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学术界今天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简直是矛盾得令人诧异。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曾受到理论上的日益重视，学术界曾热烈的加以讨论，但是认为并没有实际效用。当时经济学家们都说：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1）。今天谁也不再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够启发（而且不是没有成就）大小国家的经济政策了。然而学术界却一味地加以冷淡或鄙视。[I]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有的时候也成为比较深刻的研究对象，但是这并非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作为一门所谓的“苏维埃学”的新“科学”中的一个小部门来加以研究，要不然，就是在一个更加古怪的学科，即所谓“马克思学”的范围内来进行研究。……

凡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考察方法为有效的人，凡是认为这个方法所获得的大量成果为有效的人（而作者是无保留地抱着这种看法的），当然可以反驳说：这是毫不足怪的。学院式的科学本来不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么？资本主义世界不正是正在同“社会主义集团”“进行一场殊死战”么？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正是这个“集团”的一项基本武器么？资本主义的奴仆不是有义务来对一切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服务的东西进行系统的诽谤么？因此，在西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诬蔑，只不过是阶级斗争本身的一种表现，反过来，这倒恰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论点的有效性。这样的辩论，大有可能形成聋子对话，由马克思主义者同心理分析家互相进行“技术”的对骂。

我们并不否认这些说法里面也仿佛有一点真理，但是只不这一点点而已！如果人们既不抱幻想，又不假装羞羞答答，来对各家互相争论的整个思想界进行一番考察，那末就不能否认，在这里面可以遇到许许多多厚颜无耻和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的人。他们把笔杆和脑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是微微把自己的思想线路改变一些，如果原来的思想线路可能妨碍他们飞黄腾达的话。此外还得补充一点：几十年来，由于苏联拥有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它在思想界也起了类似的影响。

然而，没有一个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忠实于马克思本人伟大科学传统的人，能够把思想的演进问题单纯地看做是（被个人利益）直接腐蚀，或者是（被环境压力）间接腐蚀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明：思想史有它自己的辩证法，思想的演进是以代代相传的遗产为出发点的，是从各家争论的结果出发的（参阅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给梅林的信）。社会决定这个过程，基本上是根据这样的材料来进行，这种材料有它本身的矛盾，也有朝着不同方向“分裂”的可能。

鲁道夫·希法亭在评论《剩余价值说史》——这本来是要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材料的——时，曾正确地强调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项由其本身的特定逻辑和内在矛盾而引起的思想的辩证发展的研究工作（见《国民经济学的自力发展》[Selbstentwieklung der nationomisechen Wissenchaft]）。马克思引用社会因素时，只作为这个发展的最终解释，而不是作为直接解释（6）。

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资产阶级的、也就是“官方的”或“学院的”政治学的发展，可以总结为分别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的三个阶段。在资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地位上升的阶段，政治经济学要求掌握经济现实，从而形成了由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跟着便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展开了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但是它还没有最后淘汰所有旧的统治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固有矛盾范围广为展开的时期后，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另一方面产生了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学派。最后，在第三个阶段，由于资产阶级终于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剩下来的只是他对无产阶级进行不断的防御性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走下坡路的时期。它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纯诡辩式的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先是被（折中派）“庸俗经济学”所代替，随后又被边际效用派或综合了折中主义和边际效用主义的混合派所代替。

但是，分析一下三十年来官方经济思想的演进，人们就会发现上述概念已经不够全面。自从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人们不难看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演进中，还有一个第四阶段，这就是纯实用主义阶段。纯诡辩的方式唯有当制度仅仅是在理论范围内受到了威胁时才是个有效用的手段，而一旦制度可能实际垮台时，它就不起作用了。

