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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党

埃内斯特·曼德尔

Vanguard Parties

Ernest Mandel

（1983）
译者：TH


　　这篇文章是曼德尔1983年12月15日在加拿大在曼尼托巴大学举行的马克思百逝世一百周年大会：「马克思主义：在未来二十年」的报告。该报告稍后发表于美国左翼刊物《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第44期上，并重印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1983, , Vol. VIII, No. 2:3-21).]


　　要解决有关政党、政党的建设以及革命先锋党的必要性等问题，先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如果你不喜欢“革命”这个词，可以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来代替它）。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自觉地、有计划地改造社会的变革。当然，它并不打算考虑所有的细节问题，因为那取决于社会的一定的条件和变化着的物质基础。但至少它是基于这样一种计划，即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怎样的以及我们如何去实现它。同时，社会主义革命也第一次需要全体劳动人民，也就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拥有高度的能动性和自我组织的能力。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出发，我们可以立即得出一系列结论。

　　一个自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行不通的。一个没有实际尝试过的革命也是不行的。同样，你也不能有一个被精英所把持或被无所不知的少数领袖所指挥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时需要两种要素：尽可能高的阶级觉悟和最广大人口的尽可能高度的自我组织和活动。在先锋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基本矛盾。

　　如果回顾过去一百五十年（差不多是现代工人运动的开端）的世界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发展过程，我们会再次发现这个突出的矛盾。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克服一直以来围绕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所争论的难题，并且在当前的政治辩论中确定哪些才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只是社会变革的工具吗？无产阶级是否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它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的所扮演的真实角色是什么？历史的“损益表”就这些问题能告诉我们什么？

　　从真实的历史运动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说来，在日常生活中支配着工人阶级的是一种被列宁称为工会意识的东西。我把它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阶级意识。它虽然并不导致对资本主义持久地和日常地反抗，但对于偶尔会反抗资本主义的工人却是绝对必要和必不可少的，正如马克思曾多次指出的那样。用更为激进的话来说，如果工人不去为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他们将变为一群道德堕落的奴隶。这些道德堕落的奴隶们绝不会创造出一个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基本的阶级联合都谈不上。所以，他们必须为眼前的利益去斗争，但这些为直接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并不会自动地和自发地使他们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挑战。

　　这个说法的另一面同样是正确的。周期性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反抗的工人不是成百上千，而是数以百万计。二十世纪的历史说到底是社会革命的历史。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应该再重新读读历史书，至于报纸就更不用说了。自1917年起，在一定意义上从1905年开始，世界各地几乎没有哪一年不发生革命，而工人都以相当重要的方式参与了进来。他们并不总是构成革命队伍的大多数这件事也同样是真实的，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因为几乎在所有重要国家工人阶级在实践意义上已成为社会的主体。工人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对抗已被过去二十年欧洲的统计所证实。工人对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的真正挑战存在于1960-61年的比利时，1968年的法国，1968-69年的意大利，1974-75年的葡萄牙，部分地存在于1975-76年的西班牙。波兰1980-81年所发生的，即使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也一定是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因此，这里所呈现的是一幅与不断保守的、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工人阶级形象完全不同的图景，积极地参加这些斗争的工人总数超过了4500万。

　　基于这些特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工人阶级的活跃程度和阶级意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人并不是每天都罢工，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面所承担的这种作用使得那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如果每天都罢工，他们就要挨饿。出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乃至心理的原因，他们必定不会每天、每年，哪怕是每五年地去斗争，这里没有时间对这些原因详加说明。因此，阶级的战斗性和活跃性是螺旋式发展的，这是由一种内在规律部分地来决定的。如果斗争进行了很多年并以严重的失败而告终，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将不会在相同的或更高的起点上去战斗。你如果需要时间来复元，可能会是10年，15年，甚至是20年。反之亦然。如果在某些时期斗争取得了成功，即使是中等程度的胜利，你也会有气势去为更广泛的和更高级的目标而战斗。所以，我们可以详细的描述国际工人运动史中的这种螺旋式运动。同这种阶级的战斗性的不平衡发展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是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它并不必然与前者机械的相关。伴随着相对较低的阶级觉悟而阶级的活跃程度可以很高，反过来说，阶级觉悟较高但战斗性会出乎意料地相对较低。当然，这里所讨论的是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或最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而不是少数先锋队成员的。

