘密的核心小组会上而是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公开争论的要求的。
①《列夫·托洛茨基案》第322—323页。
②参见托洛茨基日记摘要第255—256页。全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但即使季诺维也夫等人不这样做，即使围绕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公开争论没有显示新分裂的迹象，像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思维严谨、兴趣广泛、目光锐利的观察家怎么会意识不到这种倾向，怎么会对许多征兆视而不见，这多少是一个谜。他怎么会对好几个月里来自列宁格勒的沸沸扬扬的议论听而不闻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的惊异在于他并未去观察、思考和分析。若说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以及他的其他好友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或说他们中间没人想引导他注意这一问题，这都是不可能的。显然，他的心灵之窗是关闭着的。他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深埋在自我天地和自我意识之中。他全神贯注于科学、工业和文学工作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免受周围环境的打扰。他躲避着党内事务。他充满优越感，蔑视他的政敌，厌恶那些争论的方式和各种阴谋诡计，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感兴趣。他服从政敌们捆绑住他的纪律，但是他昂着头不看他们一眼。几年后在莫斯科有人告诉本书作者，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看上去总是那样安分守己，一坐下就打开书——通常是法国小说，全神贯注地读起来，根本不理会会议的讨论。这种轶事即使是编造出来的，也编得很不错：它比较符合这个人的性格。他可以将他的背转向其政敌，却未能冷静地看待他们。他离他们太近了：他视他们为小人、无赖，有时还视他们为骗子；但他忘记了：他们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党的领袖，他们的言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假如托洛茨基注意了列宁格勒人在说些什么，他就不能不马上意识到，列宁格勒人所捍卫的正是他自己所捍卫的事业，所抨击的正是他自己所抨击的立场。作为反对派，他们开始于他停止的地方。他们根据他的前提进行争论，他们接过他的论点并把它们推得更远。他曾批判政治局缺乏创新精神、忽视工业、过分迷恋私有成分。列宁格勒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曾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狭隘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党的领导集团按照自给自足精神来制订未来的政策，设计未来的蓝图。同样是出于对“狭隘的民族精神”的对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站出来批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托洛茨基的眼里，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念头首先只能是枯燥无味的学究式教条主义的贩卖，几乎不值他一晒；因此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未置一词，在此期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却愈益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新正统，而他以后将和这个正统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新学说的征兆则更为敏感。他不能不同意他们对这个学说提出的反对论点，因为这是他们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武库里拿来的。列宁格勒日益高涨的要求平等的呼声也不会不拨动他的心弦。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卡娅声明抗议压制党内舆论时，他们只不过是托洛茨基的回声。他们跟他一样谈到了耐普曼、富农和官僚集团的邪恶同盟；他们跟他一样号召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他曾警告党防止其领导集团的“堕落”,而现在同样的警告在列宁格勒人反对“热月政变”危险的呼声中回响得更强烈、更惊心动魄。这都是他很快就要提出来并在今后多年中加以阐释的思想和口号。然而，当他从他昔日的政敌口中听到对它们的阐释时，他却“疑惑地等待”了好几个月；而在这危急的好几个月里，他的支持者们也跟他一起等待着。
使他和他的追随者措手不及的原因是他们一贯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成党的右派领袖。托洛茨基在散布过这类的看法上做得最多。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他提醒党不要忘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过十月革命。他证明说，1923年季诺维也夫之所以带领德国共产党“投降”，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状态还停留在1917年。当他告诉党说它的老近卫军像第二国际的领导集团一样已经蜕化成保守的官僚的“工具”时，他的矛头所向差不多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毫不奇怪，当他们以新左派的代言人出现时，他会不信任地望着他们。他怀疑这是在蛊惑人心。尽管这种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却使他难以理解，这种角色的转化竟会是真实的，而且是这个国家极其危急的形势所导致的人与思想重新组合的一部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转化并不比布哈林的转化更不真实、更不惊人；布哈林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前领导人成了新右派的理论家——当然，这两种转化是互相补充的。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政策严重地倾向于右派，这使得昨天还领导着右派的一些人担心其后果，并发现自己正急剧地转向左派。