从这个时候起，政治经济学把它大部分纯学院式的考虑丢在一边，成为一种实际巩固资本主义的技术。这就是它自从“凯恩斯的革命”以来，以及各种计量经济学形成以来所起的作用。[II]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当今“官方”经济学界所以漠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按照他们的想法，马克思主义同以微观经济问题为中心的、满足于“从抽象进行推理”而不是提高就业量或为扭转支付平衡赤字提供药方的其它一切“老牌政治经济学”并无二致。更重要的是，仅有的一些在经济思想史上把马克思置于荣誉地位的现代经济学者们，恰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现时流行的各种宏观经济学的鼻祖的那些人。[III]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在设法证明马克思的价值首先在于他似乎是对凯恩斯学说、对经济周期论以及国民收入计算等等有过“预感”。

但是如果在我们这个十分动荡的时代，人们对脱离眼前实际考虑的“纯”经济学问题的兴趣确实减低的话，那么，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受到的重视的下降，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11）。因此近五十年来，他们仅仅满足于用一些《资本论》的摘要来重复马克思的教导，而这些摘要越来越和现代的实际脱节。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序言一开头就提到的矛盾的第二个根源，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能力把马克思在前一个世纪完成的著作适用于二十世纪后半叶。

这种无能首先来自一些政治上的原因。这是斯大林的时代，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内，理论被置于附属地位的结果。理论成了政治的随机应变的附属品，正如中世纪时的哲学曾经成了神学的奴仆一样。就这样，理论受到了实用主义和诡辩主义的歪曲，对于经济基础理论来说，尤其是如此。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许进行自由的理论研究，这种诡辩式的歪曲突出的表现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形成了把东方和西方年青一代排斥在外的一整套东西。停留不前和遭受歪曲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思想，[IV]只能慢慢地再起，尤其是在归根结蒂决定这种停留不前的社会条件还没有被彻底清除的时候。

但是，不但在苏联和同苏联站在一边的各国党内，而且在西方，在一切不受苏联摆布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所以停止发展，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产生误解。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有一段名言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说明，应该遵循的方法是：从抽象出发，再回过头来体现具体（13）。数不清的普及者吸取了这段名言，并引用三册资本论的结构，一次又一次地，用简化的方式——可是往往不甚高明——来重复马克思在上一个世纪作出的经济论断。

可是说明的方法与认识的起源是混淆不得的。马克思既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具体的事物，非经过内在抽象关系的解析，是无法理解的，同时他又着重指出，这些关系并不是什么天才的直觉发现，也不是高超的抽象能力的产物，而是研究实际材料的结果。实际材料正是一切科学的原料。如果要证明这确实是马克思的见解，人们只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论方法一段话，同《资本论》第二版跋里的一段话，彼此对照一下就行了。资本论第二版跋里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

“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上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黑体字是本书作者标出的）（14）。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中叶，仅仅或多或少忠实地把上一世纪写出的资本论中一些章节摘要一番，来从事论述，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可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下了许多不容人置辩的断语，说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过了时，“因为它所根据的是上一世纪科学的材料”，这种断语的价值更小。

科学的正确立场无疑是努力根据当前科学的实际材料，来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究竟是否依然有效。[V]这就是本书所要遵循的方法。

因此，有必要申明，读者如果在本书里找到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主要信徒的引语，那是在读完本书对要感到失望的。我们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切作家们不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们坚决不引经据典，不为经典作注释。相反地，我们大量引用当代主要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家、人种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论断，只要这些论断涉及人类社会过去`现在或未来经济活动有关现象。我们所要证明的是：根据现代科学的实际材料，人们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重新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证明，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能够综合人类科学的全部，首先是综合经济史，综合经济基础理论。同时也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能够和谐地结合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其它经济学派比起来，其重大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能动地综合历史和经济理论。这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做得到。不应该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过去各种调查研究的最终结果，而应该认为是一种方法的总和，是依靠这种方法而取得的一些成果。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如约瑟夫·熊彼特和乔安·罗宾逊，曾经对这种综合表示怀念（15）。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这种综合。而且也只有作为辩证唯理论和通过经验（和实践）对事物的理解这二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可以理解。[VI]

