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手段；它必然带有政治的特点，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所以，指挥战争，就其所表现的主要特色来说，本身就是拿刀代笔的政治，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战争本身的规律进行思考。”克劳塞维茨这段话说明，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战略与政治的一致性往往模糊不清，远非显而易见。在内战中这却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是政治规律支配着战争的各个阶段，支配着交战双方9/10的行动，并在战场上作出最后的裁决。1918年3月中旬，托洛茨基受命担当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时，他并没有为拿刀而放下他的笔来——他是刀笔兼用的。
他承担的工作显然是要凭空变出一支军队来。旧政权的武装部队已经被消灭。旧军队中几支亲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仍在顿河和北高加索与刚刚组建的白卫军作战。但从军事上看，他们太不中用，政府宁可将他们解散也不愿设法把他们改造成为新的军队：政府生怕旧军队残部的无政府恶习可能传染给新军队，过去的军事大国就是这样分崩离析的。残存下来还堪作战的只有瓦采季斯上校指挥的拉脱维亚步兵团；除此以外，还有工人赤卫队和几支游击队，他们在热情的鼓舞下有时也不乏自我约束力，但很少或没有受过训练且往往缺乏组织性。他们的人数微乎其微，1917年10月，彼得格勒赤卫队不过4000人，莫斯科赤卫队也不过3000人；但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①从10月以来，他们的人数实力并没有明显增加。红军就是在这样微弱的基础上开始成长壮大起来的，两年半后，其兵力己达500万人了。
① 《苏维埃政权五年》第154一155页。
单凭人数远不能说明当时的困难。最大的障碍是士气和政治方面的。当托洛茨基开始建立红军时，看来他对信奉过的一切都要憎恨，而对憎恨过的一切则要信奉。布尔什维克斥责军国主义，鼓励士兵僧恶纪律，视军官为敌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仇视军队本身，而是因为他们视那支军队为敌对利益的工具。他们的鼓动如此成功、势不可挡，最终致使他们自食其果。因此他们被迫先要打破自己形成的思想框架，尔后才能建立视为保存自己的条件的军队。群众的情绪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大杂烩：和平主义者对战争深恶痛绝；深信革命可以依靠赤卫队及游击队而无需建立正规军；认为选举指挥官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不可剥夺的权利。现在托洛茨基首次站出来说，士兵委员会不可能率领军队作战。在说到军队需要集中化和规范的纪律时，他的话听起来无异是对革命戒律的亵渎。
此外，所有政府机器都已完全垮掉，因而试图创立一支新军队看来毫无希望，也不现实。他从3个委员——波德沃伊斯基(Подвойски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德边科——手中接管了他们主持的效率不高的陆海军事务委员会。自从11月以来他名义上主持全俄军事委员会，但布列斯特危机使他不能多关心这个机关。这个委员会在1918年1月15日已拟订了有关创立义务兵军队的法令，这项法令也同这一期间大多数法令、条例一样，仅是政府尚不能执行的一项原则性声明。没有征兵、送新兵入军营、供应他们军装和粮食的机构，没有军士、军官训练新兵。到了4月，即托洛茨基就任新职后一个月，他才开始成立他的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关，也就是征兵站；但是法令与执行之间仍然隔着一道鸿沟。十月起义后的5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在少数几个城市里开始对几百名赤卫队成员进行指挥职务的培训。
在托洛茨基就任新职时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含有他军事政策的主要成分。①他首先向党和苏维埃的成员呼吁说，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有完成任务的希望。他要他们牢牢记住，革命必须从第一个破坏阶段过渡到第二个建设阶段。照他的原话说：“工作、纪律和秩序将会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这一过渡不得不首先在战场进行，因为革命能否生存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败。他并非像机会主义者那样贬低破坏性的第一阶段，他说，第一阶段的破坏促使“俄罗斯个性的伟大觉醒”。革命第一阶段的历史意义和伟大就在于此。但“觉醒了的个性”在反抗以前的压迫的同时却暴露出以白我为中心的反社会的特点：“昨天作为大众中的一员还无足轻重，仅仅是沙皇、贵族、官僚的奴隶，是……机器……的依附物，是驮重的牲畜。……这时既经解放，就格外敏锐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开始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②使觉醒了的人能习惯于自觉的社会新纪律，这是党的职责。因此党本身必须克服自己对军事专家的偏见，党员中有不少的人仍然把任何军队都看做是反革命的工具。创立一支羽翼丰满的军队还不是近期的任务，倒不如先为此积聚成一个核心。政府颁布法令，原则上是进行普遍的义务军事训练；但立即征召受训的大概只有志愿人员。党还必须克服支持选举指挥官和士兵委员会的粗鲁偏见，因为指挥人员和士兵委员会的选举并不是革命民主的本质。民主原则只要求政府应由群众选举和监督，并不要求群众僭取政府的职能和剥夺政府任命工作人员的权力，红军应该利用前沙皇军官来为自己服务。在防御中，仅有英勇、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是不够的。“正如工业需要工程师，农业需要合格的农学家一样，军事专家是防御所不可缺少的。”③
① 参见托洛茨基3月19日对莫斯科苏维埃的发言，3月21日的声明及3月28日在莫斯科党的会议上的发言。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
②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l卷第39页。
③ 同上，第29页。
当那些干革命的人很不愿意执行旧政权的将军和上校们的命令时，将军和上校们也一样不愿把他们的技能与经验交给布尔什维克去使用。只有少数几个例外。第一个自愿要求服务的有名望的军人是前北线司令邦奇一布鲁耶维奇（Бонч一Бруевич）将军，他是被他的兄弟，一位著名布尔什维克作家争取过来的。托洛茨基委托这位将军组织总参谋部，这项任务根本不是革命头几天被任命为总司令的克雷连柯少尉所能胜任的。但是效法邦奇一布鲁耶维奇的军官很少。那些用正规军的思想习惯对待任务、惯于在正规军的刻板而秩序井然的框框中工作的人对革命的气候很不适应。拉狄克描写过1918年4月托洛茨基和这些军官的第一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这些军官连续几天提出并讨论他们的意见，托洛茨基则洗耳恭听。他们提出的各种激励旧军队的计划都没有考虑到最近发生的心理剧变。尔后托洛茨基提出他的征募义务兵的计划，但他得到的回答只是耸肩和一片令人窘困的沉默而已。这些军官把旧军队瓦解的原因归咎于缺乏纪律，他们深信义务兵绝不会遵守纪律。托洛茨基的计划给他们的印象只是一个革命的业余军事爱好者的幻想。①
① 卡·拉狄克：《肖像和抨击性小册子》第31一32页。
但托洛茨基所计划的是用政治目标支配军事行动的方针。他必须首先征募热心革命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完全自律地在军队中服役，并且以后还能依靠他们使其他人也遵守纪律。但即使征募义务兵也非易事。群集到征兵站来的人中混杂了些冒险家和唯利是图之徒，因而必须仔细把他们剔除出去。到1918年夏末托洛茨基才开始试行征兵，他征召到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少数产业工人。当头一批征募人数达到1万名时，人们曾欢呼这是个功绩。随着征兵的扩大，应征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而工人不愿入伍的情况开始暴露出来了。但进行劝说和呼吁阶级团结多半还是有效的。只有当军队的无产阶级核心确立起来时，托洛茨基才开始征召农民，首先征召贫农，尔后再征召中农。这些人在内战中往往大批地开小差，他们的士气上下波动得很厉害。①
① 富农跟城市资产阶级一样只能在辅助部队和劳动部队服役，因宗教原因拒服兵役的人被免除兵役。
随着苏维埃控制地区频繁而突然的扩大和缩小，军队状况也周期性地时起时伏，这一过程在各省之中、在不同的时间内曾反复出现。因此，一直到内战的最后阶段，红军队伍都参差不齐。红军组建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经常是重叠的。千锤百炼、纪律严明的师团同那些仅比武器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好不了多少的部队并肩作战。这一情况使在全面动乱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特有的紧张与不稳定更加严重了。尽管如此，尽管经常短缺军火、制服、皮靴，也尽管还有饥饿和流行病，红军仍能顶得住种种考验，其原因就在于这一事实：红军是建立在若干围绕同一个核心、逐渐扩大的集团之上的，每个集团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革命所表现的忠诚各不相同。在每个师团中的布尔什维克内部核心领导着无产阶级分子，并通过他们领导动摇不定的农民群众。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苏维埃中央执委会提交了他的计划。①当他讲到雇用军官这件事时，孟什维克高声抗议。唐恩叫道：“拿破仑之流露面了！”马尔托夫斥责托洛茨基为新的科尔尼洛夫铺平道路。这些指责因出于一个几乎把革命断送给科尔尼洛夫的党之口，是不会使人相信的。②更严重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争论的问题。但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出现的反对是最持久而且最有影响的。驱使他们反对的动机很不一样。大多数反对过布列斯特和约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以革命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名义否定托洛茨基的政策。他们拒绝支持一支集中制的常备军，更不必说是一支由沙皇的将校指挥的军队了。这一派人在И.Н．斯米尔诺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率领下跳出来反对托洛茨基，正像在布列斯特问题上争论时反对列宁那样直率激烈；他们认为目前的反对活动是他们以前斗争的继续，因此拒不同意与旧政权的势力妥协，无论是在对外政策还是国内政策方面。
① 托洛茨基提交执委会的法令是以如下的话开始的：“必须使人类摆脱军国主义，摆脱各民族间野蛮的流血战争，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普遍裁军、持久和平、实现地球上各民族的兄弟般的合作。”（《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l卷第123一124页。）同时，执委会还批准托洛茨基起草的红军哲词：
“我是劳动人民子弟，苏维埃共和国公民，我接受工农军队战士的称号。
“我向俄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宣誓，我保证不辜负这一光荣称号，认真学会使用武器。……
“我保证严格不懈地遵守革命纪律……
“我保证力戒并制止其他同志可能损害并降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尊严的行为，保证全心全意为解放全体劳动人民这一伟大目标而斗争。