当然，个人野心和嫉妒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竭力要剥夺斯大林的权力。如果他们选择跟布哈林合作的道路，登上正在高涨的孤立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浪峰，也许他们能有更好的机会。相反，他们却立足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传统，这是不受那些操纵党的机关的人物欢迎的，而这次争论的结果却直接取决于他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世界观和性格及其追随者的情绪限制了他们的自我追求。不管他们在重要关头表现得怎样胆小怕事和机会主义，他们毕竟是列宁最亲近的学生；他们在本质上不可能摆脱铸就他们的那种影响。别人可以对欧洲工人阶级掉转身去并且美化富农，不管是否由衷；但是他们却做不出。别人可以为俄国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高唱赞歌，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思想却是荒谬的、令人厌恶的。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竟已形成了一个分水岭，把布尔什维主义中各种不同的思潮区别开来。
角色的转化还有另一个方面。与以前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挣扎于权威与自由、党的纪律与无产阶级民主的两难处境中。他们也感到权力与革命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一直恪守纪律。现在他们也被他们所强化的机械僵硬的纪律搞得厌倦、疲惫不堪。季诺维也夫在政治舞台上多年来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呼风唤雨，操控着升贬大权，为革命也为自己攫取着权力；他仿佛为权威所陶醉了。现在他清醒了，感到不堪回首，渴望找到一条路回到那已无法寻觅的革命清泉。还有不少老近卫军跟他一道在同样的荆棘丛中跋涉，同样狼狈不堪地清醒过来，终于不知不觉地采取了跟刚刚被他们打败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区别的立场。每一件事都驱使着他们与1923年的反对派携起手来。
如果托洛茨基要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携手合作，现在正是时候。列宁格勒人行动的根基仍旧岿然不动。该市和该省的行政机构还掌握在季诺维也夫的手中。在那里他拥有大批热忱的信徒，并控制着颇具影响的报纸，还掌握着进行长期持久的政治斗争的物质手段。一句话，尽管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的司令部里大挖其墙角，但他仍是他的北方区强大堡垒的主宰者，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在某些方面，季诺维也夫在与斯大林较量时的地位要远比托洛茨基原先的地位强大得多。托洛茨基从不为染指个人权力之争费心；因此，在他那震撼世界的业绩之后，他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同三驾马车斗争。他们发现很容易给他打上布尔什维克异己分子的烙印。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若想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茨卡娅斥为顽固的孟什维克则相当困难。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中两派之间的冲突现在已经明朗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若在季诺维也夫失败之前形成，将是战无不胜的。然而无论他们个人还是两派都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对彼此的怨恨以及给予对方的打击和伤害都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们无法结合在一起。
托洛茨基政治生涯中最难解的一个时刻来临了。12月18日，托洛茨基最后一次出席的党的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它自始至终都是政治风暴肆虐的舞台，这样的政治风暴，党在其疾风暴雨般的漫长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新政敌们就在全国人民面前扭打在一起，相互施以重拳。这场风暴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几乎所有占据托洛茨基后半生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了。新政敌的每一方都盯住了托洛茨基，猜测他将加入哪一方，并且屏住呼吸等待他说话。但在大会开会的整整两个星期里，托洛茨基始终一言不发。当季诺维也夫面对震惊而激动的听众提及列宁的遗嘱及其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警告时，或者当他大谈来自富农、耐普曼以及官僚集团的威胁着社会主义的危险时，托洛茨基还是一言不发。在加米涅夫大声抗议凌驾于党之上建立的独裁统治后，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代表中的多数唾沫横溅地大骂发言者，而且第一次把斯大林捧为“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团结在其周围的”领袖；面对这重大的一幕，托洛茨基仍然无动于衷。
当克鲁普茨卡娅谈到了对列宁个人崇拜的荒谬可笑的后果，请求代表们讨论面前的问题时就事论事，不要使争论淹没在对她丈夫著作毫无意义的引证中，最后警告地回顾反托洛茨基运动已经堕落为诽谤和迫害时，他都没有站起来宣布同克鲁普卡娅的一致。他仿佛漠然地听着本世纪最重大的争论之一，即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当布哈林根据党先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反对而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辩解并继续讲到以“蜗牛速度”建设社会主义时，仍然没有激起托洛茨基任何抗议或异议的表示。三驾马车揭开了他们龌龊的内幕，其中总是晃动着托洛茨基的巨大幻影：斯大林讲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怎样想要托洛茨基的脑袋而他本人又是怎样抵制他们的。季诺维也夫则描绘了他和斯大林如何违反党章解散了以压倒多数声明支持托洛茨基的共青团中央。各派发言人都颂扬托洛茨基，表示友好。克鲁普茨卡娅发言时，会场里响起了一声叫喊：“列夫·达维多维奇，你已经赢得了新伙伴。”至今还是他积怨最深的政敌之一的拉舍维奇承认，托洛茨基在1923年并非完全是错的。