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内反对派的漫长历史上，与1923年的反对派相比，还从来没有一个反对派承受过如此严厉的谴责，受到党的机关如此无情的镇压。比较起来，工人反对派所受到的待遇还更公平宽大些；1921年以前积极活动的反对派在表达思想和组织方面还照例享受着不受限制的自由。那么现在怎样解释党的机关在压制它的主要批评者时的那种猛烈和狂怒呢？
三驾马车不能在这场论战中与托洛茨基公平争论。他的抨击实在太危险了：他的公开信和关于新方针的几篇论文像强劲的钟声，发出警报，倾泻愤怒，充满了战斗精神。而三驾马车不仅仅是采取歪曲和镇压的手段，他们还揭出和制造托洛茨基立场中的许多弱点和矛盾，有真的也有假的。他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他比三驾马车更有说服力地号召全党将这种权力作为革命果实的唯一保证去加以捍卫；他重申了自己捍卫和巩固这种权力的愿望。他所反对的只是老近卫军从党内搜取并通过机关而保持的那种权力垄断。但是托洛茨基的政敌不难证明：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而党只有授权给老近卫军，才能保住垄断地位。托洛茨基反驳说，应当信任40万党员运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允许他们参与制定政策。他的政敌质问道，那么为什么最近几年来，在列宁的鼓励下并得到托洛茨基的同意，党没有给党员群众以这种信任呢？难道不正是因为党内已经渗透了异己分子、前孟什维克、叛徒甚至耐普曼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某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同志并被权力和特权所侵蚀腐化了吗？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将数以万计的党员开除出党的清洗将足以使党纯洁化，恢复党的完整。但是列宁及中央委员会不是反复强调情况并非如此吗？难道他们不是预定了新的、周期性的清洗吗？难道他们不是全都不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这种意见：由于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不可避免理应容纳“不自觉的孟什维克”和“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人”吗？只靠一次清洗是不能清除掉这些异己分子的，更不必说那些思想不成熟的人了。这类人被开除出党，但还会重新出现：在每群新入党的党员中都是真诚者和钻营者兼而有之。如果在一年之内就得开除1/3的党员，那么“这个党”又怎么能信任群众的判断力，怎么能允许他们行使充分的权利呢？
托洛茨基抗议布尔什维克这种荒唐透顶的自我镇压，但是这种自我镇压却是布尔什维克镇压其一切敌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党内各种政治倾向的自由竞争是可以容忍的话，为什么就不能允许“不自觉的孟什维克”畅所欲言，结成确定的舆论实体并分化党呢？垄断体制使参差不齐的群众忘掉了自身的“参差不齐”，迫使他们噤若寒蝉；这样一来，党只能机械地保持其统一。三驾马车的某些高明的追随者也意识到托洛茨基指出的危险是充分现实的：老近卫军有可能蜕化变质；垄断体制会滋生出不满，引起同样会导致分裂的零星骚乱。但是，党不得不面对选择某条道路的危险。在垄断体制的控制下，至少分裂运动不像在以民主方式管理的组织中那样容易蔓延。党的机关可以及时发现这种分裂，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使党的其余部分或多或少保持免疫力。
换言之，党正处在丧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未来的危险中，正处在“蜕化变质”的危险中，而且，不管它是将方向交托给广大党员还是交托给老近卫军都一样。困境来源于以下事实：全国大多数人看不到社会主义方向；工人阶级仍然四分五裂；革命既然没有传播到西方去，俄国就只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退守到自己的资源上。这种情形必然具有“蜕化变质”的可能性；有待判定的只是它的主要根源是来自意见分歧的党员群众还是老近卫军。自然，老近卫军，或者毋宁说它的大多数，信赖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和特点要远胜过信赖40万名义上党员的判断力和政治本能。诚然，托洛茨基并没有要求老近卫军抹掉它自己——他只是敦促老近卫军用民主方法保持它的权威。但老近卫军感到——也许它是对的——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害怕承担风险；而且它的既得利益要求它把持住已经获得的政治特权。
托洛茨基所拥护的党内改革可以被看作是恢复党在1917年力求建立的那种苏维埃自由制度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作为回到工人民主和逐步废除一党制的开端。这个观念与托洛茨基的思想相去不远；①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把它提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又不相信怀疑与削弱一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是因为他不想将自己暴露在危险的攻击火力之下而无益地使争论复杂化。很可能两种动机都有。但他实际上主张的是布尔什维克享有双重性的特权：既垄断自由又垄断权力。这两种特权是互不相容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希望保存他们的权力，就不能不牺牲他们的自由。
①参见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无记名投票的评论，见《致友人的一封信》1928年10月21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在托洛茨基的看法中还有另一处破绽。他要求党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他又指出，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只占党员总数的很小部分——1/6。多数党员都是工业界经理、公务人员、部队军官、政治委员、党务人员等等（其中有些人出身于无产阶级，但已愈益同化为苏维埃从沙皇制度中继承下来的那种职业官僚）。这样一来，恰恰是在党内民主的支配下，工人阶级的影响必然微不足道，而官僚集团必然会占上风。因此，托洛茨基力促党要补充更多的工人，为的是“强化其无产阶级细胞”。但是他又坚持说，党应该谨慎行事，认真控制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新党员的工作，以免党被政治上不成熟的、文化不高的党员所淹没。①这种状况不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都显得极其悖谬。运用民主管理并不能使党民主化，因为这只能加强其官僚主义；而如果党把大门向工人阶级敞开，党也不会更开明和更具有社会主义性。
①托洛茨基：《新方针》第20—21页。
那么，党的无产阶级方向是什么呢？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谈到的只是一种与党的社会成分及其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态度不相干的神话而己。布尔什维克的内部争论是不折不扣以准神话的术语进行着的，至少部分是如此，其中反映出一种包办主义，它使党（然后是老近卫军）自封为工人阶级的代理牧师。争论双方都不能坦率和彻底地承认这种包办。双方谁都不说，倘若他们追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没有无产阶级支持的话，他们就应受到谴责，而这样的供认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传统。他们必须精心炮制出某些论据和具有自身规定的一套独特的花哨说辞，以便对这种可悲的状况自圆其说。三驾马车在这方面是最恶劣的罪人：这种包办主义的神话最终凝结为日后对斯大林主义的僵硬迷信。甚至托洛茨基本人，当他试图部分地扭转这种包办主义进程和奋力要撕碎新神话的这块厚厚的遮羞布时，也不免感到棘手。①
①孟什维克和自由党人将布尔什维主义比做雅各宾主义，托洛茨基斥之为“肤浅的、自相矛盾的”。他写道，雅各宾党的垮台是由他们的追随者的社会经验不足所导致的，但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却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无产阶级组成（俄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和左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如此强大，以至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它使农民可以……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托洛茨基：《新方针》第40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国家都已是唯一有组织的、积极的政治力量。它窃取了从工人阶级手中失落的政权；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并在政治上独立于它们之外。然而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神话。这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主观上将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并以自己的模式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传统，还在于客观上——由于环境的力量，它不得不成为国家向集体主义发展的主要代表和推动者。从根本上支配着官僚集团的行动和政策的是这一事实，即它对苏俄公有工业资源的掌握。它代表着经济上与“私有成分”的利益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任何阶级的特定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总利益在一定范围内与工人阶级的总利益或“历史”利益相一致时，布尔什维克官僚主义者才能宣称代表该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成分”有其自身的要求和发展逻辑。它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确保避免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甚至避免私人企业局部的但是大规模的重新侵入。它的发展逻辑要求计划性、一切公有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迅速的扩展。否则就会收缩与衰退。扩展只能通过至少部分地兼并“私有成分”的资源和以牺牲“私有成分”为代价而进行。这就引起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只能断然站在“社会主义成分”一边。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算实现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总的文明程度高，消灭明显的社会差距，废除人对人的统治，精神风貌与社会总变革相一致。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它的主要基础。完全可以想到，即便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大厦也未必能够建起；但若说没有这个基础也能建起这个大厦，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不得不去捍卫的正是这个社会主义基础。