“我时刻准备响应工农政府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号召，……在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各民族兄弟般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中，我将不遗余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心怀叵测，违背这一庄严的保证，我甘愿遭受全体人民的唾弃，甘受革命法律的严厉制裁。”同上，第125页。
② 同上，第117页。
反对派的其他成分是由布尔什维克内部领导集团中的人组成的。这些人通常支持权力集中与纪律严明，把左派共产主义者看成是不负责任的制造麻烦之徒。他们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托洛茨基创建新军队的主意，但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请求前军官团军官应征。他们疑心军官们应征是为了从内部出卖红军，这点不是全无道理的；有些人则是因为现在要求他们把自己刚刚得到的军队中的权力地位与昔日的敌人分享而感到不满。疑心和不满交融成为在中央委员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就连那些同意雇用旧军官的布尔什维克内心也有强烈的保留思想；他们抑制的感情也常常发泄出来，拐弯抹角地反对托洛茨基的政策，但攻击的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细节和做法问题。
这两种反对倾向交错在一起，形成暖昧的联盟。他们谋求赤卫队游击队的政委与指挥员、普通工人、军士的支持，因这些人在革命高潮最初几个星期曾大显身手并被英雄主义的光环围绕着，他们对服从前沙皇的将军或其他任何军事权威极为不满。
在当前的争论中还包含有一个范围更广泛的问题，这就是有关新政府对待革命前的文明和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的态度问题，而文明和知识分子是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思想、知识与高级技能的总体现。这个问题在军事领域里最为尖锐；而它对苏维埃生活的每个方面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布尔什维克和普通工人对专家极为厌恶，因为，当革命家在流放和监狱中度过一生中的大好岁月时，专家们却享有自由和特权。当他们听说革命要恢复沙皇“走狗”和“资产阶级市侩”的社会地位及势力时，他们大为吃惊。然而这是革命开始要做的事，因为革命如果对知识分子进行报复，就不能不毁掉革命未来的基础。如果没有医生、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而这些知识分子绝不是太多），如果没有作家、艺术家，国家最后会沉沦到原始野蛮的境地，无论如何，到这样的境地是危险可怕的结局。因此有关“专家”问题的争论蕴涵着社会主义建设据以开始的文化水平的斗争问题。托洛茨基反复在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把它当成军事方面的权宜之计。他论证说，对革命占有的“文化遗产”一定要加以拯救、培育并发展；只要革命还不得不进行自卫时，就必须把军事技能和知识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他这方面的主张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占有很大篇幅，这些著作既属于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史，也属于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史。
反对托洛茨基政策的几个集团的结合之所以越发可怕，是因为列宁对雇用军官问题迟迟未作决断，尽管他自己非常强调坚持要体贴、策略地对待文职“专家”。依靠党的军事部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军事部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政策。当该部的领导人，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的亲密朋友拉舍维奇狂妄地扬言说，党使用旧将军只是为要“像柠檬一样榨干他们后把他们扔到一边”时，冲突便公开化了。季诺维也夫说话的腔调也一样，好像就是要伤害军官们的自尊心、破坏托洛茨基征召他们的尝试。①有一位姓诺维茨基（Новнцкий）的将军曾主动声称愿意为布尔什维克服务，但后来他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他拒绝合作，说他不希望“像一只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被扔到一边”。托洛茨基利用此事断然回击对军官们的攻击，他写道：“这些旧军官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认真工作，即令他们的观点都是保守的，但比起搞阴谋的假社会主义者更值得受到工人阶级的无限尊重……。”②
① Ф．伊林一杰尼夫斯基：《当权的布尔什维克》第87一89页。
②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l卷第135页；伊林一杰尼夫斯基：《当权的布尔什维克）第89一90页。托洛茨基的话表面上是对非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说的，实际上则针对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说的。他明确否认党有“像榨柠檬一样把他们榨干”的想法。
托洛茨基这样说并不只是急于要消除军官们的疑虑，他对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粗鲁无礼的语言感到由衷的愤慨。尽管在内战以后当雇用旧军官的必要性不那么迫切时，他仍然要求应对他们加以照顾。他认为，即令在新的军官团建立起来以后，仍应雇用他们，因为文明的、合理管理的社会不能浪费有技能、有知识、有长处的人才。他还出于自己对革命的伟大精神力量的信念而断定，就连受保守教育的人也一定会受革命的影响；他激烈地指责某些布尔什维克的胆怯无能以及他们那种狭隘的观念：一个人一旦当过沙皇军官就一定会对社会主义的号召力永远麻木不仁。
他自己力求使军官们牢记革命的精神伟力，虽然这伟力被革命的艰难所遮盖。因而他为军官们所作的某些辩解也是为革命辩护的最激动人心的话。下面这段摘自1918年他在军事科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是例子。这篇讲话主要讲学院的课程，但也有一些军事学院墙内几乎从未听到过的话：
不习惯于革命及革命心理的人们……当然以恐惧心情来看……革命事变表面出现的那种骚乱、任性、极端的无政府状态。然而，在那样骚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就连最消极的表现，例如当士兵，昨天的奴隶突然发现自己是在火车头等车厢里，就撕下天鹅绒座套给自己做绑腿，就连这样的破坏性行为本身表现的也是人的个性的觉醒。受虐待、被践踏的俄国农民惯于被人扇耳光、受人辱骂。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坐在头等车厢里，看见天鹅绒座套；而他自己的靴子里却是发臭的破布；他撕下天鹅绒，说他也有权捞些好处。两三天后，一个月后，一年后——不，只一个月后，他已懂得他的行为的丑恶。而他觉醒了的个性……人的个性，将会永远活在他身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种个性适应社会，使它感到自己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是一个号码、一个奴隶，也不仅仅是某个伊万诺夫或某个彼得洛夫，而是伊万诺夫这个人的个性。①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65页。
托洛茨基对自己的智能极为自信，他也经常严厉批评应征入伍的将军们，批评他们依恋常规、目光短浅并有时表现出的无知。在坚持雇用旧军官的必要性的同时，他在为把以前的军士和普通工人培养成为新的军官团的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魄力和首创精神。他向军士们——今后“苏维埃共和国军官团的牢不可破的千部核心”——呼吁，告诉他们：在俄国革命中如同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在背包里携带最高指挥官官杖的就是他们。①到内战结束时，“沙皇”军官只占指挥人员中的1/3，其余的2/3都是从普通士兵中提拔起来的；在这样提拔起来的人中，后来有不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升元帅。但在1918年，3/4以上的红军指挥官和行政人员是由旧政权的军官构成的；而在最高指挥层中所占的比例甚至更大。②
① 同上，第174一185页。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79页。另见《历史问题》1952年第2期；Ю.Н．彼得洛夫：《军事人民委员》。
当然在军官中也有叛徒和准叛徒。有些军官等候时机投靠白卫军；还有些军官在调动部队时使之暴露，结果部队被消灭或打败；还有些军官给敌人总部传递重要的机密。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后不久曾在指控海军司令夏斯特尼阴谋破坏案的审判中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根据他的有力证词判处这个海军司令死刑。这一审判案的目的在于使初建军队的军人头脑里牢固地树立起任何一支军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思想：某些行动必须视为背叛而必将严惩不贷；即旨在威胁那些同情白卫军的军官。在内战中，任何轻于死刑的惩罚都很难产生威慑效果；坐牢吓不倒那些想要背叛的军官，因为他无论如何希望对方胜利，认定对方一定会释放他、给他荣誉、奖赏他；或者他至少可以希望内战结束后得到赦免。托洛茨基的日程里充满了对白卫军代理人的严酷威胁。但是就连死刑威胁对前线军官也不是严重的威慑。托洛茨基命令将他们的家属注册，使那些想要背叛的军官懂得，如果他跑到敌人那边去，他的妻子和子女就会被留做人质。这是残酷的措施，而托洛茨基运用他那激动人心的雄辩使威胁产生最大的效果。他证明威胁是正当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革命就会失败，支持革命的阶级就会遭到白卫军的报复。在内战的恐慌、强烈的猜疑和激烈的情绪中，有不少人成为无辜的牺牲者；这使托洛茨基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醒其狂热的部下：恐怖的目的不是摧毁潜在的敌人，而是驱使他们为革命政府服务。
他在军官身边设置政委。这项制度和许多其他制度一样都能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先例，而且克伦斯基也曾任命过军队的政委。但在此以前，政委隶属于最高司令，其角色并不明确。托洛茨基把他们安插在每一级上，即从连长到总司令身边都设置政委。他还力图划清指挥官和政委的职责。前者负责军事训练和指挥作战；后者负责指挥官的行为的忠诚及部队的士气。①军事命令未经双方签署一律无效。不论在理论上已把职责分得如何清楚，但军权却被分裂了。对立与猜忌是难以避免的。军官们不满政委的监督；政委则拒不听从一个上校或一个将军的安排，他们在政治上是他的下属而在军事上则是他上司。托洛茨基力图保持两个集团的平衡，但有时在政委眼里他是军官们的保护人，而在军官看来，他又是政委的主要唆使者，加之他做事独断专行，所以树敌过多。不过他在军官中获得不少忠实的拥护者，他们感激他为他们恢复名誉；在政委中也有人认为红军的实力和政治凝聚力应归功于他的计划。这种体制虽然不无摩擦，但总的来说是起作用的；而且也设想不出其他的取代办法。若对旧军官的领导不加监督，红军在政治上就会瓦解。在布尔什维克的外行指挥下，红军就会在战场上注定被消灭。对这一体制的作用作过虽然勉强却是最充分赞扬的人，恰是这一制度的手下败将邓尼金，他说：“苏维埃政府应以其巧妙手段自豪，它用巧妙手段制服俄国将军和军官们的意志和头脑，使他们成为虽不情愿但却唯命是从的工具……。”②
① 参见托洛茨基1918年6月在莫斯科第一次政委大会上的发言，载《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30页及以后各页。
② 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3卷第l46页。