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也不吝捧场：米高扬向新反对派举出托洛茨基的光辉榜样，说他在失败之后仍然一丝不苟地遵守党的纪律。雅罗斯拉夫斯基谴责列宁格勒人狂热的、至今不衰的反托洛茨基主义。托姆斯基则把“托洛茨基观点水晶般的清澈透明”和行为的正直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糊涂与畏葸加以对比。加里宁则谈到他对他们打倒托洛茨基的企图一贯感到愤慨和厌恶。当季诺维也夫声明有权对官方政策持不同观点并抱怨没有一个反对派曾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时，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极尽嘲讽地将他过去对托洛茨基所做的事一古脑地抖落出来。后来，季诺维也夫在结束他那长篇发言时，劝说代表大会应既往不咎、重新改组党的领导机关、使布尔什维克各派意见得以合作和统一起来。全会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托洛茨基身上：这位雄辩的伟人要说什么？但他紧闭双唇。甚至当安德列耶夫要求中央委员会享有使它更有效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特权时——也就是说，打断新反对派的脊梁时，他仍保持沉默。新反对派在投票中遭到严重挫败；但是在闭幕之前，大会接到一则报告而陷入一片骚动和忿怒：列宁格勒正在发生反对其决议的浩大的示威游行——列宁格勒人继续在自己的堡垒里战斗。直到大会结束，托洛茨基始终一言不发。①
①他在争论中只有过一次插话。当时季诺维也夫解释道，在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前一年，鉴于他们泼到托洛茨基身上的所有罪名，再把他选进政治局就自相矛盾了。托洛茨基突然插话说：“对！”
在代表大会期间，路特·费舍正在莫斯科，但未获允与会，而是由斯大林的手下博格里宾斯基每日送给她报告，她写道：“博格里宾斯基对托洛茨基特别感兴趣……两大集团都畏俱他……而此刻双方都希望争取他；托洛茨基的态度对各州摇摆不定的代表将具有决定作用。博格里宾斯基每天都注意托洛茨基表情的阴晴，他同谁谈过话。‘我今天看见托洛茨基站在走廊里。他同某些代表谈过话，我仅能听到一点儿谈话内容。他闭口不谈重要问题。他不支持反对派，甚至连暗示也没有。好极了，列宁格勒的那些狗崽子们必将彻底失败。’”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494页。
托洛茨基的私人文件使我们能窥探到他当时的内心活动。12月22日，代表大会的第4天，他在潦草的笔记中评论道，在某些人表达的观点——列宁格勒人正在继续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工作——中有一点儿真实性，但并不太多。1923年掀起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敌视农民的叫嚣为新民粹主义铺平了道路，这个主义现在已经成熟并激起列宁格勒人的反抗。这是自然的，他们必须这样做，尽管他们曾带头大反托洛茨基主义。代表大会对季诺维也夫派的强烈敌意实质上反映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人们可能会想，这个看法应当促使托洛茨基立刻与列宁格勒携起手来。但是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和分歧还不像在他个人的分析中那样明朗；因此，他怀有某种希望，还要再等一等。
他感到奇怪，像索柯里尼柯夫这种在所有人当中最温和的人本应站到布哈林一边，为什么会加入列宁格勒人的行列。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的分裂使他惊愕。他注意到他们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对抗掩盖着更深刻的根本冲突。他希望两首都的党组织团结起来，共同捍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反对亲富农的右派势力。他断定，只要所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起来反对官僚集团——就一定能使莫斯科的党组织摆脱斯大林的压制。局势还一直在波动。他指望会出现一种类似政治上大获全胜的事件——而三驾马车之间的分裂仅仅是开始——震撼全党，最终导致各种力量形成更广阔、更重大的重新组合。那时，政治分界线将不再那么意外，将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相符。同时，他一点儿也不急于同那些“吵闹的、庸俗的而且当然不可信任的”列宁格勒反对派领袖们同呼吸共命运。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处于如此狼狈的处境，他所写下的日记未免有些幸灾乐祸——仿佛在说：罪有应得，罪有应得！
但是他不能老是这样幸灾乐祸下去，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天性。虽然是违心地，但他仍得挺身出来搭救这些落水者。还不等代表大会散会，中央委员会就开会研究驯服列宁格勒的措施。斯大林提议：首先解散《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把报纸变成官方政策的喉舌，下一步是将季诺维也夫免职，以基洛夫取代他担任北方区党的首脑。鞭子将要抽打在列宁格勒人的身上了。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托洛茨基打破了沉默——他反对报复。①他并不打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但由于想保护他们而触怒了一直围着他转并小心安抚他的斯大林。
在中央全会上出现了一幕奇怪的场面。布哈林发言赞成斯大林的提议。加米涅夫反对。他说：奇怪的是，一贯反对严厉报复托洛茨基分子的布哈林现在居然号召挥舞鞭子了。托洛茨基插话道：“啊！他终于欣赏起鞭子来了。”布哈林仿佛猝不及防挨了一下打击般地叫喊起来：“你以为我终于欣赏起鞭子了吗？但这种欣赏使我全身不寒而栗。”②这一声痛苦的叫喊突然显露出一种不祥的预兆，布哈林将怀着这种感情支持斯大林。从这件偶然的事件开始，托洛茨基“经过长时期的中断”又恢复了与布哈林的“个人接触”——这是非常友好但政治上却毫无结果、昙花一现的接触，它的蛛丝马迹可以从他们的通讯中找到。③还在“全身不寒而栗”的布哈林竭力说服托洛茨基不要帮助季诺维也夫。他试图给托洛茨基造成一种印象，即此事与党内自由的存亡无关，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并不是党内民主的捍卫者。托洛茨基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争辩说：斯大林绝不会比他更好；罪过就在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强制推行的铁板一块的纪律和全体一致的投票——这就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最大的党组织在代表大会前夕以“百分之百的一致性”各自推行其决议成为可能。他丝毫不为列宁格勒人辩护；但是他必须反对虚伪的纪律；他呼吁布哈林与他携手共同努力恢复“健康的党内体制”。但是布哈林担心：要求的自由愈多，则自由愈少；他得出结论：那些要求党内民主的人正是它最坏的敌人，而挽救遗留下来的民主和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去动用它。