在本书这里写到的这个时期，即1923年—1924年间，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才仅仅模糊意识到他们所依附的那种利益的性质。可以说，它为自己前所未有地控制着全国的工业资源而感到困惑和惊愕；而它又不十分清楚怎样去运用这种权力。它不安地甚至担心地看待财迷的农民；它一度甚至更倾向于满足后者的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成分”的要求。只是经过一系列冲击和内部斗争之后，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才被推动着将其自身跟“社会主义成分”及其需要绝对地、不可改变地等同起来。
托洛茨基的不幸恰恰在于，当他向官僚集团政治上的野心和傲慢宣战时，他又必须试图唤醒它身上的“历史使命”。他主张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也正是针对着这一点。然而，在其得以进行的环境下，这样的积累差不多是无法同工人民主相容的。不能指望工人会自愿地把“一半工资”奉献给国家，如同托洛茨基为了促进国民投资而要求他们做的那样。国家只能用强迫方式拿走这“一半工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剥夺工人的一切抗议手段和消灭工人民主的最后残余。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被证明在最近的将来是无法相容的；这就是托洛茨基处境的基本薄弱点。官僚集团愠怒地反对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即要求工人民主的部分；而经过多次抵制、犹豫和拖延之后，它被迫去实现该计划的另一部分，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部分了。
* * * * * * * *
在这一年的年底，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准备工作以及打击反对派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托洛茨基的健康恶化了。他持续发烧，体力衰竭，精神不振。他快要被一种失败的意识压垮了。他仍然感到反对他的运动及其谴责、诽谤、阴谋的无情炮火不像是真的；而这愈在他心底引起一种孤独感。他只能去辩明自己的清白，而他的辩解被淹没在一片喧嚣声中。（甚至《新方针》的出版也被出版当局借故推迟了，以至这本小册子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之前还未送达各支部。）他的心情时而紧张，时而麻木。因此，当他的医生们劝他离开这冰天雪地的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到黑海边上的高加索海滨养病时，这给了他一个逃脱首都沉闷气氛的机会。①
①由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和克里姆林宫5位医生署名的托洛茨基健康简报上谈到，托洛茨基患有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扩张，持续发烧（未超过380C.)，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工作能力降低。医生们认为病人必须免除一切操劳，劝他离开莫斯科去进行“起码两个月的气候治疗”。简报是1923年12月21签发的，刊于1924年l月8日《真理报》。
1924年1月16日，正当托洛茨基准备好外出旅行时，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了。三驾马车早已准备好了一份决议，气势汹汹地给托洛茨基和46位签名者横加上一个“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罪名。会议进程几乎全被这个问题占据了。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拉狄克起而为反对派辩护。三驾马车及其追随者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进行答复；而且他们的答复充斥了各种报刊。结局当然在预料之中。由于投票完全被书记处操纵，因此只有3票反对谴责托洛茨基的动议。即使是根据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追随者们在会议上对反对派影响的估计，这次投票也是虚伪荒唐的，以至它只能成为粗暴可耻的笑料。①但三驾马车蓄意违反所有正常政治行为的规范。他们的目的在于让全党知道，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任何抵制或抗议都是徒劳的。各支部现在明白，不管他们多么愤怒或抗议，都不会对正式决议产生任何影响。仅此一点就足以显示出反对派的软弱无力，并使消极情绪在其队伍中弥漫开来。
1月18日，托洛茨基不等会议的裁决便出发到南方作缓慢的旅行了。3天之后，他乘坐的火车暂时停在梯弗里斯。就在那里，当火车还在调轨时，他收到斯大林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通知他关于列宁逝世的消息。这个打击对托洛茨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直到最后一刻，列宁的医生们还相信他们能够挽救列宁的生命，托洛茨基甚至比他们还坚信这一点。托洛茨基吃力地向各大报匆匆发了简短电文，哀悼已故领袖。他写道：“列宁不在了。这几个字落在我们心坎上，如同巨石掉落在大海中一样沉重。”②希望列宁还能回来制止三驾马车的阻谋活动、撕碎他们那恐吓性的决议这最后一点火花也已经熄灭了。
托洛茨基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应当返回莫斯科。③他立即跟斯大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斯大林告诉他，已来不及赶回来参加次日的葬礼，并劝他留在南方继续治病。事实上，列宁的葬礼是在数天之后即1月27日才举行的。无疑，斯大林居心叵测，他让托洛茨基在他们精心策划的葬礼期间继续留在南方，而三驾马车则通过葬礼向全世界表明，他们自己才是列宁的接班人。托洛茨基因发烧而感到头晕，因而从梯弗里斯继续前往黑海海滨疗养地苏呼米。在半热带的阳光底下，在棕榈树丛间，在这儿的含羞草和山茶花盛开时节，他每天久久地躺在疗养所的阳台上，独自回忆着他与列宁相联系的奇特命运：1902年列宁在伦敦第一次会见他时的友谊，他们之间随后的尖锐的意见分歧和最终的和解，以及在那狂风暴雨般的胜利年代里他同列宁并肩站在一起掌握着革命航船的舵轮。现在，仿佛他身上那胜利的一部分也随着列宁进了坟墓。
①根据李可夫的说法，皮达可夫在向莫斯科各党支部发表演说时获得了赞成反对派动议的多数票（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83—91页。）雅罗斯拉夫斯基宣称，在首都卫戍部队小组讨论会结束之前，约有1/3军队党支部投票赞成反对派，绝大多数学生支部也是这样。同上，第123—146页。
②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66—168页。
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50页。
数不尽的往日回忆，降不下的热度，眼前一片阴暗，无限孤寂。此时，只有列宁那疲惫不堪、抑郁忧伤的遗孀发来的一份温暖的电文给这个曾以他无比的英勇和才华震惊当今世界的人带来些许慰藉。她写道：列宁就在逝世之前还重读了托洛茨基已经写好的《论列宁》，显然深受感动，特别是对托洛茨基将列宁与马克思所作的比较；她希望托洛茨基知道，列宁直到最后一刻还保持着他们在伦敦第一次会见时对他形成的友好感情。①
①过了好多年，当托洛茨基被流放之后，克鲁普茨卡娅告诉米·卡罗雷依伯爵夫妇：“他（托洛茨基）深深地爱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他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时，他昏厥过去了，失去知觉达两个小时之久。”参见《米歇尔·卡罗雷依回忆录》第265页
不久，忧思又来咬噬他的心；病人的想象交织着昔日的回忆，直到他儿子廖瓦来信，才把他拉回到现实的苦恼中。廖瓦描述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富有戏剧性的宏大葬礼，无数群众列队走向列宁的灵枢；而他对父亲的缺席感到痛苦和惊讶。
看来，只在此时，当他读了年轻儿子的伤心沮丧的来信后才意识到，这次没有回莫斯科去也许铸成了大错。送葬的群众通过列宁的灵前，密切注视着守灵的政治局委员，却发现托洛茨基缺席。富有象征意义的葬礼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各种想象；他们怀着这种心情猜想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守灵原因。是不是真的像三驾马车所说的那样，意见分歧使他与已故领袖闹翻了，或是因为他那“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呢？
托洛茨基的缺席不仅仅在莫斯科滋生了流言蜚语，还给他的政敌们留下了自由活动的余地。现在正是克里姆林宫里积极活动并做出重要决定的紧要关头。政府内及党内接列宁班的问题正以最正式的方式决定下来。李可夫占据了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而李可夫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职务由捷尔任斯基担任（李可夫之所以被指定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因为他一直是列宁的副手——倘若托洛茨基接受了副手这个的位置，就很难把李可夫提到托洛茨基之上）。三驾马车然后实施了更坚决的新图谋来控制军事人民委员部。他们撤销了托洛茨基的忠诚助手斯克良斯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中的职务，并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去苏呼米通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伏龙芝将接替斯克良斯基的位置——而一年之后正是这个伏龙芝接替了托洛茨基本人继任军事人民委员。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在落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反对反对派的决议：越来越多的反对派拥护者被开除、降级或受到惩罚。宣传部门开足马力确立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在此名义下，列宁著作被当作福音书来引证，用以反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这种个人崇拜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三驾马车还窃取并实施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托洛茨基曾强调“无产阶级支部”的薄弱是党的官僚主义怪胎的主要根源，并力促党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更多党员。无疑，他的这个要求为他在工人当中赢得了同情。三驾马车决定立即在工厂中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征集新党员运动。但与托洛茨基建议的要小心选择所不同的是，他们却决定大规模地接受一切要求入党的工人，取消一切考察和各种条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建议一举接受10万名工人入党。在列宁逝世后，他们把党的大门开得更大：仅在1924年2月至5月间，就有24万工人登记入党。①这无异是对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的嘲弄，这个原则要求，作为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和先锋队的党只应接受在政治上成熟的并且经过战斗考验的人入党。在大量吸收进来的新党员中，政治上不成熟者、落后分子、思想麻木者、唯唯诺诺者、往上爬者和钻营私利者占了很大比例。三驾马车熙熙攘攘地用乐队、花车来欢迎新党员，鼓励他们，恭维他们，吹捧他们是带着敏锐和一贯正确的阶级本能和政治意识入党的。
①参见莫洛托夫的《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报告，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516页及以后各页。