因此，方法应该是发生发展的，批判的，唯物的和辩证的。应该是发生发展的，因为任何“范畴”的秘密决不能揭示出来，如果不去同时考察这个“范畴”的根源和发展，也就是他内在的矛盾和发展，换言之，就是揭示他的本质。[VII]应该是批判的，因为任何“范畴”都不能作为“理所当然”的而加以接受。马克思自己所揭示的各个“范畴”：“社会”、“劳动”、“必要产品”（生活必需品）或是“商品”、“交换”、“货币”和“资本”都不例外。为此，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散布下的一切非常深刻的论点作为根据。有时候，我们还得加以革新。

不管怎样，批判地、从发生发展上考察这些“基本范畴”，必然把我们导向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了不使读者灰心，为了不打断论证的逻辑进展，我们特意不把这种分析的主要部分放在第一章里，而把它放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里。[VIII]此外，显然也有一种辩证的诱惑力，想参证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想参证原始社会来深入研究劳动这个观念。事物的本质不正是在它的否定中，或者是，更恰切地说，在它的过时中，在它的否定的否定中，显示得特别鲜明特别丰富吗？

最后，方法是唯物的和辩证的，因为任何经济范畴的最终秘密，都不是在人的脑子里发现的，而每一次都是在人的社会关系里找到的。这种社会关系是人在从事物质生活的生产中不得不彼此缔结起来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关系一样，既要作为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来加以考察，又要作为一个矛盾的整体，一个在本身矛盾压力下发展着的整体，来加以考察。

作者所遵循的方法，以及这个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大概会引起反对。有人会说作者虽然以当今科学的实验教材为根据但这些根据毕竟是经过选择的。说作者只选择了符合于“他”预定体系的材料，而并不是一切材料。说他只解释了一些事实，而不是一切事实。

只有在这样的范围内，他们的反对才是有效的。就是说，作者的确力图避免那种着了魔似的想“巨细不遗地来写历史”。法朗士曾经十分风趣地在他的《友人传》里嘲笑过着了这种魔的人。这样去写历史，不仅在实际上不可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用处。如果要读尽用全世界各国语文写成的一切有关人类经济活动的著作和材料，那非活上几个人生不可。

各种学派都就其水平作出了有效的综合。马克思主义想就中世纪法国土地占有的原始方式，研究其已经得出的一些结论，不必去查许许多多有关的材料，他只消依据马尔克·勃洛克写的《法国农村史的特性》的著作就行了。

而且有选择的掌握事实，显然是一切科学的本分，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IX]违反科学的东西，不是不可避免地去选择有意义的事实，而是为了“否定”不符合总轮廓的一些现象，而是故意抹杀（或歪曲）实验和观察。我们竭力避免一切这样的主观主义。

除了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有关的部分以外，我们力求把问题“非西方化”。也就是说，在一切文明里，找到资本主义前期各经济范畴的共同点，只要这些文明已经达到具有发达的国际贸易的阶段。我们这种努力也许显得太大胆。我们既不具备必要的语文知识，也不具备必要的历史知识，来顺利完成这样一份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仍不失为必要的，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今天的群众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西方，另一方面，也因为从事马克思主义普及化的人已经在这方面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他们的“连续阶段”论认为在全世界，社会都经历过这些阶段，或者今后必定要经历这些阶段。然而这个理论却已经为马克思本人所明确驳倒（例如见1877年11月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21）。[X]

因此，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一种尝试，一种草图，需要再三修改，需要请东京、利马、伦敦、孟买，以及——为什么不呢？——莫斯科、纽约、北京、巴黎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空中把球接过去，用集体工作来完成一个个人显然不能完成的工作。如果这部书能够引起这样的发展，哪怕只是一些批评，那末作者也就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他追求的不是重新提出或者发现永恒的真理。他要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现实性。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在于通过集体综合世界科学的实验材料，而远非通过注解或诡辩。