　　从这些基本概念上的区别出发，我们几乎可以立即得出先锋队之所以必要的结论。为了克服由阶级的战斗精神和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潜在威胁，一个先锋组织是必须的。如果工人始终保持最高的战斗性和最高的觉悟，那就不需要先锋队了。但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即不会也可不能存在。因此，你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持久地体现工人阶级高度的斗争性以及较高的阶级觉悟。在每一波运动的高潮过后，一旦临界点到来且群众的实际活动减少，阶级意识会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同时群众的活动几乎会消失殆尽。

　　革命先锋组织的第一个作用是保持理论的、纲领的和政治上的连续性以及获得前一阶段那种高度的阶级战斗性和觉悟的组织技能。它所充当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永久性记忆，这种记忆是把经验教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一个纲领里面加以整理，这样新一代的工人就可以从中获得教育并以更明确的方式进入斗争行列而不必从头开始。先锋组织的这第一个作用就是确保从历史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总结和教训的一贯性，因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无非就是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真实的工人运动、革命以及反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总和。几乎没有人，或者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单独胜任这项工作。我们需要一种组织，并且由于这种斗争经验的国际性质，我们同时需要一国范围的和世界范围的组织，以便能对工人斗争与革命的所有历史的和当前的经验作出持久的评价和估计，用新的经验材料丰富它们以产生新的革命，并让它们能越来越充分地体现此刻正在进行的工人阶级斗争与革命的需要。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组织的，但决不限于此，在现实中它还具有政治意义。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集中制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但我们并不把“集中”这个词首先看作是组织上的问题，而且它也丝毫不是作为行政手段所必需的。它是一种政治原则。“集中”到底意味着什么？集中是经验的集中、知识的集中和对实际斗争的总结的集中。倘若没有这种集中，我们这里会再次碰到一种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威胁，这就是部门片面化和陷入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使任何人对有效行动的问题都不能得出充分的结论。

　　如果妇女激进分子只参加女权主义的斗争，如果青年激进分子只参与青年人的斗争，如果学生只参加学生运动，如果移民只忙于移民的斗争，如果被压迫民族只参加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如果失业者只参与反失业的斗争，如果工会分子只参加工会斗争，如果那些无组织的非熟练工人只从事自己的斗争，如果政治激进分子只忙于选举活动或出版报纸——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各自为战，他们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各自的经验中他们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认识论上来说）。他们只有局部的斗争，零散的经验和片面的认识。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你甚至可以先验地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正确的。他们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和总体的正确认识，原因是他们只能看到现实的一部分。

　　当然，从国际的观点来看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只关注东欧国家 ，如果你只关心不发达国家、半殖民地或尚未独立的国家，如果你只专注于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你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就是片面的。只有当你把这三个部分（我们称其为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中真正由群众进行的具体斗争的经验汇集到一起，你才能对世界现实有整体的、正确的认识。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巨大优势，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并且有很多同志在世界各个地方从事实际的斗争而不只是理论的分析，在世界革命的这“三个部门”中它都同这些斗争有具体的联系。这种优势并不是由于（第四）国际的领导人的伟大智慧，而应归因于世界范围内的具体斗争经验的初步集中并将其加入到了正确的历史纲领。

　　这就是“集中”的全部内容。这意味着——我之所以不用“最”是因为可能会言过其实——至少，工会、非熟练工人、失业人员以及被压迫民族中的优秀战士，妇女、青年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杰出的反帝斗士，总而言之，各个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受剥削、受压迫和从事实际斗争的优秀分子走到一起将经验汇集起来并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把这些经验教训做对比，据此用批判的方式对他们每个阶段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做反复的检验，以达到对整个社会、世界及其发展动力以及如何实现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全面认识。这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正确的纲领、战略和战术。既然阶级意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阶级的活跃水平也是不平衡和间歇性的，那么上面所说的就不可能由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做到。那种想法只不过是民粹的幻想罢了。

　　有一些人宣称只有他们才具有打“持久战”这种很“精英”的专长。这种能力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而它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证明。那些退出政治活动的人在实践上证明了他们其实并没有这种素质。还有一些人即使是在群众停止斗争后还继续从事战斗和启发阶级意识，继续阐述政治和理论观点并用一种持久和连续的的方式不断地试图改变着社会，这些人才具备这种品质。由于这种“专长”——不论它怎么普通和有限——一种具体的和实践的品格会逐渐形成，这种品格是检验一个先锋组织的正当性的依据。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先锋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如果可以称其为一种辩证张力（dialectical tension）的话,我们必须着手解决这个矛盾。首先，我使用了“先锋组织”这个词而不是“先锋党”。这是我有意识地引入的一个概念上的区别。我不相信一个自我标榜的先锋党。我不相信有五十或一百个人站在市集广场 上拍着他们的胸脯说：“我们是共产党”。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意识里面是这么认为，但如果其他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就只能在广场中央大喊大叫而在实践上一无所获。比这更糟糕的是，他们会试图通过暴力将自己的信念强加在群众身上。一个先锋组织的特点是能够坚持。一个先锋党是要通过长期的过程来建造和建成的。表明先锋党已形成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至少要被本阶级中数目不小的少数人所承认。在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没有追随者的先锋党是不存在的。