这次征集新党员——“为纪念列宁征集”——似乎体现了工人阶级对列宁的自发忠诚，体现出党的年轻化。而事实上三驾马车正要以此向托洛茨基表示：“你鼓动工人反对官僚主义，鼓吹必须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成分，你以为这样你就能博得工人阶级的欢心。但我们已经加强它了，我们用不着你的操心也做到了——我们已经把25万工人输送到党内来了。结果如何呢？党不是更光彩、更民主、更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向了吗？官僚主义不是已经削弱了吗？”“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在实际上给三驾马车输送了一批俯首贴耳的追随者，他们很快就要驱使这批人去与反对派斗争了。托洛茨基探知对他观点的这种蛊惑人心的利用意味着什么；但他对“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却有苦难言。如果他说不同意，那就会引起一片鼓噪，被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伪君子：他起初假装渴望看到党内有更多的无产者，而现在却暴露出对他们的恐惧和自己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因此，他只得对这种恶毒手法笑脸相迎，甚至不得不附和着公开颂扬为纪念列宁而征集新党员。①
①托洛茨基于1924年4月11日在梯弗里斯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最近几个月来，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工厂工人大批涌进我们党的行列。这是（工人阶级）……表现自己的意志、投票信任俄国共产党的最好形式。……这是一场真正的、可靠的、完美的考验……远比任何议会选举真诚得多。”（引自托洛茨基：《西方与东方》第27页。）12年之后，托洛茨基回顾这场“考验”时写道：“统治集团利用列宁逝世宣布‘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是一个政治花招，其目的是利用不成熟的、俯首贴耳的人来摧毁革命先锋队。……这场阴谋成功了……‘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给了列宁的党以致命的打击。”《被叛卖的革命》第97—98页。
在这样一个对他的命运和党的命运如此关键的时刻，托洛茨基忧郁地回避，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他的患病引起的。但更削弱他的是有一股潮流正逆他而动这种感觉。这是一股深不可测的潮流，他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探测和评估。他的结论是：革命处于退潮，他与他的朋友们正遭受着反动风暴的袭击。反动的性质是混乱的，而且还在继续混乱下去：它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似乎是革命的延伸。他深信反抗是他的责任，但是他看不清用什么方法反抗，而反抗的前景又会如何。正是这股污浊肮脏的潮流使他后退了。他们在政治局里曾较量过的那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有明确的结果，一切都含含糊糊，最严重的问题也被降低到卑鄙肮脏的阴谋诡计的水平上。如果真像他的政敌们所断言的那样他贪图个人权力，那么他的行为无疑会截然不同。但是纵观他的一生，他总是躲避权力的争夺；也许他是半自觉地愿意摆脱出来，躲进他在高加索的忧郁和孤寂的生活中。
春天，他的健康有了起色，回到了莫斯科。党正在筹备预定在5月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中央委员以及资深代表在5月22日集会，听取一直由克鲁普茨卡娅保存的列宁遗嘱。列宁遗嘱的宣读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到会的人们极为困惑地听取遗嘱原文。遗嘱严厉批评了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诚，并敦促党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他的命运又一次面临着毁灭。在悼念列宁的庄严气氛里，在无限敬佩和宣誓“坚持列宁神圣遗言”的旗帜下，党若违背列宁的告诫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由于他未来的牺牲者的信任，斯大林又一次得救了。掌握着他的命运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忙跑来搭救他。他们恳求同志们保留斯大林的原职。他们用尽一切热诚与表演的才能来说服同志们。他们说，不管列宁怎样归罪于斯大林，但错误并不严重，而斯大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正。季诺维也夫解释道，列宁遗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列宁本人能够像他们大家一样亲眼看到斯大林是怎样真诚努力地改正错误，他也就不会要求党调离斯大林了（其实斯大林的窘境正合季诺维也夫的心意，因为他早就防着斯大林，只是不敢撕破他们的伙伴关系。季诺维也夫一心希望斯大林感恩图报，使他仍能稳当三驾马车的车老大）。
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托洛茨基：他会不会挺身而出揭穿这出闹剧而要求必须尊重列宁的遗嘱呢？然而，他一言不发，只是用皱眉、耸肩这样的表情来表示对这种滑稽场面的轻蔑和厌恶。他不肯在这个显然涉及他个人地位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于是列宁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建议终于未被采纳。但是这样做，列宁遗嘱就不能公布，否则会暴露出为了对列宁个人崇拜而举行的所有仪式的荒唐可笑。尽管克鲁普茨卡娅提出抗议，中央委员会仍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将遗嘱扣起来不予公布。托洛茨基仿佛由于憎恶而麻木，僵坐在那里，始终保持沉默。①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三驾马车要求代表大会用革出教门的威胁口吻再次诅咒托洛茨基。而早在1月间举行的权威性较小的代表会议上就已发出了这种诅咒。这次代表大会变成了恣意声讨托洛茨基的大会。季诺维也夫怒气冲天地声称：“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千倍地坚如磐石。”②几个月前，他就催促他的同伴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甚至逮捕他；但斯大林冷静地拒绝了，反而急忙在《真理报》上声明说，不存在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行动意图，党的领导集体没有托洛茨基是不可想象的。③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再次跳了出来；在此生死枚关、孤注一掷的时刻，他要求托洛茨基不但要“放下武器”，而且要在大会上公开改变观点。他声称，只要托洛茨基没有做到这一点，党内就不会有和平。④要求一个党员公开改变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次代表大会是狂热诅咒托洛茨基的大会，但它也不能不感到震惊。克鲁普茨卡娅并不支持托洛茨基，但她仍提出强烈严正的抗议，反对季诺维也夫的“精神上难以忍受的要求”，广大代表起立向她鼓掌。⑤
①担任会议秘书的巴扎诺夫曾对他目击的现场情况作了描述（《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在一起》第43—47页）。托洛茨基确认过巴扎诺夫记录的真实性（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6页）。在《被隐瞒了的列宁遗嘱》的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又补充了这一细节：“在宣读列宁遗嘱时……拉狄克坐在我身边……他凑近我说：‘现在他们不敢反对您了。’我回答说：‘恰好相反，他们必然要开足马力来反对我，并且越快越好……。’”第17页。
②《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12页。
③《真理报》1923年12月8日。
④《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13页。
⑤同上，第235—237页。
托洛茨基只为自己辩护了一次。①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53—168页。
他的发言平静而有说服力，他含蓄地承认失败，但他坚决拒绝收回他的任何批评。他小心翼翼地不去火上加油，也不破釜沉舟。他答辩说，他的一切批评都是根据政治局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并且他说过的和写过的一切没有不是他的政敌们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过或写过的。他甚至同46人中要求党内派别活动自由的某些人拉开距离。他说：“关于我支持派别活动这一指控是不正确的。的确，我错在关键时刻生了病，因而没有机会……否认这项及其他指控。……要想把派别和小集团区别开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又重复说，正是由于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党内制度，才使得本来只应是暂时的不同观点固定和强化了，从而导致“宗派主义”。对于季诺维也夫让他公开承认错误的要求，他回答道：
一个人在自己的党的面前承认错误，不论在道义上
或政治上来说，都是再简单、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了不起的道德上的英雄气概。……
同志们，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希望反对党是对的，或者
可以是对的。最终说来，党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党是工
人阶级为解决基本任务所掌握的唯一历史工具。我已经
说过，最简单、最方便的事莫过于在党面前声明所有的
批评、宣言、警告和抗议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是我不
能这样说，同志们，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一个
人反对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紧跟党并通过党才可能
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其他方法来实现
人的权利。英国有一句名言“不管对与错都是我的祖国”。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说：不管对与错——也许在特定时刻、
在某些局部的特定问题上错了——都是我的党。……在
这里进行任何个人的申辩只能是可笑的、极不合适的，
但是我希望，在必要时我会证明我绝不是布尔什维克最
差的街垒中的一名最差的士兵。①
他结束辩解时说，他愿意接受党的裁决，即使这裁决是不公正的。但是接受裁决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在行动上服从纪律，而不是在思想上。“我不能这样说，同志们，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在他那充满巧妙推理、犀利论据和动人呼吁的发言中，这些话以其极度质朴和坚定不屈而显得格外突出。托洛茨基的平静和克制激怒了党的书记们。服从而不屈服，遵守纪律而不忏悔，反而更冒犯了他们。他的声音在他们的耳朵里鸣响，仿佛就是他们自己不安的良心发出来的呼声；他们企图以辱骂来压倒他的声音。他们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答辩。只是当党代表大会闭幕时，他才前往红场向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儿童——“少先队员”的集会发表演说。他向这些“新的接班人”致意说，他们总有一天会来到革命的阵地上，取代那些年迈力衰、蜕化变质的人们。②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65—166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②这篇演说辞附在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上。同上。马克斯·伊斯特曼出席了党代表大会，他回忆说，他曾敦促托洛茨基采取更富战斗性的态度，在主席台上宣读列宁的遗嘱，但托洛茨基不肯听从他的意见。托洛茨基于1928年从流放地阿拉木图致穆拉洛夫的信中证实了伊斯特曼的记载（托洛茨基档案）。