建立集中制的红军和确立统一指挥的任务尚有待完成。托洛茨基继续解散赤卫队和游击队。乌合的游击队伍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游击作风”会传染正规部队。①最后，托洛茨基要求彻底解散游击队，并威胁要严厉惩罚那些愿意收编游击队的指挥官和政委。他坚持把全军组织成编制统一的师团。这就引起同游击队的冲突，尤其引起同由马赫诺率领的无政府主义游击队数不清的冲突。但就连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师团也只是口头拥护集中领导和统一编制。集中制又必需服从“沙皇”的将军，许多布尔什维克对实施集中制就越发僧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断公然表示反对。一个不大公开但却更加有力量的反对派核心是伏罗希洛夫（Ворошилов）指挥的第十军，该军驻扎在察里津，该市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① 为争取与马赫诺和解，曾作过几次尝试，但都没有结果。托洛茨基在一次这样的尝试中公开说，指控马赫诺和白卫军勾结不是事实，但他根据军事和政治理由断然谴责马赫诺游击队的行径。最后，布琼尼的骑兵击溃并消灭了马赫诺的部队。参见《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卷第210一212、216一217页；另见P．阿斯契诺夫：《马赫诺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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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8年年中时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仍然还没有一支军队，如果当时外国干涉已发展到后来的规模，或者如果白卫军已准备就绪，苏维埃的形势就危急了，但事变的进程不知怎么却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双方阵营用以集结布置武装力量所作出努力的节奏和速度大致相同。白卫军与红军一样也是刚刚开始建立。德国的推进仅限于南方的边缘地区，而协约国的军队只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威等遥远的边境地区登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中部相对安全地巩固了他们的政权。这种情况是他们到那时为止在军事上进展相对缓慢的部分原因。要加速这一过程就需要有紧迫而致命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突然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那里来了，该军团是在战争初期因急欲对奥匈作战而由战俘组成的。
根据布列斯特和约，苏维埃政府被迫解除了这个军团的武装。但解除武装是很勉强的，而且是马马虎虎执行的，因此这个军团仍然拥有大部分武器。英法两国开头提议把这个军团从俄国的一个港口撤出，苏维埃政府同意这一提议。但后来因协约国无法供给船只才决定让这个军团留在俄国，这样既可以用它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也可以用它来反对德国人，或者同时对付两者。托洛茨基保证这个军团享有充分安全；他甚至给军团的成员在俄国定居、工作的权利，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当这个军团无目的地穿越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时，谣言四起，说布尔什维克要把他们引渡给德国人，这个谣言使该军团发起叛乱。他们拿起武器，在俄国亚洲的军事真空地带很快占领了广大地区，推翻苏维埃，并跟高尔察克(Колчак）的白卫军联合起来。①
① R.H．布鲁斯·洛克哈特写道：“……我可以肯定地保证托洛茨基的好意，倘若不是法国人愚蠢，我深信捷克人不会出事而且能安全撤出。”《马赫诺运动史》第272、285页。
在捷克人占领了伏尔加河上的萨马拉时，托洛茨基发出了第一道征召工人服义务兵役的命令。他匆匆把这支应征队伍从莫斯科派去攻打捷克人。其中大多数人几乎还没有受过最基本的训练，在开赴前线的途中才刚刚武装起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捷克人挺进时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乱。我们知道，在莫斯科可供布尔什维克调动的只有瓦采季斯指挥的拉脱维亚团以及库恩·贝拉领导的革命化战俘组成的部队，拉脱维亚军队在莫斯科镇压了暴乱后也被派去打捷克人。穆拉维约夫上校的背叛（对此尚有争议）使伏尔加流域的形势更加恶化。穆拉维约夫上校曾挫败克伦斯基重新夺取彼得格勒的企图，在南方作战时大显身手，被任命为东线司令。穆拉维约夫是同情或自称是同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而布尔什维克则指控他同捷克人及高尔察克有勾结。有一种说法是，当他的假面具被戳穿后他自杀了，而按照另一种说法，他则是被处决了。与此同时，捷克人占领了乌法、辛比尔斯克及叶卡捷琳堡。
布尔什维克把沙皇及其全家拘留在叶卡捷琳堡，他们打算像审判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一样让革命法庭审判沙皇；托洛茨基为自己选择了向沙皇提起诉讼的首席检察官这一角色。但捷克人和高尔察克的挺进使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感到十分意外，他们声称已没有时间去安排沙皇及其全家的安全撤离。他们担心，沙皇可能被白卫军救走并将把所有反革命军队纠集起来，由于没有公认的权威，直到那时为止所有的反革命军队都是四分五裂的。因为记住了大概是马拉的名言：“可悲的是革命没有足够的勇气砍去旧制度的象征”，布尔什维克在匆匆撤退之前把沙皇及其全家处死了。布尔什维克官方的说法称，就地处决是当地布尔什维克决定的，事后才由莫斯科批准。但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是有理由的。看来是当地布尔什维克先要求政治局作出决定，托洛茨基则仍建议把沙皇押送到后方，以便把沙皇送上被告席；但政治局拒绝冒险，命令执行死刑。这样，世人便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与沙皇面对面进行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审判场面。
捷克人和白卫军仍在继续前进。8月6日，红军仓惶撤离喀山，这是伏尔加河上游东岸的最后一个重要城镇。如果这时捷克人渡河成功，他们就能穿过开阔的平原而像潮水般地涌向莫斯科，而且一路畅通无阻。
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宣布共和国在危险之中。托洛茨基发出第一道征召军官及军士义务服役的命令，并对军中玩忽职守或追求特权的共产党员采取严厉措施。①喀山沦陷后两天，他乘专列亲赴前线，在此后的两年半中，列车就是他的住所和移动总指挥部。他在出发前当天颁布的命令中写道：
在奔赴杭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前线之际，我向所有……忠诚、英勇捍卫工人阶级的自由与独立的战士致敬……。
光荣属于英勇的战士！
同时我告诫如下：决不宽怒人民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特务、资产阶级雇佣军。我在军事人民委员的专列里起草这道命令时，革命军事法庭正在列车上开庭……[它］在这条铁路沿线地区范围内拥有无限权力。已宣布这个地区进入戒严状态。我已责成卡缅希科夫(Каменщиков）同志防御莫斯科一喀山战线，他已命令在穆罗姆、阿尔扎马斯斯维亚日斯克设立集中营……。兹告诫在所有军事作战区域内的苏维埃负责官员：我们对他们提出加倍要求。苏维埃共和国对玩忽职守、犯罪的政府人员的惩处将像对敌人一样严厉。……共和国在危险中，凡直接间接加剧危险处境的人都将严惩不货。②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74一185页。
② 同上，第233页。
托洛茨基抵达斯维亚日斯克，这是位于伏尔加河西岸，喀山对面的一个小城镇，是红军渡河退却后最前沿的阵地。他看到前线实际上处于崩溃状态：大批士兵开小差，指挥官和政委疲惫沮丧托洛茨基的列车停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他从列车上下来，走进惊慌失措的士兵群中，他那滔滔不绝、热情雄辩的话语灌输到他们耳中，他把他们召集起来，有时还要亲自把他们领回前线去。在一次特别危急的时刻，连他自己的警卫队都加入了战斗，几乎只把他一个人留在车上。当地的政委们建议他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到停泊在伏尔加河上的一艘汽艇上去；但他担心这样做可能影响军心，因此拒绝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把一支小鱼雷艇队带到伏尔加河上，他和水兵们登上一艘破旧的鱼雷艇，对喀山进行冒险夜袭。小舰队大部分被摧毁，但却把沿岸敌人的炮兵阵地打哑了，托洛茨基安然回到他的基地。
参加这场战斗的部队微不足道。①正如在每一场内战的开头时一样，在这里，这场大革命的命运也取决于规模微小的战斗。在这类战斗中，领袖始终都是身先士卒：他的信仰、他的镇定沉着、他的英勇可以创造奇迹。他还要以个人表率来确立他的军事权威，很难指望一般军队的领导人会这样做。另一方面，当地指挥官在这样的战斗中始终在他的眼中；他们在现场取得的荣誉帮助他们得到梦想不到的提升和名望。托洛茨基和瓦采季斯的友谊就是从斯维亚日斯克开始的，不久，他提升瓦采季斯为红军总司令。他在那里还注意到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Тухачевский）。也是在那里，他与喀琅施塔得水兵司令拉斯科尔尼科夫，政委И.H．斯米尔诺夫及阿尔卡季·罗森哥尔兹（Аркадий．Росенголъц）的友谊联系越发密切起来。他在斯维亚日斯克时对B．梅日劳克（Межлаук）的组织才干很重视，而且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在提拔他。后来，梅日劳克变成他的敌人，当上了斯大林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在内战期间，这些人——第五军的老战士跟托洛茨基的关系始终十分密切；他们形成一个与斯大林亲信的察里津集团针锋相对的集团。
① 即使胜利后他们的队伍已大大增加时，红军人数也只有25000人，在托格茨基到达前线之时，红军的人数肯定要少得多。
托洛茨基对那些以英勇和才干著称的人大事赞扬，而对那些失职的人毫不宽容。他把一个团的团长和政委——政委名叫播捷列耶夫（Пантелеев） ——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们在战斗最危急的关头擅自带着部下逃离前线。团长和政委二人都被枪决了。托洛茨基评论该事件时说：“红军士兵不是儒夫，不是损人利己者。他们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战斗。如果他们后退或作战不力，罪责在指挥员和政委。我预先警告过：任何部队擅自后退，首先要枪毙该部队的政委，其次是部队指挥员……。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一律处决。我将亲自监督本命令的实施，特此告示全军。”①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l卷第235页。
在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未发表的通信中可看出，他对战争的细节多么关注。在一封信里，他坚持要求增援；在另一封信中，他要求派服从命令且“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到伏尔加河去——“这里不需要浅薄的宣传员”。还有一封信，他要求供应手枪和组织一支优秀的军乐队。他急于引发士兵的想象力与自豪感，因此要求派群众喜爱的讽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Демьян Ъедньй）到前线去，并要求政府设立勇敢勋章。布尔什维克既已废除一切勋章，因此对这最后一项建议感到迟疑，这从托洛茨基等得越来越不耐烦、三次反复要求可以推想得到。这些书信还透露了可以说明托洛茨基无情的难以理解的例子。8月17日列宁写信告诉他说，由法国、美国领事支持的红十字会要求准许通过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下诺夫哥罗德把食物运到白军占领的萨马拉。列宁认为没有理由反对。但托洛茨基拒不准许红十字会越过战线。他回答列宁说“只有傻子和骗子”才会谈论与白军和解的可能性。他补充说，他不想让红十字会成为喀山的“资产阶级总部”被炮击（焚烧成焦土）的见证人。不过托洛茨基在炮击前曾向喀山的劳动人民公开发出警告：“我们的炮兵……尽力避免损坏穷人的居所和生活区，但在残酷的战斗中可能发生意外事故，我预先通知你们迫在眉睫的危险。……把你们的孩子从城里迁出……在苏维埃地区找寻避难所——我们给予所有劳苦人民兄弟般的款待。”①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244页：列宁关于红十字会的信发表在《列宁选集》第18卷第186页；托洛茨基的复信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之中。