　　一个先锋组织在下述情况才会成为先锋党：现有的工人、贫农、革命青年、革命妇女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者，也就是真正的阶级中重要的一少部分人承认该组织是他们的先锋队，换言之，在行动上跟随它。至于这部分人必须占10%还是15%则是无关紧要的，但他们必须是阶级队伍中真实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分人，那么一个先锋党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一个未来的政党的核心。这个核心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历史会做出回答，这是一个留待历史去解决的问题。从先锋组织到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转变需要持久的斗争，真正的先锋党要扎根于工人阶级，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且它本身要被这个阶级中的至少一小部分人所接受。

　　我们需要在这里引入另一个概念。我说过，工人阶级并不永远都具有活跃的行动和高度的阶级觉悟。现在我要指出一种分化。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或整个阶级是不同质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隶属于不同的政治团体，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觉悟，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还因为群众自身范围内存在着分化。工人阶级内部始终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分化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从普通群众到先进分子的“萃取（distillation）”。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此写过很多东西。可能会令你们中一些人惊讶的是，罗莎·卢森堡对此也有过很多论述。那些有志于建立革命组织的活跃分子——比如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国家的工人先进分子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西德等国家的先进工人都是哪些人呢？他们从事的是领导实际的罢工，组织工会中活跃的反对派，为群众的示威和斗争做准备以及与传统的官僚化了的组织保持距离。

　　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虽不相同但同时存在，人们尽可以讨论它们各自所占的确切比重。但工人中的这些阶层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在不同的时期它们的数量也各有不同。在德国，柏林工会和大型工厂中的“工人革命委员会” 领导了1918年11月的革命并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随后该党中的左翼力量与德国共产党在哈雷代表大会（Congress of Halle）上合并，他们也随之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不仅在柏林，在德国其它许多工业地区，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一个阶层。人人都知道他们，他们的数量也不是未知的而是成千上万。如果我们留意在这15年之后的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也就是1930-33年左右，这个阶层在数量上虽然急剧下降但依然存在。

　　对俄国的研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1905年，这些人家喻户晓，他们领导罢工，带领普通群众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905年之前游离在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在1905-06年的革命期间，他们逐渐加入社会民主工党，而后在反动时期 一部分人退出了该党（一并脱离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1912年，特别是随着1917年二月革命的开始，他们重返政治舞台并在更大的规模上成长起来。1917年4月，也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直接而明确的路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吸收进了布尔什维克。

　　人们可以在字面意义上争论布尔什维克究竟是在1912-13年间还是1917年成为先锋党的。我更倾向于认为是1912-13年这段时间，否则对他们而言在1917年的一个春季尽快的成长起来是很困难的。但这只是对历史分析的一个起点，真正的要点在于政治先锋组织和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阶层及产业工人、妇女、青年及少数民族斗争的领袖在实际生活中要结合起来。当这种结合发生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才会有一个被阶级队伍中的一少部分所承认的真正的先锋党。如果没有这种结合，你就只有一个潜在的先锋党的核心或一个先锋组织，它只不过是在将来进行这种结合的一个前提。

　　这就产生了第三个重要问题：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在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工会。接着，你会有处于不同阶级意识水平的群众性政党，如资产阶级的工党，独立工党以及工人的革命政党。只有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工人的自我组织才具有最高的程度的发展，这就是苏维埃类型（Soviet type）的组织，即工人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或大众委员会，随便你叫它什么都行。

　　为什么我说这种类型的自我组织程度是最高的呢？原因是，它把大多数工人都卷入了进来，而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情况下你在工会或政党里面通常见不到这些人。通过工人委员会式的阶级组织进行直接的自我管理是最高级的形式，这不是因为我对它有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道德的或情感上的偏爱，而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客观原因：他们将更大比例的工人和受剥削群众组织了起来。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受官僚化的机构和领导的限制，他们应能组织起高达90-95%的群众，这在传统的工会和政党里面是找不到的。因此他们是群众自我组织的最高级的形式。

