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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内争取苏维埃民主的斗争
曼德尔
（1976）
译者按：西德汉堡一份月刊Das Da出版专辑，评论苏联物理学家、政治异议者沙哈洛夫的政诒思想，参加论辩的有许多国际知名之士。该刊编辑部并邀请曼德尔为文表示意见。以下节译的就是后者在1976年6月号该刊发表的文章。
我完全反对沙哈洛夫现在的政治立场。他只是片面地看到苏联的内部政治情况，而离弃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亲资本主义的意见。沙哈洛夫看不到半殖民地国家的可怕情形和新旧法西斯政权不人道的罪行，这些都主要地要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负责的。
在西方，由于经济危机日深，阶级斗争更尖锐化，因而使民主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此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出现大量失业和生活水准下降。私有的生产工具，加上竞争，引起资金积累和利润的争夺，这些威胁着将生产力变成破坏的力量，周期性的危害着物质、思想文化甚至是人类的存在。社会所面临的世界危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人类从臣服于具体化的技能及隔离的商品生产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合伙的生产者，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达到一个计划。对于以上种种，沙哈洛夫全都看不到。
虽然如此，我仍是无条件地支持他在苏联自由提出意见的权利。我支持他维护所有苏联人民的人权及公民权的勇敢运动。我亦认为，假如异议不获容许公开发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民主就是给予异议者自由。
苏联有一条刑事法，规定“反苏维埃的煽动”或“反封苏维埃政权的诽谤”会被罚监禁；这条例是违反宪法的，应该尽快予以取消。这条例企图限止言论、集会和示威的自由，它类似极权主义时代的“发表意见的罪行”的反动条文。这完全违反马列主义所提倡的工人阶级专政是以巴黎公社为模范的国家体制，政治警察和锁压工具不会存在，而且工人大众，不管他们是什么政治信念或效忠什么党，都能享受比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为自由的言论、组织和示威权力。
这条刑事法，保证了苏联政府及党可以在无异议的情形下，拥有统治国家及经济的违宪的垄断权。任何对党领导总路线的批评都被斥为“反对苏维埃的煽动”。
言论自由，不但对社会主义建设无害，而且是有益的。自由的公开讨论，可以更快提出其他的改善办法，和更快改正错误。几十年来苏联经济所面临的危机，可能在公开讨论经济和农业政策下更容易和更快克服。廿十五年来的苏共每次大会上，都有指责工厂内存在的缺点——大量未动用的储存，投资计划多年冻结，原料供应不及时等。如果工人不需要先行入告党委员会，而是在报上公开讨论，这些缺点，可能已大为减少，甚至如果工人有权成立工厂自冶制度，可能已加以根绝了。
但是，在苏联，工人自冶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鼓吹工人自冶就是“反苏维埃煽动”。更坏的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政府稍有批评，便会比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更少自由。苏联共产主义者批评华沙公约国家军事干预捷克便被判长期监禁，而西欧共产党则可以更强硬的公开谴责这次军事干预。
欧州资产阶级革命五十年后，亲封建主义者仍然能够自由说话和写作，没有受到囚禁或是送入精神病院。但俄国革命胜利五十年后的今天，不但亲资产阶级言论受到压制，即使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只要与正式常路线不同，便要受到镇压。苏联劳工监中有些人在《致欧洲及美国共产党的公开信》中，仍声明他们是效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的，他们的“罪行”，就是发表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解。
我也曾写过阐明马克思经济理论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书籍，而西方政府亦认为我是资本主义的死对头，因而美国，西德，法国都拒绝我入境；但虽然如此，这些猛烈批评资本主义的书籍却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德国印行，反而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容许印发。
为什么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列宁在遗嘱中称他为苏共“中央中最能干”的领袖，他的著作却在苏联不准流传？为什么一些突出的共产主义者，如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他的继任者布哈林、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任总书记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以及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们的名字和十月革命及苏联的建国历史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而他们的著作却不再印行呢？
苏联的压制言论、思想和报纸自由，只是帮助资本主义向东西方的人民鼓吹它是比社会主义社会更为“自由”的制度。这对于巩固苏联人民的真正社会主义觉醒是一大障碍。难怪苏联一位学者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时说：今天苏联的年青的一代不再懂得如何辩论了。只有在激烈的、公开的、大规模的辩论的气氛下，马克思主义才可摆脱国家宗教的角色,重新繁盛起来，苏联才可以有新的普列汉诺夫、新的列宁和新的托洛茨基出现。但这就是苏联官僚层压制辩论自由的主要原因。它是惧怕的，就是一个政治上活跃和觉醒的工人阶级。
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找出苏联一直缺乏苏维埃民主的社会原因。今天，在苏共第二十届大会二十年后，中国革命胜利打破了苏联受资本主义包围廿五年后的今天，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工业强国。若再说这种政治变态是落后和贫穷所致，那是根本不足够的；说是“个人崇拜”的结果，那更是可笑。
苏联这些弊病，列宁早在一九二一年已作如下解释：苏联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而是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权力，已由工人阶级、工人议会及先锋队的手中溜走，而由国家、经济和党的官僚层所垄断了。
这个社会阶层，基于行政和权力的垄断，因而掌握巨大的物质特权，它于是尽所有方法去保护这些特权。人人都有无限的公民权的苏维埃民主、工人领袖投票选出而各党各团体均可参加竞选、工人管理整个国家和经济、无限制的公开辩论有关社会的所有问题（包括重要政策、工厂内民主集中的工人自治）——所有这些，对他们说来，就等于他们特权的结束。所以，官僚层便死抓着权力的垄断和一党制度，强硬地压制任何真正的苏维埃民主，不管只有这个民主才能帮助建立社会主义。
官僚层不是一个新的阶级。资本主义并没有在苏联复辟。苏联工人阶级本能地反对这些倾向，例如他们强烈反抗给予工厂经理开除工人的权力。我与这些工人站在一起，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反对压迫者亲资本主义的阴谋，亦反对沙哈洛夫的建议。
反对复辟的最好保证，是一个独立行动、自治和政治动员的工人阶级。这股力量将会上台，恐惧的将会是现今的统治者、帝国主义，和索尔恩尼琴、沙哈洛夫等。国际工人阶级斗争，特别是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争取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内成立工人议会的民主制度，将会对苏联工人阶级新的兴起有着重大的贡献。
（译自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洲际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