* * * * * * * *
这时，整个共产国际都被卷入了论战。三驾马车不得不向外国共产党解释，并为他们自己的态度辩护。他们迫切希望从外国共产党那里得到对托洛茨基谴责的明确认可，以便将其带到俄国共产党中去。但是欧洲共产党——这些年里国际的影响实质上仍只局限在欧洲——因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而担心，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使他们震惊。对欧洲共产党来说，托洛茨基一直都是俄国革命的化身，是革命英雄史诗的体现，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他那欧洲化的言谈举止，他比其他任何俄国领导人对他们都更有吸引力。他曾经是轰动世界的共产国际宣言的作者，这篇宣言在思想上、语言上、风格上都使人们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他既是共产国际的鼓舞者，也是它的战略家和策略家。欧洲共产党无法理解季诺维也夫这位共产国际的主席以及其他俄国领导人为什么要反对托洛茨基；他们担心冲突会给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捍卫托洛茨基。
1923年年底之前，两个重要的共产党即法国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抗议莫斯科对托洛茨基的诽谤，呼吁敌对双方以同志式态度解决意见分歧。①此前不久，布兰德勒刚刚代表他的党要求托洛茨基负责领导德国共产党计划中的起义。三驾马车厌恶这些抗议，并担心在俄国党内失败的托洛茨基会使共产国际转而反对他们。季诺维也夫从欧洲这三个党的行动中看到了对他的主席权威的挑战。
①苏瓦林谈到了法国共产党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抗议。（《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71—373页）。波兰党的抗议载入波兰共产党档案（多伊彻：《两次大战期间波兰共产主义的悲剧》，载《现代报》1958年3月）。
恰好在此时，共产国际因在德国刚刚遭到失败而不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许多问题，如导致失败的危机以及德国党的政策这些问题已为争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因而立即同俄国党内的争论纠缠在一起。①
德国的危机早在1923年法国人占领鲁尔地区时便开始了。德国人的抵抗烽火燃遍了鲁尔地区；很快，抗议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强大的民族运动席卷了整个德意志帝国。最初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各资产阶级政党；而共产党则被撇在一边。但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因对运动的后果并无把握而开始摇摆起来，甚至退缩了，特别是当社会斗争预示着将加深政治动乱的时候。德国经济失去平衡，货币以灾难性的速度贬值。工人的工资因通货膨胀而不值钱，他们愤怒了，急切地要采取行动。自从1921年3月起义以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人感到他们的革命风帆已经鼓满劲风。7月，德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阶级作好发动一场革命的准备。然而，它对于自己领导革命行动的实力和能力缺乏信心；而所有关心其政策的人也不尽赞同行动。拉狄克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德国的代表警告莫斯科，德国共产党的看法过于乐观了，很可能会导致另一次流产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则积极策动德国人举行起义，但又提不出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在7月这一阶段，托洛茨基说，他对德国局势没有充分了解，无法发表意见。
①关于德国危机的记载，其资料来源有：托洛茨基写的若干论文；布兰德勒写给本书作者的回忆和说明；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塔尔海默：《1923年，一次错误的革命吗？》；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分析；库西宁的论文《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1月讨论德国问题会议的记录），载《捍卫列宁主义》；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和德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记录，在上述历次会议中，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多次讨论，最后，从1924年起，在国际共产党报刊上范围更广泛的讨论继续进行了10年。
托洛茨基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确实面临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不仅应当鼓励德国共产党采取一条大胆路线，而且应当协助它制订出一个以武装起义为高潮的明确的革命行动计划。起义日期应该提前确定，以便使德国共产党能在初级阶段就引导斗争，使工人阶级有所准备并根据最后决战的要求来部署其力量。但执行委员会举棋不定。不仅拉狄克，而且斯大林也同样怀疑“革命形势”的现实性，认为应该阻止德国人。①季诺维也夫继续鼓动他们，但面对起义计划时却犹豫起来。政治局埋头于国内事务之中，讨论这个问题时草率随便；季诺维也夫将政治局的泛泛的意见通报给共产国际领袖们。国际多少有些敷衍地决定给德国共产党以关于革命的指示，协助它作好军事准备，最后，甚至连举事的日期也确定下来了。这个日期要尽可能接近布尔什维克起义的纪念日——它要成为“德国的十月”。
9月，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征求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早年当过瓦工，是罗莎·卢森堡的信徒，一位聪明谨慎的策略家和干练的组织者，他不相信局势对革命有利。当他向季诺维也夫吐露自己的疑虑时——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正是怀着同样的疑虑——季诺维也夫此时正在犹豫彷徨与渴望革命行动这两端之间无所适从，于是他虚张声势，甚至大拍桌子来压制布兰德勒反对起义的意见。布兰德勒屈服了。在他的党内，特别是在路特·费舍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领导下的柏林支部中，行动的渴望和信心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他认为他在莫斯科找到了同样的信心，因为他以为季诺维也夫是代表整个政治局说话的。他迟疑地得出结论：如果说唯一胜利了的共产党领导人同柏林人想到了一块儿，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那么他就应当撤回自己的反对意见。
①参见本书作者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93—394页
正如布兰德勒本人所述，在这关键时刻，他深感自己不是“德国的列宁”，就要求政治局委派托洛茨基领导起义。但政治局却授权给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代替托洛茨基。行动计划制订出来了，将以布兰德勒的家乡——萨克森州为中心，那里共产党的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着州政府，他们与共产党已结成统一战线。布兰德勒及他的几位同志加入了萨克森州政府，利用他们的影响去武装工人。起义将从萨克森蔓延至柏林、汉堡、德国中部和鲁尔地区。根据布兰德勒的说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得到其他资料的证实——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把这个计划压在他的肩上。①此外，季诺维也夫通过其在德国的代理人加快了事变的步伐，以至萨克森州的联合政府都是根据莫斯科发来的指示组成的；在布兰德勒返回德国途中，他从在华沙火车站买到的一份报纸上得悉，他已是一名部长了。②
①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311—318页；季诺维也夫演说辞收入《德国事件的教训》一书中第36—37页及以后各页、《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58—178页和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
②这是布兰德勒本人对本书作者讲述的。
即使德国的局势对革命有利，但牵强草率的行动计划以及远距离的指挥控制也足以导致失败。何况局势并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么有利，德国的社会危机也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么深刻。自从夏季以来，经济已开始复苏，马克币值稳定，政治气氛显得平静得多。中央委员会未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准备好起义。武装工人的计划也失败了：共产党发现萨克森州的武器库里空空如也。中央政府从柏林派来一支远征军讨伐这个红色的州。因此，当起义的时刻到来时，在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支持下，布兰德勒取消了战斗命令。只是因为联络上的错误，汉堡的起义者才投入战斗。他们孤军作战，经过持续几天无望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溃败了。
这些事件对苏联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它们破坏了此后许多年中德国和欧洲的革命机会。它们使德国共产党士气消沉、四分五裂，并与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类似挫折相呼应，影响到整个国际。它们造成俄国共产主义的一种深刻而明确的孤立感，一种对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怀疑——甚至藐视。从这种情绪中逐渐发展出俄国革命的孤芳自赏与自我中心的倾向，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学说中体现出来。德国革命的溃败成为俄国人争权夺利的一个缺口。俄国和德国共产党着手追查失败的原因，并急于追究责任。在政治局中，三驾马车和托洛茨基则互相指责。
表面上看来，德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党内争论之间没有联系。分歧的方向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两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一开始至少跟斯大林同样怀疑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正是他们支持布兰德勒取消起义命令。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经过一番踌躇还是批准了以托洛茨基为其倡导者的起义计划；但是他也批准了撤销起义的命令。托洛茨基坚信德国党和共产国际错过了唯一的革命时机，而且认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起码负有跟布兰德勒一样的责任。三驾马车则回答说，现场葬送起义的是两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抓住布兰德勒的“机会主义”，坚持要撤掉他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