　　更进一步地讲，革命先锋分子的独立组织与他们在群众组织中的活动之间是绝对不矛盾的。相反，历史通常证明了先锋组织越是能更自觉和更好的运转，你就越能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有效地开展工作。这意味着你必须以一种彻底的方式来避免理论上的宗派意识并尊重工人民主（workers'democracy）、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但这绝不是说就不存在矛盾了。你在工会、群众政党和工人委员会中对自己所能要求的唯一权利就是成为这些组织的更投入的、更积极的、更专注的、更英勇的、更清醒的和更忘我的建设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般利益的捍卫者。在你的工人阶级的同路人面前，除了说服他们的权利外你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

　　我们对工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立场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共产党人或工人阶级的先锋党没有和工人运动的整体利益所不同的利益。不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把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隶属于任何派别的、小团体的或个别组织的利益。正是出于对这一事实的理论上的认识，我们才能更激情地和投入地战斗并深刻地理解工人的联合阵线、工人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统战策略和工人阶级的共同目标。我们深信，如果没有为这种共同目标而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也不可能的。

　　我们的这个立场还有一个基本理论的支撑。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美的和最终的教条或教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体现了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的连贯性，我们不相信它是一本完全尘封的书。如果谁要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一只只能凭记忆来说话的鹦鹉，或者把所有的经验教训输入计算机以祈求现成的答案。对我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开放的，因为不断会有新的经验和新的事实（也包括关于历史的事实）被编入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献中去。马克思主义永远是开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评的。

　　当马克思在一个客厅游戏里被要求回答“你的座右铭是什么”，他给出的“怀疑一切（De omnibus est dubitandum）”这个答案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经常有一些愚蠢可笑的人认为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无神的新宗教，马克思实际上是持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怀疑和对自己说过的一切都能提出质疑的精神是与宗教的教义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永恒的真理并且没有人能通晓一切。工人阶级的“圣歌”——国际歌的第二节在法语版里以如此精彩的词句开头：

　　Il n'est pas de sauveurs suprêmes
　　Ni Dieu, ni César, ni tribun
　　Producteurs,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crétons le salut commun

　　德语表达的更明白：

　　Es rettet uns kein höh’res Wesen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Kein Gott, kein Kaiser, noch Tribun
　　（也没有神仙皇帝）
　　　　Uns aus dem Elend zu erlösen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Können wir nur selber tun
　　（全靠我们自己）
　


　　劳动群众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没有上帝、没有凯撒也没有一个永不犯错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或总书记能够代替工人阶级所做的集体的努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尝试着同时建立先锋组织和群众自我组织的原因。

　　你必须通过说服的方式而不能欺骗工人或“诱使”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必须帮助工人阶级能共同地并实实在在地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与群众自我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多元化，辩论和争吵对于保持这种自我批评的过程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即便辩论采取了宗派主义的不健康和令人不快的方式或这种争吵激怒了那些严肃的激进分子（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浪费时间）。如果说没有人能预先掌握所有的真理，如果各种情况都始终要用工人运动中的新经验以批判的方式去重新检验，那么你当然就需要批判的精神，需要对比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变通。工人民主不是一种仅仅为了表达对它的抽象公式的真诚的奢侈品，绝对不是！它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绝对必要的前提。

　　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工具，正如党也是一种工具一样，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做的一切，即使从短期来看像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这样的工作，也绝不能同基本的长期目标相背离，这个长期的目标就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受剥削群众的自我解放以及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性别暴力的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不可企及而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让我们举两个例子。

　　我们今天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东欧、苏联、中国、越南和古巴这样的社会）所起的作用。没有社会主义的多元民主，你找不到解决社会主义计划导致的基本问题的正确方案。没有哪个政党能代替人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消费意愿的优先顺序、消费基金和投资基金的分配、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分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基金的分配以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基金的分配如此等等。没有哪个个人能做到这些。再说一次，这种想法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如果群众不接受你对优先事项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即使是斯大林政权制造的大恐怖，能够迫使他们做到你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拥有的基本要求：积极地、创造性地和坚定地参加生产。有一种形式的反抗是官僚主义所不能有效地压制的，它会变得越来越剧烈，那就是通过消极怠工来表达自身的反抗。东德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位记者来到工厂问主管：“同志，现在有多少工人正在工厂里工作？”，这位经理答道，“哦，至少有一半吧”。这是发生在所有官僚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真实情况。靠制造恐怖解决不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可能在各种不同的计划间做出选择而这些计划要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最大的限度的满足他们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克服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只有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才需要的奢侈品。中国需要它，越南也同样需要它。只有它才能迅速纠正由政策的巨大失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没有这种多元主义，没有广泛的公开辩论，没有一个合法的反对派，你可能要花费15、25甚至30年来纠正这些错误。历史的记录向我们表明了如果需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才能纠正错误，工人阶级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错误本身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革命的关键不在于避免犯错误（没有人不会犯错），而是如何改正错误。没有党内民主，没有集会的权利，没有合法形成派别或党派的权利，没有自由公开的辩论，你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会面临巨大的障碍并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完全赞成有不同倾向、内部充分民主和合法形成派别与政党的权利。