[I]凯恩斯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过时的经济教科书……不仅在经济观点上是错误的，而且在现代世界上是既没有价值又无从实施的”（2）。贝利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并且已经被驳倒”（3）弗朗索瓦·贝鲁肯定说：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的各项“长期趋势”没有一项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证明，也不能用科学的观察来加以证实（4）雷蒙·阿隆写道：“在西方文化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地位，就连法国和意大利也不例外，尽管在这些国家里，知识界有很大一部分人公开拥护斯大林主义。要想寻找一个配称为经济学家的人，一个可以按照严格词义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是白费力气”（5）。等等。

[II]参阅本书第十八章的《凯恩斯的革命》和《计量经济学或实用主义的胜利》等节。

[III]例如熊彼特（7），亨利•纪东（8），孔利弗（9），阿尔文•汉森（10），等等。

[IV]“在我们这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人们找不到任何根本的创造性研究。我们的大部分理论家都忙于把陈旧的引言、公式和论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创造性研究的科学算得了什么科学呢？这毋宁说是经院哲学，是学生作业，而不是科学，因为科学首先要求创造，要求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重复已经陈旧的东西”（12）

[V]许多作家，特别是弗朗索瓦•贝鲁曾经屡次肯定说，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从来没有经过观察或者经过统计材料所证实（见上面引的话）。我们在这里要努力对这种说法提出反证。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马克思自己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别人错误地转嫁给马克思的一些概念。例如：“绝对贫困化”，实际工资的经常下降等等。我们很想知道官方的经济学家能否驳倒我们为此而搜集的一些材料，或者是否继续不容人置辩地断定“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如果继续这样强词夺理，那就只会表明他们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仅仅满足于重复上一世纪的数字和事例，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

[VI] 1858年2月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里说：“通过批评把一门科学提到这样的水平上，使能够辩证地叙述出来这是一回事；把一种抽象的、完成的逻辑体系用在一种这样的体系的想象上，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拉萨尔]将会不胜悔恨地，懂得这一点”（16）

[VII]希法亭曾说：“马克思之所以不同于一切比他早的人，就在于他的体系是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这并不仅仅因为社会理论意味着要理解：经济的各个范畴也就是历史的各个范畴。单纯的这种理解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为只有揭示社会生活规律的性质，才能够发现和证明发展的机构，（才能够证明）经济的各个范畴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转化的，是怎样消失的，以及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17）。当然，这里还有认识的发生和论述方法之间的矛盾。在充分掌握一个范畴在出现时期的意义以前，必须先就他成熟了的形式加以分析。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头几章里，有意识地不用发生发展的论证法。但是，一等到掌握了揭露秘密的钥匙，现代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想要就新的实验材料重新考察它的有效性，那就最好从起源出发来重新考察发展。

[VIII]参阅本书第十七章的《出卖劳动，自由劳动，劳动的消亡》《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和心理革命》《人的局限性？》各节。

[IX]英国学术协会主席勃洛诺夫斯基说：“科学不是一大堆事实，而是怎样清理自然界的各种事实，加以归一，并使其可以理解”（18）经济学家梅茨莱说：“倘若我没有大错而特错，那末在统计家中间占优势的意见是，统计方法的选择决定于需要验证的理论。除非偶有例外，按照逻辑来说，决不可能在广泛地研究各种事实的时候，把理论当做好像一种副产品，边走边拉进来研究研究”（19）。经济学家艾迪和皮柯克指出：“我们在绝大部分认识的领域内感到兴趣的事实为数极多。这些事实的相互关系表现得非常复杂。详细认识某一专门学问的全部有关事实，并且能够把这些事实的各自关系各别予以全部指出，这一般是任何人都办不到的，不管这人是怎么样的勤快……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思想的自然反应似乎是应该按照研究者的意图和问题的性质，详简不一的把各种事实和各种有意义的关系，分成为数不大的范畴，以便理解并考虑其全貌。然后，以这些范畴为基础来判断世界和人类的本质，也许还可以进行一些预测”（20）。等等。

[X]应该指出，几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对普遍的“连续阶段”论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提出了重要异议。他们特别重新回到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概念上去（22）。