①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55页。
②托洛茨基档案。
③同上。
当这些感情上“推心置腹”的交流还在进行时，斯大林已对挑动托洛茨基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抱希望了。斯大林或许比托洛茨基更早意识到两个反对派将携手结盟。他因此发出了新的反托洛茨基运动的信号。他竭尽全力不让托洛茨基在工人区召开的共产党集会上发表讲话。这件事就由乌格拉诺夫负责，他已取代加米涅夫成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他们以各种借口拒不准许托洛茨基到基层去。当他向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演讲时，无产阶级支部成员就被告知说，托洛茨基只愿对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愿对工人讲话。官方的鼓动员不再把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区分开来，煽动基层党员群众反对这两者，并且暧昧地暗示说：两者的领袖都是犹太人，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扬言说，这是俄国本民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同力图颠覆它的异己分子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标明3月4日写给布哈林的另一封信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他心中的不安和又一次向他泼来的斥责。他不情愿地探讨了鼓动员话中的反犹太主义的言外之意。他希望引起布哈林的注意，写道：“我认为，能把我们两个政治局委员连结在一起的一切仍足以让我们平静而自觉地去考虑和检验这些事实：在我们党内，在莫斯科，在工人支部中，反犹主义的煽动莫非真可以逍遥法外？!”①两周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这个令人震惊和愤慨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们耸耸肩，表示一无所知，或者是对这个问题鄙夷不屑。布哈林则因困窘和羞愧而涨红了脸；但他不能再转而反对他的那些同伙和盟友了。总之，到了这个阶段，他同托洛茨基的“个人接触”已走到了终点。
①托洛茨基档案
鼓动员们奏响反犹太主义调子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受乌格拉诺夫的指使，而乌格拉诺夫则受不择手段的斯大林的暗示。然而有些手段放在一两年前他也是不敢采用的；挑动反犹偏见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直是最凶恶的沙皇反动派的拿手好戏；即使在1923—1924年，党及其老近卫军由于还沉浸在深厚的国际主义之中，因而不会赞同这种偏见，更谈不上利用它了。但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新右派暧昧地诉诸民族情绪；当这种情绪高涨起来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改变，连共产党对自身中的反犹主义的暗示或表示也不再反感了。说穿了，对于“异端分子”的排斥只不过是俄国自我中心的反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是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抽象化。
在反对派当中，犹太人实际上是十分突出的，尽管他们同非犹太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精英人物们混在一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都是犹太人①（另一方面，斯大林派中只有极少数犹太人，布哈林派中的犹太人则更少）。虽然他们已完全“同化”和俄国化了，并且如同敌视任何其他宗教一样敌视摩西，敌视犹太复国主义，但仍然有显著的“犹太性”，即以其现代性、进步性、精力充沛和偏激而表现出来的城市生活方式要素。当然，关于他们在政治上仇视俄国农民的断言是错误的和虚假的，尽管不是出于布哈林之口而是出自斯大林之口。但是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绝对不会把原始野蛮的农村俄国理想化，不会赞同以“蜗牛速度”拖着本国农民的大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斯大林在其晚年意欲公然向他们倾泄自己的怒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是他们的理想。通常，在多种不同的宗教和民族文化的边缘成长起来的进步的或革命的犹太人，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马克思、不论是海涅还是弗洛伊德，也不论是罗莎·卢森堡还是托洛茨基，都特别易于在精神上超越宗教的和民族的界限，并将自己跟普遍的人类观等同起来。因此，每当一种宗教狂热或者民族主义情绪膨胀时，他们也最容易受到伤害。斯宾诺莎和马克思、海涅和弗洛伊德、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全都被革出教门，流亡国外，在精神上或肉体上受尽摧残；而他们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 * * * * * *
1926年的头几周里，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势力被粉碎了。①
①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不断增长。新的政治局由9人而不是7人组成：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由于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在右派和中间派之间摇摆不定，斯大林派在人数上要比布哈林派稍弱些。现在加米涅夫仅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其他候补委员是乌格拉诺夫、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和彼得罗夫斯基。