面对布兰德勒，三驾马车的动机是复杂的。德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激烈反对他，柏林的组织嚷着要开除他。季诺维也夫急于平息吵闹，挽回他本人及共产国际的声誉，就想把布兰德勒当作替罪羊而撤掉他，任命费舍和马斯洛夫为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便把德国共产党变成了他自己的封邑。他想用布兰德勒杀一儆百还有一个原因，即他怀疑布兰德勒及其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朋友同情托洛茨基。在指责布兰德勒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时，季诺维也夫还企图让托洛茨基承担布兰德勒的“投降主义”的罪责。最后，实在莫名其妙的布兰德勒急于把德国问题从俄国争论中摆脱出来，并且力图挽回自己的地位，就声明支持俄国正式领导，即三驾马车。但是这样做也没能救得了他。
这就是1924年1月的形势，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对德国起义失败进行正式调查。会议召开之前首先作了各种幕后策划，在外国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进行大换班，旨在预先确保执行委员会对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当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托洛茨基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乡村里养病。他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他请求拉狄克转达他们两人对关于布兰德勒的降级处分以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的人事变动的联名抗议。拉狄克虽然转达了抗议，但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捍卫他本人及布兰德勒的政策，他的转达给执行委员会留下的印象是：托洛茨基本人与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使三驾马车再一次把托洛茨基与德国共产党的“右翼”绑在了一起。①事实上，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停止对布兰德勒行为的批判；而且布兰德勒声明支持三驾马车这件事也没有给托洛茨基留下好印象。无论如何，托洛茨基从根本上是反对在莫斯科为外国共产党领袖设置“断头台”的。他认为，应当允许外国共产党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选举他们自己的领袖。对布兰德勒的处分开启了一个有害的先例。
①《德国事件的教训》第14页。另见托洛茨基就该事件于1931年和1932年写给A.恃伦特和A．努伊拉斯的信，发表于1938年2月的《新国际》。
因此，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提出他曾向俄国党提出过的内部自由的同样要求；但结果也是同样的。季诺维也夫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国际。好几位曾呼吁政治局克制对托洛茨基的疯狂攻击的外国共产党领袖被他免去了职务。另一些领袖则乖乖就范，并为自己的错误悔过。结果，虽然执行委员会对德国问题未能调查出明确结果，却使季诺维也夫的声誉完好无损；而且它还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提出的降级和晋升命令。这使他很快得到了国际对三驾马车反对托洛茨基与46人的行动的批准。
5月，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欧洲各党的新老领导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响应对托洛茨基的挞伐。只有一位外国代表，即《人道报》编辑，半俄国血统半法国血统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声明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22票对2票决定抗议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因而不需要声明法国党与反对派一致。但是苏瓦林声明他本人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且不会放弃它们。苏瓦林孤零零的声音只突出了托洛茨基的失败。①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即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为将托洛茨基革出教门盖上最后印记，附带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谴责。路特·费舍的演说表达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典型情绪。这位巧舌如簧的年轻女人虽然缺乏任何革命经验和革命功勋，却是柏林共产党盲目崇拜的偶像。她攻击托洛茨基、拉狄克和布兰德勒是什么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以及“对德国和欧洲革命失去信心”的“革命原则的取消主义者”。她号召建设一个以俄共为榜样的坚如磐石的国际，在这个国际中，一切思想分歧和争论都必须排除干净。“这次世界代表大会决不允许把国际转变为各种倾向的大杂烩，它必须奋勇前进，踏上一条通向唯一的世界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②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71—373页。
②《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l卷第175—192页。
法国、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发言人也跟着鹦鹉学舌；而且在肆意咒骂和凌辱时，他们向托洛茨基提出挑战，要他向代表大会陈述他的观点。①托洛茨基拒绝介入任何争论。一方面，他感到一切争论都是无济于事的；另一方面，他已经受到若再卷入任何争论将被开除出党的威胁，这使他怀疑挑战是个陷阱。因此，他声明愿意接受俄国共产党的裁决，而无意就此向国际申诉。然而，他的沉默却被认为是其邪恶的证明：代表们充当了季诺维也夫的应声虫，穷追不舍地要求托洛茨基低头认罪。②他置之不理。在整整三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代表大会听不到别的，只有对这一个人的肆意低毁，而在以前的四次代表大会上人们曾怀着深深的敬慕倾听这个人的讲话。这一次没有一个声音敢于为他辩护了（苏瓦林由于翻译并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现已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③但托洛茨基仍然为这次代表大会写下了宣言——他那几篇伟大的共产国际宣言中的最后一篇。他没有再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斯大林取代了他的位置。
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l卷第550—559页。
②同上，第2卷第156—157页。
③同上，第181页。
怎样解释发生在共产国际中的这种变化呢？仅仅几个月前，它的三个最大的党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尊严去谴责三驾马车。而现在一切都让位于屈服与自卑。同时，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任意撤换、改组和分解了德国、法国和波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三个中央委员会以及站在它们背后的党为什么会受他的摆布呢？大多数被撤掉的领导人从建党之日起就领导着党，并享有极高的道德威望；但是无论在哪儿都没有基层组织支持他们、拒绝接受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和拒绝承认季诺维也夫所任命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仅用了几个星期，至多不过几个月，就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看来是全面的剧变。而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说明了国际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弱点。唯有病残之体才如此不堪一击。
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创建国际时，他们期望起码是欧洲工人运动的多数很快都会集合于它的旗帜之下。①他们期望国际的是它应确实名符其实：一个国际的党，超越了民族界限和民族利益的党，而不是像第二国际那样成为各民族政党客客气气的柏拉图式大联合。他们相信全世界革命进程的基本共性；这个共性构成了他们观点中的核心，即这个新组织应该具有强大的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在1920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旨在给国际提供一个符合其目的的章程，此外也旨在以执行委员会建立一个集中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托洛茨基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章程。②章程本身并非有意确保俄国共产党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执行委员会以民主方式代表着所有的党。它的少数俄国执行委员在原则上并不享有特权。顾名思义，国际主义即民族国家的观点要服从整个运动的更广泛的利益，而肯定不是服从什么俄国的民族观点。如果革命在任何重要的欧洲国家里取得胜利，或者至少欧洲共产党在力量和信心方面有所增长，那么这样的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就会变成现实。但是，欧洲革命的衰退使国际成了俄国共产党的附属物，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自信心削弱了，而且年复一年地削弱下去。失败了的党逐渐形成了一种自卑感；它们最终指望布尔什维克这个唯一胜利了的革命实践者替他们解决问题、为它们排忧解难、给它们做出决定。布尔什维克承担起这份责任，起初是出于团结一致的愿望，尔后是出于习惯，最后是出于自私，直至热衷于操纵各党的“领导之弦”，而外国各党则心甘情愿把他们自己套在这根弦上。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事实上已成为俄国领导和俄国纪律。“二十一条”曾经授予列宁和托洛茨基寄予厚望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广泛的权力，现在所有这些权力都几乎不知不觉地转到了执行委员会中的俄国委员手里。
①《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②同上。
列宁曾被这种情况所困扰。他提到恩格斯关于第二国际内德国社会民主党优势地位的预感，指出俄国共产党优越感的危害性也许同样严重。①他试图给予外国共产党人更大的自主权，甚至建议把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迁到柏林或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以便排除来自俄国的利益和偏见的不断压力。然而，大多数外国共产党人宁愿看到他们的国际中枢留在安全的红都莫斯科，而不愿意让它暴露在资产阶级首都警察的迫害和袭击下。