9月10日，红军进攻并占领了喀山。两天后，图哈切夫斯基率部队占领了辛比尔斯克，他在一封简短的电报中向托洛茨基汇报：“命令已经执行。辛比尔斯克业已收复。”10月初，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已重新在苏维埃统治之下了。
这一胜利令人振奋，特别是因为这一胜利恰好和严重的政治危机同时发生。一个叫范·卡普兰（Ф．Капла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对列宁行刺。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暗杀了乌里茨基。布尔什维克以宣布红色恐怖和命令枪毙人质来回击。在这些事件期间，托洛茨基应召回莫斯科。他看到列宁的伤势正在复原，他在使列宁和苏维埃执委会对战局前途放心之后便重返前线。大约与此同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试图重新召开已被解散的立宪会议，并在捷克人和高尔察克的庇护下在萨马拉成立一个敌对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中有相当的影响；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恢复立宪会议，也是给布尔什维克带来麻烦的一种危险。红军夺回伏尔加河流域才消除了这种危险。切断了农民对立宪运动的追随，就使这个运动变得无足轻重。社会革命党人后来发现自己在受高尔察克的任意摆布，不久，高尔察克宣布自己为独裁者（“最高执政者”)，解散了这个残余议会，处决了它的几个头
头，迫使其他人到苏维埃地区寻求避难所。拥护立宪会议分子就这样在苏维埃与白卫军这两片磨盘之间被碾得粉碎。①
① 维·切尔诺夫：《我在苏维埃俄国的苦难》。
最后，伏尔加河上的胜利强有力地促进了红军的成长。严重的危险使苏维埃摆脱了自满和懒散；胜利使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军事人民委员部进行的初步组织工作已开始见效：指挥参谋部已建立起来，征兵站已发挥作用，军队的基本构架业已成型。
9月底，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把最高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问题。①这个机构下设14个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军长和两三个政委组成。托洛茨基本人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当他视察前线时，由他的副手埃·马·斯克良斯基（Склянский）处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托洛茨基本人对其副手的才能、干劲和勤奋大加赞扬，称他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斯大林时期写的内战史中几乎从未提到过斯克良斯基，尽管他从未卷入过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死于1925年。但已发表的列宁书信中，尤其是未发表的记录中对斯克良斯基处理军务的决定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经历是当时的非凡经历之一。他是基辅医学院年轻的毕业生，革命前应征入伍当军医，不久在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军事组织中成为杰出人才。托洛茨基到1917年秋天才结识他；斯克良斯基的创造性、热情奔放以及他对细节十分关注的特点给托洛茨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任命他为副主席。②
① 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应跟以列宁为主席、托洛茨基为副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混同，后者是协调军事政策和国家政策的。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272一281页。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刚就任总司令的瓦采季斯，与瓦采季斯一起在伏尔加河地区工作的政委伊·尼·斯米尔诺夫和A．罗森哥尔兹，在喀山指挥红色小舰队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有穆拉洛夫和尤列涅夫。这样，喀山之役的胜利者此时都身居军事要职。
托洛茨基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整顿南方战线，并使之接受集中领导。这时白卫军的主要据点在南方。南方布尔什维克最强大的部队是伏罗希洛夫的第十军。但伏罗希洛夫拒不按照托洛茨基的统一方案彻底整顿他的部队。矛盾酝酿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在察里津的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度过了大半个夏季，一直支持伏罗希洛夫。稍后，9月里，斯大林担任了整个南方战线的总政委；前线同莫斯科的总部经常发生摩擦。托洛茨基决定结束这种局面。10月初，他任命旧军队的一位将军瑟京（Сьтин）为南方战线司令，并且要求伏罗希洛夫服从命令。他还任命南方战线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成员施略普尼柯夫取代斯大林为总政委。在公布这些任命时，托洛茨基威胁说：“指挥员和政委中胆敢违反纪律者，不管过去功劳大小，立即交到南方战线革命军事法庭审判。”①同时，托洛茨基提议任命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想以此平息他的不满或缚住他的手脚；因为斯大林早已反复向列宁抗议，反对托洛茨基对南方战线的处理。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347一348页。
斯大林返回莫斯科，对立双方表面上和解了。但是，伏罗希洛夫自恃有斯大林的保护，继续蔑视上级的权威，无视新任司令的命令。以后不久，斯大林回到察里津。然而因为矛盾越来愈激化，列宁用外交手腕把斯大林召回莫斯科，于是托洛茨基出发视察前线。关于托洛茨基亲赴察里津的事，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他人曾多次描述过。他威胁要把伏罗希洛夫送交军事法庭，在他当时颁布的命令中，严厉批评伏罗希洛夫的司令部把自己的野心置于整个战线的利害关系之上。①伏罗希洛夫面对这一威胁同意服从他；因而托洛茨基除了派他信任的奥库洛夫（Окулов）任第十军司令去控制伏罗希洛夫以外，②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军事形势，进一步公开了那场矛盾，并不惜给第十军抹黑。托洛茨基这样羞辱察里津集团，他们是绝不会原谅的。③
① 参见托洛茨基当时颁布的命令，日期为1918年11月5日，地点是察里津。《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250一251页。
② 1918年12月14日托洛茨基致列宁的电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 托格茨基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的报告（这篇报告主要反驳对军队集中制的批评）中故意夸大红军的实力，他说：伦敦《泰晤士报》估计红军编制为50万人，是大大低估了。其实编制只有35万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332一341页；《苏维埃政权五年》第156页。
那个秋季的剩余时间和初冬托洛茨基都是在南线度过的。而此时他在莫斯科的对手，特别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力图进行反对他的活动，并且不无成功地影响了列宁。托洛茨基后来说过，他在前线时，后来的格别乌首脑明仁斯基（Менжинский）警告过他这个“阴谋”。明仁斯基说，斯大林力图让列宁相信托洛茨基把敌视列宁的人网罗在他的周围。托洛茨基向列宁坦率提出这个问题；他后来说，当时列宁感到为难，但不否认阴谋这一事实，然而列宁向托洛茨基保证自己完全相信他的忠诚。尽管如此，列宁拒绝介入这场纠纷并力求平息它。不久，他建议召回留在察里津负责监视伏罗希洛夫的奥库洛夫。托洛茨基拒绝召回他，而且这次要求免去伏罗希洛夫的司令职务，将其调往乌克兰，并给第十军任命新政委。列宁让步了，伏罗希洛夫不得不走。
察里津集团企图报复，私下说：托洛茨基是沙皇将军们的朋友，在军队里迫害布尔什维克。这种控告在布哈林主编的《真理报》专栏上出现。1918年12月25日，《真理报》发表伏罗希洛夫的一个下属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①这件事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为达到修改军事政策而进行的新尝试恰好同时发生。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雇用旧军官失败后，遂改变主张，要求政委应垄断指挥权，并建议军官只能作为顾问在政委领导下工作。这场暗中进行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甚至变得更加恶毒：竟有人传说托洛茨基把共产党员和政委交给行刑队。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成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在军中身居重要的政治职务，他们向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提出这样的指控（不要忘记拉舍维奇因为“把军官像柠檬一样榨干”的话曾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政委潘捷列耶夫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斯维亚日斯克执行，还有两个政委，即扎卢茨基（Эалуцкий）和巴卡耶夫(Бакаев）险些被处决，这些案件引起中央委员会的注意。
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非常时刻》，署名是卡门斯基。
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机密信中答复了这些指控。①对枪决潘捷列耶夫一事他不予道歉，因为潘捷列耶夫是由于擅离职守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不过他补充说，就他所知这类事件仅此一起。他曾命令政委保存军官家属的户口登记册，以便使军官们知道，他们胆敢背叛，其亲属将成为牺牲品；对这一威胁手段最近有一种误解。有一次几个军官跑到白卫军那边去了，而结果证明政委们根本没有保存他们家属的户口登记册。托洛茨基接着写道，共产党员犯了如此玩忽职守的罪，理应枪毙。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显然以为托洛茨基的威胁是针对他们的。托洛茨基解释说这样的理解是十分荒唐的。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都知道他评价他们是红军中最优秀的政委。他的威胁“是泛泛而谈”，并不针对某个个人。