列宁格勒人不得不屈从于斯大林的命令。反抗他的命令就等于向支持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和选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挑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打算这样干，他们与托洛茨基一样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曾公开声明，斯大林操纵了党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央委员会只代表党的机关，并不代表党。但是这样说说是一回事，公开宣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无效而拒不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怀疑上一届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将是一桩很危险的事：他们不是跟斯大林一起操纵和包办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并且用的是跟斯大林包办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样的手段吗？若向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挑战，列宁格勒人实际上就是将自身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党，成了官方的全苏共产党的一个敌手。不能想象他们会这样干。他们都已接受一党制作为一种必要条件。谁也没有比季诺维也夫更狂热地捍卫这个原则并从中引申出更极端、更荒谬的结论了。列宁格勒人如要反抗莫斯科，那无异于宣布内战。
因此，当基洛夫作为斯大林的全权特使出现在列宁格勒并被授权控制北方区时，季诺维也夫除了投降别无他路可走。几乎一夜之间，党的所有地方支部、编辑部门、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反对派至今凭借的人力物力都转到斯大林和基洛夫任命的人的手中。季诺维也夫的两位副手曾控制着列宁格勒的武装力量：拉舍维奇是卫戍部队和军区的政治委员，巴卡耶夫是格别乌的首脑。两人都交出了他们的权力，尽管拉舍维奇作为副国防人民委员仍是中央政府的成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只要这些领导人还大权在握，他们似乎就能使整个列宁格勒做他们的后盾。而现在，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城市却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布尔什维克的昔日根据地维堡的工人首先抛弃了他们。季诺维也夫多年以来一直欺压凌辱他们；因此他们并没有为他代表工人提出的最新请求和他对平等的呼喊而感动，而几年以后他们将留恋地回忆起这些请求和呼喊，但那时就已经太迟了。谦卑的人把这场动乱看成是两大巨人的争斗，不关自己的事。即使那些更少犬儒主义看法并且同情反对派的人也尽量收敛起他们的同情，因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对“不忠”的惩罚将是丧失工作和忍饥挨饿。因此，列宁格勒反对派中的积极分子只剩下几百个革命老战士——紧密抱成团的少数人，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领袖，但是他们将慢慢发现一切大门都对他们关上了。
斯大林轻而易举地辗碎了列宁格勒人，这表明托洛茨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抱的希望是没有基础的。没有任何进一步重新组合的迹象，没有他所期待的党员工人奋起反对官僚主义的迹象。列宁格勒人的斗争没有在莫斯科基层支部中激起任何同情运动，甚至连一丝涟漪也没有。党的机关发挥了空前未有的高效率，哪里出现反抗，就在哪里粉碎它，甚至在它还未来得及形成就将其扼杀。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反抗的脆弱性。工人阶级不再像它早些年那样四分五裂，但是它缺乏政治意识、活力和表现自身的能力。而托洛茨基断言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将采取共同立场时，他指望的却正是它自身的政治复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同样寄希望于此。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号召回到无产阶级民主上来，并说，工人阶级已不再像加年代初期那样四分五裂和萎靡不振，那时党的领袖们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健全的政治本能和判断能力。布哈林反驳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自欺欺人；工人阶级通过吸收新成员而在数量上壮大了，但这些新成员是来自农村的未受教育的年轻人；因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仍是不成熟的，回到无产阶级民主上去的时机尚未到来。列宁格勒反对派现在发现自己被空虚所包围着，这表明布哈林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更接近事实。工人阶级是麻木的和冷漠的，它的麻木不仅是由于内在的不成熟，也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威吓，而后一点正是布哈林要为之辩护的。不论这是否真实，对于托洛茨基来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的等待一无所获。代表大会结束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但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却没有彼此接近一步。自从1923年以来，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之间始终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到了1926年4月，坚冰才被打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李可夫作了经济政策的报告。加米涅夫提交一项修正案，敦促中央委员会注意日益尖锐的农民的社会分化并限制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托洛茨基提交了另一项修正案：他赞同加米涅夫对农村形势的评价，但补充道，工业发展的迟缓使政府失去了它所需要的对农业施加足够强大影响的手段。在讨论中，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的加米涅夫感到对托洛茨基所批评的工业政策有一定责任，就说了几句挖苦托洛茨基的话。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大概弃权了。后来当加米涅夫的修正案交付表决时，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转折点。当会议继续进行下去时，他们发现又站在同一边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彼此开始接近，到会议结束时，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政治伙伴。