　　我并不是鼓励形成派别，这是一个错误的公式。出现派别是一个政党发生病变的征兆。同时从政治路线和党内活动这两个角度看，一个健康的党是不会产生派别的。如果你组织了一个派别，将你开除出去并格外禁止内部辩论而使党内生活僵化所造成的罪恶要大于保留你在党内活动的权利所产生的祸害。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尤其是对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革命先锋组织越是深入地扎根于无产阶级，其中的学生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成员的数量就越少（我并不是指有学生或知识分子不好，他们是必需的，但不应成为革命组织中的多数）。你的组织中的工人越多，你的组织就更好的根植于工人阶级，你也就越能提出关于阶级本身的具体问题。在这个一般框架下，先锋组织的本职工作是摆正阶级斗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位置。我们决不应该忘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辩证关系，否则我们就会偏离轨道同时也无法实现我们想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帮助世界上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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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尔《先锋党》译后记

　　TH



　　这篇文章是根据曼德尔在加拿大的一个研讨会上的演讲材料整理而成的。英文版的标题是“Vanguard Parties”,直译应为“先锋党”，但从整篇文章所阐述的内容来看，译为“先锋党的一般理论”似乎更为妥当。翻译后的文章仅有区区几页，但其内容很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在这篇文章里，辩证法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而这种关于矛盾的学说同具体历史材料的结合又发展为对国际工人运动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的具体运用）。曼氏在其中只列举了少量的史例(德国和俄国)，但如果结合韩国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历史来看，这种从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和普遍性不禁让人叹服。

　　马克思的伟大功绩之一在于他明确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所要扮演的角色。在使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同时，马克思的学说也保持了密谋派关于革命行动的学说的连续性——即能动的和主观的方面，这里的行动已经不再是少数人而是整个整个阶级的行动了。如果说政治经济学（还有其它学科）是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条件的研究，那么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组织和行动问题自然就属于主观条件了，尽管这两种因素在现实中总是辨证地相互作用。先锋政党无疑是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

　　做个机械的类比，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对“彼岸世界“的各种理论分析，同样地，我们也需要有关于“此岸世界”的一般理论。如果我们还能清楚地记得《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就不难理解曼德尔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了。

　　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解决的是一个政党如何在非法条件下进行活动，他并没有打算提出一个关于先锋党的一般理论。其他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过详细地、系统地论述，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缺陷。佩里·安德森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后记中指出了列宁的学说所存在的三个缺陷，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先锋党理论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研究者不但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更要有丰富的实践和斗争的经验。

　　贯穿整篇文章的是曼德尔在这个问题上对不平衡发展规律创造性的应用。不平衡发展规律（law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是自马克思开始就知道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特别是理解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发展过程和动力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将世界上各种具有不同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民族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中，与此同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也存在着剧烈的分化，它们之间既有趋同又有对立，也就是矛盾的发展过程。这个规律使得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最落后的俄国发生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成为可能。GCD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曾多次提到这个规律，但在今天官方的文献中这个规律再也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折衷主义地叫做“和谐”的世界观。

　　在主观的思维领域同样存在着这种辩证法，工人阶级和群众的思想意识存在分化和差异，其原因复杂多样。自觉地认识并承认这种阶级意识的不平衡发展，对于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培养阶级认同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直接关乎具体工作中所能够拥有和应用的战略和策略。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在文章中获得，这里仅对一些基本问题择其一二来说说我自己的感想。