① 这封信没署日期，但根据内在证据显然是1918年12月底前写的，这封信没有发表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根据内在证据看来，托洛茨基的解释是真实的。他的对手除了潘捷列耶夫案之外举不出任何具体例证来支持他们的指控。然而，托洛茨基的命令确实充满令人胆战心惊的威胁；尽管他的命令可能只是要警告他的部下，却站污了他的声誉；内战后好久，斯大林的追随者仍用与之相关的指控来反对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要求中央委员会对他的军事政策明确表态，并抗议《真理报》不经事先调查就发表了那一指控。他亲自在《真理报》上对那些散布不信任、敌视军官的“自高自大、一知半解的党内假行家”进行抨击，他答复说：“广大读者几乎知道每一起背叛案件……即令是在党内比较狭小的圈子里，人们对那些为工农俄国的事业忠诚而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的专业军官也几乎一无所知。”①当然，应该使读者知道背叛的事例，但还应该使他们知道，有多少次整团整团的兵力被消灭，就是因为指挥那些团的都是读不懂命令、看不懂地图的业余军官造成的。他坚决拒绝军官只应充当政委们的顾问这个新建议，说这种思想“旨在满足报复的渴望”，而在军事上毫无价值。他认为，实行红色恐怖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或贬低知识分子，充其量只不过是吓吓他们，目的是让他们为工人国家服务。
① 《真理报》l 918年12月31日；《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54一161页。
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提出这个问题，这封信发表在1919年2月号的《军事杂志》上。信中透露出争论的激烈。他这样轻蔑地写到“苏维埃新官僚”：他们“在他们的任务面前发抖”；他们妒忌、仇恨每一个比他们有教养或比他们有技术的人；这类新官僚不愿学习，从来不愿在自己身上找失败的原因，总是寻找替罪羊，总是乐于大叫背叛；他们保守，懒散，对所有提醒他应该学习的人表示不满；这种官僚已成为新国家具有破坏性的绊脚石。“这是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威胁。这些人即使不搞阴谋犯罪，也是反革命的真正帮凶。”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使几千个工人得到政府的职务而成为统治者，那么革命就会成为荒唐的事。“只有当每一个劳苦的男女都感觉到他或她的生活都已变得更富裕、更自由、更美好而且更有尊严时，才会充分证明我们的革命是正确的。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横在我们与这个基本的、唯一的目标之间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①
① 托洛茨基：《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1卷第170一172页。
概括地说来，这就是托洛茨基后来反对斯大林斗争的主题；而且它早在十月起义的一年之后就首次出现了。
* * * * * * * *
1918年11月，奥匈帝国和德国帝国在失败和革命的影响下灭亡。布列斯特和约宣告无效。同盟国部队撤出俄国和鸟克兰，留下一个军事真空地带。托洛茨基急于把红军开进真空地带。但是大部分军队却已被乌拉尔的高尔察克和在南俄、顿河流域的邓尼金与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钳制住。西线和西南战线的形势同革命后不久其他战线的形势很相似，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只能依靠赤卫队和游击队。但就连这些部队的弹药也极端匮乏；他们的枪炮因得不到润滑油而生锈，马匹因没有饲料而饿死；铁路的军运一小时只走15公里。布尔什维克严酷的农村政策——征用粮食——对军队的情绪产生了不良的影响。①
① 这段叙述根据列宁与托洛茨基在11月、12月和1月间的往来信函。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有关乌克兰的主要情况托洛茨基都向莫斯科报警，并力主放宽党对农民的政策。托洛茨基档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并不十分急于占领乌克兰。他对肃清顿河和北高加索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更为重视。托洛茨基倾向于首先占领乌克兰。他预料协约国远征军要在黑海沿岸登陆；他想使乌克兰在苏维埃的控制下，藉此使协约国军队尽可能远离莫斯科。同时，高尔察克的白卫军再一次进攻乌法和彼尔姆，并且占领了这两个地方。列宁担心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可能在伏尔加河会合，所以告诫托洛茨基不要被他的乌克兰计划吸引住而牺牲其他战线。然而，不久后高尔察克的进军被遏止，列宁最担心的危险并未发生。另一方面，法国人却正如托洛茨基所担心的那样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登陆了。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终于证明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打败彼得留拉（Петюра）、占领哈尔科夫并使革命推进到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但同时邓尼金正在北高加索草原聚集军队。
随着冬季到来，战斗也暂时停息；眼下看来这种暂停可能最终成为正式休战。法国的干涉正在瓦解。法国在敖德萨的驻军受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而叛乱；不久以后，全部法国远征军退出俄国，使白卫军大失所望。但克雷蒙梭（Clemenceau）和福煦（Foch）并未放弃干涉政策。威尔逊总统反对他们干涉，建议俄国交战各方与政府休战，并在王子群岛会谈。苏维埃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1919年1月24日，列宁电告托洛茨基：“很抱歉，但是你必须去见威尔逊。”①他力主托洛茨基再占领几个城市，藉以加强在王子群岛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这表明列宁认真考虑过停战。托洛茨基同意加速军事行动，但不肯接受外交任务，也许因为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痛苦回味迄今记忆犹新；他建议派契切林和拉柯夫斯基去。但这件事没有结果，白卫军的头目们在法国人的怂恿下拒不与布尔什维克会谈。因而威尔逊总统的调解企图失败了。
① 托洛茨基档案。
新的战斗季节到来了，但就是到此时，即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一年之后，他的军事政策尚未得到党的同意——他推行他的军事政策似乎是由他个人负责似的。他的对手们狂热地准备在3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向他的政策挑战。列宁至少同托洛茨基一样，坚决主张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但在雇用军官问题上还没有下定决心。叛变发生得太频繁了；反对派则尽力加以利用。大会召开前不久列宁向托洛茨基建议，把军官全部解雇，任命曾在沙皇军队中当过军士的拉舍维奇为总司令。当托洛茨基告诉列宁说在红军服役的军官有3万多人时，列宁大感意外，直到这时列宁才认识到问题的重大意义，因而承认：与雇用的军官人数相比，叛变的事例只是少数；他终于也认为解雇军官是不可能的事；他在公开演讲中赞赏托洛茨基的首创精神，说托洛茨基在用被摧毁的旧制度大厦上留下的砖瓦“建设共产主义”。①
① 《列宁全集》（1920一1926年第1版第场卷第73页）第36卷第49页。争论开始一年后，列宁仍不知道应征入伍的军官人数，这一事实表明列宁因专心注意处理政治经济事务，只是一般间接地过问军事方针。托洛茨基向他透露的情况给他留下新的印象，他力图争取高尔基回到布尔什维主义，他同高尔基在辩论时这样说“请告诉我还有哪个人能在一年之内建立起一支堪称楷模的军队而且赢得军事专家的尊重；我们有这样的人，就有了一切，我们将创造出奇迹。”高尔基：《列宁和俄国农民》第95一96页。高尔基是在列宁逝世后撰写此书的，当时反托运动已在全力进行。在把托洛茨基放逐后出版的新版本中，高尔基把这些赞扬托洛茨基的话降调，只是肯定第一版所说的是事实。参见高尔基：《与列宁相处的日子》第56一57页；在后来出版的列宁著作中，列宁赞扬托洛茨基的话都被删掉了。
列宁的支持使托洛茨基感到放心，他满怀信心地期待辩论的到来。反对派召集军队中的追随者，尽可能多地使他们出席大会并能够当选。然而，在大会召开前，高尔察克重新发动全面进攻。东线再次吃紧。在这样的时刻，军事部门的首脑为给自己的政策辩护而把时间浪费在长时间的辩论上，而且一大批政委竟然离开战线去参加大会，这显然十分荒谬。所以中央委员会决定，托洛茨基应立即出发赶赴东线，军人代表应返回前线。反对派抗议说，这是托洛茨基在利用紧急形势迫使反对派的追随者沉默，逃避对他的政策的批评和监督。于是中央委员会又撤销决定，准许反对派的军事代表留在莫斯科。但托洛茨基本人及其军中的拥护者立即奔赴前线。他留下解释他的政策要点的“提纲”，由索柯里尼柯夫代表他提交大会。
关于军事问题的主要辩论在大会军事小组的秘密会议上进行。我们没有得到有关的记录，但辩论的要点及其结果从政治局的文件和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之间的来往书信中可以看清。①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伏罗希洛夫对托洛茨基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又重提关于枪决政委的指控。列宁为托洛茨基作了强有力的抗辩后，离开会场去做其他事情。于是辩论由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主持进行。经列宁干涉后，反对派的失败已成定局。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两人小心翼翼地给人们造成他们的观点与列宁的观点一致的印象；但他们对托洛茨基政策的支持却是言不由衷，他们向反对派作了几点足以使托洛茨基的胜利黯然失色的小让步。反对派得到大约1/3的票数；按照季诺维也夫后来向政治局的汇报所说的，也许这些让步有助于减弱反对派的力量。大会公开表决时，以全票批准了托洛茨基的活动，并通过了他的“提纲”。但军事小组秘密通过的一项命令限制了这项批准，命令要求托洛茨基多注意军队中共产党员的意见以及要跟主要政委每月定期举行会议，等等。这样，尽管一般公众知道党已经完全赞成托洛茨基的政策，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他的对手却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所有指控并没有被明确地驳回。而且有些指控，如托洛茨基是穿军装的党员的敌人，的确是缠住他不放。②
① 托洛茨基档案，另见《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337一338页。
② 在后来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提到的是大会的公开投票，而斯大林派的资料说的是大会秘密地作出有利于它否决托洛茨基意见的决定。两种说法都符合事实，只是两种说法都只是说了事实的不同部分。
托洛茨基先是从斯大林签署的电报里得知，大会已全票批准了他的政策，这份电报是3月22日或23日他在前线收到的。不久后，他收到季诺维也夫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的信函，通知他向反对派让步的事，并极力劝他要把此事看做是一个“告诫”。托洛茨基拒不接受这一“告诫”。他用书面答复说，他不能每个月都把政委从前线召回来同他们开会。总之，这一“告诫”是受“可耻、粗暴、卑鄙的偏见”所支配，渗透着伏罗希洛夫的所有非难。他责备自己对待伏罗希洛夫太宽厚，因为“军中的每一个不满都是武装起来的不满”。他写道：就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文职机构内，在党从辩论转到行动的时刻起，容许用于争论的时间跨度都是很小的。军队中争论的时间跨度必然更小，他必须要求严格的纪律。然后他非常激动地列举他跟指挥员及政委的几次冲突，他不得不因他们破坏纪律而逮捕并惩处他们，但是他希望他们会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而在将来不至对他怀恨。最后，他要求正式调查关于枪决政委的指控。①他的意思是说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并不完全知道前线骇人听闻的情况。反对派的态度是由他们的厌倦与神经紧张造成的；他担心党的领导也会屈服于这种情绪。