只是到了现在，这三个人才在多年里第一次私下会晤。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晤，充满着内心的反省、惊人的忏悔、悔恨与欣慰的叹息、预感、悚然的警惕和充满希望的计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把往事说明白。他们悲叹那引导他们指控托洛茨基为列宁主义首敌的盲目性。他们承认给他捏造了罪名以便把他踢出领导层。但是他就没有错吗？他不是也攻击过他们，提醒党记住他们在1917年时与列宁之间的冲突吗？而且他败坏他们的声誉不是更甚于斯大林吗？他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终于摆脱了他们自己亲手编织的稀奇古怪的阴谋网，又回到了严肃和真诚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上。
当叙述那些五花八门的阴谋事件时，他们揶揄着斯大林，模仿着斯大林的动作和口音——这让托洛茨基有些反感；但后来他们回想起与斯大林的交往时却感到不寒而栗，仿佛经历了一场梦魔。他们描绘了斯大林的狡诈、刚愎自用和残酷。他们说，他们两人都写了这样的信，信中说，若是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亡，那么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是斯大林干的；他们把信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还劝托洛茨基也这样做。①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在1923—1924年没有干掉托洛茨基，仅仅是因为害怕一些年轻狂热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进行报复。毋庸置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给斯大林抹黑并向托洛茨基标榜自己对他的抑制作用。托洛茨基当时对他们的揭露并未十分当真，直到多年以后大清洗运动才又在他心中唤醒它们。这些听起来就像是早期几位沙皇的克里姆林宫里血腥的宫廷倾轧的故事一样，很难把它们同其中回响着充满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思想争论的第三国际的克里姆林宫联系起来。难道沙皇旧堡垒把它的邪恶精灵注进了列宁的门徒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继续说，斯大林对思想争论不感兴趣——他孜孜以求的只是权力。如果他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们就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跟他合作这么长时间。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页。
这两个人从这些令人发指的叙述和阴暗的揭示中又转向未来的蓝图。他们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毫不怀疑一切都可以转眼之间改变。他们说，只要他们三个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重新和解，重新团结起来，就足以唤起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引导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最阴沉的忧郁很难轻易让位给最欢乐的天真。
怎样解释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呢？才不过几个月前，他们两人还拥有充分的权力。季诺维也夫失去他在列宁格勒的封邑也才不过几个星期，但他仍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们的垮台如此迅速和突然，以至他们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俩之中不论谁点点头就会推动党和国家的巨轮。人民雷鸣般的喝彩声仍然在他们的耳畔回响，但这是虚假的喝彩声，它不是发自人民肺腑，而是由党的机关人为制造出来的。而突然之间，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他们。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幻象、误会或者匆匆一现的偶发事件。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他们与斯大林的决裂，而这个人是他们亲手扶上台去指挥党的，至少他们自己认为如此。但斯大林是什么人？一个下流、没有教养、笨拙的机关操纵者，一个不称职者，他们曾多次把他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只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他们反托洛茨基的把戏中还有用。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无论是作为人、领袖还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还没有托洛茨基的脚踝骨高。他们现在既然又与托洛茨基携手合作，那么把斯大林从他们的路上一脚踢开并把党重新置于他们的共同领导之下，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①
①路特·费舍描述了季诺维也夫在一次跟她谈话时怎样“难为情地首次提到”他同托洛茨基结盟的问题。“他说，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我们需要托洛茨基，不仅是因为没有他卓越的头脑和全面的支持我们就不会赢得国家权力，还因为胜利后我们仍然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引导俄国和共产国际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尤其是，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能够组织军队。斯大林反对我们，并不是用宣言书，而是用实力，但他将遭到更强大的实力而不是宣言书的回击。拉舍维奇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托洛茨基再同我们携起手来，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547—548页。