结果证明列宁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执行委员会中俄国委员对外国共产党事务的干涉愈益频繁。季诺维也夫统治着国际，他只凭个人好恶，趾高气扬，既不老练，也不三思。但即使托洛茨基本人也察觉到，他作为执行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也不免行使监护人的权力，这是当时的情况所造成的。他作为共产国际法国委员会主席，有全权监督法国共产党人的日常事务。德、意、西以及英国共产党不论在重大问题上或其行动的细节上都渴望得到他的建议；而他也就无拘无束地提了意见。
这使他不断发表声明，进行大量通信，而这些信件本身构成了对这些严酷年头的历史的连续评论，它们富于深刻的思想，闪耀着智慧之光，而且常常是惊人的远见。②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6—288页。列宁关于这方面更明确的评论在列宁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所作的声明中，未发表。
②参见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英文版标题为《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1卷和第2卷。
但其中部分信件也反映了包办倾向。例如，他时而断然号召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弗罗萨尔(Frossard）去对抗在莫斯科的国际巡回法庭虽然严厉但并非不合理的指控，时而批评共产党员编辑，并为之规定策略路线，甚至规定报纸标题和语言风格。他还时而指责《人道报》发表可疑撰稿者的文章，时而又为法国共产党限定一个必须开除所有共济会会员及“一切野心家”——就像它以前做过的那样——的日期。有好几次，他还充当了对立派别之间的仲裁人并给他们制订规则。①诚然，这只不过是少有的几个特殊例子。托洛茨基从未像季诺维也夫以及后来斯大林那样对他在国际组织中的副手们进行过恐吓拉拢。他总是希望他们能对俄国党内事务坦率地谈出心里话，如同他对他们党内事务也坦率地发表意见一样。如果说外国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谈出他们的心里话，那么这不是他的错。他始终把执行委员会当作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从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不是从任何特殊的俄国角度出发去代表国际行动。他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去行使“二十一条”授予执行委员会的广泛权力的。
然而，俄国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的实际优越地位，以“二十一条”作为组织框架建立起事实上的俄国专政。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以前干的事，即使那时他仍然受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约束。以后所有的约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尤其是，内部民主在俄国共产党内凋零之后也不可能在共产国际内残存下去。“包办主义”的习惯渗透了整个运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首领们不但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监护人，而且也看作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监护人。
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124—184页；罗斯默：《列宁领导时代的莫斯科》第236—260页；弗罗萨尔：《同列宁相处的日子里》。
1923年到1924年间，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果然着手按照新的俄国形象重塑欧洲运动，他们不能容忍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一心想将其扑灭在他们自己党内。正如他们曾经利用俄国1921年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摧毁托洛茨基在国内的影响一样，现在他们也在“二十一条”的名义下利用手中掌握的广泛权力摧毁他在国外的影响。无论是1921年的禁令，还是“二十一条”，托洛茨基都曾签过字。他的政敌们对其行动的策划使得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完全是在运用托洛茨基的原则和惯例，这些原则即便不是他首创的，起码也是经他同意的。他们是在用托洛茨基自己的武器来打倒他——而他却从来没有用这些武器来达到任何类似的目的，从来不具有类似的残暴。他只是偶尔用纪律制裁来吓唬一下外国共产党人，他的政敌们却整批整批地把他们降级、开除乃至对他们指控。托洛茨基曾经要求共产国际应按其纲领不得宽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共济会和“社会护国主义”。但他的政敌们则从中清除迄今为止几乎就是共产主义同义语的“托洛茨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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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了随着新方针的宣布而开始的争论。托洛茨基如果重开争论，就不能不招致破坏纪律的指责；而且他也无意重开争论。他曾以赞赏的口吻描述过饶勒斯的自我纪律约束——一旦需要就会把“他的牛脖子套在党的纪律的牛扼下”。他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脖子套在更坚硬的牛扼下，克制着不去公开讨论已宣布为禁区的党的经济政策和内部体制。但他不甘被打上“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半孟什维克这种罪名的烙印。既然不准讨论重大的、原则性的政策问题，他便转向历史来为自己辩护。这个机会自动到来了，国家出版局为了贯彻中央委员会原先关于出版托洛茨基全集的决定，正准备付印全集第3卷，该卷收录了托洛茨基1917年的演说和文章。他自己写了长篇序言，题为《十月的教训》。全集第3卷于1924年秋一问世，立刻掀起了一场风暴。
托洛茨基在1917年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对把他丑化为不肯悔改的孟什维克是一个强有力的回击，因为它们使党重新记起他在革命时期的作用和他用以对抗孟什维克的坚定的战斗意志。这一提醒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于国家、各社会阶级和各政党的历史记忆总是短暂的，特别是在大动乱时期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时期，一年里各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事件会从人们头脑中挤掉先前多年的事件；在政治生活中一代又一代人会以飞快的步伐相互交替；参加早期斗争的老战士在人数上迅速减少、分散或精疲力竭；而年轻人投入新斗争时对过去所发生的事都不太了解。到1924年时，那些从1917年早期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已不足党员人数的1％。对于广大年轻党员来说，革命已成为一种神话：革命的壮丽和革命的朦胧仿佛是水天一色。早期政治斗争及其所有那些纠缠不清的结盟显得愈益遥远和飘渺了。比如说，年轻的共产党员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像在他们记忆里那样总是彼此敌对、势不两立。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思议是，多年里双方竟然在同一个党里形成两个派别，援引着共同的原则，却又彼此争吵，彼此分裂，同时又不断地试图调和。更不可思议是，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居然直到1917年还想方设法同孟什维克和好。
因此，当年轻人得知军事人民委员曾是一个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时，不免大吃一惊；当三驾马车坚持说一个人一旦成了孟什维克就永远是一个孟什维克时，许多人就不由得相信了他们。人们要想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相信，唯有仔细阅读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演说和文章，它们揭示出最近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只是弥天大谎。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仅仅靠重版他的旧文章向他的政敌提出了挑战；但是，他的直接挑战还是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对党的历史和传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不仅为他自己申辩，而且也批判了他的多数政敌的历史。他写道，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泾渭分明的时期：为1917年做准备的革命前年代；1917年的决定性考验；革命后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问题、特点及其重大意义。但唯有在第二时期布尔什维主义才达到最高峰。一个革命党在实际革命中接受考验正如一支军队在实际战斗中接受考验一样。对其领袖和成员的判断应当根据他们在这场考验中的行为；相比之下，他们在革命准备时期的行为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一名布尔什维克的判断，不应当根据他在1917年革命前混乱的、部分说来是“毫不相干的政治流亡活动”中的言行，而应根据他在1917年革命时期的言行。托洛茨基的这个论据尽管具有不带个人色彩的历史叙述方式，但确实是为自己辩护：他在革命前与孟什维克的结合是毫不相干的政治流亡活动，而他作为十月起义领袖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根据同一标准，他的政敌们的历史活动却是不利于他们的。他们在革命准备年代里也许是优秀的“列宁主义者”，但在1917年革命时期，他们则成了无能之辈。