① 调查团成立了，但除了众所周知的潘捷列耶夫案件外再提不出任何支持指控的证据。看来调查团的裁决曾公布过，但我一直未能找到。
事情暂告结束。在大会上失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重新进行挑战，他们的不满仍在酝酿，但是，在内战造成的危机中需要纪律、集中制及军事专家的领导，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得到普遍同意。然而，党内领导集团中由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率领的反对派像过去一样强有力——只是把涉及的范围从一直争论的问题转到战略战术方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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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战略是由红军在周长8000多公里的战线上作战这一事实决定的。就连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及训练有素的军队也不能同时控制所有这些战线。构成这一战争的是一系列的推进与反推进，即外缘的白军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向内地纵深挺进和红军相应的反挺进，甚至是更纵深的反挺进。打败捷克军团以后，三个重大战役构成了1919年内战的顶峰：春季，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基地向伏尔加河流域和莫斯科进攻；夏季，邓尼金从南方推进，目标也是莫斯科；秋季，尤登尼奇企图夺取彼得格勒。如果所有这些攻势都同时围攻苏维埃政权的中心，反革命就可能取得胜利。但白卫军在“外线”作战，而且他们彼此相隔数千公里。每支白卫军都以不同的速度各自为战，每支白军的司令都渴望为自己赢得胜利的桂冠。与此相反，在“内线”作战对红军有利。红军把兵力从一条战线转移到另一条战线，保证局部优势。红军的作战毕竟是有计划的，资源由一个中心控制，但在确定战略重点时自然会引起摩擦与争论，特别是当每一项决策几乎都关系到政策和战略的取舍抉择时。
3月和4月间，高尔察克的军队又一次在广阔的战线上向伏尔加河流域推进，重新威胁去年夏季险些沦陷的莫斯科。东线的红军耗损殆尽：最好的部队都已被派往南方去打邓尼金。托洛茨基在东线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使后退的军队重新振作起来准备反攻。比起与捷克人作战时，这次他展望前景时信心更足。他已有50多万人的大军；而且由于50％的工会会员已应征，到这一战役结束之前，军队编制己增到150万人。①将近4月底时，东线司令C.加米涅夫——―他以前是沙皇总参谋部的上校——―对高尔察克南线的侧翼实施一项大胆的侧翼包围的策略，袭击敌人拉得过长的战线。不久，白军就开始溃不成军地败退到乌拉尔。
① 《苏维埃政权五年》第156一157页。
这时，在总司令瓦采季斯与东线司令加米涅夫之间发生了争论。后者极想乘胜挺进西伯利亚，追击高尔察克。他深信，只需用他的一部分部队就能彻底击溃高尔察克，其余的部队可调去增强南线，然而瓦采季斯否定了加米涅夫的计划。他认为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有强大的后备，而且认为纵深追击危险太大，他命令加米涅夫在乌拉尔停止追击。托洛茨基支持总司令，他也生怕东线部队可能进入高尔察克为他们设下的陷阱。①托洛茨基那时更急于肃清俄国欧洲部分的白卫军，而不想先把苏维埃政权扩展到西伯利亚。这时又出现了新的任务：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刚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力主红军同苏维埃匈牙利建立联系，尽管东加利西亚的波兰军队挡住了通往匈牙利的道路。②出于这些理由，托洛茨基急于减轻东线所承担的任务。因为加米涅夫不愿放弃追击高尔察克的计划，托洛茨基撤了他的司令职务。当时东线的拉舍维奇、斯米尔加和古谢夫（Гусев）声称他们和被撤了职的司令一致，并要求恢复他的职务，让他放手干。政委们的话先是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而后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他们推翻了托洛茨基和瓦采季斯的决定。加米涅夫加强追击，越过乌拉尔，不久就摧毁了高尔察克，终于证明在西伯利亚并没有其战略后备军队。这一回合，托洛茨基的对手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87页。
② 1919年4月21日、22日瓦采季斯与列宁的来往书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到了南线，他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夏季时间。正当高尔察克开始败退时，邓尼金已推进到乌克兰，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乌克兰只在新近才受苏维埃的控制，而且徒有其表，没有正规军。赤卫队和游击队在乡间游荡，抢劫，散布无政府主义。马赫诺的无政府主义部队占领并统治着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在俄国己失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乌克兰前线找到了他们的避难所，那里处于早期的革命骚动阶段，对他们却是相宜的地盘。是托洛茨基亲自任命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波德沃伊斯基和布勃诺夫负责乌克兰的军务的，但布勃诺夫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倾向于放松对赤卫队和游击队的约束。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提出采取坚决措施，并向莫斯科建议：把三个政委调离乌克兰，代之以确信能执行纪律的人。他甚至抱怨他的朋友拉柯夫斯基“太软弱”，因为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是以拉柯夫斯基为首的；他要求任命C．加米涅夫或者伏罗希洛夫为乌克兰前线司令，明确指定要他们担当起制服游击队的任务。①
① 托洛茨基相信，伏罗希洛夫这时已经悔悟，成了拥护他的政策的人（参见5月7日从哈尔科夫发给中央委员会的电报。托洛茨基档案）。而此时痛斥伏罗希洛夫“盗窃”军库等行为的人却是列宁（参见6月2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起先莫斯科没有答复。然而，托洛茨基留在乌克兰的时间愈久，他愈感到普遍的混乱使自己不知所措。他开始考虑到，当国内经济政治状况还没有恢复正常时，就不可能克服军事上的混乱。他向莫斯科报告，他无法使军队接受集中领导、服从纪律，因为他无法为军队供应粮食、军装以及武器。“鼓动和镇压都不能使赤脚、衣不蔽体、饥饿、满身虱子的军队”成为骁勇善战的军队。①他向俄国要求供应军需，但落空了。此外，乌克兰农民十分仇视苏维埃；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对失败几乎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他本人提出的撤换司令也不能改善这些情况。与此同时，列宁开始更加不耐烦地力劝托洛茨基实行他所提议的更换乌克兰司令。
① 1919年7月1日的信。
7月初，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这是他在内战期间的命运的最低点。他承认对东线形势判断错误，当时他反对追击高尔察克。此刻他必须答复对他处理乌克兰战线的责难。此外，他提升并支持的总司令成了严厉抨击的牺牲品。斯大林坚持要求免除瓦采季斯的职务，甚至指控他叛变。他提议任命战胜高尔察克却新近被托洛茨基降级的加米涅夫为总司令。顺便一提，斯大林本人刚刚成功地指挥了抗击尤登尼奇、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因而他挟着这一新胜利的光辉而自鸣得意。7月3日，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将瓦采季斯在顾全其面子的情况下予以免职，任命加米涅夫为总司令。托洛茨基抵制这一人事变动，而且十分气愤；他本人后来写道：加米涅夫“在东线的胜利赢得了列宁，使我的反对失败”。①这样的失败已很痛苦，但是祸不单行。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彻底整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留任主席，但他的朋友（斯米尔诺夫、罗森哥尔兹和拉斯科尔尼科夫）都被免职，他们的职位由斯米尔加和古谢夫接替，这两个政委曾保护过新任总司令，反对托洛茨基，而对他们提名是斯大林所赞成的。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13页。
双重的谴责严重地伤害了托洛茨基，他当场辞去政治局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政治局不许这场冲突公开化。不管托洛茨基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会议中受过什么奚落，对全国来说他仍然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胜利的旗手。他在新的非常时刻辞职会使党和军队震惊。无论如何，列宁真正关心的是，他的政府不能失去托洛茨基。政治局根据列宁的提议拒绝了托洛茨基辞职，并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庄严保证政治局对托洛茨基的深深敬意与完全信任，力劝他继续负起南线的“极其困难、危险而且重要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时，列宁显然因此事感到不安，他交给托洛茨基可以签发任何命令的空白信任状，作为他信任托洛茨基的表示。①在这些条件下，托洛茨基答应继续留任。
① 这一信任状盖有人员委员会主席列宁的章，其内容如下：“鉴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对革命事业胜利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托洛茨基档案。
紧接着，在抗击邓尼金的战役问题上又发生了另一场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的对手们又打败了他。当时，邓尼金已经占领了察里津、顿涅茨煤田和哈尔科夫。反布尔什维克的战线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流域扩展到乌克兰西部草原。顿河的哥萨克占据着伏尔加河和顿河间的东部防区，而白军本部则在中部及西部防区推进。要解决的问题是，红军应对哪一部分防区进行反击。新任总司令提议对东部防区、沿顿河流域向察里津以及邓尼金在北高加索的根据地进行反击。根据严格的军事理由，这是一个正确可靠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从侧翼包围邓尼金的军队，并要切断他们与主要根据地的联系。计划还打算把邓尼金的军队与高尔察克的军队分开，这样，高尔察克即使要重新取得主动而再一次挺进，他也不能和邓尼金会师。这场进攻要由从乌拉尔撤下来的军队进行；把这些军队投入攻打邓尼金的东线侧翼的战斗比把他们调到更远的西线容易得多。
托洛茨基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据是：由于白卫军本部与顿河哥萨克之间不和，邓尼金的力量已削弱了。白卫军主要由俄国军官组成，它迫不及待地要推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号沉溺在本位主义中的哥萨克一心只想拒布尔什维克于哥萨克村镇之外，不愿把自己的头探到顿河流域以外去。他们对邓尼金进攻莫斯科的计划并不热心。托洛茨基认为，如果红军把主力部队投入顿河流域，就会激怒哥萨克，迫使他们起而作困兽斗，因而会无意中帮助弥合敌人阵营的裂痕。即使在初战胜利以后，红军也不得不在交通工具缺乏的情况下穿越怀有敌意的居民住地前进。同时，邓尼金定会对力量薄弱的中部防区发起袭击，因为从那里到莫斯科路程最短。托洛茨基提议，红军主力应调到中部防线，以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为主攻方向。红军沿着这条路线前进，可以切断邓尼金的军队，把哥萨克和白卫军隔开，使前者中立。进攻的部队会享有在高度工业化地区作战的有利条件，那里的人民拥护苏维埃；还有密集的公路网及铁路网供他们使用。因此，应视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来决定进攻的方向。加米涅夫的计划虽然从抽象的战略角度看是正确的，但没有考虑到内战中政治与战略密切的相互影响。