托洛茨基摇摇头。他对他们的乐观情绪很不以为然。他比他们更了解失败的滋味。这些年来当党的机关开足马力反对他、把他赶下野的时候，他已感受到了它的全部重量。他更深刻地洞察到使党扭曲的那个过程，洞察到他自1922年以来就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其发展的“官僚集团的堕落”。他比他们更透彻地看到了党的机关后面旧俄国母亲尚未被驱走的深不可测的野蛮。他还担心他的新盟友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他无法忘记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慷慨地宽恕了他们，而且尽量鼓舞他们去进行一场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的意志。
他本人并不是不抱什么希望。他也相信他们的和解将使党受到鼓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愿意公开承认：在托洛茨基警告党要反对自身的官僚集团这点上，他一直是正确的。作为回报，托洛茨基也准备承认，他错在不该抨击他们是那个官僚集团的领袖，他其实应把火力集中到斯大林身上。他也希望，两个反对派通过携手合作不仅能将他们各自的追随者联合在一起，而且能使他们成倍地增加。毕竟老近卫军一直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马首是瞻。谁都知道列宁的遗孀是同情他们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领导精英虽然还比不上托洛茨基身边的那些人，但仍有这样一些杰出人物，如当时仍是副国防人民委员的拉舍维奇，他是内战时期最干练的政治委员之一，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等人。再加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伊万·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越飞，只需举出这些人就可以看出，联合反对派所拥有的人才和声誉卓著者比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拥有的多得多。而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政治复苏尽管推迟了，但也必将到来，它将为反对派的航船鼓满劲风。
这些伙伴们没有来得及制订出精确的计划，甚至也来不及确定他们协议的要点。就在他们第一次私下会晤的一两天后，托洛茨基就不得不离开俄国出国治病了。他在最近几年患下的恶性热症非常顽固，体温经常上升到华氏100度以上，使他在最严重的斗争关头失去作战能力，并迫使他在高加索度过好几个月（他在那里度过了1924年至1925年的冬天及初春几个月）。俄国医生无法确诊，就催促他找德国专家就医。政治局没有对他的国外之行提出异议，但坚持要他自己承担责任。4月中旬，他剃光胡子，隐姓埋名，在妻子和一位年轻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柏林，他化名库兹缅柯，自称是乌克兰的教育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家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并动了一个小手术；但在治疗间隙他可以到处走动，因而能观察那几年一派萧条的柏林市，这座城市跟他所熟悉的帝国时期的首都已大不相同了。他还参加了五一节游行，观看柏林市郊的饮酒节，等等。他心情激动，因为自从1917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能“在人群里走动而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并感到自己是这无名整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只是听和看”。①但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他化装就医被发现了，德国警察当局警告诊所医生：一些白俄流亡者打算谋杀他的病人。托洛茨基在戒备森严的护送下迁往苏联大使馆居住，不久就回国了，而他的体温仍像过去一样高。关于谋杀他的警告是否确有根据，至今没有查明。②
①“只有一次陪伴我们的同事（在五一游行中）小心地对我说：‘这里正卖您的照片呢。’但是凭这些照片是没人能认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成员库兹缅柯是谁的。”《我的生平》第2卷第269页。
②他在柏林大使馆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大使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共产国际著名经济学家E．瓦尔加讨论问题。他与瓦尔加讨论的主题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瓦尔加承认，斯大林的学说作为经济理论毫无价值，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梦话。但是它在政治上毕竟是有用的，作为一个口号它能鼓舞落后群众。托洛茨基在私人文件中记录下了这次讨论，并且评论道：“瓦尔加是共产国际中的波洛纽斯。”（波洛纽斯系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形象，御前大臣，王子哈姆雷特的恋人厄菲莉娅的父亲因偷听王子与母后的谈话而被误杀，其性格圆滑世故。―译注）托洛茨基档案。
在他逗留柏林的大约6个星期里，两件重要性各不相同的政治事件吸引了他。在波兰，得到共产党支持的毕苏斯基元帅发动政变，确立了他的独裁者地位。在英国，煤矿工人的持久罢工导向大规模的总罢工。波兰共产党的荒唐行为部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部分是由于共产国际内反托洛茨基运动所产生的混乱：波兰共产党在一定范围内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这种政策同时也导致中国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英国总罢工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中所作的预言；①而且立即使共产国际处于新的紧张关系之中。英俄委员会中的英国领袖们竭尽全力在总罢工还没有爆发成为革命之前就结束它；而且因为急于挽回面子，他们拒绝接受苏联工会向罢工者提供的经济援助。英俄委员会的反应就是如此荒唐。但是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仍从它的存在中捞到了某些好处：在总罢工的危急关头，共产党唯恐得罪英俄委员会，于是保持极度沉默，不肯批判英国工联的行动。托洛茨基甚至在回到莫斯科之前就已在《真理报》上抨击斯大林与布哈林寄予厚望的英俄委员会的政策。②