托洛茨基谈到了党在1917年经历过的两大危机：第一次是在4月间，列宁不得不克服来自党内右翼亦即列宁本人称之为“老布尔什维克”的阻力才说服全党制定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第二次是在十月革命前夜，同样是这帮右翼分子阻挠起义。托洛茨基指出，某些领导人的踌躇和失误并没有阻挡住布尔什维克的伟大胜利。党是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尽管也存在着阻力和意见分歧。然而，布尔什维克应当认清这个事实：即使一个革命的党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保守分子，他们阻挡党的前进，特别是党面临急剧转变关头并且必须采取大胆决定的时候。托洛茨基在第一个例子中提出的论据，其锋芒不仅直接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名“破坏革命的工贼”，而且还指向反对列宁在1917年的革命政策的李可夫、加里宁以及其他老近卫军的领导人。实际上，托洛茨基唤起了对三驾马车作为布尔什维克原则的唯一真正阐释者这种权利的怀疑，更广泛地说，是对老近卫军自诩纯而又纯地代表列宁主义传统的怀疑。他的叙述所包含的意思既含蓄又明白，即这个传统决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和一成不变：老近卫军所代表的是列宁已放弃了的那个“老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它固守着过时的口号和不合潮流的怀念，而托洛茨基的立场则与1917年党在其旗帜下取得胜利的那个布尔什维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托洛茨基从历史与时局分析又谈到最近的重大事件，即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失败。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的主题是关于党对革命形势的领导以及起义的战略和策略。他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革命时机，因为革命时机只能是社会制度相对缓慢衰朽的结果；但是一个党可能会因为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而错失良机。在革命事业中也会有高潮到来，那就必须“充分利用”；一旦错过，也许几十年内它不会再来。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久生存于尖锐紧张的社会危机中。如果这个社会不能通过革命摆脱那种紧张局面，那么它就将趋向反革命。至于是转向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很可能仅仅取决于几个星期或者几天。如果在这几个星期或几天内共产党人在革命起义面前畏缩不前，拖延行动，如果以为革命形势可以延长、还会给他们提供新的时机，那么，“他们的生命航船必将搁浅触礁。”如果十月起义的反对者得逞，布尔什维克的航程也必然遭此同样下场；而德国共产主义航船正是这样在1923年搁浅触礁的。革命的领导所起到的决定作用，俄国为之提供了正面的证明，而德国提供了反面的证明。与布尔什维克右翼分子在1917年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心态相同的心态就是德国革命失败的根源。托洛茨基的结论刺向什么人，那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曾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充当布尔什维克右翼分子的代言人而现在是共产国际主席的那个人。
三驾马车以大规模的反扑来作答；他们号召大批宣传家、历史学家甚至外国的共产党作家进行反击。①在整个秋冬两季，国家的政治生活完全被这场论战所淹没了，但它却以“文字辩论”这一古怪的名称载入布尔什维克的史册。由于无法断然否定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态度所作的陈述，他们的辩护者就回答说，他无限夸张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偶然的、表面的，党内从未存在过什么特殊的右翼或保守的意见倾向。他们说，托洛茨基这种蓄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不仅要诋毁老近卫军的声誉，而且要诋毁整个列宁主义传统，并且要将整个臆想出来的功绩都归于自己和托洛茨基主义。
①答复托洛茨基的最重要的文章被汇编成篇幅浩大的一卷《捍卫列宁主义》——它的撰稿人有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克鲁普茨卡娅、莫洛托夫、布勃诺夫、安德烈耶夫、克维林、斯捷潘诺夫、库西宁、科拉罗夫、古谢夫和梅利尼昌斯基。
为了证明这一点，三驾马车及其历史学家们不得不以他们自己对1917年事件的看法来对抗托洛茨基的解释，意在提高自己的威望、贬低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时开始还是羞羞答答的，但很快就肆无忌惮地任意歪曲事实真相。托洛茨基所起过的卓越作用起初还未被一概否定；但是据说它并没有超过他现在的政敌们所起的作用。然后斯大林本人又插进他自己的看法。他声称，托洛茨基所主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十月起义总部，并不像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记载毫无例外地所肯定的那样。至于那个多少是虚构的“总部”，斯大林还断言，托洛茨基甚至连它的成员也不是，而是由他斯大林坐镇之下指挥起义的。①这一说法是如此荒唐，以至连斯大林派成员开始时也只是把它当作令人困窘的一个讽刺。但是这个故事一经抛出，便开始固执地挤进新的历史记载，一直写进教科书里，在那里被当作唯一权威性的定论，一直延续了30年。对历史的天方夜谭式的篡改就这样开始了，它顷刻间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俄国理性的地平线：最初这只不过是为了支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誉，但最后，他们两人连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都被打成为十月革命的怠工者、叛徒和外国间谍了。而在1924年，这个篡改阴谋的大多数未来受害者却抱成一团，丧心病狂地要给托洛茨基抹黑。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4—287页。
然而，只要托洛茨基站立在1917年事件的基础上，他的地位就是无法动摇的。因此，三驾马车竭力要把他从这个基础上推回到革命前时期，即他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他们确立了两条准则：一条是党的政策具有严格的连续性，另一条是党的政策在实际上的一贯正确性。他们断言，不论是谁，只要像托洛茨基那样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一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那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在他以后的态度中也会表现出来。这两条准则的发明者拙劣地摹仿宿命论，向党的头脑里灌输了一种思想，即：任何政治上的错误或偏离，不论是集体的或个人的，都不能视做是偶然现象（当然，这条规律不适于三驾马车自己的错误）；在任何一个特定集团或特定个人的特定表现中，如小资产阶级等，每一个错误都有其深刻的原因或“根源”：一个人若犯了严重错误，就会背上致命的原罪重负；因而托洛茨基的堕落可以追溯到他早先的孟什维克时期，不仅仅在于“流亡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且还在于他对当时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十月革命那段时间里，他那小资产阶级灵魂在拼命邀宠；党希望帮助他，“同化”他。但是他那顽固的孟什维克劣根性却一再发作。
据此而论，托洛茨基自革命以来同列宁的不和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邪恶意义。他与列宁有过两次重大分歧：一次是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另一次是关于工会政策（其他的意见分歧由于列宁自己承认了错误而被忽略不提）。无数的小册子和论文发表了，抓住这两件事大做文章，重新加以发挥，以证明托洛茨基在这两件事上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反列宁主义倾向，并将他同列宁的分歧跟他对列宁继承者的攻击直接联系起来。昔日争论的来龙去脉、实际的结盟、动机、踌躇不决、自我矛盾以及人的素质和论战者各自的缺点，在重新解释时都一概不予考虑。呈现在党面前的只是党自身和党的领袖们的画像，它们就像中世纪初以“最后的审判”为主题的那些壁画一样：圣者满脸虔诚的表情径直攀向天堂，而罪人则负载着一切罪恶的象征被抛进地狱。
争论的问题时前时后，最后又回到1905—1906年，托洛茨基所有的错误和背离的基础终于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找到了。这被判为他的主要异端邪说。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党对于这个理论一直未持什么异议；托洛茨基这方面的早期论文作为对共产主义的权威论述都已经以原文重版并译成了许多文字。甚至直到现在，它的两个主要原则——俄国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这将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还仍然是党的看家思想；对这两个原则是不能公开驳斥的。政敌们就把列宁在1906年时作过的些许尖刻评论挖掘了出来：列宁本人一直坚持俄国革命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并且说，托洛茨基谈到社会主义是其顶点，这是因为他“跳过了”资产阶级阶段，“低估了”农民的重要性。从1917年所发生的一切来看，这些评论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的政敌们轮番地重复说，托洛茨基的主要倾向是“跳过必要的中间阶段”和“低估农民”。不错，很难使这个指控同另外一个罪名协调一致，即托洛茨基是一名不肯悔改的孟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远没有“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也不肯超越这个阶段——而要解决这个逻辑困难，就必须拿出大量纯学术的论据来。然而，如同所有这类争论一样，重要的不是论据的逻辑性和历史真实，而是它的言外之意，是它对当前政策的影响和它对不明真相者所造成的印象。
强调托洛茨基的“低估农民”的倾向对当前政策的影响是个重点：三驾马车和李可夫甚至一年前就给托洛茨基贴上了“农民之敌”的标签。现在他们更是赋予这个标签以追溯的合法性和历史的色彩。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不断革命就是意味着连续不断的动乱和永无止境的斗争，意味着俄国革命不可能安定下来并获得稳定的局面。三驾马车对不断革命论的谴责显然迎合了渴望和平与稳定的普遍心理。的确，托洛茨基的理论宣称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革命向国外的扩展。然而，扩展革命的希望已经多次落空，最近又在德国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布尔什维克从未感到这样孤立过。他们对俄国革命能够自我满足的得意感遂成为他们的心理防御。托洛茨基的理论冒犯和嘲弄了这种意识。因此，只要一提到不断革命论，就会在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中激起强烈的反感。他们在感情上巴不得让托洛茨基的理论思想声望扫地。1924年秋，斯大林将自己早先的观点加以修正，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与不断革命论相对抗，这绝不是偶然的。斯大林颂扬俄国革命的自足性，并以此给党提供理论上的安慰，补偿了它那受到挫折的国际主义愿望。①
①参见《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81—293页。
不难看出，“文字辩论”为什么和怎样前所未有地削弱了托洛茨基的地位。它在公众心目中竖立了一个矛盾的托洛茨基形象，一方面是个顽固的半孟什维克，另一方面又是个同样顽固的“超级激进派”和极端分子，力图把党拖进国内外的冒险事业中去。据说，在国内，他拼命在布尔什维克党与他从不理解的农民之间挑起纠纷。在国外，他总是在并不存在革命时机的地方看到革命时机。同样的错乱导致他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并因为德国革命的失败而谴责季诺维也夫。至于托洛茨基曾批评季诺维也夫鼓励国外的流产起义，他曾反对1920年向华沙的进军，他一贯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他第一个拥护新经济政策以便安抚农民，所有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跟超级激进派冒险分子形象格格不入的事实全都被抛到了一边。于是，事实、虚构、学术上狡辩遁词凑成了一锅大杂烩，使托洛茨基成了一位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也许他是可怜的，但也是危险的，唯有三驾马车的英明机智和政治家的才干才能抑制他、使他无害。