军事人民委员和总司令之间的争论提交政治局时，总司令的论据获胜。政治局批准对东部防区进行主攻。
托洛茨基本人接二连三地受挫竟还有一点儿奇怪的余波。托洛茨基多少有些闷闷不乐地回到南方战线。他刚到达设在科兹洛夫的战地司令部就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上面有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列宁和斯克良斯基的签名，信上通知他，前总司令（即瓦采季斯）已被控犯有叛国罪，并已被关押起来。信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指控的罪状——只说是根据另一个被捕军官的证词。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这是斯大林的创作。他指控瓦采季斯是叛徒，而且这无疑是针对托洛茨基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托洛茨基对这一打击如何反应。但几乎可以肯定：他坚决为关押起来的人辩护并亲自担保其人的正直、忠诚，因为在类似情况下，即便职务相对较低的军官受牵连时他也总是这么做的。①幸而几天后瓦采季斯就获释了，并且被恢复了名誉。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对这一指控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瓦采季斯对他身边的反革命军官警惕性不高；另一种说法是，瓦采季斯希望将来能像拿破仑那样大展宏图。②但警惕性不高或怀有个人野心都不等于是叛国，也不等于证明把他关押起来是正当的；瓦采季斯被释放后仍继续担任军队高级职务，直到斯大林时代的后期。所以说，1919年逮捕瓦采季斯是有意给已经遭受挫折的托洛茨基添加耻辱。
① 例如那年早些时候托洛茨基断然反对逮捕查京将军一事，他写道，查京帮助苏维埃所做的工作比那些关押他的人还多，蛮横地对待这样的人则会对军官的士气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他要求释放将军，并愿在法庭给他定罪前亲自为他作保。托洛茨基档案（1919年l月的通信）。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10一316页。
正如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通信中所证明的，这几个星期是他们之间关系非常紧张的几个星期。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在战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部分是由于与下述相关的事实：托洛茨基抗击邓尼金、保卫乌克兰的任务是西绪福斯式的苦工。列宁也怀疑托洛茨基试图使新任总司令在南方战线军官的心目中丧失信誉。托洛茨基从南线报告说，前线司令叶戈里耶夫（Eгорьев）对加米涅夫的进攻计划持严厉批评的看法；并说他对执行加米涅夫的命令没有信心。托洛茨基写道：不管问题的是非如何，这种事态是反常的；因而他提议任命一个和总司令意见相同的人担任前线司令。这一提议实际上证明托洛茨基的忠诚，但却引起克里姆林宫的猜疑。政治局更换了前线司令，却又选派跟托洛茨基不和的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到乌克兰去；而且还进一步意味深长地提醒托洛茨基要尽力加强新任总司令的权威。托洛茨基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暗示表示强烈抗议。他一再劝诫列宁和政治局，他们对他的信的答复是毫无道理的，而列宁答复时对他提出一大堆的告诫和责备：为什么他几乎没有汇报成绩呢？究竟要在乌克兰的什么地点发动进攻？
事实上，乌克兰的普遍混乱使托洛茨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军事行动的余地。红军已把主力投在战线的东部防区，而让构成中部及西部防区的乌克兰自行防卫。托洛茨基向莫斯科不断告急：乌克兰兵力不足，仍然是一盘散沙；他要求增援，要求军需供应。政治局几乎毫不怀疑，托洛茨基提出这些要求旨在用迂回的手法达到修改加米涅夫的作战计划以及对军队另作部署的目的。
从托洛茨基8月11日致政治局的那封愤然抨击的信中可以看出当地的形势。他写道，乌克兰的红军士兵正在挨饿，其中有一半既无靴子又无衬衣，有大衣的更少；枪支弹药也一样缺乏；除了士兵，每个人都已武装起来，富农们存有大量向逃兵买来的武器；红军士兵食不果腹，又没有武器；当他们跟吃得脑满肠肥的农村高利贷者们面对面时就失去了信心。他还写道，必须严厉申斥富农，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有两三千名装备精良的可靠的共产党员，就能巩固前线；但是莫斯科却拒不派遣。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都怀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他们认为让乌克兰经受短时间的白军统治可能不是一个坏主意——因为这样会消除人民的幻想，使他们回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他向政治局保证，他坚决反对这种情绪。但是他认为乌克兰的师团必须有短暂的喘息，必须有机会“洗澡和穿起军装，准备进攻’，。①
① 托洛茨基档案。
然而邓尼金不容许他们有短暂的喘息，两星期后他占领了基辅和几乎全部乌克兰；尔后他攻打红军薄弱的中部防区，向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推进，直逼莫斯科。
这时，托洛茨基要求修改作战计划，他力主最高司令部的后备部队从东线防区调往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他一次又一次提出要求，而政治局及总参谋部一次又一次予以拒绝。与此同时，红军在顿河区域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邓尼金夺取了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和奥列尔。10月初，直到对莫斯科的威胁迫在眉睫时总司令才改变主意，开始在中央防区集结后备部队。但此时邓尼金的部队已突破防区冲到土拉，这是通往莫斯科的最后一座重镇。同时，由英国武装并由英国海军支持的尤登尼奇从爱沙尼亚迅速向彼得格勒推进，并到达了彼得格勒郊区。
事件的发展证明托洛茨基完全正确，他的所有对手都转而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不是形势的极端严重，这可能会使他感到高兴。就连斯大林也迫切要求彻底放弃加米涅夫的作战计划，他还不惜凌辱加米涅夫，逐字重复托洛茨基的论点。。
① 现代苏联历史学家就是据此把托洛茨基进攻什划的原创权归到斯大林的名下的，但斯大林给列宁的那封力主把进攻力量集中到中部防区的信，日期是1919年10月15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44一246页），而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是却在9月写的。《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56一559页；伏罗希洛夫：《斯大林与红军）第21一22页。
在普遍沮丧的时刻里，托洛茨基的乐观与活力却是无限的。他确信最终被接受的军队的重新部署很快就会产生成果。战线事实上也进行了彻底整顿，组织起后备部队；由于交通路线大大缩短，充裕的军需品迅速到达部队。敌人战线延伸过长，而红军的力量则像准备反冲的压缩弹簧一样。托洛茨基颇有信心地枯计着苏维埃政府还能调集的物资和精神资源。他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不同，他始终注视着内战中的悲惨景象。半裸的士兵在冰天雪地中瑟瑟发抖，大批伤兵因缺医少药而生命垂危，这种画面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还充分估计到军队精神状态的不稳定。但在士气低落的时刻，他相信军队有突然爆发积极性的活力，相信军队有牺牲的准备，相信军队指挥员和士兵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所有这一切最终能战胜那些使革命似乎周期性地走向衰退的混乱局面。
这时，他不但作为军队的主要当家人和组织者达到了巅峰，而且作为军队的鼓舞者和思想的先知也达到了巅峰。他大胆挖掘革命的潜在精神资源。他那感召力可以从他的一次演讲中测定出来，那是在白卫军逼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时召开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上作的演讲。他对青少年们讲到在“留给红军大为缩小的地区内”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他们应协助动员；他们应帮助保持战斗部队间的联络；他们应潜入敌方战线侦察敌人的军事部署等等，但是在他们执行危险的任务之前，他们应该知道自身在世界事务中所占的位置。他用明晰简单的语言纵论国际形势，其中没有丝毫屈尊降贵的痕迹。他说，他们应看到自己在世界历史背景中的角色，即：在人类那缓慢得让人生厌、同时又令人鼓舞地从“黑暗的动物王国”进步到梦想不到的文明之顶峰这一远景过程中，社会主义正在引导他们登上这座文明的顶峰，他们应在这样的远景中看到自己的作用。他使他的听众们想到远古的原始人：他们“步履维艰地傍徨在沉睡的森林中，他们受迷信支配，给自己创造众多小神、小沙皇和小君王”；尔后“用唯一的上帝取代诸神，用唯一的沙皇取代众多小沙皇和小君王”；但人类并不到此就停步，他们抛弃了沙皇和神，试图成为自己生活的自由的主人。他说，……我们都是这个历史上空前的尝试的参与者，“如果我们不能到达……新社会，人类几十万年来的发展和斗争将沦为笑柄。在新社会里所有人的关系都将以……合作为基础，人和人都将是弟兄，而不是敌人。”他然后讲到“历史洪炉”，说俄国民族性格将在这座洪炉里重铸，从而摆脱懒散消沉。“这座洪炉是残酷的……火舌将我们吞没、烧焦，但也……铸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钢铁性格。”托洛茨基高声说道：“一个能在内心感触到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电流的人，他就是幸福的人。”①
①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一代人》第157一167页。
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在极其阴郁的气氛中召开。奥廖尔的战斗胜负仍然未定；而莫斯科的命运将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果。保卫彼得格勒看来已没有希望。列宁觉得形势无望，因此建议放弃彼得格勒而把所有能集中的力量集中到莫斯科周围。他甚至估计：莫斯科可能陷落，布尔什维克将撤退到乌拉尔。
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表示决不能把彼得格勒这个革命的摇篮拱手让给白卫军。他认为彼得格勒的屈服对国内其余地方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提议亲自前往彼得格勒、担起保卫该城的责任。他提交给政治局一系列旨在进行总动员的紧急法令：让他们解散莫斯科此时已毫无用处的众多的政府机关部门，号召每个人都武装起来。他将从前线的尽头处白海沿岸及波兰边境地区紧急调兵增援彼得格勒。
这一次，他毕生的对手也支持了他。斯大林也要求保卫两首都。①他们态度中的一致如同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大家都一心要救这条船时可以使敌人联合起来的那种一致。当托格茨基自愿前往彼得格勒时，斯大林代替他去南方战线。政治局通过了托洛茨基提交的法令，选出一个实施法令的四人委员会（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政治局还授权托洛茨基出发前往彼得格勒，但对他提出的保卫城市的计划仍然保留判断权。