①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的预言得到证实比他预料的还要早。《我的生平》第2卷第272页。
②《真理报》1926年5月26日。与此同时，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都清除出去了。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投票把费舍、马斯洛夫、特伦特、多莫斯基和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其他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降了职。
只是在托洛茨基回国之后，他才同两位前三驾马车成员开始认真统一两派。但这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托洛茨基派已被驱散并必须重新集结，它的力量已远不如1923年了。另一方面，两派成员并不都是热心统一的。他们的昔日怨恨并未烟消云散，他们仍然彼此猜疑。在托洛茨基的盟友中，有些人赞成联合；但另一些人如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拉狄克则宁愿与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联合。还有些人则讨厌这两伙人。姆拉奇科夫斯基说：“斯大林会欺骗，季诺维也夫会临连逃脱。”列宁格勒的基层托洛茨基主义者起初不肯向季诺维也夫派暴露自己，他们正是在季诺维也夫派手中遭受迫害的，而且他们惯于对季诺维也夫派隐瞒自己的行踪，正像他们对沙皇密探隐瞒自己的行踪一样。他们质问道：如果季诺维也夫派改变主意，又同斯大林言归于好，那时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就会自投罗网。托洛茨基不得不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到列宁格勒去消除顾虑和说服那些倔强的追随者接受合作。季诺维也夫派的困惑也不更少。当建议合作的消息刚传到列宁格勒时，他们冲到莫斯科，抗议他们的领袖“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不得不解释道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怪物；他们再也用不着它了。这个招认不禁使这些不幸的列宁格勒人大为震惊，他们一直认真地看待季诺维也夫指控托洛茨基的罪名，并且跟在他后面重复着。但是，即使两派相互间的嫌隙已经克服了或者清除了，即使两派融合了，双方成员仍然感到他们的合作是不协调的。①
①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02页。
几位首脑最初的兴奋也冷却下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向后看。他们不想把同领导集团的分裂推到无法挽救的那一步。关于他们“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的责难使他们很不舒服。他们在承认冤枉了托洛茨基的同时仍要为他们的过去辩护；他们急于挽回自己那半真半假的“纯列宁主义”的一份光荣，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托洛茨基在回国旅程中考察了最近几周来的事件后，开始论证说，波兰共产党支持毕苏茨基的政变，是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他们去争取实现列宁早在1905年鼓吹的“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这种看法。“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他们“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戒律；尽管它在波兰事件中并不很重要，①后来却一再出现在次年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直率地抨击英俄委员会，说它从未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应当解散；这也使他们吓了一跳。季诺维也夫倒是愿意批判政治局和英国共产党同英国工联领导人打得“火热”；但他不肯“破坏”他帮助发起的英俄委员会。尤其是他唯恐疏远了那些老近卫军成员，他们或是有保留地支持斯大林，或是动摇于各派之间，并呼吁各派克制。简言之，这两位前三驾马车成员虽说愿意同托洛茨基携手合作，但在全面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开战问题上先就退缩了。因此，托洛茨基刚一跟他们联盟，就不得不弥合分歧意见，并做出让步。他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诺，尊重“工农民主专政”这条戒律，并把解散英俄委员会的要求先放到一边。这样才使他与他们在其他方面达成了比较广泛的一致。
在6月的头几天，联合战斗打响了，这部分是由于斯大林首先发动。托洛茨基刚回国，斯大林立即在政治局里以两项新指控来迎接他，这两条指控是荒谬的，然而又是危险的：托洛茨基无谓地表现出“对英国共产党的敌意”，这是不能允许的；在国内问题上，当他声称“害怕丰收”时，证明了他的居心叵测和邪恶的失败主义。②
①连布哈林和斯大林也都否定了彼兰共产党的行动。参见多伊彻：《波兰共产主义的悲剧》，载《新时代月刊》1958年3月。
②第一项指控根据的是英国共产党的抱怨；第二项指控根据的是托洛茨基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不管今年是丰收还是歉收，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尖锐的。若收成不好，粮食必然短缺；若收成好，富农必然更强大、更自信、更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托洛茨基尽力驳斥这些指控。6月6日，他向政治局发出一封挑战信，他说，除非党进行彻底、真诚的改革，否则总有一天会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位独裁者的赤裸裸的统治之下。就这样，他再一次公开与斯大林进行较量。然而时机的选择却并不完全由他——列宁格勒反对派的行动和它悲惨的处境再次将他推进了此刻的争论。不管怎样，这几年来他在沉默或保留中的等待结束了。他知道等待一无所获：同斯大林“靠不住的妥协”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而这是列宁曾经警告过他的。他愿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为的是让他们和自己一同对抗斯大林；但是他也作好准备，即使没有他们，他也要把斗争进行到底。他已经了解了他的死敌，而且知道没有退路可走。他度过最近这几年正是为了来日的战斗。现在这一天已经到来，骰子已经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