　　首先是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改良不等于改良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工人来说，改良为什么是必需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现在都知道工人是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挣得工资的，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不会长时间的进行罢工和斗争，否则他们就要陷入忍饥挨饿的境地。韩国九老团结斗争中的的一些细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作为反应措施，该公司阻挡了提供食品的抗议者，切断了大楼的水电。……由于饥饿和极其疲劳，这些工人对这种暴力毫无还手能力，保卫厂区的警察也不愿意惹麻烦干预。（具海根，2001）另一个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是美国编剧协会在2007年底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这场罢工最终持续了14周，但活动从一开始就准备了1250万美元的基金！(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2日)美国编剧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财力进行长时间的坚持，但这对普通工人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那些工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无论罢工还是革命对于普通工人来说都是非常现实而非浪漫的事情。

　　曼德尔用近乎煽动性的措辞指出，如果工人不为增加工资或减少工作时间这样的眼前利益去斗争，他们将变成“道德堕落的奴隶”。这并非耸人听闻。没有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失业、低工资以及超长的加班时间不会带来阶级意识的发展和阶级认同 ，相反，在工人中盛行的可能是千方百计去争夺利益的各种利己主义和市侩思想，倒是各种极右观点甚至法西斯这样的野蛮思想会获得他们的青睐。

　　如果任由工人或农民的境况（物质的和精神的）恶化，如果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来保卫自己的基本人权，我们最后看到的是道德低下、士气低落和组织涣散的所谓劳苦大众。那种等待某个高潮时刻来临所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会齐心协力将资本主义制度推翻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和徒劳。问题还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获得解放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旧制度被推翻后马上就会被提出来：谁来接管全部社会生产，如何组织和管理？如果工人和农民不能在旧有的社会条件下学会民主决策和自我管理，又如何保证在新社会中防止和制服官僚主义之祸。当前，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各种组织工作（工会、农会或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对工人来说，争取这些条件改善的最基本的手段和形式就是组织工会 。这些都明显的属于改良的范围。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工会和改良对工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原因主要在于前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其不能切身地以后者的真实感受去考虑问题。这里仍只需举韩国工人斗争的例子就够了。具海根对曾经的韩国劳工领袖的访谈有如下内容：（曾任元丰纺织公司工会主席的）方镛锡跟我说过，“学生有时候不懂得我们的工会有多宝贵，不懂得我们为了建立这些工会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金志宣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作和工会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如果被开除，学生可以离开工厂工作，但我们不能”…（具海根，2001）

　　防止改良陷进改良主义的泥淖同样是重要的。改良主义并不总是产生温和的结果，它在历史上也曾酿成过滔天的罪恶——希特勒的上台就是一个明证。改良的斗争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能同长期的目标相背离，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指出“现实政治绝不应该与争取改良的斗争混淆起来。为直接可实现的改良而坚决斗争与系统的反资本主义教育和宣传，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越是深入工人阶级，就越能提出关于工人阶级本身具体的和实际的问题，就越能理解改良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但同时也决不应忘记我们的长远目标：共产主义。

　　其次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按照惯常的理解无非有如下三点：1、决策前（充分）民主地讨论2、决策后少数服从多数（行动上）3、多数要尊重少数的权利。这是民主集中制的ABC，但同时也只是组织进行决策与管理的一种形式和手段。

　　曼德尔指出，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并不是行政管理所必需的，所谓的集中是经验、知识以及实际斗争的总结的集中。没有这种集中，运动就会陷入部门化和分裂的危险。

　　确实，如果只是把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上述的“三段论”，那么它就只能被当作一种手段，但这样一来它的“目的”的方面就被忽略了。没有哪个组织生活在真空中，它总是要受到一定社会条件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制约（专制抑或民主？）。因此，一个组织的内部决策除了要做到形式上尽可能的民主与平等，还要考虑到该组织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它自己的定位以及决策可能带来的各种实际后果。如果考虑到民主集中制带来的社会或政治后果，那它就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手段。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手段）和政治原则（目的）的统一，前者服从后者，但它绝不是抽象的公式，只能在具体的环境下讨论具体的问题时用具体的方法来确定究竟需要民主多一些还是需要集中多一些。

　　进一步地，民主集中制对于一个组织必须要解决辈代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它来解决这样一种矛盾：年长一代由于获得一定成就所导致的保守化和年轻一代由于缺乏经验和阅历而导致的激进化。组织中的每个人或每个部门的生活、工作环境以及平时接触到的人群不尽相同，对社会和组织的看法和判断也总会有不同，如果不能真正地把各自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并对这些内容进行整理加入到组织的纲领和共同目标中去，民主集中制也只会流于形式而失去生气。

　　这篇文章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工人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