① 这是根据托洛茨基自己的叙述。根据记录，斯大林显然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10月15日他从南方战线给列宁寄了一封信。他大概是在动身前表达了他的意见。
10月16日在驰往彼得格勒的列车上，托洛茨基口授他对形势的思考。他嘲弄邱吉尔最近宣称的14国反苏十字军。他写道，这不过是“14个地理概念”——如果能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派遣14个师的英法援军来，他们会更高兴一些。资产阶级西方对苏维埃即将覆灭而发出的喜悦的喧嚣尚为时过早。即使红军未能成功地把尤登尼奇挡在彼得格勒城外，也会在城墙之内粉碎他。他为彼得格勒城内战斗草拟了一份类似计划的东西，这份计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使用的战术却是出奇地相似。
白卫军突破这座大城市之后，却会迷失在这座石砌的迷宫里，对他们来说，这里每一栋房子都是不可思议的，是威胁，或者是致命的危险。他们能料得到打击从哪里来吗？从窗口来？从阁楼上来？从地窖中来？从拐角后面来？打击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可用铁丝网把几条街道包围起来，而让其他街道敞开着，构成陷讲。所需的只是几千个坚决不投降的人。……这样的巷战进行两三天，就会使入侵者变成一群吓得胆战心惊的怕死鬼，他们会成群地或个别地向手无寸铁的过路男女举手投降。……但巷战会造成意外伤亡，并造成文物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战地司令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不许敌人接近彼得格勒的原因之一。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7卷第2册第266一267页。
此刻在彼得格勒，坏消息已在等待他：尤登尼奇已夺取了通向城市人口的“红村”。由于军队调往南方战线，使得城防空虚，又由于参谋部高级军官中的背叛而使城防瓦解。“北区”的主要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心情沮丧；他的犹豫不决感染到他的下属。列宁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说，政治局同意托洛茨基的计划，授权他在必要时可在城内进行战斗。列宁仍然慎重地坚持让托洛茨基准备撤退：转移官方文件，安排炸毁发电厂，凿沉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托洛茨基用一份满怀信心的报告作答；他仿佛要证明他有对形势将出现惊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转折的把握，他问是否准许他追击尤登尼奇进入爱沙尼亚——尤登尼奇的老巢。①
① 这个问题引起列宁、托洛茨基与契切林之间长时间的交换惹见，外交人民委员害怕国际纠纷，坚决反对追击进入爱沙尼亚。托洛茨基那时仅满足于威胁一下，说如果爱沙尼亚政府不能解除退入该国境内白卫军的武装，红军就要越过边境。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家的态度使政治局和托洛茨基有些担心。托洛茨基公开威胁芬兰政府说，如果芬兰人胆敢对彼得格勒采取行动，他会派出巴什基尔骑兵师进攻赫尔辛基。协约国政府秘密怂恿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加入尤登尼奇的进攻；但波罗的海国家受托洛茨基成胁的影响，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
他再一次向他曾在1905年和1917的领导过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讲话。他坦率地说明可能临头的灾难，号召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并抒发了他个人的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在这些阴暗、寒冷、饥俄、焦虑、恶劣的秋日里，彼得格勒再一次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恢复了的自信心、热情和英雄主义。这座城市遭受过这么多的苦难，点燃过这么旺盛的内心火焰，胃过这么多的危险。这座城市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却道受过这么多的蹂躏，但这个壮丽的红色彼得格勒仍然像以往一样——是一支革命的火炬……。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287页。
关于托洛茨基干预的效果，我们有不少目击者的记录。下面一段话摘自拉舍维奇的记述。据我们所知，拉舍维奇当时对托洛茨基并不友好，而且他本人在那些反对托洛茨基的事件中起过突出作用。他写道：
像新的援军到达一样……托洛茨基一到现场立刻出现了新气象：严格的纪律恢复了，军事机关和行政机关又能胜任工作了。凡办事效率低的人都被降职，高、中级指挥人员均已撤换。托洛茨基的命令清晰明确，对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要求每个人都发挥最大作用并能准确而迅速执行战斗命令，这一切立刻表明这里有了强有力的指挥员。……内心的振作已经开始。参谋部的工作进入正常运转之中。一直不行的联络工作现在也变得令人满意了。后勤供应部门开始发挥职能，没有任何故障。前线开小差的事显著减少。所有部队的战地法庭都在开庭办公。……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前进。所有后退的路都被堵死了。托洛茨基明察秋毫，深入到每一个细节，把他沸腾不息的干劲和惊人的毅力应用到每一项工作上。①
① 《为彼得格勒而战》第52一53页。
尤登尼奇继续推进了几天。城外出现英国坦克，引起了恐慌。托洛茨基骑在马上，把因害怕而后退的士兵集合起来，率领他们回到战场。临时拼凑建成的工厂拼命努力，在尤登尼奇大炮的射程范围内进行生产，开始制造出像坦克样的车辆；恐慌因而结束。正如尤登尼奇所说的那样，正规部队和匆匆建立起来的赤卫队，甚至妇女队都“蛮勇”地进行反击。托洛茨基到达后一个星期，防御部队转入进攻。十月革命两周年时，也是他40岁生日，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向苏维埃执委会报告胜利。
内战最后一幕开始了。南方战线上的白卫军早已后退而且溃不成军。①红军向哈尔科夫、基辅和波尔塔瓦推进。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已彻底失败。形势变得这样快，在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上政治局成员还忧心忡忡，笼罩着失败的阴影，但只过了3个星期，红色莫斯科就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在苏维埃执委会庆祝十月革命两周年的纪念会上，人们称呼托洛茨基为胜利之父，授予他红旗勋章。②
① 白军溃败的原因没有人比邓尼金本人说得更直率、更符合事实的了：“应使我们解放的广大地区……所有跟苏维埃政权敌对的分子都起来暴动。……问题只是广大群众是否已忘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灾难？……人民是否跟我们一起走？……生活给予的答复先是肯定，尔后是否定。”参见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5卷第118页。“南方的军队免不了普遍的社会弊病，他们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玷污了他们的声誉。……在仇恨的气氛中，内心的仇恨愈来愈严重。集体迫害使犹太人蒙受痛苦，但也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扭曲了他们的心灵，破坏了军纪……。”同上，第146页。弗兰格尔就是这样对战争作道义方面的对比的：“志愿军因抢劫和暴行而丧失信誉，因此我们丧失了一切，我们甚至不能试图沿同样的道路，打着同样的旗帜再一次进军。”同上，第263页。写到他的部队腐败时，邓尼金继续说：“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这里举行的盛宴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愤怒和僧恶……。”他最后说：“英国的军火和库班面包仍从我们的军需供应基地送到。但道义基地已被摧毁。”同上，第314页。
② 授给彼得格勒和斯大林同样的勋章。斯大林连纪念会也没有出席，托洛茨基后来说，参加纪念会的人都对授予斯大林荣誉感到意外，还说没有人为此鼓掌。如果情况是这样，托洛茨基肯定是不满的，因为以后不久，他写道：“授给彼得格勒红旗勋章，彼得格勒确实当之无愧，奖状授给个人时，往往可能授错，可能是偶然的幸运，但把荣誉授予彼得格勒，没有错误也没有偏向。”《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310页。
此时他处于政治军事成就的高峰。他领导了革命，创立了一支伟大的军队，并率领这支军队取得了胜利，他赢得了对革命心怀良好祝愿的广大群众的敬爱和革命的敌人的钦佩与刻骨仇恨。他同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一样希望，内战的恐怖即将结束，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即将开始。他希望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他也能起到像在军事上已经起过的那样的杰出作用。1919年12月，他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内战的困难和成就对比表；因为战争虽然还在进行，但内战的结局已定。①他赞扬那些在过去两年中承担千钧重负的人的高尚品格。他称赞了政委——而他曾被怀疑为政委的敌人，他说：“我们的政委……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军官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并未享有社会等级特权，他们甘愿为工人阶级事业献身，并教育别人为这一事业而献身。”他更高度地称赞获胜部队的指挥员，在这些人中有昔日的沙皇的将军，有从普通士兵提拔起来的人，也有人曾是钢铁工人或理发师，他特别热情地讲到三个部队指挥员——工人伏龙芝，警卫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和革命记者索柯里尼柯夫的成就。尔后他提纲掣领地概述废除常备军而过渡到由社会主义理想产生的民主民兵（即饶勒斯曾梦想过的民兵）的前景。②他甚至为在过去非常时刻应征入伍捍卫苏维埃、并出席这次大会的孟什维克说了几句友好的话。他说：“我们非常感谢其他党派，虽然它们属于反对派。……他们动员了一定人数的工人参军。他们在这里受到弟兄般的接待。”早几个月前，他曾威胁孟什维克说，如果他们破坏防御就会被“碾得粉碎”。但此时他亲自向马尔托夫致意，因为马尔托夫祝贺布尔什维克的军事与外交的胜利。他表示“由衷的喜悦……绝非别有用意，没有一点儿嘲讽的痕迹”，因为“马尔托夫说到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际斗争——他用了‘我们’这个词，他这样说，增强了我们事业的政治力量和道义力量。”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325一355页。
②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后的《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托洛茨基像其他布尔什维克一样盼望，国内政策将会宽松，让各党派，至少是社会党反对派恢复公开活动。1920年1月，削减契卡的权力、废除死刑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初步措施。但是这些乐观的希望并没有成为事实。
战争的恐饰尚未随着往事一起消逝。①
① 本章和下一章的资料除已注明的以外，都引自布勃诺夫、加米涅夫和埃德曼的《内战》第1一3卷；卡库林：《革命血战实录》第1一2卷；《伏龙芝全集》第1一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