不少党员，甚至托洛茨基自己的一些追随者也都认为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选错了作战阵地。①他们说，托洛茨基应该抓住重要的问题，而不是纠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错误。诚然，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卫，因为三驾马车巨细无遗地罗织有关他与列宁不和的那些久已淡忘的往事以阻挠他讨论当前问题。但是，多数人很快就忘了“谁发动了这一切”，而且他们谴责托洛茨基时也并没有捐弃前嫌。官方作家们利用被扣压的列宁遗嘱来对付他，列宁在遗嘱中请求党不要揪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历史错误”不放。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林伪造学派》第90页。
甚至没有忘记这一告诫的克鲁普茨卡娅也被说服出面指责托洛茨基过分夸张了列宁与其学生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理由是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而不是领导人小圈子里的分歧。①这是一个有力的批评，它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提倡党内民主。布尔什维克的自尊心不管怎样都已被托洛茨基挫伤了，在他看来，党的领导集团只不过是一帮懒惰迟钝的家伙，若没有列宁的鞭策和推动，他们是绝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争论的另外一个后果也极大地困扰着托洛茨基。被驱散了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的一些人，虽然一直对托洛茨基恨得要死，现在却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②这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党制下，一些被政府镇压的敌人无法打出自己的旗帜进行斗争，总要向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重要人物暗送秋波，哪怕他属于执政党，也不管他持的是什么不同政见。被统治集团诬称为自己危险敌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们视为自己的英雄。托洛茨基所要求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即使只限于党内，也使他受到至少某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赞扬，他们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而感到前途暗淡。但在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中，这绝不是主流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绝大多数人是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应为他们在内战的失败承担罪责的那个人垮台的。三驾马车则尽可能利用在党外所能察觉到的对托洛茨基的任何同情迹象，不管是真是假；而托洛茨基则愈加谨慎地不说不做任何可能鼓励这种同情的事。他的这种态度大体上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自我克制和保持长期沉默，面对共同敌人时他为什么一再强调他与三驾马车的一致。
①克鲁普茨卡娅：《评十月的教训》，载《捍卫列宁主义》第152—156页。
②马·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28—129页；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86页。
最后，“文字辩论”对三驾马车本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结果是所有主要的论战者都身败名裂，唯一例外的是斯大林，他的声望反而增强了。托洛茨基集中攻击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曾明确反对十月起义，并被载入史册。而斯大林在1917年时态度更不明朗、更加含糊，因而现在也就更难抓住他的把柄。诚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眼下正需要斯大林的精神支持；而且他们满意地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优秀“布尔什维克”的褒奖。①这使斯大林当仁不让地成了三驾马车的车老大。托洛茨基就这样无意中帮助打败了自己未来的盟友，提高了他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的地位。
* * * * * * *
《十月的教训》一文所掀起的这场风暴使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再也当不下去了。三驾马车声色俱厉地说，他们不能让他承担这个国家军事防务的重任，尽管一年前他们还害怕接受他的辞呈。他们现在公然要把他撵出军事人民委员部了。
无论在斗争的哪一个阶段，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有生过动用军队来反对他们的念头，他甚至制止自己的追随者们去干这种事，例如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曾试图把军队支部拖进论战，而根据党的规定和条例，军队支部是有发言权的。应该补充的是，官方发言人也从来没有拿比这更严重的过失来指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不存在任何准备政变的阴谋，这点没有丝毫疑问；而且他们不止一次承认托洛茨基的缓冲影响。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3页。〔斯大林捍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是“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文本，在他著作中多少降低了调子（可对照原载于《捍卫列宁主义》中的声明，第88—89页），但仍说得十分清楚。〕
②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甚至官方发言人也提到托洛茨基的缓冲影响，参见罗明纳兹的演说，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13页。
如果有人暗指他怀有波拿巴的野心，那也不过是在私下里的流言蜚语而已。托洛茨基没有受到这类指责：即利用他的军事人民委员的地位策划什么活动来为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托洛茨基承认政治局理所当然地具有统辖军队的权力。因此，尽管他不无抗议，但仍然接受了他的追随者从他的军事人民委员部最重要的岗位上被免职与调离，而他的敌手被任命来取代他们。①
倘若托洛茨基策动军事政变，他是否会成功呢？这种设想是无稽之谈。在冲突初起之时，即在总书记动手调换并清洗军队中的党务人员之前，他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以后就很渺茫了。他也从未试图利用这些机会。他深信任何军事起义宣言对于革命都是无可挽回的失败，即使它涉及到他自己。他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声明，他将党看作是“工人阶级为解决其基本任务而拥有的唯一历史工具”；而他不能尝试用军队的手来打碎这个工具。他认为，在与党的任何冲突中，军队只能依靠反革命势力的支持，这就判定了它将起到反革命的作用。不错，他看到党的“蜕化变质”。但这仅仅在于领袖与基层群众间存在着裂痕，在于党失去了民主基础。在他看来，任务在于重建那个基础，在于弥合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裂痕。归根结底，革命的得救只能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复兴，只能存在于社会深处。“自上而下”的军事行动却只能引来一个比现政府更背离工人民主的政权。这就是“事物本身的逻辑”；他不相信他能对抗这个逻辑。他把个人的命运和行动置于能决定事变进程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框架之中；他认为自己的作用从属于这些社会力量。他的目标，亦即复兴无产阶级民主，支配了他对手段的选择。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53—254页。
在1924年整整一年里，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权一点点地从他手中失去了。三驾马车通过伏龙芝和温什利赫特逐渐控制了军队的全体政治委员；现在他们将武装力量拖进党内冲突里来已经毫无顾忌了。他们把谴责托洛茨基发表《十月的教训》的决议送到军队支部去讨论，同时还召开全国政治委员代表会议，将解除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职务的动议提交给他们。这时托洛茨基又一次害上了疟疾病，看来他甚至都没有向政治委员们说明他的情况。代表会议名正言顺地通过了解除托洛茨基职务的动议。不久，他又遭到来自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支部的同样攻击，这个委员会自从创建时起就一直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的。更有甚者，1925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托洛茨基事件”列入了第一项议程。
1月15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为因病不能参加即将召开的全会表示歉意；但是他声明他已推迟了预定离开莫斯科的日期——他打算再赴高加索休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回答询问，做出解释。他抑制着愤懑，简明扼要地答复了给他罗织的一些主要罪名——这是他对《十月的教训》批评家们的唯一答复。然后，他要求立即解除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声明说：“我随时准备完成中央委员会指派给我的任何工作、接受任何职位，或没有职位都可以，当然是在党所监督的任何条件下。”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里建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斯大林又一次拒不答应，这使他们大为光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禁疑心他是要牺牲他们而跟托洛茨基讲和。
①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信的全文载于伊斯特曼著的《列宁逝世之后》第155—158页。
中央委员会决定，托洛茨基可以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但是又一次以开除来威胁他，如果他再挑动新的争论的话。①然后中央委员会正式宣告“文字辩论”结束；但同时又指示，所有的宣传机构继续开展一个宜传运动，“使全党都能了解……从1903年开始直到《十月的教训》为止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性质”。另一个宣传运动是让全国——不仅仅是党员群众——都知道托洛茨基主义对“工农联盟”的危险性。因为不准托洛茨基申辩，这就成了“单方面的争论”。中央委员会最后宣布，托洛茨基不能继续留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工作。
就这样，带着被涂满耻辱的一世英名，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叫骂声，甚至都不许为自己申辩，他离开了他在漫长而又关键的7年里所领导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和苏联红军。
①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16页；《苏共决议汇编》第l卷第913—9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